沈从文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他们航船、从军、种地、为娼、做匪， 各以不同方式，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节气变化，寒暑更 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生老病死。在时间的 长轴上给一个精确的刻度，标明这些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似乎近于奢侈、毫 无必要。然而，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 可谈，如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形式，这种把握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他 的时间哲学。经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之后，读者或许能从混沌的自然时间流之下，发现中 国现代小说史上对时间最出色的感受和处理方式。而对时间日益深刻的感受和把握，正 是20世纪世界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和人物的“自由意志”
叙事涉及两个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前者指事物存在的客观 形式，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度连绵不断的系统；后者是对这个系统的 控制。叙事得以发生，依靠的正是“控制”，它改变时序(如顺叙、倒叙、预叙等)，改 变时距(指叙事速度，包括省略、停顿、场景等)，还关系到频率(叙事的重复能力)。( 注：热拉尔•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解为三项内容：时序、时距、频率，读者可参阅他的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第13页，王文融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 。)法国批评家让—伊夭•塔迪埃指出，叙事时间“处于小说艺术的顶峰，并将人们所 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它是想象力的胜利。 ”[1](P284)沈从文就是通过叙事时间创造了奇迹的人。
赞赏《边城》的人，很少注意到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作 品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小说情节开始启动，在第3节，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一，端午节 前。两艘龙舟在长潭试水，鞭炮和牛皮鼓的声响把翠翠唤回到两年前同一个节日。4、5 节，借翠翠的视角，补叙前年和去年两个端午节上，翠翠分别认识了二老和大老。三个 端午节期间，是两年空白，连盛大的中秋、新年，记忆中也散漫、模糊，少留痕迹。作 者叙事的速度相当快，概要交待过必要的事件人物后，不再驻笔留连。第6节，追忆结 束，回到现时，即今年五月初一，叙事速度明显放慢，叙事密度增大，事件纷繁叠出； 作者用3、6、7、8、9、10共六节篇幅叙述从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的情形。从第11节， 大老托人说媒，到第20节，爷爷之死，花去十节篇幅，时间约两个月。最后一节(第21 节)，写爷爷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叙事速度重又加快。
如果把时间比为一条大河，这段历时两年半的故事就恰恰位于河流的回旋处、转弯处 。汤汤河水从无涯的传说中平静流淌过来(前两节决不是可有可无)在这里遭遇拦阻，变得狂暴起来，波浪齐天，汹涌澎湃；闯关夺隘之后，又陷入无言沉默中，静静向不可知 的未来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事极少有这样的回旋和一波三折。小女子调动神祗为 爱情而战，爷爷徒劳却相当固执地四方奔走，一般湘西人所没有的“自由意志”，在《 边城》主人公身上有上乘表现。它把时间从混沌的状态中分辨出来，缩小了时间的计量 单位，由星河纪年转为分秒计时，让我们注意到一日一时的人物命运。
时间的叙述，在《边城》中不是取单向进展，它也频繁地回溯。分两种情形：一种为 补叙情节，如第4、5节，对前两个端午节的回忆。另外还有第7节开头，祖父和翠翠在 端午节前三二天的对话，他们议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使用过去时态。再就是第7节末 尾，讲“前几天”天保大老过溪时向爷爷表达对翠翠的好感。这个“前几天”，指第3 节提及的五月初一，“天保恰好在这一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 的那一次。前后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实际上，第三个端午节期间，大老一直缺席，但 由于不断回溯，给读者造成大老在场的错觉。作者要的恐怕正是这种错觉——以最紧凑 、最简约的文字，处理人物情感纠葛。另一种是爷爷和杨马兵对翠翠父母恋爱悲剧的回 忆。它反复出现，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 过去”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当前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昔“情结”、“原型”的 阴影里。
小说结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对矛盾的解决，不作时 间保证，留下许多期冀，也凭添不少哀愁。
这种充分利用叙事时间在时距和时序上的变化之潜在能量的作法，使整部小说在结构 上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它使时间安排服从或受制于情节变 化，随情节发展需要压缩或延伸。在沈从文小说中，这一点有特别意义：它暗示人的行 动对时间的支配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边城》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执着 地行动着，在其他湘西小说中，这一点极其罕见。
二 叙事时间与命运的显现形态
沈从文多数小说的叙事时间，倒不象《边城》这样。它们在时序上追求与事件时间的 一致性，即平铺直叙，把一个故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故事躺在时间的怀抱里，跟着它向 前漂，有放任自流的意思。文论家自来对这类凭本能就能掌握的办法诋毁颇多，以为是 记流水帐，不足为训。古希腊时代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记》，已经知道从奥德修斯返 家说起，早先的海上冒险故事通过倒叙合盘托出，为后世提供了叙事范例。沈从文反而 倒退了不成?
当然不是。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 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 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 在形式。
例如《阿黑小史》小说分“油坊”、“病”、“秋”、“婚前”、“雨”共五节，时 间历春、夏、秋、冬、春五季。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结婚、生病、死亡 或发疯的生命历程。自然界万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人却由兴旺走向衰败，不可挽回 。两相对照，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时间在这里是神，他把人物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阿 黑和五朋的悲剧，根源不在社会恶势力破坏，也没有双方家长干预，它纯属天意，是时 间支配的结果。
沈从文另外一些小说，如《萧萧》、《一个女人》，截取人物生命中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段落，演示她(他)们的命运。《萧萧》写小女子萧萧12岁过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童养 媳，15岁被人引诱，16岁生子牛儿，26岁与丈夫圆房，28岁时又为牛儿接亲，前后时间 跨度有16年。这期间，萧萧遭受了种种磨难，一度性命都岌岌可危。很多论者从中寻找 宗法制度的罪恶，他们忘记了刚才还在用湘西的温情和诗意对抗都市资本主义罪恶!这 种机会主义的批评态度于研究无补。时间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支配萧萧命运的核心力 量。是时间和成长给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恶势力格外的馈赠。《一个女人 》的构思同《萧萧》相似。三翠13岁给苗子哥做童养媳，15岁圆房，16岁生养儿子，18 岁时，爹病死，丈夫被抓了壮丁。儿子长大取亲。三翠30岁时，抱上了孙子。生活裸露 在时间里，17年的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了。萧萧对自己的悲剧没有自觉，三翠也没 有自觉，但作者在两篇小说结尾，给她们的下一代安排又一个生命轮回时，却分明感到 并渲染了时间的残酷和分量。个体生命按命定的形式，周而复始，却不产生意义。
《我的教育》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可以和加缪的《局外人》参照来读。小说按日 记体铺排，记的是流水帐，今天如何，再一天又如何，不外是军营里千篇一律的生活： 出操、罚跪、看审匪、看杀头、赶场、吃狗肉……叙述人“我”和默尔索相似，智力平 常甚至略有缺陷，从这一切当中，得到肤浅的快乐，从不追究背后的含义。时间日积月 累，持续的单调和烦闷得到升华，有了荒诞意味。
汪曾祺很称赞沈从文小说的收尾，以为精妙异常。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角，仍是时间。 《旅店》、《第四》、《石子船》等，都让结尾——主人公最终情况的简介——与叙述 的核心部分，在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结局常常是不幸的突然降临，或暴卒，或被杀， 或失败。时间带给人命运以突兀的剧变，与前边主人公的上升、得意，形成鲜明对比。 人力在时间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沈从文小说中，对自然时间的信任以至放任，并非总是有利。短篇犹可，处置中长篇 时，却常常捉襟见肘。《边城》之所以十分紧凑、精致，原因是叙事时间根据情节需要 安排，具有自我生成性。《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篇，纯粹依赖外在自然 时间，又不象《阿黑小史》等，服从某种宇宙轮回观念，因此，容易给小说带来不良后 果。沈从文这三部名作，都没有写完。《凤子》前九章完成于1932年，事隔5年，至193 7年，才加了第十章“神之再现”，沈从文是想给这部被金介甫誉为“中国的《追忆逝 水年华》”[2](P218)的神奇之作一个收束。从格式上看，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情节可 以说还没有开始，因为起头三节，在青岛海滨，交待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美丽少女凤 子，她必是苗乡某女子的后代，且与那采矿工程师有一段传奇经历，但事先的伏笔在后 来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回应。《长河》算得上宏篇巨制，就现存的第一部看，规模也超过 沈从文其他任何作品。完整的《长河》，沈从文预备写三部，只是后两部迟迟没有动笔 。至80年代，沈从文访问美国时，别人问他，如果写，这两卷多久可以完成，沈从文满 怀信心说：“半年。”我看未必!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都有先天不足之感 。小说情节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拖下去。就象《神 巫之爱》中的几个标题：“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第三天的故事”， 情节线索本来就薄弱，加之风俗描写的消解，如此拖延，即或勉强草就，必冗长累赘。
三 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按通常对叙事时间的分解，除时序、时距外，还关系到频率，即叙事的重复能力，也 就是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一次叙述中，事件出现一次，称为单一叙事，而“一次叙述 从整体上承受同一事件的好几次出现”[3](P75)的叙事方法，被称为“反复叙事”。叙 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基本层面，又是小说形式中最尖端的操作项目，在频率问题上也 不例外。
在传统小说中，反复叙事从属于单一叙事。作品开头或人物第一次登场里，用得着这 样的句子：“林淳先生和他的女儿常常走到收割者中间去”(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 庄》)，“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醒世恒言》)。它描摹物景，介绍 人事，为人物活动提供环境和背景，为故事开场作准备，反复叙事此种功能的发挥，在 一般小说中已成惯例，除非有作者想格外借重它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否则，没有必 要引起过多注意。
第一个使用反复叙事，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并在主题实现、艺术构思上 发挥史无前例作用的，是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开头的名句，奠定了全篇反复叙事的基调。通过反复 叙事，普鲁斯特找到了“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处，并最终找回了消逝的往日时 光。沈从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且看实例：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 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 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长河》
这是一个并列关系复句，副词“必”表示肯定，不可更改。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 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 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再看两个单句：
人则各以其因缘爬到高处或沉入地下，在方便中也吃喝着，且常常用着那最道地的话 语辱骂着他的对手。
——《建设》
照例到这些时节，年轻人便红着脸一面特别勤快地推磨，一面还是微笑。
——《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
副词在句中起着关键作用，“常常”、“通常”、“照例”，意味着叙述的是一种习 惯性状态，而不是具体单个动作。叙事是一次，而事件发生过若干次；叙事是单数，事 件却是复数。
事实上，反复叙事所说的“反复”，只“是思想的构筑，它是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 只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严格意义上讲，“同一事 件的复现”，只是“一系列相似的仅考虑其相似点的事件”的复现，[3](P73)若照顾到 每一次的特点，事件就不可能重复发生，所谓“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沈从文小说中更多见的是综合了同和异的反复叙事的亚型：既写经 过抽象的“同”，又强调个案的“异”。当然，这样的句于中，“异”本身也是更细范 围内的概括。再看例句：
大白天，船上住的肮脏妇人，见到天气太好了，常常就抱了瘦弱多病的孩子到船边岸 上玩，向太阳取暖。或者站到棺材头上去望远处，看男子回来了没有。又或者用棺材作 屏幛，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类堵塞进另一方，尽小孩子在那棺木间玩，自己则坐到一旁 大石条子上缝补衣裤。
——《夜的空间》
第一句是总括，后两句分叙妇人抱孩子玩时的两种具体形式(更细的概括)。人这种总 与分结合的双重概括的反复叙事句型，在沈从文小说中，覆盖率相当高，且增生性极强 。它对人事在特定情形中的种种可能性形成了最大限度的概括。沈从文追求的正是这种 概括力!借此，将人事由特殊的“这一个”，上升到一般，从个别中提炼出惯例。
反复叙事由句型延伸开去，扩展成段落，充斥章节，以致组成整篇小说。《腐烂》、 《夜的空间》、《菌子》基本上通篇都用反复叙事，单数的场景仅成了点缀。《长河》 开头两节，《边城》开头两节，《小砦》开头一节，用反复叙事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而 象《丈夫》、《柏子》、《黔小景》、《建设》、《雪晴》、《会明》、《一个女人》 等作品中，反复叙事应用得十分灵活，可以在作品任何部分出现。例如《丈夫》开头一 句“落了春雨，河水涨大了”，这是单数叙事。接下来是反复叙事。若干段落后，再过 渡到单数叙事。《柏子》也采用这样的招数。
反复叙事在沈从文小说中，渗透性和扩张性极强，传统上属于单数叙事范围的场景对 话，也常转为复数：
在橘园旁边临河官路上，陌生人过路，看到这种情形，将不免眼馋口馋，或随口问讯 ：
“嗳，你们那橘子卖不卖?”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 不卖”。
——《长河》
这类对话，颇有中国古典小说中“众人齐声说道……”的流风余韵。从技术角度讲， 后边单数的直接引语不可能由众人“齐声”说出。同样，我们所引《长河》中的这段对 话，合理的情形，应该是单一场景中两个人的对话。但文学作品经常使用这种修辞上的 破格以实现艺术目的。沈从文此处用了“必”和“将”几个副词，破坏了对话场面的一 次性消费，使之成为在特定情境下反复发生的行为，体现了沈从文追求普遍性、概括性 的渴望。
在频繁使用的反复叙事中，因追求概括性和整体图景，轻视了个体特征，造成沈从文 小说中，句子主语的承担者通常变得游移不定，模糊或不确指。前边列举的一些例子中 ，句子主语多是“女人”、“水手”等，指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下面的例子更明显 ：
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 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 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就从瓮里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 就来到身边案客桌上了。
——《边城》
这是反复叙事。“不拘谁个”和“这人”作为主语，本身就十分模糊。“妇人”前边 所加的“眉毛扯得极细”，“擦了白粉”作限定性定语，并不能使这妇人从众多妇人中 区分出来，因为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妇人，几乎都是这样装扮。在上述例子中，妇人的 问话：“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其中又隐含了对第一个句子中主语“不拘谁 个”和“这人”的颠覆：“大哥”指商人或水手一类人，“副爷”用以称呼列身军籍者 ，它使前边的主语由任意选择的单数变成复数，所指更加含混。“男子火焰高一点的， 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又是对“大哥”或“副爷”的一次筛选，看似范围进 一步缩小，事实上并不能让主语更明确一些。一个短促的买卖过程，主语数次游离、置 换，表现出沈从文对人物个性的冷漠。他把单个的人还原到他所属的类，再把群体的人 还原回泥土和大地，人物成了风俗、物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沈从文小说中的一般情况，反复叙事，其进展的动力和秩序感则主要来自空间的有机 安排。例如《夜的空间》，用梦作连线贯穿统领全篇：妇人的梦、工人的梦、水手的梦 ……让我们见识了下层劳动者艰辛但又元气充盈的生活。《长河》第一节，叙事从岸上 移到水上，从男人转到女人，井井有条。《腐烂》靠的是地域上的相邻关系：由空场坪 到旅店，再到街道，最后移到河船上。
在空间秩序之上还有一个外时距统摄着。这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大的时间段落：“ 许多年”、“几年里”、“在春天”、“数日以后”、“夜间”等等。经过综合的事件 置于这个时间段落中，再按空间关系徐徐展开。如《菌子》的外时距是三年，在这三年 里，他的生活天天重复着。《腐烂》的反复叙事限定在一个夜晚，由黄昏开始，到黎明 结束。《一个女人》的外时距并不确指，大致从三翠13岁到30岁这17年。
在对沈从文小说中独特频率现象作了一番描述后，由此反映的作者的哲学玄想和文体 特征就看得较清楚了。热奈特指出普鲁斯特使用反复叙事的目的是“对无时间性的醉心 ”，“对永恒的冥想”[3](P105)，沈从文也是这样。他通过反复叙事，把个体还原到 类，从现象发现规律，把特殊提升到普遍，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 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60多年前，有评论家注 意到沈从文小说《贵生》的概括化特征：“一个人的形象性格的具体刻画，怎样被一种 朦胧的风貌的描摹所代替”，“动作、对话都是一般化的”[4]。可惜，评论者对此持 批评态度：“什么都写不明白，写不具体”[4]。倒是他不明白，这正是沈从文所刻意 追求的。《丈夫》中，讲完那位丈夫的故事，叙述人要格外交待一句：“象这样的丈夫 黄庄多着呢!”这与他喜爱引用《圣经》中的一句名言“阳光下头无新事”(注：此语出 自《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10节，沈从文在《看虹录》中引用。)用意相同。他笔下的 湘西，就这样静静卧在时间之外，历史之外：“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 从他们应付生活的方法与排泄情感娱乐上来看，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 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5](P281)“一切设计还依 然从渔猎时代取得经验，且充满了渔猎基本兴奋”，“好些情形都和荷马史诗上所叙战 事方法相差不多。”[6](P392)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7](P5)，也是湘西的本质所 在。它由同一地域人的共同生活凝聚而成，亘古如斯。
反复叙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金介甫说：沈从文小说“融 合了抒情诗与‘地方志’的写法”[8](P120)，林蒲说：《长河》是“史诗性的乡土小 说”[9](P318)，黄裳认为：“从文先生的小说也无一例外的孕育着浓重的散文因子”[ 10](P35)。这些议论，与沈从文自己的意见可以互相印证，他承认自己的一些作品，“ 在忧郁情调中见出诙谐的风致，把一个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节制地加以刻画”，“ 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11](P90)。这所谓“地志小说”、“乡土小说”、“散文化小 说”，得以成为可能，反复叙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依靠它，才“制造出”相对静 态的“环境”和“风物”(注：沈从文小说文体中有“故事性”、“情节性”的一面， 但散文化和抒情化同样存在，二者并不矛盾，“反复叙事”是使它们统一起来的重要手 段之一。)。
四 时间：历史思考和生命体验的维度
现代中国作家中，沈从文是对时间最敏感且议论最多的一个。他的作品里，到处散落 着对时间的感喟，愈到后来，这种感喟愈强烈、深沉。
对计时颇糊涂的沈从文，对时间的残酷性却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报时大钟/染遍了朋 友之痛苦与哀愁，/心战栗，/如寒夜之荒鸡，捉回即忘之梦。”[12]他又吟咏：“时间 如庞大的水牛，在地球上走着，踏碎一切的青春。”[13]对时间的惊惧，借奇崛的意象 ，生动地传达出来。沈从文又说：“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 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在去找证据。”[14](P59)这证据在沈从文作 品中并不缺少：前后对照，抚今追昔，时间挟变化之力，给万事万物留下深深伤痕，作 者与读者同声一哭。《雨后》中的阿姐明白：“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比其 他快。”青春苦短，韶华转眼即逝，一场风，一阵雨，就会落红满地，不堪收拾，因此 ，她明白“便应当更深的爱”，及时享受神赐予的美丽容颜和肉体，不使它空付流水。
时间消融生命，制造离奇；在长久的时间段落中，历史滋生了。沈从文沉浸在湘西往 昔和现实的对比中不能自拔，他的时间观跨越了个人情感生活范围，进入对民族历史的 反思。
他的小说中，凡涉及湘西人物对时间、岁月的无知无觉混沌状态时，有一句特色语言 ：“糊糊涂涂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或“便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把人在时间面 前无依无助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对于时间，人又能够做点什么?生命处在湘西那样剧 烈离奇变动的世界中，若一切都向上发展，或许会给人宽慰，无奈一切皆在衰退中，“ 一切都表示生物学的退化现象”[15](P259)。《湘行散记》写到当年绒线铺那个少女， 曾引动作者灵感，《边城》主人公翠翠，就以她为原型。她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惨不 忍睹吧?当年发誓要娶她为妻，后来如愿以偿的那位男子，如今憔悴不堪了。作者聪明 ，没有把当年美好印象破坏殆尽，他为那女子选择了死，死比美的丧失似乎更容易接受 一些。这中间只隔了17年。
在源水一个小小码头客栈，《湘行散记》叙述人行经此地，短暂的停留，发现了不少 名片，有士兵、军官、商人、差吏，无所不包。一二十年间，这些人中间，恐怕大多数 都死掉了，“水淹死的，枪打死的，被处妻用砒霜谋杀的”，而这些名片因偶然机缘保 留在这小小客栈里，任人把玩凭吊。或许就是这些有意无意留下的名片，是亡人们在世 间尚存的唯一痕迹吧?
沈从文在昆明时，租住在呈贡乡下一所宅院里，有机会见到各色人等，匆匆来，又匆 匆去，各以自身的独特处，引起作者记住各人的身份、相貌、性格，
并关心他们后来的 命运。消息不断传来，不长的时间，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上分得了各自的不幸 。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有一个著名场景：七巧照镜 子。时间大幅度跳跃、间隔，就在这种最不经意的琐事上发生，它动辄就消耗掉一个人 10年、20年的生命。本世纪最卓越的小说之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就让时间 充当了主角，观察随时间流逝，人物在相貌、性格及相互关系上前后的巨大差异。沈从 文对时间的叹惜一如张爱玲、普鲁斯特。他把一切现实矛盾社会矛盾充分淡化，让生命 赤裸裸暴露在时间之下，接受它的捉弄。“我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他在《 湘行散记》中这样写道。《阿黑小史》写毛伯“头是在摇摆中已白了一半了”，一个单 句隐伏了时间前后的巨大跨越，让人触目惊心。难怪沈从文会坚决地说：“我不相信命 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16](P257)
沈从文在《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样》、《七个野人与最后一 个迎春节》等作品中，追溯了久远时代湘西的生活，他凭常识和想象，把它描绘成性爱 、宗教、自然三位一体的伊甸园。20世纪的湘西历史，在沈从文个人经验之中。他亲眼 目睹了汉人对苗民的围剿，各路军阀的征战厮杀，国民党的侵夺。几十年风云变幻，湘 西生灵涂炭。在当下与远古对照中，沈从文认同了退化论，一切都在走向没落，连源陵 盛产的肥人肥猪，今天也踪影全无了，沈从文对此感慨：“浦市地区屠户也那么瘦了” [17](P279)。沈从文在他的《湘行散记》中，记录了重返湘西的所见所闻，他说：“我 这次回来，原是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18](P305)这历史带给他的是深长的叹 息。
沈从文喜欢用彩虹比时间(注：参阅《水云》、《看虹录》、《新摘星录》、《三个男 人与一个女人》等。)，就像他喜欢用彩虹和星子比喻美丽女人一样。女人灿烂的容颜 易逝，生命中那么多值得驻足的时刻，也往往是惊鸿一瞥，“时间带走了一切，天上的 虹和人间的梦”[19](P296)，“时间在改造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你和人， 同样都在时间下失去了固有的位置和形体”[15](P265)。与时间抗衡，留住生命欢娱的 时光，沈从文为此处心积虑。沈从文在《绿魇》中，写到昆明乡下一个老太太，赋予她 的品性就是持久性和超时间性，也就是沈从文经常说的“常”，身边的芸芸众生死去活 来，充满流动性，却全然对她的生活没有影响。
总体而言，沈从文更像普鲁斯特，他相信回忆的力量。在小说《堂兄》中，他说：“ 堂兄可爱的面容，必能在我的追忆中再生”。而《凤子》正是在回忆中复活了现实中业 已不复存在的美好人事，“时间使树木长大，河流改变，天地变色，少壮如狮子的人为 尘为土，……不过有多少事情，……在我们记忆上，却永远年青”。又说：“若果一个 人在今天还用他的记忆，思索到他的青春，这人的青春，便于这个人身上依然存在，没 有消失。”于是，那个20年前曾在乌巢河畔苗乡有过传奇经历的老年绅士，讲了一个长 长的故事给年青人听，回忆“让这一道行将枯竭的河流，愉快的重新再流一次。”
一般来说，沈从文并不刻意为他笔下人物战胜时间寻找什么途径，他甚至欣赏人物面 对时间压力时所取的漠然态度。沈从文更关心自己如何从时间侵蚀中获得拯救。进入40 年代，沈从文在文坛的地位已经确立，人也步入中年，心灵进入玄想沉思时期，创作上 在酝酿新的突破。此时他更频繁地思考不朽、传世、永生等问题。他的思维运作已经脱 离了乡下人的粗犷豪迈，越来越具有古典风度。他强调“立言”，以立言求永生。由此 ，他对生命和生活有所界定区分：为活而活，谓之生活；能够意识到生存，并思考生存 之意义，才能进入生命层次。掌握了生命的人，也就掌握了时间。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作 家、思想家的存在，他喜欢谈论智者：“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 ，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陆续失去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 如烛如金。”[14](P58)因为他们能在后人追忆中再生。沈从文推崇释迦摩尼，孔子、 耶稣，也是为着“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 中几千年。一切生命都有时间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20](P96 4)为进入这些不朽者的行列，沈从文下决心：“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 ”[19](P296)写“《圣经》”当然是个比喻性的说法，但的确沈从文通过他的作品，达 到了“不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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