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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山皕: “只馀未死一悲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管见

  

  

   陈寅恪先生是我所景仰的前辈大师。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因病休学在家,不愿让时间空过,便大量阅读书籍。当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唐代的历史。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为我提供了许多读物,其中就有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过去读白居易《琵琶行》,一句“幽咽泉流水下滩”,怎么讲都难以讲通。后读到陈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指出“水下滩”实为“冰下难”,一下子就把我多年的疑难解决了,使我对陈先生不胜钦佩。后来又读了陈先生其他的作品,以及有关陈先生的资料,使我对先生的学养和品格,还有他治学的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与几个朋友谈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为了与朋友辩难,乃重翻旧书,再读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及有关资料。随着读书的深入,我渐渐失去了辩难的兴趣,沉浸于另一种思考之中。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个问题,注家蜂起,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有辩诬说,有女权说,有自娱说,有治史说,有载道说……见仁见智,各有道理。窃以为,陈先生穷十年功力,成此巨著,必有深意,绝非无所事事、为打发岁月的消闲之作。从陈先生两篇重要文字《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看,研读陈先生著作,还是应该从先生一生守护的中华文化,和一生致力的历史研究着眼。陈先生和王国维先生一样,生逢乱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沉沦有着巨大的痛苦,而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开拓,又有责无旁贷的担当。这样设想也许对陈先生的心路略得一二。不揣浅陋,写出自己的一点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代士大夫重气节,影响及于青楼

  

   自宋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深入发展,士大夫都很注重名节,讲究操守。有宋一代,出现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特别在末世。如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等。理学流风所及,社会也深受影响,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名节中最重要的莫过忠孝二字。特别在末世亡国之际,以身殉国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出现众多的气节名臣并不奇怪。不光朝廷重臣,就是地方官员,如扬州的姜才,李庭芝,都能孤军坚守危城,拒不投降,为国尽忠。《宋史》未能为姜、李立传,为后人所诟病,认为是一大缺失,不能看作信史。

  

   宋亡以后,抗元的斗争并未止息,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和他的母亲。谢和文天祥为同榜进士,又都是江西人(朱熹的同乡),大号都有个山字(文号文山,谢号叠山),真是两座巍峨的高山。谢枋得抗元失败,逃亡深山,元兵搜捕到谢家,逼谢母说出其子的下落。谢母从容淡定地说,你们要抓我的儿子,不如把我抓去,因为千错万错都是我老婆子的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教儿子读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不然也不会有今天。一个上年纪的家庭妇女,却有如此高尚的情怀,这段直白的话和文天祥《衣带铭》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真可谓异曲同工,光昭日月。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也由此可见理学影响的深入社会。说到这里,真忍不住要说几句题外的话了。中国从古以来就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人们“明礼义,知廉耻”,所以才有“礼义之邦”的称谓。不知怎么搞的,“礼义之邦”现在却变成了“礼仪之邦”,央视上还把这个错误的称谓大肆宣扬,好像中国就会讲排场,装样子。这真是笑话了。

  

   到了明朝,宋儒的理学教育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还应该归功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取士,儿童开蒙就受的这种教育,长大了要参加科举考试,走仕途,求出身,安身立命,都离不开理学。在这样的熏陶之下,有明一代从开国到亡国,真出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如国初的方孝孺、景清、铁铉,后来的于谦、王守仁,还有鼎鼎大名的海瑞、杨继盛。末世就更多了,杨琏、左光斗、袁崇焕、吕维祺,还有顾宪成等东林党诸君子,直到扬州死节的史可法。可以说个个都是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真汉子。

  

   宋明之重气节,不仅在读书人士大夫之中,在市井中也不乏其人。有以颜佩韦为首的苏州五义士,为保护被阉党迫害的正直官员,苏州市民爆发了一场“民运”“风波”,打死了阉党官员。当朝廷严厉镇压时,五义士挺身而出,担当责任,英勇就义。还有在秦淮卖艺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为抗清军不惜千里奔波于扬州武昌之间,冒险犯难传递军情。甚至在青楼中也出过一些侠妓烈女。李香君是大家都熟悉的。最壮烈的则应数葛嫩(蕊芳),她随夫孙克咸参加抗清,随军转战到福建,兵败后与夫同被俘。清军统帅知其为秦淮名妓,欲犯之,葛嫩不屈服,嚼舌含血啐清帅,结果当场被清帅手刃。明亡以后,诸多秦淮名妓都先后离开了青楼,有的从良了,如柳如是;有的出家了,如卞赛赛(玉京),顾眉,还有陈圆圆。这些出家的多少都有点不甘亡国之痛,并非都是出于个人感情问题。当然,还有不幸被杀的,如王月(微波)被张献忠掳去,因小事忤张被杀。还有董白(小宛),一说被清军掳去,献给了顺治帝,很得宠爱,董却郁郁以终。(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即持此说,不是在他的小说中,而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纵观以上各名妓,与陈朝“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妓女好像颇不乏“救国”的传统,这流风直到清末民初还有赛金花、小凤仙这样的传奇人物。男子爱不了国,便把希望寄托在妇女,甚至妓女身上,也真够没出息的。

  

   二、柳如是是众多秦淮佳丽中很独特的一个

  

   清初以来,柳如是的名字就常为文人学士道及,直到民国,甚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褒贬不一,仍历久不衰,没有淡出历史舞台。作为秦淮名妓,美丽是不消说的,何况她还富有才情,能与诸多名士唱和,名妓之号并非浪得虚名。最后的归宿是嫁与大名士、大文豪,当然也是大官僚的钱谦益作妾。在当时人们看来也算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合了——一个青楼女子有如此结局,真是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可是,这位柳女士有个要命的怪脾气,除了才貌,她还要讲气节。当明朝亡国之际,她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居然劝丈夫钱谦益自杀殉节,自己甘愿与钱同死。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作出的草率决定,只消想一想傅雷夫人朱馥梅女士与丈夫同殉的事,就可以想象她作出这个选择是多么难能,得有多大的勇气与决心。住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有民族气节的并不罕见,只不过她们不及柳氏勇敢坚决到不惜一死的地步。(葛嫩除外)。

  

   结果并不如她所愿,钱谦益拒绝所请,没有自杀殉国,而是降清仍然做他的高官。对于钱谦益的降清,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问题,目之为“汉奸”,“软骨头”,“变节”,其中还有很复杂的原因。总之结果很糟糕,钱谦益虽然保住了富贵荣华,但却失去了名节,赢得了千古骂名。特别是新主子满清皇帝,虽然也予以重用,却从内心里看不起他。新主子的鄙夷他未必感觉不到,事实上降清后钱谦益精神上也十分痛苦。到了乾隆修明史时,将他归入“贰臣传”中,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真是上辱没祖先,下祸延子孙了,幸亏他们本身已经看不到这耻辱的一幕,不然真是将何以堪?柳如是在这个大关节上是彻底失败了,说不定当时许多人还把钱谦益的变节投降归咎于她。在咒骂嘲讽下被人戳脊梁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加之家庭的纠纷,终于使这一代才女投缳自尽,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给柳如是作传,无疑是赞赏柳的民族气节。陈先生虽学贯中西,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情有独钟,一生执着守护,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护发扬,贯彻始终。忠孝自古是大节,青楼中有如此女子,陈先生自然在思想上认同,为之立传,予以表彰。《别传》中陈先生对柳是深怀同情的,考据她的经历,交游,诗文,并为之辩诬。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的基本态度。

  

   三、怎么看待钱谦益降清变节

  

   陈寅恪先生为柳如是立传,与其说是为柳,不如说是为钱谦益。柳如是不过一青楼女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钱谦益就不同了,不仅是高官显宦,还是一代文宗,诗坛祭酒,无论从文化角度或历史角度看,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通过陈先生的考据,对浩如烟海的有关史料文字的爬梳整理,耗十年心血,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生态,编织成一部巨大的历史画卷,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柳如是别传》。

  

   世人对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大都是交口指责,心怀鄙夷,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清初的范文程、洪承畴、钱谦益“汉奸”的罪名已是铁案,尽管他们对当时的“统一”,“和谐”,“维稳”,“求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也难以洗刷其恶名。陈先生能跳出世俗的偏见,在《别传》中对钱柳都持正面的看法,对他们寄予同情,为他们开脱辩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先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治学风格,不媚俗,不从众。

  

   我们读《柳如是别传》后,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钱谦益为什么要降清?他的降清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吗?陈寅恪先生又是怎样看待钱谦益降清的?为什么他能谅解钱谦益的行为?可惜我们不能起钱、陈二位先生于地下,请他们自己回答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予以推测。

  

   宋自程朱以来,理学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到明清而达高峰。理学特别注重名节,甚至推演到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地步。吕维祺被李自成军俘获,在押赴刑场准备处死时,路遇福王朱常洵。吕还告诫福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但名节至重,殿下切不可有损名节。”可见名节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钱谦益的行为自然是大节有亏,为士林所不齿。

  

   一个民族,当亡失了国土,但如果她的文化保存下来,并得到延续和发展,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消亡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她的文化中断了,她的文化遗存变成了单纯的“文物”,这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消亡了。前者如犹太民族,后者如古埃及人。犹太人亡失国土上千年,却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犹太民族今日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让人敬畏的民族,岂是偶然的。中国古代也有一种说法:史存,则国存;史亡,则国亡。这是中国特重历史的看法,我认为把“历史”换成“文化”就更为恰当。陈先生学贯中西,又专治史学,对中外古今历史的风云变化是有深刻的了解的,深深知道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存亡至关重要。王国维之死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刺激,在社会大变革之际,固有文化的沉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毕生致力于该文化的人,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因此王国维不惜以死相殉。陈先生所面对的,是远比王国维当时更深刻巨大的社会变动,他却没有选择王先生那条自沉的路,而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低调应对,专心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此以外,他还要维护一个原则,即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那么,钱谦益的变节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不能像顾炎武、屈大均、张煌言那样,参与反清的斗争;也不能像黄宗羲、王夫之,傅山那样不降清,不仕清。说他懦怯怕死,贪图富贵,谁也无法为他开脱。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如果钱谦益当年真的选择了自杀殉节,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恐怕也不尽然。首先,这对于明朝的覆亡已于事无补。再说一个腐败透顶、天怒民怨的政权土崩瓦解之时,

为它殉节值得吗?古人讲愚忠,却早就有人指出,为一家一姓尽忠殉节是没有价值的。而况这时南明弘光小朝廷也已灰飞烟灭,他向谁去尽忠殉节?这里不是说钱谦益变节有理,而是说为明朝殉节的无谓。柳如是的建议他当然不能听从。

  

   钱谦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当时已是一代文宗,诗坛领袖,而且是在文学上有重大成就的人。今天凡研究杜甫的学人,都绕不过钱谦益这道坎儿。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都认为自己肩上担负着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特别在文化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他是不会轻易言死的。当关外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女真人入主中原之时,中原的知识分子必然感到中华文化有沦丧的危险,因而保存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是“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钱谦益当年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悬揣。说得好听一点,降清也许是忍辱负重吧。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其实也不完全有悖儒家的伦理道德。春秋时齐国发生政变,君王被弑,一代贤相的晏婴闻知后,哭之,却不肯“死君难”,不去殉节。孔子对晏子的行为没有加以指责,而是给予赞扬。因为晏子还有更重大的责任、有比殉节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何况那死去的国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拿周武王伐纣的事问孟子,这算不算是弑君?孟子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于暴君被杀,孟子甚至不承认是弑君,更不会主张为之殉节了。

  

   四、陈寅恪为何选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作主题

  

   有人说,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是以小题目作大文章,确实是写文章的高手。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人们要写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社会问题,写风云激荡、社会巨变的时代,都会面临一个难题: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该从何处着手?写历史好办,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以帝王本纪为经,以志、传为纬,交织成宏伟的历史画卷。但所谓正史也有它的缺点,绝大多数的读者难以卒读,特别是本纪的后部,简直就是流水账,读来索然无味。小说家却能另辟蹊径,能写出生动精彩的文学作品来,其诀窍之一就在于设置了一个线索人物,贯穿始终。这个线索人物能把许多看似互不相干的人和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读来条理清楚线索分明。《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可是就因为没有设置一个线索人物,许多人物、事件与人俱来,又随事俱去 ,虽精彩纷呈,却神龙无尾。《官场现形记》等步其后尘,在写作上也是不成功的。曾朴写《孽海花》就有了改进,书中以金雯卿和傅彩云(洪钧和曹梦兰,也就是赛金花)为线索人物,写晚清的政局,写了当时众多的历史人物,从上海写到北京,从中国写到外洋,再现了晚清的官场社会。《文汇报》前主笔徐铸成先生认为《孽海花》中设立的这两个线索人物不算成功,特别是傅彩云,她的社会涉及面不够广阔,书中许多场合主人公都不能不缺席。徐先生认为,要写民国史演义,写民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形态,要设线索人物就莫过于梅兰芳。无论政界,财界,文化界,梨园行,青洪帮,三教九流都与梅先生有所接触。甚至涉及美国,苏联,日本,真是无远弗届啊。

  

   因此,陈先生在选题上独具匠心:钱谦益和柳如是。一个是政治精英,文坛领袖;一个是秦淮佳丽,薄命才女。他二人同为南明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既有时代特点,又具地理特色,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不二人选。陈先生正是用他独到的眼光,史家的大手笔,以小题目写出大文章,这就是誉满天下的《柳如是别传》。

  

   当然,陈先生写的是历史,不是创作小说,但也不妨借鉴这种手法。明末,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攻下,崇祯帝自杀。随即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多尔衮进驻北京,明王朝已不复存在。早在明亡之前,中国北方战乱频仍,女真入侵,农民军攻掠,加之连年灾荒,北方国土残破,经济凋敝。中国的经济重心早就转移到江南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也流落到了江南。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时,南京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的矛盾也集中到了江南,这里成了明末历史大剧演出的大舞台。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一下子集中了这么多的社会精英和红粉佳丽,演出了多少惊心动魄、悲催惨烈的历史活剧;又演出了多少曼妙无比,凄婉绝伦的爱情故事。生逢乱世却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这一悲凉阶段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不仅为其后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境界,也促进了新思想的诞生。没有这一场大的变故,就不会有孔尚任的《桃花扇》,也不会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深刻反思,就不会形成新的思想。自然,这场大变故也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深刻检讨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动乱大凋敝换来了文化的繁荣。当然,那已经是痛定思痛之后的事了。

  

   五、文化的没落和文人的命运

  

   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多少精彩的素材等待作家落墨。陈寅恪先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相比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也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兴替轮回。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文化,——共产主义的革命文化。他们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满腔热情地参与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些人包括周扬、陆定一、郭沫若、冯雪峰、丁玲,甚至还包括胡风。都是一些追随中共的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胜利,这支革命的文化大军也在不断地扩大。尽管有伟大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统率和指引,教他们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他们就紧跟伟大领袖和导师,全身心地投入新文化的创造,辛勤耕作,无私忘我。可是,一个作家完全抛弃了自我,捐弃了灵魂,还能创造出什么呢?何况负有原罪的人,欲入天堂必先经历痛苦的炼狱磨炼。他们才发现,这条路却并不那么好走,上帝并没有在天堂摆上糖果等待作家来品尝。正如某位“革命家”所说的,要达到彼岸,还要翻过多少座大山,跨过多少条河流,死掉多少人。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终于撞到南墙,直碰得头破血流,许多人才逐渐醒悟过来,原来那是一条不归之路,一条无尽之路,一条不通之路。这样就有人开始反思了,周扬在反思,韦君宜在反思,许多人也都在反思。反思是痛苦的,那是灵魂在受拷打,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尽管如此,能作反思的人,也是幸运的,通过反思,一朝大彻大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朝闻夕死的痛快。有的人却连反思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老了,痴了,死了,已经不可能得到解脱,只能带着伤残的灵魂抱恨终天。悲夫!

  

   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汲汲追求,努力创造的“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境况又如何呢?风靡一时的苏联文化,而今其遗存其影响还剩几许?那些经典著作,经典理论还有多少人记得和过问?尤其可笑的是,眼见苏联共产文化的没落,中国的怀旧之情却油然而生,巴巴地跑到乌克兰去拍电视剧《保尔·柯察金》,试图唤起人们当年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激情。结果反应冷淡,没有激起预期的波澜。不仅是时间和距离拉大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文化的思维方式,今天已无法让人接受。比如保尔和冬妮娅的决裂,对她的批判,都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再看看咱们中国。49年以来,大力投入创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也可谓不遗余力,而数量如何,质量如何,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无待多言。仅举一例。在革命文艺路线指导下刻意打造的精品《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处境又如何呢?还有人问津吗?那种以假大空为依托的“高大全”,那语言情节,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操,在今天还有市场吗?“高大全”只要更动一个字,把“高”字改为“假”字,就一文不值。虽然这样一改就比较符合实际。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某个杰出伟大的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哪怕是上帝。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假如文化是上帝所创造,那么祂(这是一个新造的字,见于教会的出版物上。造得很奇妙。这是第四种对第三者的称谓)为什么要造出许多异教文化?那么多无神论者?一种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只能是自然的产物,这个“自然”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大自然”,而是历史、环境和人文的进化。人可以影响文化,却不能制造某种文化,正如人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却不能左右自然规律一样。可笑的是今天仍然有人以为文化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上面发出指示,指出方向,就可以被创造出来。在他们看来,所谓文化也不过是一种工具,可以造出来为我所用。所以,他可以作讲话,发指示,定规矩,下指标,所以他可以对文化指手画脚。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新的文化创造不出来,创造出来也站不住。勉强造出来也并不尽如人意。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人们都知道,即或是人参,家养的远不如野生的。这就是革命领袖和左翼文化人士悲剧之所在。

  

   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文化有长久深入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曾留学国外,对西方思想文化有过亲密的接触,也有深入的了解。今天单一的国学大家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已经无处觅踪,而近代的大师都是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大学问家。像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之、傅斯年、林语堂等等,无不如此。当然还有陈寅恪。今天的国学也不再是单纯的正宗的儒学或道家,现代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交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对于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思想偏于保守,却不能把他们视若迂腐的顽固派老八股,现在是把他们都归之于右翼文人之列。但他们却具有清醒的头脑。49年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流落到了海外或港台,都能够继续他们的文化事业,并取得相当的成就。而留在国内的大多处境不佳,甚至很悲惨。不仅不能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连人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甚至迫害致死。如梁漱溟、俞平伯、张东蓀、吴宓等。陈寅恪最终也在劫难逃。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是中间派的好好先生。他们一生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努力工作,服从领导。巴金、老舍是典型的代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他们心地善良,不愿整人。运动来了,却不得不紧跟领导,不得不违心的表态,因为在平时,人们没有讲话的自由,在运动中人们连不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他们运动中的表现是不能令领导满意的,因为他们不会斗争。他们的作品也总难使领导点头,他们的旧文化植根太深,对新文化理解太浅,尽管他们学习很努力。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圈子,有他们熟悉的人和事物,对新事物新理论总有些格格不入。一句话,“世界观没改造好”,所以也做不出领导中意的文章。他们活得很累很苦,还保不住哪天在哪件事上出事翻船,闹得家破人亡。

  

   1948年底,在胡适的劝说下,陈先生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了风雨飘摇中的北平。到了南京,他却又停了下来,最终止步于广州。作为深层高端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似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一个幽灵已在中国上空徘徊,中华固有文化正面临沉沦的危险。当此之际,陈先生该何以自处?他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像他的老友王国维那样,怀沙自沉。台湾当年处境与中国大陆一样,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纵然去了台湾,仍免不了再次逃亡。“义不再辱”,何况已经双目失明,再难经受颠沛奔波。当时陈先生心情极端凄惶,曾赋诗一首以自况,有句曰“只余未死一悲歌”。他还不能死,他还有事要做。留下来,对他一生守护并热爱的中华文化也许还能做一点事。还是拿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吧,“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所幸宽厚的中山大学收容了陈先生,并优礼相待,重要的是给与他一个安静的环境。陈先生一介文士,无权无势,不能登高一呼,天下风从,他只能低调行事,只能以写书度过馀生。因此,他拒绝了中科院历史所的征召,不近天颜,自流边远,为国学的传承,做兴亡继绝,开拓新境的工作。这就是陈先生自况诗句“只馀未死一悲歌”所浩叹的《柳如是别传》。

  

   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14年2月25日于破万书房

  

   原稿已发表在《黄河文学》2014年第6期。当时为了发表,不得不对原稿作删改,不仅许多话不能说,有的删改几近阉割,完全失去本意。这次对原稿重新改过,恢复原貌,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2015年11月4日补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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