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思想曾对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对它深层结构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入把握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质。一段时间来，这方面的研究似较为沉寂，但从世界文学史中对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趋向看，这种沉寂终将会打破。一种冷静客观的历史研究格局将使目前对茅盾等人文学活动的探讨推进一层。本文本着这样的学术思维尝试对多变复杂的茅盾文学思想首先进行考察。
一
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前后不同时期表现出并不一致的观点，但在变化中又显示了一贯的追求。正是这种一贯的追求，构成了茅盾文学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理解茅盾的一个基本点。或许最能反映这种一贯性的莫过于《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的那段自白：“但我真诚地坦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在这里，茅盾向我们首先坦露了他对社会的关注的一面，也反映了他文学职业与内心趣味之间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日后文学思想发展的方向：通过文学参与社会，对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尤为注重。如果将他与鲁迅相比，可以看到，对文化历史及文学的批判性建设等学术研究本身，茅盾并不甚感兴趣，但他对社会现实的运动发展的直接介入要比鲁迅更为急切。惟其如此，他一开始才主要从事批评活动，这除了当时作为新旧文学阵营论战的需要及作为编辑有必要进行新文学理论宣传建设之外，还因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对话比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更为直接。于是，文学的社会价值一开始就得到他的推重。他认为文学应该“成为社会化”，“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乃是—社会—民族的人生”[①]。不过，此时的茅盾文学思想中的价值观是相当丰富宽泛的，并没有狭隘功利观的局限，却有为“人类”的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精神”[②]。也就是说，他依然十分重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体特征。这不难理解。在五四这个普遍追求人的觉醒、艺术独立的时代空气熏染下，作为先进知识者一员的茅盾，其眼光胸襟自然是与周氏兄弟一般，带有放眼世界、与众不同的特质。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对西方文学的直接接触。茅盾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使他亲身体悟到文学的真谛。而从俄罗斯文学的观察中，更让他懂得文学的艺术魅力与社会倾向性相融合的重要性。这正是茅盾文学思想的独特所在。他对文学的本体艺术追求及文学的社会功用含有双重兴趣，表现了双重的重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无疑含有明显的功利性，但并不排斥艺术性的一面。在茅盾那里，“为人生”艺术既是为个人又是为人类的艺术。这就摆脱了狭隘功利观的束缚，把文学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艺术。他确实对社会、时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也对文学表现了特有的爱好与追求。他完全可以投笔从戎或从政，但他毕生还是以从事文学为主要工作，这如果没有文学兴趣的支撑是几乎不可能的事。问题是，社会时代现实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文学客体，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则更为错综复杂，这多少使茅盾的文学思想追求深深地烙上“艰难的选择”意味，他须不断地随社会文学的实际状况而调整文学的价值轴心，以最大限度或尽可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时代价值，而又不致使文学丧失其艺术特质。所以，他的文学思想前后屡次变化，在变化中方显露出那种一贯性。可以说，茅盾文学思想正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当他早年看到社会处于“人心迷乱的时代，是青年彷徨于歧途的时代”[③]，而文坛又尽是“使人心灰，使人失望”[④]的灰色文学，所以他要提倡“新浪漫主义”，旨在张扬文学的理想性，补救文学“丰肉弱灵”之弊，并鼓舞青年振作奋争。五四落潮之时，人们又出现了沉浸虚幻浪漫的世界及游戏消遣人生的情绪，文学上，某些作品存在脱离人生的向壁虚构倾向及拜金主义趣味，而一些“新派”文学作者因大多是学界中人或入世不深的青年，生活经验不够丰富，作品存在图解概念迹象，为“药救”这种状况，所以他又倡导自然主义，强调实地观察与科学描写。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是颇不相同的文学创作原则，在茅盾这里竟得到了统一，显然，这是茅盾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坛实际需要的结果。
五卅前后，茅盾顺应民族独立、民主革命潮流进一步高涨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对“为人生”的文学观加以“补充和发展”。在文学的社会价值观上他作了更切近社会运动实际的处理，从当时茅盾的整个立论来看，这种处理明显受到苏联文艺与文坛的影响，确实夹有将文学功用与表现手法狭窄化的偏失，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及时指出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内容浅狭及注重“宣传性”的偏颇，表现了对文学本体规律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现实与人生追求的双重挫折使他对生活和文学进行了冷静真诚深刻的探求，有可能避免被热情掩盖下的某些偏颇。而且，通过自身创作实践的体会，对文学规律的认识更为成熟。所以，他反对盲目追随世界文艺新潮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的“革命文学”派理念化文学观，肯定了文艺功能的“多方面”性质，强调生活实感、情绪体验与真实描写对文学创作的作用[⑤]。这就更进一步地对五卅前后“无产阶级”文学观某些外来的理念色彩进行了清算。
进入30年代以后，国内外急剧动荡的社会时代思潮向文学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随社会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茅盾文学思想至此已经无法不受“红色30年代”文艺思潮的浸染。其明显标志为对“五四”的重新思考和“检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他曾发出“没有‘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的质疑，现在他则作了修正，认为“‘五四’的一切思想及其口号都成了时代落伍”[⑥]。这种变化显然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风向”相关，而且也有迹可循：1929年茅盾《读〈倪焕之〉》一文关于“时代性”的阐述已经开始对“新写实主义”概念的接受；1931年，从《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一文可以看出受“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影响；等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对茅盾来说，也是一个较为混乱与矛盾的时期。外界的巨大干扰与影响，自身在“左联”的身分与角色都使他必然地与时代思潮相联系，他无法超越时代。这种明显受外来干扰的理念化文学思想直到中国文坛对“拉普”理论的清算，左翼文学界开始“联络同路人”，“左”的空气开始消褪时才得以澄清。可贵的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时期，茅盾还是强调“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与“亲身体验”，并使文学有“感情的地去影响读者”[⑦]，表现了对文学本体的重视。自此后，茅盾文学思想更进一步的显露出其一贯的特色，即对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社会功用的双重重视，并力图完美结合。《子夜》及之后一系列小说创作的社会分析特色，正是他在稳定期的这种一贯文学思想结构特征的呈现。
二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茅盾文学思想始终围绕着两个轴心而变化发展。一是社会自觉意识，一是文学自觉意识。茅盾一向关注社会运行的动向，并以此为参照，适时地使自己的文学主张接受“社会的选择”。况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多灾多难、血泪交织的历史。这注定了中国新文学与社会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茅盾文学思想的流变，正是顺应了民族、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呼喊。与此同时，茅盾又一向很重视文学的自身规律。人们常常习惯于从理性分析和整体概括两方面看茅盾思维的特点，这自然没错，但是往往由此又忽略了另一方面的特点：审美直觉性、细腻独特性和善于形象化。他的许多作家论，如《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等，渗透着一种灵动的颖悟，而且能品味出作品微妙的独特神韵和情绪波动，对作品中形象内涵的感知也明显高人一筹。正是社会自觉意识与文学自觉意识的双重强调，使茅盾文学思想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两极性追求
所谓两极性追求，就是对文学社会价值和文学本体规律的双重强调。这在茅盾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中表现为既始终十分强调文学的理性化、倾向性和时代表现，又始终十分推重文学的生活实感、客观写实和艺术魅力。
他一开始就喜爱富有“哲学的性格”的俄国文学，认为“有了这种哲学思想作根据，然后，他的文学能成名，不但有了艺术就行”[⑧]。到后来，更主张运用社会科学的指导分析现实生活，强调对生活作深层透视必须借助于“理性化”。他也注重文学的倾向性，主张文学应对生活对人生予以积极的影响。所以，他看重“新浪漫主义”的是罗曼•罗兰式的理想性和尼采式的反抗性；他倡导“自然主义”，意在直面人生。在30年代，这种倾向性则发展到自觉地为被压迫阶级而呐喊的程度。由此，他必然还注重文学的时代表现。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他还只是笼统地主张文学是“时代的反映”[⑨]——包括“时代的思潮，社会情形等”[⑩]，那么，到30年代关于文学的“时代性”观念则更为明确：既要把总的“时代情形表现出来”，又要把“相应于各时期”的时代面貌表现出来，并且反映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和斗争等。
在茅盾看来，“社会科学给你的只是一个基础”，“只有从生活中把握到的正确观念方是真正的‘正确’”[(11)]。生活实感在他文学观中是至为重要的，他主张文学创作应从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去发现独到的东西[(12)]。在此基础上，他还要求对生活进行客观描写。就在他欣赏俄国文学的积极倾向时，他已觉察了客观写实的魅力。所以，当他发现新文学发展中倾向性的展示缺乏写实的基础时，他竭力主张学习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手法。这个观念对他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长篇小说《蚀》创作期间，尽管他抑制不住情绪的喷涌，但他还是极力“注意一点”，即“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13)]。之后，这种客观写实即发展为对社会全般整体发展趋向及其在个别现象中反映的写实。生活实感、客观写实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基础，而艺术魅力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更高追求，也是艺术真实性的最终完成，因而他也十分重视。首先，他注重作品的“神韵”和“情绪”，把它作为好作品的基本条件。他多次指出文学的功用在于“感人”，而“感人”的力量要寓于“神韵”[(14)]，并且须有“深刺人心”、“在灵魂中起波澜的”情绪[(15)]。其次，他还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张人物要有“个性”，必须是“活的，立体的”，“有灵魂的”。随着创作经验和理论修养的提高，他还自觉地强调典型人物的塑造，把它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
总之，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在茅盾文学思想中都得到了强调。茅盾文学观的这种“两极性”特征是他理论个性的最突出的表征。这使他有别于创造社作家，也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创造社作家在前期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并重于主观情绪的抒发，对文学的理性化和社会倾向性追求显得较为淡漠；“方向转换”之后，他们则又更侧重于文学社会价值的追求，却又常常忽视生活实感的真实表现。在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追求上，他们时而向前倾，时而向后倾。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虽然基本上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但他们要么专以描写灰色人生、暴露社会黑暗为己任，一味注重客观写实而忽视理想倾向性的展示；要么以“爱”和“美”的幻想作为拯救痛苦人生的药方，一味注重文学的理想性表现而淡化文学的客观写实。因而从总体上看，他们与茅盾对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两极性”追求显然有别。
二是动态平衡性追求
茅盾对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两极性”追求并不是单向进行的，更不是断裂的。他所致力追求的是：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共处于一个平衡统一的结构之中，并且使这个平衡结构随社会文学现实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平衡结构是由茅盾的社会自觉意识与文学自觉意识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方面，积极参与的社会意识使他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十分敏感，他能及时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向及其价值需求；另一方面，他对文学自身的本体需求和发展趋向有独到的认识，他凭着敏锐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高远的审美眼光，
能及时辨别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与消极因素。社会自觉意识和文学自觉意识的双向交互运动，使他常常把社会的价值需要纳入文学的艺术本体构成之中；同时，又常常把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向规范在社会价值的需求之中。于是，在不断的调节均衡和互相选择中，力图建立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平衡结构，使两者得到统一。这在文学思想中主要集中表现在理性化与生活实感、倾向性与客观写实、时代表现与艺术魅力的平衡与统一。
在茅盾看来，理性分析应建立在生活实感的基础上，要在生活中不断地得到检验，而不能代替生活；但也并不是说不要理性，理性可以帮助作家分析生活，深化对生活的认识。他说：“文学作家却是从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从他们相互的关系上，看明了某种现象，用艺术手段来‘说明’它，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确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则他虽不作结论而结论自在其中了”[(16)]。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茅盾文学观中理性分析与生活实感交互作用而又有机统一的关系。同样，在他看来，只有从生活的客观描写中揭示其本质与真理，让人们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动向，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作品倾向性才符合历史的理性精神；才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反之，倾向性一旦游离了生活的真实描写，那么它势必与生活的真理呈分离状态，甚至可能会与历史的理性精神相悖，文学作品将因此而削弱或丧失其生命力。在文学的时代表现方面，茅盾认为，更离不开作品的艺术魅力。他主张把时代表现与人物的描写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典型人物的塑造中提高作品的艺术魅力，从典型环境的描写中加强作品的时代表现。
然而，在茅盾文学思想中，他所追求的理性化与生活实感，倾向性与客观写实，时代表现与艺术魅力的平衡结构并不是静态的，而是要呈现出随社会文学现实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比如，在五四时期，他追求的倾向性与客观写实的平衡结构与30年代就有所区别。五四时期，茅盾主张运用自然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种种理论学说——如进化论、心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等对“人”的一般状况作真实细致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般性问题。与此同时，又反对纯粹对现实无动于衷的实录，而主张文学在客观写实的同时，“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九千年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17)]。可见出，此时追求的倾向性与客观写实的平衡结构主要认同对位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到了30年代，茅盾所强调的客观写实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分析的特色：力图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全景式鸟瞰，以揭示其本质趋向，比以前更重视从经济和阶级角度进行描写；与之相应，茅盾此时的文学倾向性更为明确：展示社会历史的走向，为进步阶级“实现了历史的必然”而呐喊。茅盾所追求的这个新的平衡结构显然认同对位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从五四到30年代，中国社会重心已由争取“人”的解放向争取“阶级”的解放的转变。为适应这个社会需要，茅盾文学思想中所追求的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平衡结构，也由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转变，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茅盾文学思想的深层追求：力图同时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并力图使两者处于平衡统一关系之中，且随社会文学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即追求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两极性、平衡性和动态性，一句话，两极平衡的动态性追求是茅盾文学思想的深层结构。
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深层结构的追求并不是容易实现的。诚如韦勒克所说：“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解决，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这种文学的特征。”[(18)]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两者的平衡统一是现实主义最大的艺术难关。一旦两者平衡关系倾斜或破裂，那么作品就有流于观念化图解或机械式实录的危险。而要使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两者得到同时强调，发挥现实主义的最大优势，两者平衡统一的艺术难关就更不容易克服。就此而言，不能不说茅盾文学思想对“两极平衡”的动态追求，是既充满魅力而又充满艰辛的。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茅盾文学思想的这种追求并没有完全实现。在追求的过程中，茅盾还受到社会现实和自身气质的双重制约。就社会角度而言，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的社会现实常常迫切需要文学社会价值的张扬；就茅盾自身角度而言，参与社会的急切心情常常无意识地得以流露发扬，致使他有可能相对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因此，也就有平衡结构向社会价值一端倾斜的可能。特别是，当社会时代现实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极力要求张扬文学的社会价值，并对文学家形成了一种强大压力时，这种倾斜的可能就会变为现实。其后果，则是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相分离，文学生命受到损害。茅盾30年代初创作的《三人行》等作品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茅盾毕竟是茅盾。一旦外界要求张扬文学社会价值的非正常压力消退（其实他本来就一直在抵制），那么，潜存于他心中的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两极平衡”意识则会重萌以致最后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的平衡统一结构重新得以恢复。30年代初，茅盾受时代氛围的濡染，确实过于急切发挥和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致使他所追求的平衡结构倾斜。但是，随着1932年以后“左联”对“拉普”理论的清算，及茅盾对自身理论与创作的总结，他文学思想中的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倾向的平衡结构又得到了重建。就此而言，对“两极平衡的动态性”的不懈追求，也是茅盾文学思想的生命所在。茅盾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之所以贯穿于新文学60年行程始终，而不致于中断生命，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此相关。
注释：
①②③⑨⑩(11)(14)(17)《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4、52、112、310—311、41、55页。
④茅盾：《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2号。
⑤(13)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⑥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2期。
⑦见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第310页）、《〈地泉〉读后感》（《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⑧茅盾：《俄国近代文学杂谭》，《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2号。
(12)(16)茅盾：《创作的准备》，《作家谈创作》上，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9页。
(15)茅盾：《〈对于介绍外国文学的我见〉底我的批评》，《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18)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