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吴宓的积极参与
《大公报》是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中间曾短期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霖（政之）、张季鸾等接办。
据《吴宓日记》所示，1927年12月5日，在清华执教的吴宓致函天津《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自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第二天，吴宓便接到张季鸾的复函，同意他的自荐。为此，吴宓特访陈寅恪，征求意见。陈寅恪极力主张吴宓主编此副刊，并表示将帮助他。
12月7日，张季鸾致函吴宓，约他到天津会晤。吴宓立即致信原东南大学毕业生，“学衡派”成员景昌极，拟约他来京协助编辑《文学副刊》。吴宓于9日到天津与张季鸾、胡霖相见，商谈编辑的具体事宜。由于景昌极以体弱多病为由不愿到北平，吴宓便决定改请在清华的“学衡派”成员张荫麟（素痴）、赵万里（斐云）、浦江清（榖永）、王庸（以中）协助自己（赵万里、浦江清、王庸3人均来自东南大学）。编辑部就设在清华大学校内。
18、22日，吴宓分别拜访胡霖、张季鸾，就《文学副刊》的具体编务相商。并于12月20日，发出《文学副刊》的第1期稿子。
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出版发行。以后每周一期，至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共出版313期。随后《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沈为实际的主编）主编的《文艺副刊》全面取代。《大公报》的这份著名副刊从反对新文学的“学衡派”手中和平交给了拥护新文学和新文学的实际参与者胡适的门生。
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灶。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以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1](P5)
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吴宓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文学副刊》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1929年1月16日，“学衡派”成员赵万里、浦江清向吴宓建议，《大公报，文学副刊》可加入语体文（白话文）及新文学作品，并请清华教授朱自清（佩弦）为社员，加盟《文学副刊》。这意味着向新文学运动缴械投降。因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至论吾人平常之理想及宗旨，宓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2](P196)
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在19日访吴宓时表示考虑几日后答复。朱自清是胡适的学生，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他进清华教书也是胡适推荐的，同时他也是新文学的著名作家。
在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的聚会上，大家商议并决定《大公报•文学副刊》增人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新诗及小说）。不论团体和派别[2](P197)。这是吴宓主动向新文学运动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和认输。
21日，朱自清在浦江清的陪同下拜访吴宓，并答应暂时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春假为止，先作实验。这样一来，《文学副刊》的编辑队伍中，吴、浦、赵、朱为清华的教师，张荫麟为清华历史系的学生。
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第313期出版发行后，便停刊。吴宓不再编辑。《文学副刊》被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文学家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所全面取代。关于《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一说：“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3](P180)钱穆所言是有根据的。据1934年1月5日胡适日记记录：
今年《大公报》邀了我们担任“星期论文”，已宣布了。
（一）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先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一、丁文江先生 二、胡适先生
三、翁文灏先生 四、陈振先先生
五、梁漱溟先生 六、傅斯年先生
七、杨振声先生 八、蒋廷黻先生
我的是第一个星期（7日），所以昨晚试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今晚写完。[4](P263-264)而胡适所写的内容同时也是针对《文学副刊》没有完全用白话文和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自胡适开始，1934年1月7日—1937年7月25日共有169篇，而胡适一人就有25篇，自然也是最多的。实际上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写文章的大都是胡适的朋友，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星期论文”在北方也成了和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样，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手中而兴，并由周刊出到每周四期（萧乾一度协助编辑）。由《文学副刊》到《文艺副刊》编辑间权力的转移，是在新文学的反对派吴宓（“学衡派”）和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之间由《大公报》老板主持下自由过渡的，没有引起波动。《文学副刊》坚持6年的保守倾向，被新文学家的阵地《文艺副刊》的新面目所取代。而《文艺副刊》是在先运行3个多月后，逐步取代《文学副刊》的。因此，吴宓把沈从文看作自己的敌人，并写进自己的讲义——“他的敌人（如沈从文先生）”[5](P51)。
吴宓主编《文学副刊》的6年间，在《大公报》上与《文学副刊》先后同时并存的副刊还有《小公园》、《医学周刊》、《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社会科学》、《读者论坛》、《儿童周刊》、《戏剧》、《世界思潮》、《科学周刊》、《妇女与家庭》、《图书副刊》、《军事周刊》以及1933年9月23日创办的《文艺副刊》等。在《学衡》后期，由于经费不足和稿源缺乏而导致脱（拖）期的情况下，《文学副刊》的实际影响，超过了《学衡》。
陈寅恪本人是支持吴宓主编此副刊的，所以他有诗文在《文学副刊》发表。而《文学副刊》的编辑浦江清本身又是他的助教。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曾为浦江清索书，希望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出版物的目录能通过浦江清在《文学副刊》上刊登[6](P44-45)。
宗旨与体例
1928年1月2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上，有吴宓执笔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7]。此文内容共有7项。其中所说的“不取专务描写社会黑暗及人类罪恶之作品”是针对新文学作家而言的。副刊的实际情况是新文学作家写实的与浪漫的作品都不登。没有长篇小说连载，也无白话散文，所谓文学创作只是些旧体诗词。
关于作者“不署名”的问题。张荫麟在第38期写有《本副刊体例申言》（答朱希祖君），特就《文学副刊》的文章多不署名的问题作了说明。其中谈道：“本副刊文字常多不署名。此决非不负责任之意。乃缘本副刊体例如此。”其理由是：
1.“西国大日报杂志文学评论之作，常多不署名。本副刊实仿效之。”
2.“吾国普通人之习惯，尤注意作者及个人之关系，往往不就本篇细行阅看研究，而于人的关系妄为揣测，实属无当。故本副刊以为在今中国，惟有提倡不署名之批评，方可得近真理而免误会，此正区区负责任之愚诚也。”
3.“本副刊体例始终如一。‘来稿’署真姓名或别号，一随其人之意。专篇‘书评’均署名。因此中不免有个人意见，须昭郑重也。‘通论’或撰或译，全不署名。其属于浮泛性质如‘某人百年纪念’者更不署名。”
4.“无论署名之问题如何，本副刊编者，对于全体文字均负责任。”
事实上，在副刊的文章中，前期不署名多是吴宓本人的，其他的作者如张荫麟只有少数文章不署名。后来他的学生都署名（笔名或别号）了。因此“不署名”一事开始只是主编吴宓和张荫麟两人的行为。欲盖弥彰，此事果如《本副刊体例申言》所说的成为“愚诚”了。由于发生张荫麟与朱希祖的论辩，之后，张荫麟的文章也署名了（署名“素痴”）。到了后来，吴宓的少数文章署名“吴宓”，更多的是署名“余生”。
就是否署名问题，在《文学副刊》编辑内部也有分歧。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为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1](P19)
对于《文学副刊》内部的意见和分歧，吴宓个人在1928年9月20日的日记中说：
下午1-3浦江清来，谈朱希祖攻诋《副刊》事。……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宓于诸君，又未可以寻常办事之手段及道理对付，而必维系其感情，缓和其性气，故只有自己每事吃亏，差可维持于不坠耳。[2](P132)
1932年1月14日，吴宓在《文学副刊》第209期上写了《第五年之本副刊》，他说：“宗旨体例仍旧不改，内容材料尽力求精。”但他同时说，“决拟注重纯文学，批评创作兼取”。吴宓觉得言犹未尽，在《文学副刊》第210期又写了《第五年之本副刊编辑赘言》。他对副刊大量刊登介绍、悼念西洋作家的文章，作了如下解释：“本副刊常登西国文学家生殁、百年、二百年等纪念文，且多长篇。读者或以为疑，甚至讥为为外国人作起居注。此实未明吾人之用意。夫此类文章，欧美文学杂志中多有之，其间毫无国界。且古今东西文学本为一体，息息相关，为了解享受计，岂可严分町畦。抑本刊所登各纪念文，大都精心结撰，且皆由吾人自作，依照定期刊载，异乎寻取东西杂志中之成篇钞录摘译者。尤有进者，即本刊每篇纪念文，实皆今日中国文学上之一大问题。”
他特别强调他译介外国文学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现实出发的。他举例说第34期的托尔斯泰纪念是讨论“革命与文学”、“第四阶级之文学”的问题。第40期马勒尔白纪念是讨论文言白话及我国文字文体解放革新的问题。第44期的戈斯密纪念是讨论文人生活与其著作的关系及文人有行无行的问题。第53期的苏德曼纪念是讨论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行事及道德价值问题。第55期的雷兴（拉辛）纪念是讨论艺术的类型及美的本质问题。第65期的弗列得力希雷格尔是讨论翻译的原理与方法及翻译西洋文学名篇的问题。每一期的纪念都有深切的用意和所论究的问题。
《文学副刊》对新文学作家的著作的评介，比较多的是客观、公正的新书推介式的语言，少数是尖锐的批评。这与其“宗旨及体例”中所说的“评其书而不评其人”有关。
《文学副刊》评、介的新文化—新文学刊物有20种以上（注：这20种分别是：《莽原》（3期）、《语丝》（3、136期）、（一般》（7、14期）、《创造季刊》（7期）、《创造周报》（7期）、《创造月刊》（7期）、《文化批判》（7、11期）、《小说月报》（7、8期）、《北新》（8期）、《贡献》（9期）、《新月》（15、20、101、110、111、129期）、《北京文学》（29期）、《春潮月刊》（78期）、《商报文学周刊》（98期）、《骆驼草》（123期）、《新文艺》（135、158期）、《现代文学》（136期）、《现代学生》（152期）、《文艺杂志》（185期）、《优生月刊》（225期）等。
）。
在吴宓主持的6年313期《文学副刊》上只登过两首白话新诗。第一首白话新诗是胡适的《狮子（悼志摩）》（205期）。同期还有吴宓的旧体诗《挽徐志摩君》。第二首白话新诗是荪荃的《我悄悄的在窗下徘徊》（311期）。其中胡适的白话新诗《狮子（悼志摩）》和吴宓的七言旧体诗《挽徐志摩君》是第一次因共同的朋友的去世而登在一起。
副刊连续登有关于徐志摩的纪念和讨论（202、209、210、211、212、215、216、223、254期），叶公超、吴宓、杨丙辰（震文）、方玮德、梁遇春（秋心）、韩文佑、唐诚、张露薇等都写有文章，且新文学作家的文章都是白话文。新文学作家在《文学副刊》上受如此待遇，是缘于吴宓与徐志摩心灵的相通。两位本质上都是浪漫的诗人。吴宓的悼徐志摩，实际是自悼，为他与毛彦文那失败的、无望的、虚幻的所谓爱情而苦诉。以至于他在1932年1月18日第210期的《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一文中，特别举徐志摩的诗为新材料、新形式的代表。说他相信徐志摩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写诗途径，那么这途径则必适于他。
总之，新文学作家在《文学副刊》上发文章的不多。
朱自清一度因被吴宓等人请为编辑。他加入《文学副刊》，等于在刊物上为新文学争一席之地。不少评介新文学的文章出自他之手。
他署名“知白”，为《文学副刊》写有《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60、62期）、《民俗学之曙光》（61期，此篇未署名）、《中国近世歌谣叙录》（68、69期）和一系列评介新文学的文章。前者系统、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坛发生的“革命文学”的情况。而对歌谣的重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后提倡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和从民间文学寻求白话的活的文学动力的积极表现，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朱自清的这种行为是和主编吴宓在刊物上多登旧体诗词的做法的公然对抗。
评介新文学作家或新派学者著作的文章较多，前者即达64人以上（注：《文学副刊》评、介的新文学作家或新派学者的著作有：陈春随的《留西外史》（9期），胡适的《词选》（10期）、《白话文学史》（48、72期）、《胡适文存》第3集（145期），郭沫若译的《浮士德》（13期）、《甲骨文字研究》（190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6、208期），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21期），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24期），刘大白的《旧诗新话》（34期），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35期），冯沅君的《春痕》（39期），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50、108期），老舍的《老张的哲学》（57期）、《赵子曰》（57期）、《离婚》（312期），叶圣陶的《倪焕之》（106期），汪静之的《李杜研究》（49期），罗皑岚的《招姐》（74期）、《六月里的杜鹃》（80期），张资平的《张资平小说集》（90期），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90期），向培良的《中国戏剧概评》（91期），冰心的《春水》（98期），潘梓年《文学概论》（100期），施蛰存的《上元灯》（111期）、《梅雨之夕》（301期），叶永蓁的《小小十年》（113期），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116期），陈衡哲的《小雨点》（129期），熊佛西的《佛西戏剧》（130期），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130期），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40期）、《路》（264期）、《三人行》（264期）、《子夜》（275期）、《春蚕》（287、291期），徐霞村的《现代南欧文学概观》（152期）、《古国的人们》（154期），徐志摩的《轮盘小说集》（154期）、《猛虎集》（200期），曹葆华的《寄诗魂》（168期）、《灵燄273期）、《落日颂》（273期），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70、171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76、177、178、268期），鲁迅的《阿Q正传》（181期），贾视璋的《岛与文学》（192期）、张申府的《所思》（194期），琴慧的《留美漫记》（195期）、陈梦家的《新月诗选》（212期），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222期），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239、263、286期），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86期），许地山（落花生）的《印度文学》（240期）、《解放者》（296期），袁昌英的《法兰西文学》（240期），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240期）、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247期）、《周作人书信》（297期），陆志韦的《白话诗第二集》（263期）、《申酉小唱》（302期），方玮德的《丁香花的歌》（263期），夏孟刚的《柠檬糖》（274期），卢葆华的《抗争》（269期）、《血泪》（279期）、《飘零集》（279期），傅斯年的《东北史纲》（278、284、285、286、287、291、295、296、299期），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279期），卞之琳的《三秋草》（281期），刘海粟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291期），王光祈的《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292期），朱偰的《行云流水》（292期），朱光潜的《谈美》（292期），王统照的《这时代》（296期）、《山雨》（312期），臧克家的《烙印》（296期），巴金的《家》（297期），李惟建的《影》（298期），李健吾的《火线之外）（302期）、《火线之内》（302期），戴望舒的《望舒草》（307期），丁玲的《母亲》（307期）、《夜会》（313期），王平陵的《狮吼集》（307期），郁达夫等16人合著的《创作的经验》（310期）。）。如评老舍的《老张的哲学》（57期）、《赵子曰》（57期），茅盾的《路》（264期）、《三人行》（264期）、《春蚕》（287期），卞之琳的《三秋草》（281期），王光祈的《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292期），朱偰的《行云流水》292期）、朱光潜的《谈美》（292期），王统照的《这时代》（296期），许地山（落花生）的《解放者》（296期）。
事实上，朱自清被浦江清等人拉来只是为《文学副刊》写稿，不参与具体的编务，无发稿权。他的文章写好后，多交浦江清或吴宓处理。《文学副刊》一开始的稿件主要是吴宓、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王庸提供，一年后，作者队伍才进一步扩大，外来投稿增多。浦江清在1929年1月31日日记中写道：“此数期稿件甚缺乏，缘《大公报》纸张加宽，每期需九千字，而负责撰稿者仅四人。佩弦新加入，尚未见稿来。”[1](P23)最初，浦江清等人对来自清的文章还存有疑义和戒心。2月5日，朱自清第一次为《文学副刊》交稿，浦江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佩弦交来副刊稿件，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文平平，无甚特见。”[1](P28)《春蚕》的评论文章写好后，朱自清送给了吴宓[7](P234)。
由于吴宓及《文学副刊》与新文学的对抗，而朱自清本人又是新文学作家和胡适的学生，连进清华当教授也是胡适推荐的，所以好心人就劝他不要为《文学副刊》写文章。据朱自清本人的日记所示：“晚石孙来访，劝勿为《大公报》作稿，此等稿几于人人能作，又雨公未必愿我等为其作稿。余以为然，嗣思作书评本为素志之一，颇冀以此自见，且《大公报》销数好，故此事余殊未能决也。”[7](P241)
在《文学副刊》的后期，由于《文艺副刊》的出现，并逐步取代《文学副刊》，杨振声、沈从文积极地拉朱自清为《文艺副刊》写文章[7](P245)，他便自然地转向《文艺副刊》，成为其主要作者。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吴宓在《文学副刊》的后期对新文学的态度有一次明显的转变，即对茅盾小说《子夜》的评论。从《学衡》一开始，吴宓、胡先辅、梅光迪就极端敌视新文学，特别是对白话新诗歌有绝对的抵抗。吴宓在《学衡》第15期（1923年3月）刊出的《论今日文学创作之正法》，曾视白话和英文标点为“怪体”，并把“古文体”的文言作为文学创作的正法。吴宓、胡先骕一生坚持写旧体诗，吴宓在《文学副刊》上也只刊登旧体诗。为此，吴宓曾在《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中，以“材料”与“形式”的关系，将此时的诗坛分为四类：旧材料—旧形式，旧材料—新形式，新材料—旧形式，新材料—新形式。他视徐志摩为“新材料—新形式”的代表，认为自己与徐志摩在诗学精神上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现代极旧派之人，其所表示者，亦是现代人之思想感情”。从对徐志摩“新材料—新形式”的认同，到对茅盾小说《子夜》看法的转变，可视为吴宓“退兵而弃权之一法”的具体表现。
1933年4月10日《文学副刊》第275期上刊出吴宓的评论文章《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此时他对《子夜》的好评，连茅盾本人都感到“出人意外”[8](P121)。因为《学衡》初创时期，反对新文学的一系列言论，曾遭新文学阵营力主“为人生而艺术”的批评家茅盾的尖锐批评，吴宓特将茅盾的批评写在自编年谱里[9](P235)。此时他对《子夜》的肯定主要是从小说的技巧着眼，分结构、人物、语言三个方面展现（节录）：
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而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不特穿插激射，具见曲而能直，复而能简之匠心……
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
第三，茅盾君之笔势具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发薄，不可控博。而其微细处复能委宛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
最后吴宓阐明了自己从未有过的，也是一生中重要的一次对新文学的态度：“吾人始终主张近于口语而有组织有锤炼之文字为新中国文艺之工具。国语之进步于兹亦有赖焉。”对此，茅盾在回忆录中表示：“在《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8](P122)
【参考文献】
[1]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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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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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寅恪.书信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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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