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认为闻一多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但若问他的哪首诗最为杰出，笔者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他生命最后一次演讲的慷慨激昂即为了反对独裁争求民主面对手枪“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并且“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呐喊①，以及演讲后即英勇地倒在国民党特务暗杀之血泊中的壮举。就这样，闻一多用生命蘸着鲜红的血液，写就了一首中国历史上最华美璀璨的诗篇而为后人敬仰并“吟诵”不已。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切莫据此就认为闻一多不珍爱生命。恰恰相反，在他诗作中就有很多表现关于“生命”追求的诗篇如《色彩》之虽然“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但因为诗人“爱他的色彩”，所以“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花儿开过了》之虽然“今冬底假眠，也不过是明春地/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然而，闻一多却“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底余痕，/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红豆篇•八》之虽然“有两样东西，/我总想撇开，”但“却又总舍不得；”因为“我的生命，/同为了爱人儿的相思”；《红豆篇•二十》之“扑不灭的相思，/莫非是生命之原上底野烧？/株株小草底绿意，/都要被他烧焦了啊”；还有那《红豆篇•二十六》之“我们站在桌子底/两斜对角上，/悄悄地烧着我们的生命，/给他们凑热闹”。虽然“他们吃完了，/我们的生命也烧尽了”。以上诗句的内容当然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不同的读者总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都不能否认闻一多对于生命的挚爱。
虽然如此，但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闻一多在其诗中却又经常涉及到“死”。就在他带有“死”字的20多首诗中，最为突出的是《死》之“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这夺人眼球的诗句。虽然如此，但闻一多绝非为“死”而写“死”，其“死”却又是和“生”合而为一的。就仍在这首《死》之诗中，闻一多伊始就吟唱道：“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底生命，/我一生底失败，一生底亏欠，/如今都要在你身上补足追偿”。而这“补足追偿”所“求于你的”，就是诗人所说之“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虽然孤立地分析看这是一首情诗，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闻一多这炽烈的表述中，窥见他之“死”为“生”的大义以及涅槃似的快乐。《烂果》诗的主题更是诗人心灵感受人生的结果，其和《死水》诗一样，都是在他貌似无所顾忌却实为理性抒写的情感即绝望中渴盼烂极必定生春的真理，这也是他向往“春水”梦寐以求自由的必然。
闻一多所以挚爱生命，因为他热爱生活的多彩。这在他之《色彩》诗中就有很明确的阐述即诗人挚爱于“绿”能给其“发展”，“红”能给其“情热”，“黄”能教其“忠义”，“蓝”能教其“高洁”，“粉红”能赐其“希望”，“灰白”能赠其“悲哀”以及“黑”能加其“以死”的多种色彩。不惟如此，闻一多同时更把“死”看作“生”的延续，就因为《梦者》诗之“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所以，闻一多说“那我也不怕死了。”闻一多终生都在用生命写诗，他就认为：“文学是生命底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因为“普遍性是文学底要质而生活中的经验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生命底基石上。”(《泰戈尔的批评》，全集2，[M]126)闻一多如是说，也就如是做。生命就是他的诗，这即表现为闻一多写诗作文都象征着他生命的宣言，尤其他留美归国前后所做之诗以及后期所写之文，都是他对生活真实体验的情感流露。
写诗既要如此坚实基础，但做诗却并非平铺直叙。“所以真正的诗家，正如韩信囊沙背水，邓艾缒兵入蜀，偏要从险处见奇。”闻一多这话虽然是从诗人“用力的焦点”即从文字角度阐述“征服一种工具的困难”(《〈冬夜〉译论》，全集2，[M]75)，但是，他的这种理念却同样普遍表现在其诗歌的全部创作过程尤其表现在诗歌创作的构思和结构安排方面。我们读者所熟悉的《太阳吟》、《忆菊》、《口供》、《末日》、《死水》、《春光》、《心跳》、《一句话》和《飞毛腿》等，都是在构思和结构安排方面“险中见奇”的典型。尤其《死水》和《春光》两首诗歌结尾的内容，就更出人意外。当然，在“出人意外”的表象中，更有“情理之中”的因素蕴藏其中。其实，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根据“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的理论说“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并且“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等理论，也都是从“险中见奇”这个角度进行论述。
虽然如此，但是闻一多诗文之艺术的“险中见奇”执着追求却远没有他人之“险中见奇”的追求特点突出。我们这样说并非仅指因为闻一多最后的死之悲壮，其实，他之悲壮之死绝非突然。我们只要稍微回顾其既往的言行，就可明白他之轰轰烈烈之死的必然。这并非因为闻一多由原来崇奉“艺术的忠臣”转变为忠诚于“人民的忠臣”，而更在于他自己就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④(《论文艺的民主问题》，全集2，[M]227)，“在我个人，宁能牺牲生命，不肯违逆个性。”(《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全集2，[M]19)虽然如此，我们却绝不能就此认为闻一多的行为就由他的“性格”所决定。实际上，闻一多的性格是建立在其正义和高洁的人格之上。他所以能有后来“险中见奇”的壮举，这实质是他之“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②的表现。
其实，早在1926年3月18日，面对封建军阀镇压学生所酿成的血案，闻一多就拍案而起，他更“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不仅“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而且“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他还说，“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虽然“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因为“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然而“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闻一多认为“这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即“艺术的真源。”在此，闻一多不仅要求文艺和爱国相结合，而且他更要求诗人诉诸行动，这就是他所说因为“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的缘故，所以“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这就是他所崇尚的“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因此，闻一多认为“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据此，闻一多归结到“三•一八”惨案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最后再归结到自己：“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而“杀身成仁”(《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全集2，[M]134)。
闻一多在此谈论的究竟是做诗还是作人，真令我们有点迷茫。这就犹如他后期所说：“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按指《离骚》)，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众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至此，闻一多并没有停止感慨议论，他接着说，“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骂街吧！”(《屈原问题》，全集5，[M]25)跳出剧中人的身份，诉说自己的情思和怨愤，这《离骚》带给闻一多的感受，同样也是我们咀嚼品味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的感受，诗人的人格即道德追求全在其中表现出来。由是看来，闻一多其人，就是其诗；闻一多其文，就是其人。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于是，闻一多的主体意识就客观外化为其诗论中孜孜以求的价值追寻以及诗作中诸多强烈情感的表现。这样，闻一多的生命就与其诗文合而为一成为博大精深的内涵存在。
但是，闻一多的“死”绝不真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对于“生命”的完成。这就和他所作之诗一样，只要通过“死”并以“毁灭”为代价，就能实现“生命”的灿烂辉煌。因此，闻一多这才说，“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闻一多不仅在诗中这样说，他更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夸奖“襟怀开旷，操守正大，自信不移者”如“吾佩放翁之诗，吾尤佩放翁之人”(《致梁实秋》，全集12，[M]37)。在此，闻一多称羡的就是陆游慷慨赴死的精神；当然，闻一多还夸赞过留美同学“孙君因学不得志，投湖自尽”的壮举。他说：“这位烈士知生之无益，有死之决心，而果然死了。”于是，在愤怒地说过“要死就死”并在连续说过三个“我佩服”之后，还要再说“我要讲无数千万个‘佩服’”并要求信友梁实秋“你也该讲佩服”。闻一多在其信中盛赞“孙君”为烈士，我们从其慷慨激昂的话语中，就能窥见到闻一多后来在经历了由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的转变并成为“烈士”的必然。
实在说，闻一多的牺牲在当时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在他积极筹办李公朴丧事期间，当时的昆明街头就人心惶惶并风传闻一多是被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劝闻一多尽可能少参加李公朴丧事活动以免意外，然而闻一多却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就在那风声鹤唳万分危险的情况下，闻一多却依然终日往返于住宅西仓坡和《民主周刊》社办公地点之间。就在闻一多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也是闻一多牺牲于1946年7月15日当天的早上，又有一位朋友慌忙前来闻家告诉暗杀他的消息并力劝闻一多千万不要出门。面对着生死的严峻考验和抉择，闻一多不仅毫无畏惧，而且依然微笑着重复过去所说的话即“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③。就这样，闻一多表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义凛然并慷慨激昂地进行了他最后一次讲演并以其演讲的具体内容和牺牲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壮美最辉煌的诗篇。作为性情中人本色英雄的闻一多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之“以身以命争取民主，用力用血奠定和平”④的精神却光彩照人并永远激励着人们奋进。
闻一多所以能够浩然正气并视死如归地创作出彪炳史册的伟大“诗篇”，在于他能够从现实中看出“没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并且“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他自己就说从青岛时代开始并经过那十几年直到当时即40年代的中期，他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于是，这时期他开始谈田间并发表《文学的历史动向》，还说，他不仅在当时“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同时还“要向圈子外喊去”。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让他“有了把握”并“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根”。于是，闻一多这才“敢于开方”(《致臧克家》，全集12，[M]380)并盛赞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田间为“时代的鼓手”。这样，闻一多就不仅强调诗之“鼓的声律”，而且他更强调“鼓的情绪”。只有在这时，他才认为田间《人民底舞》“是鞍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祢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甚至是，如诗人Robert Lindsey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me o" 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人的原始的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和力。”闻一多所以如此肯定诗之“鼓”的情绪和声律，这不仅由于现实生活时时刻刻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的缘故，更因为此时他认为这“鼓”声，能“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时代的鼓手》，全集2，[M]201)。我们说，只有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闻一多才会抛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而主张“为艺术而人民”。因此，他在这时开始反对陶渊明的逃避社会，反对谢灵运的玩弄文字，而尤其赞赏杜甫“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并“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以及“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更赞赏“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
从小我而走向大我”。因此，他在这时的诗美追求就不仅要“效率”而更要“价值”；而且，尤其“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诗与批评》，全集2，[M]222)在“文艺作品如何反映民主主义内容的问题”上，闻一多更认为“一个文艺家应该同时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就当时的“情形看来，恐怕做一个中国人比作一个文艺家更重要”。闻一多在此所说的“中国人”(《论文艺的民主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文艺家所说之“良知”。
闻一多当然是最具“良知”且性格“喜欢走极端”的诗人。之所以此，他才会由一个执著追求艺术的诗人和潜心于研究学问的学者转变为民主“斗士”。因此，当他面对着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当道而人民遭殃却又在“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即“国家至上”时，他愤怒地发问：“国家究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闻一多又进一步说，“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因此，“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又因为面对着当时八年抗战不仅使“老百姓的负担加重”，而且“农民的生活尤其惨，”然而这“于国家似乎也无关痛痒”的状况，所以闻一多就以斩钉截铁地口气说，“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人民的世纪》，全集2，[M]408)
正因为要坚持“人民至上”这个信念，所以，闻一多当时一改人们对于屈原“爱国诗人”的传统认识而认为属于“人民的诗人”。闻一多认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的理由，“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则“是他的‘行义’”而“不是他的‘文采’”。之所以此，闻一多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的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的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在此，闻一多和传统历史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楚国是“亡于农民革命，”而不是“亡于秦兵”。“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人民的诗人》，全集5，[M]29)等观点，实际上就是他以屈原行为作楷模并当人民的代言人，向着当时的腐朽政权攻击。
《兽•人•鬼》就是闻一多针对当时发生于昆明的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的“一二•一”惨案而写的一篇讨伐檄文。面对刽子手们的“兽行，或超兽行”，闻一多义愤填膺，指出在此“兽行”面前无须“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而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并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如果谁认为闻一多如此抨击国民党“兽行”还不彻底，那么请看他对当时中国法西斯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他说署名蒋介石为作者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对于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闻一多说他“简直被那里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就是这样想法的吗？”因为“五四”给闻一多的“影响太深”，所以，《中国之命运》所提倡的“伦理”和“忠孝”等观念“公开的向‘五四’宣战”，他“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全集2，[M]431)。敢于在当时情况下向蒋介石发出质问，这就不难让我们理解他之后来敢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行为。
诚然，正如“金银盾”具有两面性一样，闻一多的人格亦具有复杂性。比方说他主张正义，所以他肯定屈原，并认为屈原的价值在其“行义”而不在“文采”；他热爱人民并关心他们的疾苦，所以他肯定杜甫，和杜甫一样把“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敢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是也和鲁迅一样“勇敢、坚决地做他自己认为应做的事”，由此他肯定鲁迅并和鲁迅一样“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全集2，[M]425)。但他同时又因追求“诗美”却“不能适应环境”(《致饶孟侃》，全集12，[M]265)，所以他肯定庄子的超脱和飘逸。当然，闻一多肯定庄子的方面和原因很多。虽然他于后期从“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⑤之文学审美乃至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否定他之对于庄子的崇拜。因为，他之前期的尊崇庄子，正是建立在人格高洁的基石上。尤其他因“不能适应环境”在“向外发展的道路上既走不通”而“不能不转向内走”(《致饶孟侃》，全集12，[M]265)由诗人转为学者时，他在这时崇尚庄子的其实属于“绅士”型人格特征。而此，又是源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思想。所以，他才在这一时期钻进故纸堆而潜心研究学问并接受庄子。我们说，闻一多对于庄子的接受，是任一个具有像他那样经历且具有高洁人格文人的必然选择。当然，闻一多最终还是从“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然而他之钻进去原本是要“刳其肠肚”的言说虽然夸大，但他钻进去之后刳了其肠肚却是事实。在其刳了肠肚后最终又由其“绅士”转变而为“斗士”。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外部表现为社会“逼得我们没有路走”(《西南采风录•序》，全集2，[M]195)，闻一多当时尚且过着“四千元一担的米价和八口之家”(《致臧克家》，全集12，[M]195)的日子，就更可想象全国百姓所遭受的生灵涂炭。因此，这就不能不让始终执著认为“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的闻一多“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并让他“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西南采风录•序》，全集2，[M]195)。于是，这才终于有了闻一多由“绅士”到“斗士”的转变。闻一多以其生命之花，毫无疑问地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美的诗篇。
诚如朱自清对他的评价那样，闻一多确实“是斗士藏在诗人里”，“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因为“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⑥郭沫若则对闻一多先“由庄子礼赞而变为屈原颂扬”又“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而“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这个角度说，“假使屈原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尤其“有了闻一多的死，那‘惟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给其高度评价，更对于他“险中见奇”之生命诗作的意义也和屈原相比给予更高的评价说，“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因为，“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向永生的路上行进。”⑦在人民和正义者的眼里，闻一多真的获得了涅槃式永生。确实如此。就在闻一多牺牲之后，除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代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四川省委、上海《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基督教友等国内外几十个组织或个人，向其所属组织或家属致函、电慰问，以及组织悼念活动外，更有许多组织或个人集会发表抗议或谈话，《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文汇报》等也都刊发社论谴责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更有诸多社会活动家和文艺家的社会名流撰写纪念诗文赞颂他作为诗人、学者和斗士的卓著成就尤其他为争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的无畏精神。闻一多为反对独裁争求民主的这一牺牲，确实如郭沫若所说“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并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闻一多最终完成了从“艺术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的飞跃，为人民利益鼓与呼，就像崇尚拜伦和陆游并“现身说法”而更如拜伦和陆游那样，闻一多以其生命之死的绚丽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斑斓崭新的“诗歌”境界。又因为其生命与诗文的合一，这就不仅使其“诗文”更具魅力，而且也使其“生命”更具活力。
虽然如此，但闻一多最终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的既热爱生命而又合弃生命，并最终实现其生命的价值堪与日月争光并与屈原争辉，达到他生命之诗和诗之生命的永垂不朽，却还是源自于庄子的“真人”思想即闻一多所认为“人格化了的灵魂”。他说：“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他还说，“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道教的精神》，全集9，[M]451)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虽然失去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但是有了他的“道”，他却能获得圆满和永生。
注释：
①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M]451。以下注释简称《全集》。
②《熊佛西之悼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纪念文集》，72，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③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M]1080。
④《重庆各界追悼闻一多挽联》，《闻一多年谱长编》[M]1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