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与闻一多并称为“新月双璧”。徐志摩的创作生命正像他在 《再别康桥》里所说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1]但是，他留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诗文本，以及新诗文 本中那无穷无尽的文学意义。在他如萤火般短暂（1922年～1931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4 部诗集：《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云游集》 (1931)，另有集外诗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6部散文集：《落叶》(1926)、《巴黎的鳞 爪》(1927)、《自剖文集》（1928)、《秋》(1931)、《志摩日记》(1947)、《爱眉小札》， 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小说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以后又有《志摩书信》、《 爱眉小札及其续编》等多种集子。茅盾认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 末代’的诗人。”[2]对研究者来说，徐志摩是个谜，是一道有着无穷象外之象的风景。他 的留学经历，他在新月的活动，他的短暂而又富传奇色彩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单纯而又充 满诱惑的诗文，无不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徐志摩留学初衷并不在文学，他曾在《〈猛虎集 〉序文》中谈到：“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 想 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3]（汉密尔顿，美国联邦社领袖，1789年～1795年任财政部长 ，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后来到底是什么促使他走向了文学创作之路，其文学创作衰竭的原 因又是什么。对此，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前，以钱杏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是徐志摩的个性主义理想曾产生了他的诗情。钱 杏在《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一文中指出，由于徐志摩耽于个人主义理想，以致睁着眼睛做 梦 终被现实粉碎，于是堕入浓重失望的痛苦之中难以解脱，这就是徐诗哀怨产生的原因。深层 含义是徐的个性主义理想产生了他的诗歌。这种说法可再商榷，因为就徐的诗歌内容来看， 描写个人主义理想的诗也就是《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等寥寥数首。以茅盾为代表的观点认 为，徐志摩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丧失了诗歌源泉。他在《徐志摩论》中认为：“……志摩诗情 的枯窘和生活有关系，但决不是因为生活平凡而是因为他对于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 意去了解！”[4]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内容上看，徐志摩的作品除了少数几 首诗（如《先生！先生！》、《叫化活该》、《太平景象》、《大帅》等）和极少数几篇散文（ 如《青年运动》、《落叶》）有较大的现实意味外，其大部分诗作为抒情写景诗，与现实特 别是政治现实相去甚远。不像郭沫若等诗人，作品往往直奔现实题材。其次，从思想上看， 他的作品张扬一种个性主义理想，咏叹爱情，赞美大自然。并且他的那种理想几乎是柏拉图 式的理想，现实变动对其波动其实很少。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徐志摩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关于徐志摩 文学创造发生说较典型的是巴人的观点。巴人认为：徐志摩是那种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 的天地是很小的诗人。人也像动物一样，性爱成为惟一的灵感源泉。这种论调虽过于偏激， 但笔者认为多少触到一点实质。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批评徐志摩的资产阶级情调，并且缺乏有 力的论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徐志摩的研究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有相当多的论文对徐志摩文学创作产生之因有所涉及。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昭醇、王桂枝、 程荣华、吕家乡等人的观点。
李昭醇《论徐志摩的心路历程》中认为，徐志摩诗情勃发之因有二：其一，徐志摩对中国 当时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恨当时的时代病相。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具有爱国主义、人道主 义、追求自由民主的积极因素……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主义的崇尚，对劳 工的赞美，对传统的反叛……都在他笔下喷涌。驱使徐志摩产生诗歌创作的另一个因素，便 与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诗人郭沫若的诗歌有关。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徐志摩的留学经历来看，1918年8月，22岁的徐志摩入美 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此番行踪，似乎 与文学并无多大干系。并且，如果一如他的理想，他应该步入政界实干，而非用虚幻的文学 去实现自己的宏伟大志。徐志摩的志向“是想做中国的Hamilton”。据有关史料，当初徐志 摩与张幼仪的联姻即有涉足金融界的考虑。其时张家权势显赫，张的哥哥张君劢是民社党主 席 ，张家是金融界和政界的名流。
至于说徐志摩的诗情由郭沫若引起，也证据不足。尽管徐志摩在1923年3月21日致成仿吾的 一封信中比较明确地表示了这层意思：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 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竞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但 就当时徐志摩的身份、地位来看，他对声名鹊起的创造社诸君而言的这番话，明显是恭维和 客套。从郭沫若和徐志摩二人文本分析，风格相差实是鸿沟。首先从诗风看，郭沫若属于那 种豪放纵散派，徐志摩则追求带着脚镣跳舞的快感，描写、抒情直往细腻里涨。其次，从二 人的创作内容上看，也是绝不相似的。徐志摩的散文有一种跑野马的风格（杨振声语），他的 诗中西合璧，既有西洋诗的构建，又特注重诗的民族语言的追求，讲格律、音韵和形式的整 饬；郭沫若的诗则注重情感的流露，形式的极端自由。徐志摩的创作给人一种碧野散步般闲 适的感觉；郭沫若的作品则让人激动发狂。徐志摩在优雅地吟诗；而郭沫若则在呕诗。从本 质上说，徐志摩与当代诗人顾城一样，只想生活在翡冷翠的闲适里，只希望躲在自己优雅的 小圈子，免却了尘世的烦恼；郭沫若则与现实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因此，徐志摩的诗歌肯 定不是学郭沫若而来。
或许有人会提出，郭沫若、徐志摩二人有过节，为了打击当时风头旺盛的郭沫若，徐志摩 提倡一种风格迥异的新诗样式，并举出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51期写了一 篇题为《假诗，坏诗，形似诗》，不点名地极力批评了郭沫若《重过旧居》诗中的“泪浪滔 滔”一句，从此二人冷战不断为例。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从徐志摩步入文坛的时间上 看，虽然现在可见的徐志摩的最早的诗作是写于1921年11月23日《草上的露珠儿》，但据他 自 己在《猛虎集•序言》袒露，在此之前他已作了很多“见不得人面的”[5]诗歌，并且，与 郭沫若失和以前（1923年）的诗作据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统计就不下30首，且诗风与徐 以后的诗作并不相异。
王桂枝、程荣华在《略论徐志摩理想悲剧之归因》中认为，徐志摩是一个多愁善感、感情 化、情绪化的诗人，从来都缺乏深沉与深刻。在他自以为深思熟虑，决计满怀热情去孤注一 掷的时候，恰恰暴露了他的激动与冲动的本质。这里的观点实质是附和诗人的“天才灵感说 ”。潜台词也就是说徐的创作纯粹是一时冲动，是灵感突发所致，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其 实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徐志摩的创作 绝非一个“刹那间的灵通”能解释得了，他的诗作非精心构建不能成。《沙扬娜拉》、《月 下待杜鹃不来》、《再别康桥》、《云游》是何等的情景交融，皆当视为“不隔”之作。“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是一种既无才情又不肯下苦功的人的自我安慰和解脱。徐志 摩曾发自内心地感叹道：“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6]林徽音给它的注脚是：一 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试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 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语言，（哪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 动。
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中认为：他的诗情是和他的理想一同在英 国 的康桥（剑桥）萌发的。他的诗歌题材不外写爱情、写风景、写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三个方 面，这些都贯穿着一个基本主题：咏叹个性解放。五四前后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往 往是从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开始的，徐志摩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吕家乡认同徐的观点，认为 他的诗情是在康桥产生的，同时指出，个中深层原因就是徐志摩固有的个性解放思想。这里 有个因果关系问题，到底是他的个性解放理想引发了他的诗情，还是他的诗一不小心泄漏了 个性解放的秘密？抛开作者的自白来检查作品，必然招致认识的片面武断。不错，在徐志摩 看来，恋爱婚姻自主，标志着“良心之安顿”，“人格之自由”，“灵魂之拯救”。但这些 话又何尝不是他为了一个固执的决定的强词夺理呢？并且因为他追求个人理想的爱情，就将 其推到“个性解放”的崇高地位，未免有拔高之嫌。
也有观点认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索，既是诗人生命体验的起点，也是一个终结。
在大量阅读徐志摩的作品及传记等材料之后，笔者认为，主要是人世间那种美好的情欲诱 发徐志摩的创作欲，并由此而促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产生。徐志摩诗文创作枯竭的原因也 在于此。
纵观徐志摩创作的全部经验不难发现，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女性的声音，他一直在用他浑厚 低沉的男音在寻找灵魂惟一之伴侣的低婉圆润的共鸣。随着对话者的变化，其文学创作也潮 涨潮落，风云变化。这绝非偶然的现象，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试图探讨徐志摩文学创作产生 之因。穆木天在《徐志摩论》中曾把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浪漫期——《志摩的 诗》、《落叶》时期；自剖期——《翡冷翠的一夜》、《自剖》时期；云游期——《猛虎集 》、《云游》、《秋》时期。这种分法主要着眼于徐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特点。笔者为了 更好地说明爱情在徐志摩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将他的创作分为：私语——创作萌芽期（1922 年以前）；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1922年～1924年6月）；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 徘徊迷惘期（1924年6月～1924年秋）；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1924年秋～1928年）；我 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1928年～1931年）。
一
（一）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7]
徐志摩《私语》
目前可见徐志摩创作最早的诗是《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 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 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像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
对于诗，徐志摩认为：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致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 作的私语性质。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音，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 《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做是“性 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地就爱情写爱 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 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主题来装点 门面，升华情趣。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 访我惟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中也谈到 ，徐志摩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
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惟一之灵 魂伴侣。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我们 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 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做 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他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 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 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 ， 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 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其实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志摩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 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其中的秘密：“但 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 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8]
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 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他结识了一位随父 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音，并疯狂地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 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绝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另一《徐志摩评 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笔者认为，“ 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 的是作者对她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拉盒子是她 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
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 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地不可 遏止地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
在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音的那半年，徐志摩说：“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 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 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在短期内 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9]诗。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面呢？这确乎是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惟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 》（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人生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 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二）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钿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 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锦被掩盖你光艳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 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象梦里的轻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 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 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10]
徐志摩《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年～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 、 《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余首，小说《春痕》等，散 文《泰山日出》等，以及翻译诗数首。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志摩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 国。第二，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 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幼仪为其伴读，何以在她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徐志摩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拯救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地 消退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 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
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 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 ，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志摩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 年3月成立新月社，四五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 。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结社的宗旨并 非是吃好饭菜。而是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 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
由此看来，康桥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终于被他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1922年秋，徐志摩 倾心的少女林徽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 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那句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 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 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 心 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幼仪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 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荣业。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 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志摩求学英伦 时要求张幼仪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音，志摩为之倾倒， 但 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由此看出，他对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 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就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 论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 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 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地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 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力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 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 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力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致使他 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
徐志摩、林徽音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不时地与自己的良心做斗 争。他于1922年间分别写了《情死(Liebstch)》、《私语》、《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诗来发 泄自己的情感。在《情死(Liebstch)》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身的疯 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销，我爱你！”[11]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朝梦》中诉说 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青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鹃鸟黎明的 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还！”[12]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 。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
徐志摩对康桥十分留恋，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惟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 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 然启程回国。
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 免地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 直是他梦萦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 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 “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 “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 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它的方向是既定的，它根本无法按照 自 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
（三）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 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 入这黑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那明星还不 出现，/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只 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13]
徐志摩《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时失去了着落，人的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 像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心理学角度看，人 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 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如今失去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依傍。 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 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及悼文— —《悼沈叔薇》等，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的情绪。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 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需要得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 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
对徐志摩的称为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毒药》、《白旗》、《婴儿》，一般研究者认为是 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进行立论、解读。最终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 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 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14]，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 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15]，后人多把这 首《婴儿》当做徐志摩的政治理想诗，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 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和效应，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 ，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 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 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 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迹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 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 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再。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他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徐志摩 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四）雪花的快乐——创作全盛期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飏，飞飏嫙，飞飏，——/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 上荒街去惆怅——/飞飏，飞飏，飞飏，——/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 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 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16]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
在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文学创作达到全盛。杨振声在《与徐志摩的最后一别》一文中说： 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自从与陆结识 后，徐的情感又被充分调动酝酿发酵起来。他的文学创作也随之丰富起来。的确从1924年秋 到1928年底，他的作品计有诗集《翡冷翠的一夜》(1927)，散文集《落叶》(1926)、《巴黎 的鳞爪》(1927)、《自剖文集》(1928)，剧作《卞昆冈》，1927年出版的《志摩日记》中的 大部分作品，1945年6月出版的《爱眉小札》中的大部分，《猛虎集》中大部分作品和《志 摩日记》、《轩眉琐语》等。这一时期，徐还完成了他的夙愿，周游了欧洲。总之，这一时 期，他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沛的精力和出人意料的创作力，其文学事业完成了从狭小 到广阔的转换，文学艺术特别是诗作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从题材上看，其创作完成了从单调到多样的转换。他早期的诗作大多描写爱情，而这一时 期，呈现出纷繁的颜色。有描情写爱的，如《雪花的快乐》、《不再是我的乖乖》、《我有 一个恋爱》、《别拧我，疼》；有议论政治社会的，如《守旧与玩旧》、《自剖》、《再剖 》、《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等；有论说文学创作的《泰戈尔》、《曼殊 斐尔》、《诗刊放假》、《猛虎集•序文》等；有游记《翡冷翠山居闲话》、《天目山中笔 记》、《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有悼文《我的祖母之死》、《伤双栝老人》等。就其创作体 裁来看也呈多样的趋势，打破了诗歌体裁的单一格局，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都有涉及。
徐志摩是一个非常追求闲适的人，他理想的生活从来就是散步、聊天、荡舟、踏青，他在 美国及康桥留学时的生活即如此，他何以变得如此热情高涨，脑勤手快？在《猛虎集•序文 》中他曾说，他的写作是靠着刹那间的灵感来完成的，他又何来如此多“刹那间”的灵感？ 徐志摩在1925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惟一的靠傍是霎那间的灵通。我不能没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给我心的平安。[17]
这其中的因果，探究起来，笔者以为：
首先，在彻底埋葬了对前面女性的情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沉浸在对生命中灵魂之惟 一伴侣的幻想和渴求之中。这时陆小曼出现了，她：眉清目秀，薄薄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 齿 ，那一对会说话的眼睛特别美。说的过火一点，有慑人心魄的魅力。徐志摩本人的感觉则是 ：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 了心里就觉著不可名状的欢喜。[18]
而陆小曼也跟徐志摩情投意合，使徐志摩充分体验到情爱的甜蜜，释放出来，就成了跳着 闪着美丽的分行的书写。《雪花的快乐》书写被情爱滋润后的如自由飞扬雪花般的快乐。《 我有一个恋爱》书写初恋的喜悦。《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诅咒不能自由恋爱的世界。
他这一时期的诗作，情感跟艺术氛围都是浓得化不开，篇篇都真情欲滴，技巧达到了炉火 纯青的地步。有研究者批评他的诗作，诸如《别拧我，疼》，格调不高，这是没有道理的。 《诗经》及两汉南北朝时期的大胆直露描写爱情的诗作丝毫不影响其艺术价值反而更添了其 美丽。这一时期的诗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的诗作为情而生的实质。
其次，正如花朵为了招蜂引蝶，往往争奇斗艳极尽扮美之能事，徐志摩的文学创作也莫不 如此。徐志摩希望在文学创作中与灵魂之惟一伴侣共享其乐，戏剧《卞昆冈》就是徐志摩与 陆小曼共同完成的。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志摩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志摩每天写一封信给陆小曼，这 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二人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 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沉沦衰竭期。
（五）“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我不知 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 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 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 光辉。[19]
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志摩、陆小曼情爱的心路历程的写照。徐志摩在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 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 无光泽的回忆，于是，他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与整10年前一阵“奇异的风”，所指应是一致的。然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 风是向哪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 耗’。……我信，竟可以销沉到几于完全没有。”[20]
从1923年底到空难这段时间，他的创作共计有《猛虎集》中的一部分，散文集《秋》，小 说集《轮盘》中的一部分，诗集《云游》。不仅数量少，思想也极其灰暗。这时候，创作已 不再是一种享受，他不得不感叹，“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了。”
欧游回来之后，徐志摩就完全陷入情感及经济的困顿之中，他再也无力作诗。在往返京沪 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留下千古遗憾。
二
在上一部分，笔者主要从徐志摩的创作现实对其文学创作发生、衰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论证了其文学创作“缘情而生，因情而灭”的特点。下面再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言志说”认为，诗的本质是抒发心中的感情，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心 理状态的表现，所谓“在心为志，发而为诗”。的确，诗歌讲求音律节奏，最适合表情达意 。徐志摩当时处在康桥那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氛围中，接受的大多是拜伦、济慈一类浪漫派的 诗人的作品，接触的是林长民、傅来仪之类富浪漫气质的文人，耳濡目染，自然受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当他理想的爱人出现时，为更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他首先要运用的当然是诗 歌这一武器。徐志摩的诗歌大部分为情诗就证明了这一点。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原欲的升华，艺术家从事文学创作纯粹是性本能 冲动而升华的结果。固然过于偏激，却也不无道理。从徐志摩的诗作中，读者不难发现这种 痕迹，《婴儿》、《别拧我，疼》明显就是这种情况。《婴儿》通过对“婴儿”出世的极致 白描，读者完全可体会出其中的性色彩。《别拧我，疼》则是一幅男女间的戏谑场景。在他 的作品之中充满性的象征。如《灰色的人生》中“……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向着天与地 ，海与山，无厌地求讨，寻捞……”[21]诗中大地、海为阴性物，象征着女性，通过主人公 “我”则透露出对情爱的明显的不满足。在《巴黎的鳞爪》中，作者借画家之口对人体做了 细致入微的描写，带有明显的性色彩。
从生物学角度分析，情爱诱发人的创造力也是成立的。科学研究表明，恋爱会使人体内荷 尔蒙分泌大量增加，从而表现出超常的创造力。但这种影响也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恋 爱中的陶醉状态，源于大脑中一种叫PEA的物质，其作用时间有限，激情维持的时间不超过30个月，然后或归于平淡，或分道扬镳。徐志摩的情形正好如此。他创作的高潮有两个时期：一是与林徽音相恋时期，一是与陆小曼相恋时期。从1924年秋到1928年，徐志摩与陆小曼 两人的情爱达到了最高潮，由此带来徐志摩生理、心理上一系列变化，他的精力因此表现出 超常的旺盛。以致在那段时期，他思如泉涌，创作产量达到最高。激动期过去了，两人似乎 都互相失去了吸引力（此不作探讨），这里当然也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原因。徐志摩只是在用良 心和理智维持着两人的感情，他再也得不到情爱的良性刺激和补偿，他的创作失去了源泉， 他的文学生涯也就到了末途。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大脑常常有一定的注意焦点，从而对注意焦点作出相应的反应 。当徐志摩的情感世界和谐顺畅时，因为可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并解除自身的本能压抑， 所以他关注情爱本身。情感危机的产生，情爱再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欢乐，他不得不把焦点转 移，从而使由情爱引起的兴趣趋于淡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情爱目标还在时，他为了一个美好憧憬使出浑身解数，感到有奔头 ；情爱失落后，他的文学创作便失去了依傍。1927年开始，陆小曼移情翁瑞午，对徐志摩日益冷淡，在这种情形下，徐志摩的诗情自然就失去了寄托。
为生计而四处奔波，虚掷光阴，使徐志摩精疲力竭，丧失了创作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徐 志摩是很讨厌教书的，但为了庞大的生活开支，他不得不通过四处任教获得收入。而因为情 爱，他又不得不往返于京沪。他曾在1931年3月至6月间往返京沪共8次。1930年，他同时在 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又兼任中华书局和泰东书局的编辑，冬天，又兼在北大 和北京女子大学教学。他后来感叹如果有一星星诗的本能，这几年的都市生活，早就把他压 死了，一年间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了。
三
当然，徐志摩文学创作产生的原因也不能仅仅归结于情爱或者说情欲的作用。
首先，他是具备了文学创作的资质的。他的同窗毛子水的看法是一切的文学，似乎从最初 起，就是和他的脾胃的。他似乎不怎么读书，一成天捧了小说看，但每次考作文或其他考试 都是他的头名。
徐志摩自己认为，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
其次，
徐志摩的性格和单纯理想是情爱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
爱情、自然、社会问题是徐志摩诗歌中的三大主题，他们都贯穿着徐志摩的单纯理想，胡 适将其概括为：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认为他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真诚相爱， 要求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渴求美的艺术和人生。因为这种性格，他就会在人生中孜孜不倦追 寻灵魂之惟一伴侣。而一旦他碰上了他理想中的人，他就会如飞蛾扑火般地迎上去。但他的 理想永远都不会实现，因为他追求爱也好，自由也好，其本质是追求那种无法量化的美。完 全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使他与他孜孜以求的林徽音结合了，他也一定会在一定时间内产生 厌烦的。林徽音自己也表示了这个观点：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 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样一个人。他自己也在诗中显露了这 种思想，他说：“……我虽则有了你，爱，/不愁在生命道上/感受孤立的恐慌，/但天知道 我还想往上攀！”[22]（《再休怪我的脸沉》）。因为他追求的美是一种理念的“美”，它在 现实中具化为无穷形象。按照柏拉图的理论，“画家笔下的床”与“自然的床”隔了三层。 那么，他追的那种理念的“美”则与他幻想的美隔了三层。为了达到这种理想，他不可避免 使用文学这种浪漫的方式。
再次，康桥的浪漫文化氛围为他的行动提供了范本和素材，国内新文学运动的勃发为他提 供了浓厚的诗歌氛围。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改天换地的转折点。旧的文学载体被革新；活泼生动的白话文取 代了死板僵化的文言文；旧的文学理念被破除，“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成为历史的陈迹，“ 人的文学”、“个性主义文学”显示出勃勃生机。更重要的是，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文学 体裁输入崭新的样式。新诗便是一大新气象，真正的新文学运动首先在诗歌领域中展开。胡 适的《尝试集》打响了第一炮。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朱自清、周作人摇旗呐喊。而年 轻的郭沫若高举浪漫主义的旗帜，以《女神》营造了中国新诗的第一座高峰。国内新诗领域 的蓬勃景象鼓舞着英伦的徐志摩，撩拨着他被情爱激发的诗情。他在康桥接触到的西方诗歌 恰为他提供了启发，国内文界朋友的约稿及众多的诗歌刊物同时给了他创作的园地。在种种 内 外因的结合下，徐志摩的诗歌终于如火山喷发。后来，国内形势不断变动并由此波及文坛， 诗歌领域呈萧条之势，无疑影响到他的诗情。故茅盾认为徐志摩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丧失了诗 歌源泉。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情爱在徐志摩的创作中的作用。现归纳如下：
第一，情爱促使徐志摩的兴趣发生转移。从对政治的热爱转向对文学的痴迷，并且，这一 转变最终塑造了诗人、文学家的徐志摩。
第二，情爱是徐志摩创作的全部灵感和源泉。情爱是徐志摩创作的原动力，失去了现实中 的情爱，他的创作动力也就失去了。
第三，情爱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他全部的文学创作的内容证明了这一点 ，就他的诗来说，全部的诗作100多篇，大部分都是情爱题材的。并且，这一内容直接决定 着他的艺术成就的高低和受欢迎的程度。
徐志摩是个有着单纯爱、美、自由理想的青年，他遇难时方36岁。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 基本上是一个青年期的创作，有着青年期的人所共同具有的冲动、好冒险的特征以及对情爱 的原欲上的追求。
认识徐志摩文学创作缘情生、因情灭的特点对徐志摩研究不无意义。
首先，因为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徐的创作题材及范围。他只能写诗，其他的体裁，如小说 或戏剧，根本就不能为之。他的散文还可以，但仔细一看，把它看成没分行的诗更合适，完 全是诗的语言，诗的节奏。这也是后来的研究者非难他的原因。他的本色行当就是作诗。就 诗来说，他作的最好的还是情诗，往往情景交融；政治诗、纪游诗皆稍逊色。
其次，对徐志摩来说，成在此，败也在此。因为他单纯的理想，他的诗往往显得清纯可爱 ，免却了世俗的尘染。
王国维认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 人不可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徐志摩恰是一位主观诗人，这一点也极大地限制了 他的诗歌艺术。尽管他的诗歌形式变化多端，但总觉太直太露，缺少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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