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信发现的背景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曾于1921-1922年在剑桥大学留学，其间与许多英国著名作家、学者相识，有的还建立了深厚友谊，其中就包括查尔斯•凯•奥格顿(Charles Kay Ogden, 1889-1957)。香港学者梁锡华先生搜集、编辑、翻译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出版于1979年，为读者了解徐志摩在剑桥与罗素、罗杰•弗赖、魏雷等人的交游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梁锡华先生还无从知道徐志摩给奥格顿写过信。
那么，徐志摩致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又是如何来历呢？原来，奥格顿有收藏书籍、保存文件的习惯，他是学界名人，交际极其广泛，财力又雄厚，因此一生有大量积累。奥格顿终身未婚，没有子嗣，他于1956年去世后，遗产被弟弟弗兰克•奥格顿(Frank Ogden)继承。弗兰克不久就把奥格顿的10万册藏书出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但留下了奥格顿的文件，因为他发现，这些文件中有众多奥格顿与乔伊斯、维特根斯坦等作家、学者的通信，相当重要。弗兰克于1957年去世后，奥格顿的大部分文件辗转到正语学会——这是他生前一手创办，推广基本英语的一个机构——由奥格顿的律师朋友马克•海默(Mark Haymon)管理。在1980-1981年，奥格顿书信文件中的百分之八十由正语学会委托英国克鲁肯镇的拍卖商劳伦斯(Lawrence of Crewkerne)拍卖，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购买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包括徐志摩写给奥的书信在内，其余则被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等大学买下。徐志摩的书信就这样来到了麦马士德大学，与奥格登的其他文件一起，保存在大学图书馆的威廉•雷迪档案与研究数据库(The William Ready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search Collections)。图书馆还特别建立了奥格登档案(C. K. Ogden Archive)，并将这些书信归入30号箱。
梁锡华先生编辑翻译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中的一部分英文书信即在70年代从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罗素档案馆获得。但由于麦马士德大学在1981年才购进奥格顿收藏书信，所以粱锡华先生没有能够见到徐志摩给奥格顿的这六封英文书信，世人也以为不会再有徐志摩的英文书信，根据这使它们在麦马士德大学奥格顿档案馆又静静地躺了24年。最近，笔者有幸发现并翻译了这些信件。根据这些信件提供的线索，徐志摩与奥格顿的密切关系才浮出水面。经由对这些书信所涉人事背景的考证，徐志摩在剑桥活动的许多具体内容和细节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见证友谊，讨论语言学问题
奥格顿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美德林学院，学生时代就已经有很大名气。他是剑桥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组织邪学社(Heretics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该学会主席，邀请过众多思想、文化界名人举办讲座。奥格顿还创办了《剑桥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份杂志成为一个有关政治和战争的国际论坛，引起广泛注意。后来奥格顿把精力集中于编辑出版学术著作，以及语言学研究。再后来，他将其语言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创立了“基本英语”，在全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本英语”运动。
徐志摩与奥格顿相识，大约在1921年7月间。徐志摩给奥格顿的头两封信分别写于1921年7月12日、18日，当时他还在剑桥以南6英里的沙士顿(Sawston)住。第一封信告诉奥格顿，自己因为要去伦敦，所以与他无法在星期二见面，希望把见面的时间推迟到下星期。从这封信的口气推断，徐志摩是在和奥格顿安排他们的初次见面。6天后，徐志摩给奥格顿写了第二封信。显然在此期间徐志摩已经见过奥格顿。徐志摩告诉奥格顿，有两位张姓中国朋友也想见他，希望他能安排一个时间，到莎士顿来与大家会面。徐志摩1922年9月离开欧洲回国。在回国的第一时间，他就给奥格顿邮了一张明信片，报告自己旅途顺利，只是天气太热。同时徐志摩请奥格顿给自己寄一本弗赖(Roger Fry, 1866-1934)在1920年出版的《视觉与构图》。
1923年5月10日，徐志摩又给奥格顿写信。此前奥格顿给徐志摩来过信。在这封信中，徐志摩要求奥格顿给自己邮寄一本他和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 Ltd, 1923)。他还告诉奥格顿，自己已经把他的信在两份大报上发表，并且就奥格顿在信中所讨论的问题征求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意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奥格顿给徐志摩的这封信发表在什么报纸上，也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但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测奥格顿的意见会涉及他这一时期正在进行的语言之魔力的研究。《意义之意义》这本艰涩的著作，应用20世纪初期心理学、语言学方面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语言的歧义现象，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对语言的控制和利用等。西方学者认为，《意义的意义》是1920年代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就奥格顿和理查兹本人而言，《意义的意义》可以说是他们后来一系列学术发展的起源，如奥格顿的“基础英语”，理查兹的新批评理论，都把根扎在《意义的意义》的思想资源之中。理查兹曾说中国人不像西方那样注意语言活动的方法和结构，这是实话。况且在1920年代，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刚刚起步，对奥格顿、理查兹的语言学思想可能还无从知晓。因此，徐志摩告诉奥格顿，他信中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我只见到极少数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且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发现他们的意见很少中肯，和你观点也极少接近。”徐志摩信中说他在去年圣诞节时给奥格顿邮了一本胡适的《论逻辑》(即胡适的英文著作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922. )，好心的徐志摩希望奥格顿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思考有益的东西。
三、为梁启超、胡适出版英文著作穿针引线
徐志摩1921年11月7日曾给罗素写信(见梁锡华编译《徐志摩英文书信集》)，讨论“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丛书(以下简称“国际文库”)拟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的作者人选问题。徐志摩1923年5月10日，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写信，也涉及到奥格顿担任学术编辑，罗素担任学术顾问的这套系列丛书。奥格顿1920年曾协助创办《心理》(Psyche)杂志。由于要打理杂志的印刷、出版、发行等问题，奥格顿与该杂志的出版商The London Firm of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mpany建立了联系。后来他被该出版公司聘为学术编辑，为出版商策划选题，编辑出版。奥格顿先后为这家出版社策划了五套丛书选题，“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国际文库”即为其中之一。这套丛书在头十年间出版了100卷之巨，把那个时代许多大师的著作都囊括其中，如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国际文库”丛书的本意是介绍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最优秀的哲学思想，包括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罗素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了解中国哲学界情况，他推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徐志摩在上述给罗素的信中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不适合翻译出版。理由是这部著作只写出了上卷，其中又包括大量西方读者不感兴趣的枯燥考据，篇幅太长，而且胡适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这些理由十分充分。继而徐志摩建议，由梁启超承担一本“有关中国思想的书”。他在信中介绍梁启超“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项背的。”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他如此热情洋溢地举荐老师，一方面固然因为梁启超是理想人选，但徐志摩与梁启超的这层师生关系恐怕也是他举荐的重要原因。而徐志摩与胡适建立深厚友谊是后来的事情。
罗素对梁启超并不陌生。梁启超发起创办的讲学社是邀请罗素到中国讲学的主要团体之一。罗素在中国期间，与梁启超多有交往，并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罗素和奥格顿当即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议。梁启超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后来促成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出版。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中说：“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也就是说，他在20年之前即有意写这样一部著作。但显然罗素和奥格顿的邀请，大大增加了梁启超实现多年夙愿的动力。与此同时，在1922年秋冬间，梁启超应聘在东南大学和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举办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座，1923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根据这些授课的讲义整理而成。
梁启超完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罗素、奥格顿要求的“中国思想”在涵盖范围上有一定出入。对此徐志摩的解释是：“这和总体上的思想史大致是一码事”(徐志摩1923年5月10日给奥格顿的信)。梁启超完成的是中文本，翻译成英语的任务最初由徐志摩承担。徐志摩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23年4、5月间。他在给奥格顿的信中说：“到目前为止，我只翻译了导言。书的篇幅很长，翻译成英文，我想不会少于350页。如果我下决心干，估计需要整整一个夏天。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此书是来自东方的重要贡献，我愿意花几个月时间翻译它。”(徐志摩1923年5月10日给奥格顿的信)徐志摩显然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他甚至准备把部分译文寄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和魏雷，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但由于徐志摩这一时期太忙，到1923年11月不得不放弃了翻译计划。这在徐志摩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的信中得到证实，徐志摩说：“至于梁先生的书，我真是惭愧极了，一方面对不起你，另一方面也对不起梁先生。我不是不愿意承担这一翻译工作，但这意味着要花三个月时间全身心投入，而我挤不出这么多时间。同时，西伯利亚的秩序已经恢复，我现在正计划再一次去欧洲旅行。我不久还会给你写信。”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中有“徐志摩拟译为英文”[1] (P203)的话，这说明在书出版前梁启超与徐志摩已经有了翻译的约定，徐志摩也预计能在1923年夏天完成翻译工作。因此，“国际文库”在1923年出版之著作的扉页，都印上了梁启超将要出版的《中国思想的发展》一书的书目。由于徐志摩没有能够完成英译，出版之事只好一拖再拖。到1927年，“国际文库”拟出版书目中仍然有梁启超的《中国思想的发展》。由于主编奥格顿以及罗素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视，他们始终支持促成梁启超这部著作英译本的出版。徐志摩放弃翻译后，改由北京一位“世界通解丛书”的编辑L. T. Chen接手完成。最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终于忝列“国际文库”，由英国科根出版社于1930年出版。这个英译本增加了译者弁言，作者生平概略和重要术语索引等三部分内容[2]。
罗素和奥格顿接受了徐志摩请梁启超写一部著作的建议，但也没有放弃请胡适写一本类似著作的打算。由于梁启超提供的是一部断代政治思想史，写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思想的书的任务就落在了胡适头上。徐志摩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的信对胡适接受这个建议抱有信心：“胡适博士几天内就会来北京。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会很高兴把自己的书在英国出版。我见到他后再写信给你。”1924年2月11日的信告诉奥格顿，胡适接受了在英国出版他的著作的建议：“胡适博士很高兴你打算在英国出版他的书。
我相信他不久就会给你寄去他改定的稿子。或许他已经写信给你了。”事实上，胡适并未写信给奥格顿，奥格顿档案中也没有胡适这部“改定的稿子”。可能是胡适并未寄出稿子。但奥格顿仍然一直在等待。我们从1930年“国际文库”丛书扉页上印制的拟出版书目中，还可以看到胡适的《中国思想的发展》。遗憾的是，罗素和奥格顿所期许的这部著作，胡适终于没有完成。
四、为松坡图书馆选购英文书籍、遭遇丧亲与失恋的双重打击、关于泰戈尔访华
徐志摩1923年5月10日，1923年11月15日给奥格顿的信中，都提及为刚刚成立的松坡图书馆添购外文图书事宜。我们知道，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916年病逝后，梁启超即打算建一座图书馆纪念这位共和英雄。经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终于在1923年春天成立，馆址设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7号。徐志摩受聘担任刚刚成立的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的干事。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徐志摩就负责外文书籍的采购以及英文函件的处理。从上述两封信看，奥格顿显然是徐志摩在国外采购图书的重要代理人，而奥格顿也的确是适当的人选。一则奥格顿与徐志摩的私交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愿意不辞辛苦为他选购图书。二则如前所述，奥格顿与出版社关系密切，对图书市场了如指掌，他主编的“国际文库”丛书荟萃了当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精华。三则奥格顿本人就是出色的学者，站在学术前沿，有选购优秀书籍所必需的敏锐眼光。第四，奥格顿性喜藏书，对书的嗜爱令他把选书购书看成一件乐事。徐志摩在信中告诉奥格顿，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松坡图书馆能有500镑用于购书。徐志摩还告诉奥格顿，他邮寄的第一批四包书已经收到。他准备请梁启超再汇一些钱给奥格顿，以便他继续购置图书。他要求奥格顿也赠送一些“你认为我们需要的书”，这其中包括徐志摩格外点名的奥格顿与理查兹合著的《意义之意义》。
徐志摩1924年2月11日给奥格顿的信，透露了在祖母病逝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下的痛苦、哀伤体验。徐志摩祖母于1923年8月27日病逝，追求林徽因无望，令他精神十分颓废。他在信中写道：
我偶尔出去旅行，有时也写点东西，在台上台下讲讲话，有时哀悼一下(我的老祖母去年夏天过世了)，叹叹气，除此之外就是彻底的茫然。丘比特的箭或许永远地拒绝了我的光临，这是我思想麻木、精神空虚的原因。不仅社会本身，就是当前的时局也完全让我厌烦；我相信，他们在我身上也看不到任何吸引人的地方，结果我就是孑然一身。我现住在老家城郊，的一栋房子里，附近有一片树林，风从林中刮过，传来阵阵呼啸声，应和着我的叹惜，在我就像一曲庄严的交响乐。这里的鸟多极了，而且非常闹，我经常听它们的声音，对它们说话。镇上的人把我叫半仙，或讥讽我是诗人。我本来内心就有一种虚荣，他们的讥讽，反而助长了我的怪僻。我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粗鲁，精神也越来越愤世嫉俗，腔调也越来越古怪，——简直像幽灵一样叫人捉摸不定。真的，从两边的窗子向外看，再没有什么比眼前这番景象更像亡灵居所——到处都是坟冈，碑铭，敞开的棺木，墓地，祖宗灵堂，牌位，匾额——那样扎眼了。据说就是这栋房子里闹鬼。毫不奇怪，我也变得和鬼差不多了。[3] (P75)
徐志摩生动真实地传达这种情感的书信寥寥无几，这封信即为其中之一，因此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信还提到泰戈尔即将访华，他要担任陪同，以及他对泰戈尔访华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推测：
我猜泰戈尔在剑桥没有赢得多大的欣赏，但你们不至于太苛刻，叫他骗子或小人或讨厌鬼——这种名号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口中非常时髦。他备受中国年轻人的爱戴，简直不可思议，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所有用英语写成的诗歌中，唯有他的诗歌具有他们称为“完美的智慧”的东西。因此，他对中国的访问将证明是激动人心的，他会比以前到中国讲学的人更受欢迎，人们会以更大的热情迎接他。[3] (P75)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徐志摩的推断。此外，徐志摩还把接待泰戈尔访华，看成是从痛苦情绪中摆脱出来的良药。鉴于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以及泰戈尔访华之经过，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五、徐志摩剑桥交游的意义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一个交游非常广泛的人，这一性格特点在剑桥表现得淋漓尽致。梁锡华在他的《徐志摩新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10月第二版)中引述徐志摩的朋友、文学批评家理查兹给他的信说：“徐志摩朋友遍剑桥”，这一点在徐志摩1924年2月11日给奥格顿的信中再一次得到证实。徐志摩写道：
狄老和阿瑟•魏雷不久前让我振奋了一下子。兰姆瑟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了。瑟伯斯坦有一两次胡乱写了几笔，其他人则音讯全无。我真的很想听到剑桥的消息。只要是英国信封的款式和味道就能让我激动，更不必说大家的字迹了。为什么理查兹和福布斯从未有片言只语？还有伍德和布瑞斯维特？当然，我自己也从未给他们写信，但请代我向所有这些朋友问好，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肯经常屈尊施爱与我，他们会发现我不是毫无感激之情的。[3] (P76)
在徐志摩给奥格顿的信披露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他与狄更生(即此信中所称的“狄老”)、罗杰•弗赖、罗素、魏雷、嘉本特、威尔斯等英国学者、艺术家、作家的深厚友谊，知道他拜访过哈代、曼斯菲尔德等著名作家，还知道他与康拉德、肖伯纳等著名作家见过面。但这封信提供了一批新的名单，把徐志摩在剑桥的交游圈子进一步扩大了。笔者打探到这些剑桥学者的来临，发现他们个个来历不凡：
弗兰克•兰姆瑟(Frank Plumpton Ramsey, 1903-1930)，数学家、哲学家，就读于剑桥大学温彻斯特学院和三一学院。后来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剑桥大学数学讲师。著有《数学原理》、《论形式逻辑问题》，在数理逻辑、经济学的等领域方面有突出贡献。兰姆瑟还是著名的剑桥学术思想组织邪学社的创始人之一。
瑟伯斯坦(Sebastian)是徐志摩的剑桥朋友对斯普如特(Walter John Herbert Sprott, 1897-1971)的昵称。斯普如特是社会学家，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学习道德科学，后来长期担任剑桥心理学实验室的试验员，是经济学家凯恩斯、作家福斯特的密友，著有《性格与身份》(1925)等。
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文学批评家，教育家，剑桥大学英语系的创始人之一。著有《意义的意义》(与奥格顿等人合作)、《文学批评原理》、《孟子论心》、《实践批评》、《科学与诗》等。理查兹开创了新批评流派，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徐志摩在剑桥期间，与理查兹交往密切。理查兹曾在1929年-1930年到北京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福布斯(Mansfield Duval Forbes, 1889-1936)，历史学家，时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研究员。他提携过文学批评家理查兹，对剑桥大学英语系创建有过贡献。
伍德(James Edward Hathorn Wood)，徐志摩在剑桥时的朋友。曾与理查兹、奥格顿合著《美学基本原理》一书。
布瑞斯维特(Richard Bevan Braithwaite, 1900-1990)，哲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
1920年代是剑桥大学人文学术的黄金时代，而徐志摩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上述人物中的绝大多数都在相关领域作出过突出贡献，青史留名。从徐志摩与他们的交游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位出色的文化交流使者。经由他与这些学者、作家的交往，他把英国知识界最新的潮流带到中国，把英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同时，徐志摩也给英国知识界见证了新文学在异国土壤中萌芽的过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延伸和发展。最早论述徐志摩在这方面贡献的英国学者是新批评理论家理查兹，在他写于1932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一文中，论述了五四新文学特征以及所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理查兹认为，中国文艺复兴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中断了与本国传统的联系，转而向西方学习。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面临的两大困难：其一是古汉语无法发挥应有的翻译媒介作用；其二是西方文学中的浪漫情感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相龃龉。理查兹乐观地指出，一些作家诗人已经成功克服了这些障碍，徐志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徐志摩是理查兹在文中论述的一个重点，他追忆了与徐志摩在英国和中国的交往，还引述了徐志摩的一首诗。理查兹认为，由于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去世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损失，对世界也是一个损失。但理查兹并不气馁，在文章结尾，他断言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不可阻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被这场东西方的联姻所开创。”[4] (P113)
徐志摩当年在剑桥的一位至交，汉学家魏雷(Waley, Arthur David, 1889-1966)在1940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欠中国的一笔债》(" Our Debt to China" )。他在文中深情回忆了徐志摩在剑桥的学习和交游经历，论述了他对战后英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魏雷指出：“我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所知已不少了，也略懂二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却不太清楚文学艺术这些东西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我们从徐志摩身上所学到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魏雷同时指出，徐志摩的影响是多重的，他丰富了中国人关于英国的知识；他是如此动情地描写英国风景和建筑的第一个中国人，他让中国人知道，英国不单有人口密集的商业中心，也有拜伦潭、国王学院的教堂，以及康沃尔海岸。此外，徐志摩还翻译了不少英国诗歌，把英诗格律介绍到中国。魏雷进而认为，徐志摩对英中文化关系走向“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受到重视，这是英国知识界“欠中国的一笔债务”[5] (P557)。
【参考文献】
[1]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A]. 梁启超全集：第五册[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Liang Chi-Chao.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 Ltd, 1930.
[3]徐志摩. 徐志摩致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J]. 刘洪涛译. 新文学史料，2005，(4).
[4]Ivor Armstrong Richards. The Chinese Renaissance[J]. Scrutiny, 1/2(Sep. 1931).
[5]Arthur David Waley. Our Debt to China [J]. The Asiatic Review. Vo1. 36(July 1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