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魏晋南北朝逐渐由自发向自觉状态转化之后，在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文学研究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却一直处于文化秩序的边缘，直到晚清才逐渐走上自立之路。文学研究走向自立并非是从文学观念开始，而是从形式层面开始被纳入转型期文化秩序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文学虽然显示了从经学和理学等庞大秩序中脱离出来的迹象，但是在“文以载道”的思想与科举制结合产生的合力压制下——即使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后，在“癸卯学制”中仍然还是以学生的学习等级来确定其出身等级，可见文学观念不可能纯化，其核心理念仍然由经史及诸子理学承载。但是在形式层面上，经过洋务、维新与传统文化三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不得不在语言文学教育体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外在表征等方面采取新的形式而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
清季民初的历史文化虽然出现裂变和转型，但文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经史及诸子理学的变体，承载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保持“中学”之本源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它又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引入了西学模式和现代学科体制，意外地出现在新的文化秩序之中。两者虽然是矛盾的，但正是在这种裂变的历史机遇中，文学才得以正本清源，逐渐摆脱经史及诸子理学秩序而在新的文化秩序中逐渐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近现代语言文学教育，以及在这种教育体制中逐渐完善的文学学制，无疑是文学形成现代形态和文学研究走向自立的重要动力机制。
陈国球先生在考察了晚清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三大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张百熙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3年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回顾了文学如何一步步地成为一个重要学科的过程之后，认为文学“无论从语言、文字，以至其表达模式，都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导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在这个情势之下，‘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接下来的变革，就是‘美感’、‘虚构’等西来观念对‘文学’定义的改造，这又有待继起的文化政治的推移了。”1其评价颇为精当，文学立科确由三大章程肇始，文学观念也是在西来观念和文化政治的合力下改造的，但文学立科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京师同文馆和晚清书院教育已经开始接受西化教育模式和西来观念并逐渐形成了新文化政治的雏形，对文学进入现代性的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 篇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的字句，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的，在法文本中是没有的，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是无效的，但后来侵略者强横坚持得以实行。此事对签订条约的钦差大臣奕訢刺激颇大，1861年奕訢上书奏请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即为：“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奕訢的这举动虽出朝政和外交的需要，但其主张却得到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冯桂芬、郭崇焘等人也都为兴办洋务而身体力行，纷纷为开设京师同文馆献计献策，客观上也为近现代西方语言文字及文学教育提供了官方支持。
1862年奕訢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正式提出具体章程，主要设立天文和算学，并遵照乾隆22年（1757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模式来设立同文馆，“俄罗斯文馆”虽以学习俄语为主，但在科举制中仍然担当了选拔官吏的角色，“五年由本馆考试一次，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学读书”3。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为三品官衔，法文教习华必乐为四品官衔，化学教习毕利干为四品官衔。同文馆的学生则按照学习程度来定其出身或官阶。奕劻也在《遴选学生派充同文馆攥修官片》（1886年）和《遴选学生充当翻译官片》（1888年）中规定了学生的出路，而且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随使出洋。
在此期间，虽然有以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上奏朝廷认为同文馆只是学习西方技艺之末，有碍学习中国圣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应该奉夷人为师，但同治皇帝却下旨认为设立京师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引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4。由此确立了京师同文馆的合法地位，自1862年开办英文馆，1863年设立法文馆和俄文馆，1867年添设算学馆，1872年设立德文馆，1896年增设日文馆，直到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战火中焚毁而停办，最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在整个晚清教育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且对科举制和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丁韪良所言：“有希望革新这古老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新教育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校——同文馆。”5新教育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开始的，而一国语言文字的根本载体在于文学，因此京师同文馆及后来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无疑是对外国语言文学的传播奠定了最初的语言基础。
如果说同文馆的设立促进了近现代外国语言文字及文学的传播，那么各地纷纷开办的各式书院，则在承续经史文化及理学传统的同时，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自立蓄积了力量。1873年创立的陕西味经书院分为道学、史学、经济、政治、训诂等五类，并规定了其详细的教学规程：“《易经》、‘四书’，儒先性命之书，为道学类，须兼设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书经》、《春秋》、历代正史、通鉴纲目、九朝东华录等书，为史学类，须兼设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三礼》、《通志》、《通典》、《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为经济类，须兼职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诗经》、《尔雅》、《十三经注疏》及《说文》，先儒考据之书，为训诂类，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已经历算，须融中西。”6诸如《诗经》之类的文学作品被纳入训诂类，文学虽然被提到，但其地位相当边缘，还是着重于语言文字及经史方面。1876年创立的上海求志书院，学习科目分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算学、舆地之学、词章之学等六科，词章之学已经作为独立之学单列一科，“试之经义以验其根柢，史论以占见其识蕴，策问以究其才略，韵语以观其文采”7，虽然词章之学未必与文学的本义完全相同，但是其转变预示着文学已经向学术中心转移。1889年张之洞在创立广雅书院时指出：“讲求经史、身心、希贤、用世之学，名曰广雅书院”8，设立书院的课程及规程为：“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规。”9，并设分校（副校长）四人，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门分别讲授，此处文学大约仍然是指词章之学。1890年他又在湖北创立两湖书院，其课程则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虽然此时现代的文学观念尚未最终形成，文学的涵义也是相当宽泛，但文学的地位在形式上已经开始得到了确认，这是文学自立迈出的第一步。
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1897年在严复等人的帮助之下由张元济主持设立的通艺学堂是一个特例，对文学的理解独树一帜。张元济阐述其宗旨为：“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欧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其课程设置为“文学门”和“艺术门”10：
文学门：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辩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
艺术门：算学 几何（即形学） 代数 三角术（平弧并课） 化学 格物学（水火电光音重在内） 天学（历象在内） 地学（即地质学） 人身学 制造学（汽机铁轨在内）
从上面所设立的科目可以看出，文学门实质上就是人文社会学科，艺术门则是学习西方技艺，张元济也规定：“长于记诵者，于文学为宜；长于思索者，于艺术自易。”11这种文学观念来源于西方的文科，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修身养性等相关的科目都包含在内，其目的只是为了博学从政。而张元济、严复等人都试图以西学挽救国运，张元济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和日本黑田茂次郎撰写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等等，胡适对两人作了中肯的评价“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了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并且认为严复所译的书原来的文本就有文学的价值，而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有很高的地位，而林纾更是开辟了一块新的文学领地，“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12由此可见，虽然张元济、严复和林纾等人的主观目的只是从人文社会学科上启发民智以图国家复兴，但在客观上却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意外地崛起，逐渐涵盖并独占了“文学门”。
下 篇
1896年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奏请朝廷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并在京师设立大学堂，随后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规定了京师大学堂宗旨：“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3并认为学问应当分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十科，而此处所指称的“文学”只不过是各国语言文字，虽然在宗旨中似乎赋予了“文学”一种“中学为体”的文化使命，而实质上此十科都是指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和理学传统在他看来已经是一种至上且十分成熟的学问。李端棻和孙家鼐的奏请直到1898年在百日维新中才得到确认，并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议定之下成为具体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上《奏议京师大学堂折》，章程随此折子呈上御览并得到认可。
《京师大学堂章程》首先确定了晚清以来被尊为国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14而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新变法、经世致用和增强国力以图复兴，在这种形势之下，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文学自然得不到重视，正如陈国球先生指出的“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15。梁启超所谈的“词章”应该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16，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而不能溺志于文学之中。《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也规定：“记诵词章不足为学，恭行实践乃谓之学，五经四子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古而常新，又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学者果能切实敦行，国家何患无人才，何患不治平，虽胜残去杀皆可做得到，岂仅富强云尔哉！学人能贯通群经固好，否则专治一经，余经但随时涉猎，通其大意亦可。”17可见文学之所以能单列学科，是在于其能在语言文字和其他学科中“恭行实践”，能贯通古今、说理论事，甚至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亦应切实敦行，求其致用之效。
梁启超还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制定了“学堂功课例”18：
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今略依泰西戏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列表如下：
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为溥通学；其应读之书，皆由上海编译局攥成功课书，按日分课。无论何种学生，三年之内必须将本局所攥之书，全数卒业，始得领学成文凭。惟体操学不在功课书之内。
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溥通学同时学习，其功课书息各该国原本。
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政治（法律）、地理（测绘）、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医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从表面上看，此处的溥通学类似当前理工科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大学体育、大学英语等公共课程，而“文学”如同大学语文一样，只是训练语言文字的运用、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提高审美趣味和道德修养，“文学”虽排名第九，却与体育学一样没有被当作一门学问。而实质并非如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时候，所学科目就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种，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19梁启超所学之四科几乎与溥通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同，而且溥通学须在三年之内学完才可以毕业并领取学成文凭，而专门学只是在毕业之后再选取一到两门学习，对学习程度也并无严格要求，可见梁启超虽然为了维新而开设十门西方致用之学，但是在文化情感和思想根柢上仍然认为溥通学才是根本学问。但是梁启超一方面批评学堂对溥通学的轻视，“夫此四五年之间，于中国之学，既已循例若赘，阁束一切，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20，认为学堂对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文学等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为了维新变法而在专门学中舍弃这类学问，而只保留致用之学。这种矛盾实质也反映了文学的自立及学科建制并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变过程，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存在矛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语言文学教育必须以致用为先，因此就不得不以牺牲经史及诸子文学为代价。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筹划被保留了下来，这说明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因为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全面停止，相反在致用之学的设置上更是加大了力度，“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21，而对经史及诸子文学等“为体”之中学却意外地被降之次位。深得慈禧重用的孙家鼐在1899年《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也提到“查原奏普通学凡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才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子书有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听其择读。”22他虽然以门类太多而断难兼顾为由削减普通学，但在奏折的“多寡听人自认”、“诸子文学不必专立一门”、“听其择读”等语可见其真实用意在于兴致用之学以图国家强盛，尤其是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及多次战争失败的教训之下，晚清政府更是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迫切性，在内忧（维新变法及天平天国）外患（列强侵略）的紧急关头不得不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学科体制以图尽快笼络致用之才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文学学科在这种历史时刻自然是被极度地边缘化了，直到慈禧在1901年宣布变法之后，在张百熙和张之洞的主持之下才制定出相对完备的新学制，文学才得以重新定位。
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受命制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而“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着即归入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23，从此京师同文馆完成了向京师大学堂的转变，而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拟定并由朝廷以“钦定”名义颁行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的建立，此学制亦称为“壬寅学制”。但此学制很快招至各方批评，随后张百熙又奏请与张之洞、荣庆一起主持章程的修订工作，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制定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沿用至1911年清朝结束。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24，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25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文学在知识谱系学中位置的最终确认并得到具体实践，则是在“癸卯学制”中。张百熙和张之洞为了重订学堂章程，再次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6可见他们既想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因此在分科上显示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癸卯学制”中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作为首科的经学科又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和理学等十一门，经学从“壬寅学制”从属于文学大科而转至单独设立一科，且分为十一门来学习，理学也附在经学科之中，可见经学已经被提高到至上的位置，体现了晚清在最后几年对“中学为体”的重视程度之深。政治科仅分为政治和法律两门。而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27。文学科从“壬寅学制”中宽泛的大文学观中独立出来，去掉了经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除了地理学稍嫌突兀之外，“癸卯学制”中的“文学”应该主要是指各国语言文字、各国文学和各国历史，而这种安排实质上是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及文法的学习到由文字构成的经典文学的学习，最后扩大到历史文化语境。
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为：一是主课，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二是辅助课，包括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及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国记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等九科。28其辅助课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科学文化史；从主课看来，说文学和音韵学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科，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则主要是中国古代作家作品选读，虽然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课时数较多29，但只是因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浩如烟海，而对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和古人论文要言。
一，古文蒥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二，古今音韵之变迁
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六，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
七，群经文体
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九，周秦诸子文体
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十一，诸史文体
十二，汉魏文体
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
十四，唐宋至今文体
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
十八，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别
十九，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
二0，古今名家论文之不同
二一，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
二二，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
二三，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
二四，东文文法
二五，泰西各国文法
二六，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术志学出于官同意
二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
二八，文学与国家之关系
二九，文学与地理之关系
三0，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
三一，文学与外交之关系
三二，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通汉学者笔述较易）
三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
三四，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如隋胜陈、唐胜隋、北宋胜晚唐、元初胜宋末之类，宜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
三五，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忠厚正直者为有德，宜多读有德之文以养德性）
三六，有实与无实之别（经济有效者为有实，宜多读有实之文以增才识）
三七，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根柢经史、博识多闻者为有学，宜多读有学之文以厚气力）
三八，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
三九，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
四0，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
四一，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以上第一至第六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主要注重于文字和词章，包括字体演变、音韵、训诂和词章、文章、作文之法。第七至第二三共十七条，主要就文体问题展开，按照古文名家姚鼐、曾巩、归有光、谢枋、王三省等人所论，古文一般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种体式，而按照体制可分为论说、箴铭、颂赞、辞赋、序跋、赠序、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状、碑志、叙记、典志、杂记等类，按照性质可分为論理、敘事、抒情、寫景、历史、哲学、艺术、实用等类，还可按照作法、时代等标准分类，而此处所定的文体则是综合上述多种，如十二、十三、十四按照时代分类，十五、十六、十九按照骈散体式分类，二二按照体制分类，二三按照性质分类，其他分类标准比较杂，而在主要课程设置中的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相对应。第二四至第二六，另加第四一，主要是指外国语言文字及文学史，这与辅助课中的西国文学史和外国语文相对应。第二七至第三三，主要指文学与人事、世事、国家、地理、考古及各种实用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外部语境在当时的研究中并不占重要位置，但是辅助课中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国记事本末、世界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等都与此对应。第三四至第三七，主张文学应以开国之文、有德之文、有实之文和有学之文为规范，而第三八至第四0则反对文学中险怪、纤佻、虚诞、狂放、驳杂、空疏和好文之弊病，主课中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与辅助课中的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及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都有助于这些文学主张的实践。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桐城派文学家姚永朴根据此文学研究法的纲要，
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行的当年即撰写了《文学研究法》，他在《根本篇》中就谈到：“苟敦本务实，而文乃不为空言矣。古今鸿篇巨制，永垂不朽，端在乎此。夫岂有徒骋其词藻，而可以立诚、居业者乎？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夫明道之旨，见于《中庸》，孔子所云：‘道之不明，我知之矣’是也。其后董子（仲舒）亦有‘明道不计功’之语。盖自成周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而乡大夫、州长、党正以下，书而考之者，皆不外于德、行、道、艺四者。德者，有诸身之谓；行者，着于事之谓；道为之本，而艺为其末也。……其次在于经世。……要而言之，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31姚永朴在总结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门所订文学研究法的规定，阐述了敦本务实之文学、有德有实有学之文学、明道之文学、经世之文学、胸趣心静之文学等等特征和规范，而反对空言、华艳、流俗之文学。作为姚门四弟子之一姚莹的孙子，虽然姚永朴所阐释的“文学研究法”只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延续和变体，对于文学本体、文学与外部环境关系等等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更是相距甚远，但是他以“文学研究法”的方式奠定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原理和概论的基础，而且在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中以课程的方式、在社会文化中以现代出版的方式在形式层面上确立了一种现代文学研究体制的雏形。
二，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32。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传甲同样也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行的当年仿照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编写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后以《中国文学史》之名出版，在1930年代遭到编写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胡怀琛、胡云翼、郑振铎、张长弓等人的质疑。胡云翼甚至激烈地批评：“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在文学史里面。”33而参照中国文学门中“文学研究法”制定的41条门规，此时的文学研究确实把文字学、经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于文学之中，而林传甲完全依照“文学研究法”的41条门规撰写国文讲义，讲义分16章，以41条门规的前16条所规定的内容为每章的题目，可见其文学史观念是远离现代的。而且林传甲的文学观念也相当保守，他认为“元之文格日备，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息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34他是尊崇正史和传统诗文的，但对演义、小说、戏曲、传奇及翻译的新小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认为应该“戮其人而火其书”，可见其传统文化立场之坚决。由此可见，他虽然遵从《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借鉴了日本所辑的《中国文学史》并仿照撰写出第一部影响力最大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但他只是在形式、框架和学制上体现出了现代性，在根柢上仍然是坚守传统的大文学观。陈国球先生评价这本被当作文学史的“国文讲义”是“既要照顾‘国文’科的语言文字的知识，修辞成文的写作法则，以至经史子集的基础学识，又要兼顾教学法的讲授，以及乘隙推广维新思潮，以期造就‘有用’之才”35，因此它承受不了“文学史”的任务，但是它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形式、文学史框架和现代学制等方面促进了新的文学秩序的形成。
三，古人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36。京师大学堂没有留下此类讲义，但是姚永朴《国文学》(1910年)和唐文治的《古人论文大义》(1909年)虽然都是标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古代文论选，但其意义可等同于古人论文要言。之后刘师培的《文说》、《论文杂记》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都可视之为此类讲义的继续，而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和《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1934年）则都是比较成熟的古人论文要言的辑录，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虽然中国文学门的模式和学科设置在“壬寅学制”中都已确立，而且其文学研究法后来演变为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及相关科目，历代文章流别演变为文学史，古人论文要言则演变为中古文学批评，基本接近于文学现代学科设置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模式；但是中国文学门的正式设置则是在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分科大学之后，而且这种学科模式和课程设置只是在形式上学习西方学制，在教学内容和知识资源上仍然没有脱离古典文字、音韵、训诂、诗文、经史、理学等传统文化框架，在理论建构上也缺乏思辨性和现代体系性，如上面所述的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其核心思想仍局限于古文理论及传统的文学观念，只是在形式上拙劣地仿照现代学制。这种思想未变、形式先行的转型模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转型的独特方式，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也还是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以白话文的语言形式进行文学思想革命，但在思想根柢上仍然难以割弃传统文化思想和资源，最终在“国学”论争37中再次回潮并得到清算。正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转型的这种独特性，语言文学教育、学科建制及其与此直接相关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等在文学秩序和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化中才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30页。
2 奕訢《通筹善后章程折》（1861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第3页。
3 奕訢《遵议设立同文馆折》（1862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40页。
4 同治帝《著毋庸议张盛藻奏折谕》（186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页。
5 丁韪良《同文馆纪》（190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141页。
6 刘光贲《味经书院时务斋章程》（1895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10页。
7 冯焌光《上海求志书院章程四则》（1876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59页。
8 张之洞《札委知府方功惠等监修广雅书院》（188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70页。
9 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折》（188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72页。
10 张元济《通艺学堂章程》（1897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827页。
11 张元济《通艺学堂章程》（1897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27页。
1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108页。
13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896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36页。
14 《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39页。
15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5页。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5页。
17 《京师大学堂规条》（1898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44页。
18 《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39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5页。
20 梁启超《学校余论》（1896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35页。
21 《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第102页。
22 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1899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43页。对此折与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896年）的前后矛盾，陈平原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一文中认为孙家鼐“对文学课程的有无似乎拿不定主意”（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2002年，第106页）；陈国球则认为是“因为前一奏折撰于大学堂尚在规划的阶段，孙氏在此提出一个源自‘泰西’的分科大学模式；后一奏折却是就已经颁行的课程作出调整，他针对的只是‘普通科’‘功课’太繁重，‘中才以下’的学生应付不来。”（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从两个奏折及当时的国家和国际形势来看，对文学科的调整并非是拿不定主意，也不仅仅是因为中才以下的学生难以应付繁重的功课的缘故，上文对此作出了解释。
23 《著将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谕》（1902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3页。
24 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年），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3页。
25 《钦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36-237页。
26 张百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1902年），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2页。
27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914页。
28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2页。
29 澽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4-355页）中指出：文学研究法、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是每星期8个钟点，说文学和音韵学是每星期3个钟点，其他主课都是每星期2个钟点。
30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3页。
31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5页。
32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3页。
33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第3页。
34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广州存真阁1914年，第182页。据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及周兴陆《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等文考证，最早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于1897年脱稿，1906年出版，全书分为六部分：“读书偶得序”，“文字原始”，“志经”，“叙史”，“叙子”，“叙集”。其中“叙集”部分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约4万字，“叙集”部分仅6400字左右，因此其影响力较小，且没作为教材使用。林传甲的“国文讲义”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从1904年开始撰写，但林传甲几个月之后就完稿，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全书7万字。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全套29册，共170余万字，历时5年多才完稿，因为其历时过长、册数和字数过多而不易推广，所以其影响力远远小于林传甲的“国文讲义”。
35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59-60页。
36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3页。
37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书中第四章专论这一时段语言文字地位上升及文字改革等问题，虽然他认为语言文字直接与民族主义思想相关，但这种思想启蒙最终却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语言文字的形式变革问题上，这是中国历史文化转型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与西方先启蒙后革命完全相反，这也说明外在的文化秩序及文学秩序对清季民初的文学思想及其现代转向有极大的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