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郭沫若指出日本文坛的种种“病毒”，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它是否属于“日本资产阶级”，则应另当别论。因此，与其说中国学子受了“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毒害，不如说他们受了“人情”丰沛的东瀛文化风土的潜移默化更为确切。要知道，才高志大、泱泱大国的中国学子，并没有把日本的资产阶级真正放在眼里过，他们身在东瀛，心系欧美，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的联手，才是使中国学子“中毒”的真正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留日作家所学专业均非文学，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学的是海军，郁达夫先学医学，后学经济，成仿吾学兵造，张资平学地质，向恺然（不肖生）学的是政治经济，最后他们几乎都放弃了专业，选择了文学。这证明：日本是一个特别适合文学家产生的国度。
这种普遍的专业转向，无疑包含复杂的个人动机。在鲁迅，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呐喊·自序》）在郭沫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困顿和苦闷、涤荡历史罪恶的强烈冲动驱使他抡开如椽之笔，“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用诗人的话来讲，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凤凰涅槃》）；在郁达夫，是“弱国子民”不可救药的“性苦闷”，使他长歌当哭，写出《沉沦》这样的惨不忍睹的故事；在不肖生，是理想和道德泯灭后，听凭陈腐的“大中华”与“厚黑学”的驱使，将“日本是个卖淫国”的传奇贩运回国，迎合国人对东瀛的奇思异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留东外史》第一章）。
留日作家的写作动机虽然因人而异，格调也大相径庭，却有一种艺术上的共同倾向，就是滥情、颓废、走极端。无论是《女神》天狗吞月似的自我扩张，还是《沉沦》的主人公无条件的“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抑或是《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的疯狂堕落、《木犀》畸形而神经质的师生恋，都超出了正常的宣泄。这种倾向推究起来，不外乎两股力量造成：第一，“小日本”的种族压迫；第二，日本社会发达的“人情的世界”。如果说前者激发了中国学子的不平之气、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帝”的话，那么后者则诱发中国学子人性的弱点，使其放纵，失去把持。两股力量相互激荡，导致中国学子精神扭曲，理智与情感分裂。
以往学界对留日文学的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反帝”，而对日本的文化风土、尤其是日本独特的“人情的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也习惯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作同情的理解，或者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是直线性的历史“进步”观。这不失为一种思考的角度，但由于对日本文化“本土性”的隔膜，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缺乏识察，这种解释不免流于空洞粗疏，大而化之，看不到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复杂的互动。其实，留日文学中的“反帝”与留欧／美文学中的“反帝”，有着文化性质上的微妙差异，后者发生在中国与异文异种、文明程度远高于自己的欧美各国之间，“反帝”中不免夹杂着“崇洋”，“崇洋”中又有无法打破的文化坚壁；前者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历史上曾长期维持着“主属”和“册封”关系的国家之间，另有一种复杂的况味，而“小日本”的忘恩负义行为，更激发中国学子的反感。然而政治层面上的反日并不意味文化上也失去亲和力，事情毋宁说刚好相反，中国学子来到日本这个亚洲惟一摆脱西方殖民地悲惨命运的、黄种人自己当家的世界强国，比一比自家的落后与困顿，自然会产生敬佩之情；而东瀛列岛上保留至今的汉唐文化遗韵及其古朴大方、颇具艺术情调的生活方式，也容易使中国学子产生文化情感上的共鸣，尤其是东瀛岛国原始风情十足的两性文化和宽松的“人情的世界”，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的中国学子来说，更具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子无论政治上怎样激烈的“排日”，几乎没有人不喜爱日本女人的，苏曼殊、李叔同、戴季陶、辜鸿铭、周作人、郭沫若、陶晶孙等都娶日本女子为妻妾；徐志摩的一曲《沙扬娜拉》，将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织成美的极品，定格在中国的现代诗史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兄弟失和，亦与一位日本女子有关；《留东外史》里尽管充斥着对日本女子的歧视和偏见，她们被形容得又淫又贱，但透过这种蔑视，日本女子的魅力还是顽强地散发出来；在陶晶孙笔下，东瀛女子的温柔曼妙、善解人意，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中国女子反倒是个个飞扬跋扈，面目可憎，成了她们的反面陪衬；滕固的《石像的复活》里，即使是一个聋哑的日本少女也有不俗的魅力，让性格呆板的中国学子神魂颠倒，直至发疯；连郭沫若这样最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文化英雄，也有抵挡不住的时候，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里，作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一位日本卖糖少女的“幻美”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一位学工科的中国学子，就在这种“幻美”的诱惑下，放弃了家庭、学业乃至祖国，最后跃进了大海，重要的是，这位中国学子没有任何沉沦的理由，领着优厚的官费在日本读书，家有贤妻爱女陪伴，既没有性的苦闷，又没有孤独的折磨，如果一定要追究，只好归因于那双美丽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当纸窗徐徐拉开，美丽的卖糖少女露出半个脸时，中国学子就被彻底俘虏了，郭沫若以他特有的夸饰，情欲横溢地写出卖糖少女娇柔妩媚的姿态，笔墨之大胆、赤裸，可谓空前。小说这样结尾：“太阳已是落海的时候，从水平线上高不过五六丈光景的云层中洒下半轮辐射的光线来——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红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紧得不能忍耐。苍海的白波在向我招手，我拘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人的处女红，去追求那睫毛美……”
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还是要数郁达夫，不妨以他为个案，来看看东瀛“人情的世界”对中国学子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篇篇都涉及“弱国子民”所有的“性苦闷”的主题，细读下来则可发现：东瀛岛国开放的两性风俗和发达的情色文化，是这种苦闷的根源，可怜的中国学子，在这张天网之下无处躲藏，仿佛鬼打墙一般，正如《银灰色的死》里写的那样——
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在《沉沦》里，“忧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后来在野地里无意中窥听少男少女野合，然后昏昏懵懵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之后痛不欲生，投进了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发出“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郁达夫写小说一向不讲结构，率性而为，其实这些小说于散漫中仍有一种情节上的因果关系，承担这种“结构功能”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人公的“性苦闷”与东瀛色情风土的互相牵引：《南迁》里，美丽妖冶的房东女儿M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中国学子勾引到手，玩弄和利用一番之后又与别的日本房客发生关系，由此引发了中国学子严重的身心危机，不得不远走房州海滨以疗心头之伤，引发另一轮伤感的遭遇；在《风铃》里，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胜地与一位良家妙龄少女邂逅，露天温泉里的共浴、风雨大作之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同眠，使中国学子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直到遇见少女的表哥，发现对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败劣地悲哀”突然离开了汤山温泉。这个令人沮丧的记忆，成为这篇散文式小说的“文眼”。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中国学子，郁达夫十分愿意将自己的小说上升到“灵与肉”冲突的高度，在《〈沉沦〉自序》里，作者就称此作“叙带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种说法后来受到留法女作家苏雪林的痛击，苏氏认为《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苏雪林这样分析：“郁氏原来意旨是想描写灵肉冲突，无奈对于心理学太无研究，自己一向作着肉的奴隶，对于灵的意义原也没有体会过，写作的技巧又幼稚拙劣得非常，所以成了这本非马非驴的作品。”（《郁达夫论》）话虽刻薄，却不是无的放矢。难怪连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的这种自说，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
其实，郁达夫的所谓“灵肉冲突”，就是“情”与“欲”冲突，也就是说，亢奋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自然、正当地得到宣泄，升级为“爱”，主人公为此而苦闷焦虑；在“欲”的茫茫苦海中，“爱”的海市蜃楼显得越发迷人，诱使主人公更加疯狂地追求，尴尬于是不得不出现：在“欲”与“爱”这种互相依存、提升的关系中，“欲”由于过于旺盛，使主人公动辄受诱惑，掉入“淫妇”的圈套，永远没有升华的希望。陷于困境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就把责任推向自己的“祖国”。
欲望这种东西不刺激则已，一刺激便意味着压抑；欲望膨胀得越大，压抑就越厉害，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东瀛这样一个“人情”异常发达的国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性心理不正常的中国学子更是如此。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中国人大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结果。”（《“半春”》）这未尝不是一种经验之谈。据周作人晚年的回忆：1906年秋他第一次到日本，刚进房间，就被下女乾荣子的一双光脚吸引，陷于兴奋与迷乱。赤足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东瀛日常生活景观，竟能对中国学子产生这么大的震撼，至于铭记终身，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微妙差异、中国人对日本文化宿命性的误读，极具象征地包含在周作人的这第一瞥中。
在自传体文章《雪夜》里，郁达夫这样啼血坦陈：“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异，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习了日本言语习风，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这种赞美，显然已超越了正常的理性，带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在他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眼睛总是又大又黑又亮，体形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而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女人眼睛都是细而小，身材小巧玲珑，并不见得那么性感。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就这样形容日本女人的身体：“说得严重一点，她们几乎没有肉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背脊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这与郁达夫的观察简直有云泥之别。然而，本土大师老到的眼光终究比异国学子饥渴的目光更加可靠，看来，还是郁达夫的眼睛出了偏差，亢奋的情欲使他专注于那些“肥硕完美”的女子而不及其余，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骗过了郁达夫的眼睛。
郁达夫的眼光中无疑掺进了西方近代“两性解放”的价值和观念，惟其如此，日本女子才显得如此“肥硕完美”，并且高贵起来。比较一下《留东外史》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日本女人被描写得“淫”而“贱”，显然是作者陈腐的封建道学与“华尊夷卑”观念作怪的结果。衮衮诸公一方面在肉体感官上疯狂迷恋东瀛女子，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极其蔑视她们，呈现一种严重的人格分裂。这方面，郁达夫无疑比平江不肖生要先进得多。在他的笔下，日本女子的地位大大升级，从肉体到精神都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和不可冒犯的尊严，成为东瀛“人情的世界”无可争议的王者。这就是郁达夫受了日本女子的气，也无法恨她们，而是把怒气撒向自己“祖国”的原因。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使《沉沦》的主人公极其夸张地喊出——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是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像他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各篇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日本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的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同样，在《沉沦》中作者轻易地将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终还对祖国发出埋怨，而在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冒着雪直接坐车回家，途中思绪翻腾，有一种“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的感觉，并且发出这样的慨叹：“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这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夸张，当然是“反封”的时代精神和“弱国子民”的屈辱双重激发的结果，但从根底上制约这一切的，仍是那个无所不在的“人情的世界”。难怪在归国的途中，受尽“东洋罪”的郁达夫冒着毒辣辣的三伏太阳，在门司登岸，来到艺妓一条街，对“日本最美的春景”作最后一次“饱看”。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归航》）
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张资平在小说《绿霉火腿》里写到：性格迂阔的书呆子伯强到东京游学，受风气影响，变得不规矩起来，开始对下女动手动脚，而他这样做，是因为“看见许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客气地这样做。就连来访他的同乡看见下女到房里来时，也同样地摸着她的颊和她说笑。所以伯强也照样做了一回，看见下女并不发恼，也不抗拒，只是笑；于是他大胆起来，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颊”。
头脑烘冬的书呆子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方面，《留东外史》提供了太多的证词。在第十四章，周撰在浅草嫖妓时对徒弟连成生说：“到这浅草来的女人，不要问他卖不卖，只看你要不要。莫说是下女，便是她日本华族的小姐，只要她自己肯到这里来，你和她讲价钱就是，决不要问她肯不肯。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这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哪个不是骚风凛凛，淫气腾腾？”根据中国浪子的“嫖经”，日本女子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东瀛女子的温柔顺从，竟成为中国学子堕落的渊薮！
公平地说，这种经验之谈决非虚幻，而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独特的岛国风土与生态环境，使日本的两性风尚别具一格，直到近代仍保留着母系社会浓郁的遗风，赤足、裸身、混浴等习俗构成了东瀛岛国特有的原始风情。相关资料显示：在日本，那种源自古代“歌垣”，即青年男女云集山野彻夜对歌求爱的自由交际、野合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大正年间。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色情业和准色情业，艺妓作为日本的“国粹”，以高雅的形式给人身心俱足的服务。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论述：“我们对于性享受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里不大讲伦理道德。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低微的位置上就行。‘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正是这样的文化风土，孕育了日本“好色”的美学传统。尽管在日语里，“好色”与“色情”有区别，正如叶渭渠说的那样：“日语的‘好色’是一种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不完全是汉语的色情意思。因为‘色情’是将性扭曲，将性工具化、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而‘好色’是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好色文学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内容，即通过歌表达恋爱情趣，以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在现实生活中，“好色”与“色情”却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的正人君子读不下去的色情描写，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一般来讲，它只有格调上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对社会也不会产生“诲淫”的颠覆性作用。然而，这样一种文学上的人之常情，到了有“色情狂”倾向的中国学子眼里，却另有一番滋润与感化的作用。郁达夫称，他在名古屋高等学校读书的四年里，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计一千部左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所谓“软文学”，就是色情小说，郁达夫超常的“性苦闷”，与这些小说的刺激恐怕是无法分开的。《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从日本的色情小说里学到不少“吊膀子”的经验，甚至这部小说的写作，都得力于它们的示范，其中不少故事情节，直接来自日本的“软文学”作家小杉天外的作品。
正是这种丰沛的“人情”文化，使日本在欧风东渐的时代，与西方“两性解放”的潮流一拍即合，它们相鼓相荡，汇成一股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欲洪流，其情形正像郁达夫在《雪夜》里描述的那样——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人情”的过于发达，意味着理智与感情的失衡。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辻哲郎将日本人的性格喻为“台风”，有“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在《风土》一书中，他认为：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东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发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和辻哲郎无疑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解释日本人的“台风”性格，却触及了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相比之下，学贯东西、富于正义感的加藤周一对日本人的分析更具穿透力，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加藤周一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入手，对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日本人沉迷于感伤的世界，说明其心理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都视作虚无，背后有日本传统的“无常”心理，这种非理性的虚无，会把日本导向可悲的境地。周作人后来也终于醒悟：“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智。”（《苦茶》）这样的文化风土，特别适合文学艺术的生长；日本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学艺术、日本人丰沛的艺术情趣和艺术才能，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日文学的滥情、伤感、颓废，那种挥之不去的“戾气”，还有留日作家对西方“浪漫派”文艺的偏嗜，这一切与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应当有着内在的关系。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留欧、留美文学的精神风貌，其差别可谓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