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柏杨的「酱缸」概念，以它的符征﹝signifier﹞指具体的酱缸形象﹝酱汁的容易保藏，经久不坏，及其发酵生霉酱味﹞，而其符指﹝signified﹞则指涉了两个心理概念：一是「儒家道统」﹝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的政治意识型态符号﹞，二是「民族性格」﹝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混杂纠结的中国人性格﹞。道统由上而下，是强制性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运转的结果；民性则由下而上，是中国人在儒家文化霸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出来的结果。这两者，且又吊诡地互为影响，一方面，儒家道统在两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脉相传，宰制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积累；一方面，两千年生活出来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习，成为常识，回过头去持续强化并支撑儒家道统的宰制。「酱缸」于是成为柏杨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国统治神话学的代名词，牢不可破，并不断发酵生霉，使中国人的社会终于成为「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
关键辞：柏杨杂文 文化批判 意识型态 国家机器 酱缸 儒家 丑陋的中国人 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 国民党
--------------------------------------------------------------------------------
没有人告你，是你自己告你自己……
──一九六八年侦讯柏杨的台湾调查局干员如是说[2]
一、 绪言：利剑之下的咽喉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台湾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报纸副刊主编柏杨遭到调查局侦讯，在二十七小时的侦讯过程中，侦讯机关以柏杨于同年一月二日刊登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漫画内容「侮辱元首」为口实，调查柏杨的「罪状」后释放；但不旋踵又于三月四日，再度押走柏杨，在调查局干员的日夜疲劳讯问与威吓胁迫下[3]，要求柏杨「假事自诬」，承认他「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而于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遭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检察官以「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加以起诉；最后，柏杨以他当时写的收在《倚梦闲话》中的杂文「揭发社会黑暗面，挑拨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感情」的罪名被判刑十二年[4]。从此开始了他被羁长达九年又二十六天的黑狱生涯。
以大力水手漫画始，而以柏杨杂文结的这项政治审判，说明了柏杨的杂文于六○年代台湾统治当局犹如芒刺在背，非得去之而后快的事实，柏杨也知之甚详，柏杨〈答辩书〉把情治单位对他「故意的曲解和坚决的误会」解释为「文字狱」[5]，目的当然是要封住统治者讨厌的异议者和批评者的嘴，对柏杨，则是他那支讽喻时政、辛辣痛快的笔。这在柏杨后来的回忆中，就清楚点出。柏杨自述他的「十年杂文」[6]生涯：
表面上看起来沉静得向一个没有涟漪的湖面，其实湖面下，恶浪滚滚，漩涡翻腾，我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也有读者带给我的物质生活的水准，和精神层面的鼓舞，每一篇文章在《自立晚报》刊登时，对无所不在的国民党特务而言，几乎都是一记强力震撼。﹝柏杨，1996：244﹞
这些「震撼」，包括了柏杨的杂文对于国民党蒋家统治下的社会黑暗面的抨击，对于武力国家机器之一的警察的嘲讽﹝如给警察取「三作牌」绰号[7]﹞，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同时期他以「邓克保」笔名在《自立晚报》发表的报导文学作品《异域》触怒军方[8]等，都是导致柏杨下狱的原因。换句话说，柏杨的文字﹝而主要是杂文﹞撼动了统治者的统治基础，这不仅震撼了特务，也使得统治当局不悦。柏杨下狱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杂文十年，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威权年代高压统治社会中小民的代言人；也让他冲撞动摇统治机器及其意识型态的合法性，而成为白色恐怖政策下的牺牲者之一。
柏杨的杂文，比起同一年代《自由中国》诸君子的政论，并不特别带有威胁政权的挑战性，但彷佛是功能互补似地，从五○年代开始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鲜明，也企图挑战当时国民党的整体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性格﹝钱永祥，1988：58﹞；而柏杨的杂文，则是通过对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嘲讽，对于当时的整体主义国家背后的意识型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提出批判。《自由中国》最后以雷震于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被捕，刊物废刊结束；而柏杨则接下这种使命，直到一九六八年入狱止。根据柏杨自述：
《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单位的利剑之下……我不但没有变乖，反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我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在气氛一天比一天肃杀的那段日子里，读者把它十分看重。﹝柏杨，1996：236﹞
柏杨杂文中出现的这种使命感，基本上类似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贺尔﹝Stuart Hall﹞在论及意识型态的运作时提出的「表意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概念。贺尔强调，这种表意方式「是真实且强势的社会力，它介入争议性与冲突性的社会议题，并影响其结果」，而在特定斗争的行径中，「意识型态也变成了斗争的场域」，其结果端视在特殊的历史时势之下各种势力的抗衡而定( Hall,1982:70)。以柏杨杂文所集中的议题来看，这种与统治机器进行的意识型态斗争的确存在，用柏杨的譬喻来说，他所对立的意识型态，就是「酱缸」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个酱缸的腐蚀力，使得柏杨明知不可为却又不能或不甘不为，最后终于发现，「我这份盼望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正是把我自己绑赴刑场的铁链」﹝柏杨，1996：238﹞。这句沉痛的话，不巧呼应了一九六八年代表国家机器侦讯他的情治工具所说的「没有人告你，是你自己告你自己」的残酷的事实。
本文因此将以柏杨六○年代撰写的杂文为分析场域，聚焦于柏杨杂文的核心概念「酱缸」之上，缕析其中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9]相互悖违的表意，来浮现柏杨杂文对六○年代台湾统治机器的文化批判意涵，以及因此衍生而出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纠结不断的总体批判的异议 / 意义所在。
柏杨开始他的杂文写作，是从一九六○年五月在服务的《自立晚报》副刊开辟「倚梦闲话」专栏起。当他开始这个「只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最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的话题」﹝柏杨，1996：233﹞的专栏书写之际，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在向蒋介石索讨「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10]﹝五月十六日﹞，雷震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同时也已开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的组织行动﹝五月十八日﹞，新党筹组，呼之欲出。到了同年九月一日「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宣布将于同月底成立「中国民主党」，导致雷震随即于三天后被捕，《自由中国》停刊之后，柏杨才开始产生接下《自由中国》交的棒子的信念：
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柏杨，1996：237﹞
因为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的停刊以及台湾民主政治的挫败，导致柏杨杂文议题表意的深化，也使得柏杨「终于发现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难，全由于文化上的恶质发酵」，从此他开始在杂文中「不断呼喊，企图始酱缸稀释，才能解除中国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柏杨，1996：238﹞。这样的觉悟，发展到最高峰时期，就是柏杨对「酱缸」文化的全面批判，而此时距他继雷震之后被捕，「不及半年，雷霆横报来到」﹝柏杨，1991：9﹞[11]。
柏杨形成「酱缸」这个概念，从而是在他「十年杂文」的最后阶段，完整的释义，见于一九六七年平原版「西窗随笔」《死不认错集》〈酱缸特产〉一文：
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力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也。﹝柏杨，1967﹞[12]
由这个定义延伸，柏杨认为「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自然就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力主义；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产生出酱缸文化的产品：
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殭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这只不过是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柏杨，1991：42﹞
而这七大产品之中，在柏杨看来，又以「权势崇拜狂」占最主要的地位。细翻整本《死不认错集》，可以发现，这本柏杨入狱前的最后一部杂文集几乎是针对中国文化﹝而特别又是封建的威权的政治文化﹞作「猛撞酱缸」、「死不认错」[13]的全面性批判，也可说是了解柏杨杂文特质的最主要的一本着作[14]。而柏杨的用心，「只是希望撞个窟窿，使流进一点新鲜空气，和灌进一点凉爽清水」﹝柏杨，1991：42﹞。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卑微的想法，对六○年代风雨飘摇的国民党统治机器，会是千钧重击，不可承受的挑衅吗？
柏杨当然知道，他是老国民党员，国共斗争期间「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的「爱国」青年，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青干班﹞，曾下定决心「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来台后，在走投无路时，因缘际会进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被「归类为蒋经国的人」，成为救国团高干，并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5]。这样的政治经历，要说柏杨不了解当时国民党统治机器的本质，几无可能。然则，何以柏杨宁肯冒「雷霆横报」之险恶，猛撞酱缸，而仍冒险奋战，终致入狱，这就值得探究了。
雷震及其《自由中国》事件的爆发，一如前述，导致柏杨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去思考政治改革挫败的病灶，是原因之一。柏杨自述，他到救国团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成员「来往密切」，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柏杨，1996：217﹞，当救国团发动四面八方围剿《自由中国》时，他「没有写一个批评的字」﹝柏杨，1996：225﹞。这种认同，使柏杨甚至因此被迫离开权力中心的救国团[16]，雷震的遭遇及《自由中国》反对人治，为建立民主政治得到的下场，对于柏杨应该是相当震撼的启发，柏杨对于「权势崇拜狂」等酱缸文化的澈悟，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
另一个原因，则来自柏杨身为知识分子的本色。《自由中国》思想主脑的殷海光﹝1980:121-123﹞在一篇论述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论中，界定知识分子的两个条件是「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并且强调：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感情绪反映；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
这种「只问是非，不管一切」的知识分子本色，充分地表现在柏杨杂文对酱缸文化的批判之中，而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及其被政治体系扭曲使用之后的意识型态控制之上。
换言之，柏杨杂文所标举的「酱缸文化」，以及他对此一文化的批判，就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与封建的中国文化意识型态的对立 / 对话的论域。柏杨基本上把酱缸文化视为「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的畸形哲学」，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乃是「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结果是「在强大的权势崇拜狂之下，化淫棍为圣贤，化罪恶为纯洁，化大嫖客为天子英明，化下三滥为盖世英雄」，而「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这都是「圣人」「跟有权的大家伙同是共犯」所致﹝柏杨，1991：49-52﹞。由此发展下来，儒家思想于是成为，至少在柏杨笔下，整个酱缸文化的祸源。因此，酱缸文化所形容的就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受儒家思想支配的文化及社会体制」；此外，则是「大部分受此影响的中国人的性格或『民族特质』」﹝Ritter, 1989:121﹞。
柏杨对儒家思想及其影响的批评，根据德国学者周裕耕﹝Jurgen Ritter﹞的归纳，集中在三项基本特性上──一、接受，支持一个尊卑制架构的社会及与之相联的权势崇拜。二、「个体主义」或「个体人生观」。三、「僵尸迷恋」﹝Ritter,
1989:121-122﹞。这个部分，将在下节通过柏杨的文本进行析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行之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也同样贯串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及主要以皇朝建构出来的政治体系。儒家思想与政治意识型态的构联，始于汉武帝黜百家而崇儒术，此后孔子思想定于一尊，「儒家以道德诱导政治，使政治推行教化的理想，一变而为政治利用道德的尊严，使政治威权更具独占性，更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去」，于是产生「扼杀道德的生机」、「阻碍民主法治」与「主观的思想习惯」的现象；而这又产生出「封建意识」﹝家族的樊龙、族长崇拜、消磨志气﹞和「士大夫意识」﹝帮闲意识、面子问题﹞，两者兼且「在中国传统中互相纠结，充弥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型态中，成为合理化与现代化的严重阻力」﹝宋定式，1978:76-83﹞。学者的这个分析，比对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论，几乎不谋而合。
因此，本文拟重新汇整柏杨的「酱缸文化」论述，并将其置于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混杂纠结的两条主线，通过柏杨杂文的具体举证，厘清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形塑的民族性﹞的文化批判及其意涵所在。
三、道统与民性：酱缸神话的符指
柏杨杂文，总是对准着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运作而发，在六○年代的台湾，统治者藉由政治威权控制所有的国家机器，又借着这种控制强力推动道德与文化的威权性，以利于对被统治者的宰制与领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刚刚四度连任总统不久的蒋介石开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基本上，这是针对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作战回应，但是对内却也有巩固蒋介石政权的政治考量[17]。蒋介石企图以儒家思想强化他的统治威权，所谓「道统」﹝意识型态领导权的中国符号﹞，于焉形成。
柏杨所抨击的「酱缸文化」，在这个部分相当清楚。前引〈酱缸特产〉一文，所指出的「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力主义﹞，及其产品﹝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殭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都可以看成柏杨对蒋介石标榜的「中华文化」的嘲讽与批判，以及对蒋的意图的揭穿[18]。
柏杨批判的「酱缸」，本质上就是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的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符号象征。他列举的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力主义等主要成份，无一不与统治者阴谋威权政治与威权道德于一体的结合有关。试举其例[19]：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力眼主义，只鼓励安份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利自私，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它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只鼓励安份〉
──对权势的绝对崇拜，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而只有和是非根本风马牛不及的功利标准。〈乖〉
──全部的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甚。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或不敢溜，那么也只有「进谏」这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谋利有啥不对〉
──中国的「正史」就是在这种标准下写成的，「真」的史料一桩桩一件件的被隐瞒曲解，只剩下了「美」的词藻，和当权派要求的被染过或被漂过而变了形的事迹。〈「讳」的神圣性〉
──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扥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祖先崇拜〉
而在结束这一系列的专栏的最后一篇〈不拆儿子的信〉一文结语，柏杨更是语带玄机地以专栏的结束暗讽从不下台的最高当局：
有上台就有下台，总不能写﹝当﹞个天长地久无尽期吧，恭祝政躬康泰，国运兴隆。﹝柏杨，1991：223﹞
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的政治意识型态，实则只是践踏道德文化，强化政治野心与权力欲望的本质，在这篇柏杨入狱前的最后一篇专栏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柏杨以他的杂文向威权统治及其意识型态运作挑衅的结果，就只剩啷当下狱一途了。
其次，是柏杨对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混杂纠结的这种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批判。在柏杨的批判体系中，这部分属于「酱缸文化」的产品。用葛兰西﹝A. Gramsci﹞的话说，就是「霸权」﹝hegemony﹞，「霸权暗示的是，部分形构的主宰性并非介由意识型态的强制，而是依靠文化领导权所致」，而这种领导权则来自「赢取被宰制阶级的积极认可」﹝Hall, 1982：85﹞。换句话说，这种文化领导权不是由上而下的强制，而是一种被统治者浸润其中，最后习焉不察的意识型态的表现，也可说是历史累积下来的产物，用柏杨的话来说，包括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殭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习气，都具现了这种「酱缸」霸权﹝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混杂纠结的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发展与扩张。同样举例以证[20]：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大特征是不彻底，不精确。谁要是求彻底，求精确，谁就是不近人情，存心挑剔。〈亲临学〉
──中国五千年来铸成的大酱缸，把侠义情操和同情心都酱死啦，酱成了冷漠、忌猜、残忍无情，嗟夫。〈非人也〉
──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为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力眼。〈可怕的人类渣汁〉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的老祖宗盘古老爷大发脾气，要彻查是谁把中华民族糟蹋斲丧成今天这个样子，知识分子的屁股恐怕得先打个稀烂。盖权力是一种汽油，知识分子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乎哉？〈没有伦理观念〉
──该阁下所以笑容可掬的蹶屁股鞠躬，不是故意要那样，而是习惯成自然……我也同样有这种特技，并不是我故意要巴结谁，乃权势崇拜狂的传统文化把我阁下酱得成了自然反应，一遇到大家伙，屁股自然就会往外猛蹶。〈浆糊罐〉
柏杨杂文中，类似的批判可谓「罄竹难书」，直到他一九八四年他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演讲时，更是着力于此。一九八五年，《丑陋的中国人》成书，引起海峡两岸震撼，以及东瀛日本的注目[21]，正在于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指出了中国人民族性的深层结构，不仅来自统治者的宰制，也来自被统治的人民的这些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殭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等文化习性的难以革除。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柏杨提出「酱缸」这个概念符号之下，它的符征﹝signifier﹞指的是具体的酱缸这样的形象﹝酱汁的容易保藏，经久不坏，及其发酵生霉酱味﹞，符指﹝signified﹞[22]则指涉了两个心理概念：一是指涉「儒家道统」﹝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的政治意识型态符号﹞，二是指涉「民族性格」﹝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混杂纠结的中国人性格﹞。道统由上而下，是强制性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运转的结果；民性则由下而上，是中国人在儒家文化霸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出来的结果。这两者，且又吊诡地互为影响，一方面，儒家道统在两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脉相传，宰制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积累；一方面，两千年生活出来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习，成为常识，回过头去持续强化并支撑儒家道统的宰制。「酱缸」于是成为柏杨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国统治神话学的代名词，牢不可破，并不断发酵生霉，使中国人的社会终于成为「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
柏杨最后也被这个他所要打破的酱缸所吞噬，更精确地说，在柏杨使用「酱缸」这样的「表意的政治学」对抗蒋介石父子统治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时，他已经以自身的论述﹝在暴政下进谏的必然结局﹞真理决定了自己下狱的命运，他与统治当局及其背后的儒家道统的意识型态斗争，终归还是失败的。如同他在一九七七年出狱、七九年复出在《中国时报》副刊开辟「柏杨专栏」的结集的序言所说：
西洋谚语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老家伙常用以鼓励年轻朋友勤勉奋发，闻鸡起舞。问题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么，早起的虫儿哩，牠有啥吃？不但没啥吃，恐怕反而要被早起的鸟儿一啄下肚。同样早起，同样努力，何有幸有不幸哉。﹝柏杨，1982：9﹞
作为一只早起的虫儿，柏杨猛撞酱缸的结果，是被酱缸吞噬。但是，即使他没有撞破酱缸，却也至少突显，或者掀开了酱缸的臭不可闻及其腐蚀性，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统假面、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残缺，一股子暴露开来，让闻者反省，思考，让权者警惕自制﹝最少不让权者爽快﹞，都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在这个层面上，这只早起的虫儿，最少不愧不咎于他对酱缸文化的批判。
四：结语：孤鸿展翅迎箭飞
中国杂文大家鲁迅三○年代曾经以〈小品文的危机〉为题，以「小摆设」讽刺当时小品文的趋势「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摹挲」而走到了危机。鲁迅认为，小品文应该是「生存的小品文」：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是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1986:94-97﹞
用鲁迅的这个理念来看，柏杨的杂文，在六○年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不啻就是对统治者掷出的匕首，投枪。当时的柏杨有着一样的认知：
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是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国民党蒋家王朝……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产党帽子往他头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立即铲除。这套手法我并不是不了解，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柏杨，1996：235﹞
将杂文当成战斗的武器，对着暴政的心脏掷去，这在柏杨的杂文中因而也承续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强哉矫特质。它来自柏杨面对暴政的勇气和正义感，当然也来自鲁迅发扬光大的这种批判文体的新传统。柏杨的杂文，不管作为对抗暴政的利器，或者作为批判中国儒家道统文化的鞭子，都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这个印记同时又表现在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之中，柏杨接下雷震与《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未竟的抗斗，以杂文的尖锐迂回，取代雷震们政论的直率，继续政治改革与人权思想的传播工程。通过柏杨写于六○年代的杂文，当时台湾威权国家机器及强人的真面目，更直接地经由大众媒体的传播直抵台湾人民的心灵之门，启发并且鼓舞在《自由中国》停刊之后苦闷的台湾社会，继续雷震未完成的政治改革之路。柏杨的杂文，在这里也有着政治斗争的意涵。但与鲁迅和他的左翼阵线相互奥援的年代不同的是，面对着以「儒家道统」作为掩饰的国民党机器，当时的柏杨与另一位一样正面冲撞国民党文化霸权的杂文家李敖，则形如孤军奋斗[23]。
柏杨杂文的核心表意，即「酱缸文化」的论述，并不因他的入狱成为明日黄花，通过「酱缸」这个符号，柏杨所深刻掌握到的中国文化「儒家道统」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历史病灶，迄今仍根深柢固地抓攫住中国人所在之地，未尝真正拔除，而与鲁迅描述中国人民族性格的「阿Ｑ」典模继续并存。有阿Ｑ，才有打不破的酱缸；有酱缸，就有去不掉的阿Ｑ。这是鲁迅和柏杨可以骄傲之处，他们正确地把到了中国文化／政治深层结构中的病脉；但这也是鲁迅和柏杨都必须惭愧的所在，他们终归无法为阿Ｑ开药方，将酱缸打破，毕竟，作为匕首，他们的杂文刺破的还只是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面子」；作为鞭子，他们的杂文最多也只伤到中国儒家道统的「表肤」而已。
但即使如此，柏杨的杂文在文化批判的意义上，也与鲁迅一样，显示了犹如刘绶松所说的：
在浩如烟海的词汇中，选择了那最能表情达意的语词来准确、鲜明而又生动地表现他的战斗的思想内容，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一丝不茍的创作态度，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对社会生活的无比敏锐的洞察能力，对于生活真理的坚持和保卫的战斗者的高贵品质。
﹝刘绶松，1979：101﹞
此一高贵品质，是知识分子格调最具体的表征，它通过杂文﹝意识型态的论述形式之一﹞显现了知识分子面对权者与统治者毫不屈服的身姿：孤鸿不知冰霜至，仍将展翅迎箭飞[24]。
--------------------------------------------------------------------------------
参考书目
宋定式﹝1978﹞〈传统社会与新知识分子〉，《仙人掌》杂志，2卷5号﹝页71-100﹞。
姚立民﹝1982﹞〈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蓝玉钢编，《七十年代论战柏杨》﹝页1-55﹞，台北：四季。
柏杨﹝1974﹞〈柏杨的答辩书〉，一至十，孙观汉编，《柏杨和他的冤狱》，香港：文艺书屋。
柏杨﹝1985﹞《丑陋的中国人》，台北：林白。
柏杨﹝1991﹞《死不认错集》﹝西窗随笔10﹞，台北：跃升文化。
柏杨日编委会﹝1993﹞《历史走廊：十年柏杨﹝一九八三─一九九三﹞》，台北：太川。
殷海光﹝1980﹞〈知识分子的责任〉，周阳山编，《知识分子与中国》﹝页121-160﹞，台北：时报。
陶策﹝1970﹞〈台湾的「文化复兴」的探讨〉，《中国季刊》，43号﹝页:81-99﹞。
雷震﹝1960﹞〈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自由中国》，22卷10期。
刘绶松﹝1979﹞《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
鲁 迅﹝1986﹞〈小品文的危机〉，现代散文研究小组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台北：兰亭出版社。
钱永祥﹝1988﹞〈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卷4期﹝页57-99﹞。
Althusser, L.(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all, S. (1982).The Rediscover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G. Michael, et al.(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pp.56-90.
Ritter, J.( 1989)墨勤译，《酱缸：柏杨文化批评》，台北：林白。
Saussure, F.(1974).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
[1] 虫儿，繁体作「虫儿」，本文均以「虫」代「虫」，象「孤」虫意也。
[2] 这句「名言」引自柏杨在一九六八年遭国民党逮捕起诉后所撰的〈答辩书〉第一封，当时负责侦讯的调查局组长李尊贤这样告诉柏杨：「没有人告你，是你自己告自己，你写了这么多书，当然要查查你。」﹝柏杨，1974:73﹞
[3] 这个部分，详见《柏杨回忆录》﹝柏杨，1996:262-272﹞。
[4] 关于此一漫画内容及柏杨被捕侦讯，详姚立民﹝1982:46-52﹞。
[5] 见柏杨﹝1974:95﹞。在〈答辩书〉之二中，柏杨认为他的案情纯粹就是中国皇帝专制时代的文字狱──鼎盛时期是清朝，特点就是「故意的曲解和坚决的误会」。
[6] 根据《柏杨回忆录》，实则柏杨开始杂文专栏写作，始于一九六○年五月，在《自立晚报》副刊开「倚梦闲话」专栏，迄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止，计七年十个月。
[7] 所谓「三作牌」，乃是讽刺当时的警察局墙上都高悬「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标语，这使警察在柏杨杂文中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也使柏杨得罪了「维护治安」的警政单位。﹝柏杨，1996：233-234﹞
[8] 《异域》的报导引起国防部对《自立晚报》的强大压力，也使柏杨遭到当时宪兵司令部政战主任萧政之的警告：「我们不能明目张胆的查封报纸，但可以查封你。」﹝柏杨，1996：246-247﹞
[9] 意识型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ratuses﹞是阿图塞﹝L. Althusser﹞的概念，指与武力国家机器之外，国家机器控制社会的系统，诸如媒体、教会、学校、家庭等。﹝Althusser,1971﹞.
[10] 雷震当时在《自由中国》社论中撰写〈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要求国民党须退出军队、警察、学校与司法机关，国民党党费不由国库开支，变相的国民党机构应一律取消。﹝雷震，1960﹞
[11] 语见一九九一年跃升文化版《死不认错集》〈序〉按语。
[12] 平原版之后，其间有一九八一年星光版，一九九一年跃升文化版。新版有部分更动，即将首句「浑沌社会」改为「浑沌而封建的社会」，改末句「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也」为「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柏杨，1991:41﹞
[13] 「猛撞酱缸」，「死不认错」均见〈序〉文，并先后成为该书新旧版书名。
[14] 以这个理由，本文在篇幅有限下，因而以此书为样本，作为检点柏杨杂文及其文化批判的主要依据。
[15] 以上的经历，整理自《柏杨回忆录》。
[16] 根据《柏杨回忆录》，由于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短篇小说〈幸运的石头〉，导致有人打他小报告，说他在东北陷入解放军之手时，曾被俘虏，受训。此后这项流言成为他中年以后的巫蛊，使他在救国团高层中失掉信任，最后则因与倪明华的恋爱，成为流言四射的箭靶，离开救国团。﹝柏杨，1996：225-229﹞
[17] 根据陶策，〈台湾的「文化复兴」的探讨，《中国季刊》，43号，1970:81-99。陶认为这个运动带有政治性质：意在借着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以强化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权。
[18] 这些收集在《死不认错集》的杂文写作时间，正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开始雷厉风行的一九六七年；对应中国文革的如火如荼，柏杨的「不识时务」、「死不认错」，更显得突兀，而有冲着蒋介石而来的意涵。
[19] 这些引文均见「西窗随笔10」《死不认错集》。柏杨对于儒家思想﹝当时的「中华文化复兴」主流﹞基本上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这种类似于当时中国文革「批孔」的笔调，应该也使他触怒了当道。
[20]这些引文同样均见「西窗随笔10」《死不认错集》。柏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酱缸﹞的影响中国民族性素有深刻观察，这些酱缸产物，与其说是来自统治者，不如说是封建意识和士大夫意识纠结下，自然酱出来的民性。
[21] 根据媒体报导：在台湾，《丑》书上市一个月即售出一万五千余本，其后不断再版；在中国，该书于八六年开始发行，八七年三月北京《光明日报》以社论点名批判；在日本，一九八八年推出日文版，上市十天即突破三版，卖出五万五千本，进入畅销排行榜。﹝柏杨日编委会，1993﹞
[22]这里符征﹝signifier，或译能指﹞和符指﹝signified，或译所指﹞，援自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索绪尔认为，符号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实体﹝a physical object with a meaning﹞，由符征和符指所组成。符征，是符号的形象﹝image﹞，可以由感官感知；符指则是符号所指涉的心理上的概念。﹝Saussure, 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