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会受一种蒙蔽，即过去比现在美好、未来比现在美好、现在最不美好。因此会有意识地校正这种错误，从而将当下、当代挂在嘴边，炫耀时代的新器官，收集现成品的物证，以此狙击内心的空洞与贫乏，却变成另一种错误。
说内心“空洞与贫乏”，一定不讨人喜欢，但这实情已存在多年，相对应的词是“饱满与丰富”。这也就给诗人们留下了抒情的机会。诗是骗不了人的，好的诗歌饱满多汁，层次丰富，情感处于稳定而深邃的结构当中；坏的诗歌则热热闹闹、吵吵嚷嚷、动脑而不动心，常常变成高智商者和谋士角力的场所。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28年来，翟永明的诗歌写作中一直未变的，是她的那颗诗心。这颗诗心既并行于时代，又与这个时代差之毫厘，从而显得与这个时代的某些部位格格不入。关于时代，有很多的格言写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不确定的时代；这是我的时代......如此等等，嘈杂者有之，人云亦云者有之，总之听了让人睡不着觉。
除了一类写作是对艺术和技艺本身的热爱之外，翟永明在她漫长的写作中，充分表露出一个诗人的不适之症，她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是一种危险的关系，她的存在与发现都是向后递推的，她在诗歌中发明了一种不同于“递进”的修辞手法：“递退”。意图逃离时间的现场，穿越时光，退回到古人身边。
这些，可以在她的新书《最委婉的词》中找到明证。在这本她最新的诗文录中，收录了一共38首诗和23篇随笔，其中约有半数诗是发挥了古典与古人的想像力，其中的代表作是《在古代》：“在古代 我们并不这样/我们只是并肩策马 走几十里地/当耳环叮当作响 你微微一笑/低头间 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用白描的手法，跖荡意境，于情于景，都令人称羡。
翟永明不经意间闯入了一个命题：今天我们怎样做回古人？做古人、回到传统，恢复与修复人性与世情中的被扼杀、变异、断裂的那一部分，对灿烂的文化重新擦拭，用“慢”调拭“快”，用诗歌的技术来纠正全球化的变革技术，这正是翟永明发展出的“不适”的诗学，她因为对时代弊病与弊端抱有种种不适，从而发自本能的出现了应激反应，这种应答机制，正是来源于她的那颗诗心，在她身体的内部循环中，制造着与现状和解的免疫因子、消解着愤怒与怅惘、寻觅着有“不适”基因的同类，投奔艺术的堡垒获得自我的安全感。
如果据此认为，她在一味地指认过去比现在美好，则犯了非此即彼的毛病。诗歌以纤细而毛孔张开的方式出现，其蕴意正在于其微循环的毛细血管之内，我很喜欢她那首《浇》，写于与几位女性朋友酒吧共饮之后。我是在一个下雨的周末读到这首诗的，读完就给她发短信激赏。这是一首思念情人的诗，要是放在古代，一定是首词令或小调了。诗分两节：“一、她们喝，我浇；二、我睡很少喝很多”。全诗先是女儿状的豪迈与豪饮，在第33句后始现压抑不住的思念的端倪：“她们都看不懂/唯我独知、独笑、独骄傲/想你在远方 独行、独坐还独卧”。一下子将同饮一壶酒、各怀心上人的女人情态提将起来，在这首克制的情诗中，作者又在第二部分点了一下：“一杯解闷 两杯解人/三杯四杯解我的风情/十杯就要解你的命了/我睡很少喝很多”。
好一个“我睡很少喝很多”！用看似直白实则韵律森严的句子，压了古诗词的节拍，直接奔着古典的词令而去。那到底是喝了第几个十杯呢？“穿戴好云裳/挂好了耳坠 走出门/一步就到了梦中”。这真是一首让情人担心的诗。
就连喝酒，翟永明也“拿出心来浇”，诗酒同源，诗心就是醉酒之心。
女性主义在翟永明的诗歌里也不鲜见，大约占了这本书所辑诗歌的1/4的篇幅；另外1/4则仍留给了对这个时代的对抗，是一些“讽今”诗，这仍是不适的体现。我不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翟永明，这大概也会让她“不适”，她自己也能感知并体认到作为女人在现代世界的种种不适，因此，她在后面的随笔中，也多有阐发，且只能套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来阐发，情非得已。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女性主义，来替女人说话。
不适，不舒服，不盲从。翟永明诗歌中的美学特征是病理的，她就像一个抱病的美人，站在时代的边缘抒发心声，间或夹叙夹议。以病入诗、以诗当药，在自我治疗的同时，亦挽救他人的同等遭际。博尔赫斯晚年赞美女性说：“美学的辉煌与神圣之处，在于它只与美发生关联；从本质上讲，它只与高尚的文字与女性有关。”这一点，翟永明与《最委婉的词》，算是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