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刘剑梅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开始博士课程。在我第一印象里，剑梅眉清目秀，举止从容；个头虽小，但人如其名，自有一股蓄势待发的锐气。哥大东亚系甄选学生一向严格，剑梅能够脱颖而出，凭的是她在北大以及科罗拉多大学硕士班的专业训练。难得的是，她从不视过去的科班训练为当然，反而有一切从头来起的决心。她对学问的热诚，还有对人文世界的关照，与一般挟西学或中学以自重的年轻学者，颇有不同。直到剑梅入学以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刘再复先生——这果然是家学渊源了。
剑梅在哥大五年，埋头苦干，得到博士学位后赴马里兰大学任教，而且在去年一举得到终身俸。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但作为剑梅的指导教授，我看得到她这些年来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一步一脚印，走得辛苦却也踏实。与此同时，她又为人妻，为人母，能有今天的成绩，得来实在不易。
剑梅的专长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关系的互动。她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英文专书，写的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上世纪３０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在天安门事件后，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性特征；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然而剑梅的兴趣不能为美国的学院文化所限制。以她的训练，很可能追随时新理论或话题，随风起舞一番。这些年与她背景类似的学者，有多少成了后殖民、新左派，中国美国，一鱼两吃，不亦乐乎。剑梅反而沉潜下来，专心自己的学问。行有余力，她由中国文学放眼世界文学艺术，由学院角度体验日常生活，发为文章——尤其是中文文章，平实亲切，却往往透露她不愿随俗的坚持。
这些文章的部分结集成为《狂欢的女神》。这本文集分为六辑，在其中剑梅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电影、艺术的得失；反思女性学者／作者的生活境况；评论国际社会的人文、政治话题；抒写个人阅读的感怀；还有与父亲刘再复就多种议题进行的对话。这些文章常因时因地而作，体例虽有不同，但热切的情怀始终如一。辑一“狂欢的女神”写中西女性艺术家的欲望与想象，挫折与成就，最见剑梅的用心。从英国小说家伍尔芙到墨西哥画家费丽达，从越南、纽西兰导演崔明霞、坎皮恩到华文作家朱天文、李碧华，剑梅探勘这些女性艺术工作者如何运用不同形式，诉说一已的心事，也如何以惊世的才华，开启了女性创作的典范。而她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艰难，也就更令人怵目惊心。剑梅阅读、思索这些艺术家的生平与创作，充满无限敬意。但女神狂欢的代价几何?芽同为女性，她对自己的创作位置，想来也不能无所感吧。
由此，辑二剑梅的“自说心事”形成强烈对比。她对学问与家庭的两难，女性生育和书写的模拟，有相当直率的告白。比起那些“狂欢的女神”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剑梅的问题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惟其平白如此，她反而点明了性别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女性议题尽管能用繁复的修辞包装话题。但生命和生活最基本最琐碎的取舍，总有让人无言以对的时刻。
《狂欢的女神》洋溢一位女性学者特有的憧憬和感触。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响剑梅创作及问学最重要的源头是位男性，即父亲刘再复先生。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曾启发了一代大陆学界青年，远走海外后也依然著述不辍。但有女承袭衣钵，应该算是平生一大快事。《狂欢的女神》的问世其实得力刘再复的编辑。展读书中的这对父女间的文字来往，有亲情的深深眷恋，也有学问的彼此支持，而我更好奇父亲的影子对我们的“女神”有多大的影响?芽父女有关性别间的辩证未来依然是值得开拓的方向。
作为女性书写者，剑梅向往“液态写作”、“水上书写”的可能。张爱玲“流言”式的写作策略，显然启发了她。但我以为剑梅不必以此自限。女性的书写可以形成流言絮语，也可以发为金石之声。女神之所以能够狂欢，因为有更大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信心。
剑梅一向谦虚，然而人如其名，她总似在默默磨洗一股剑气。剑梅的学术和文学事业正在开启阶段。未来成绩的精益求精，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