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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我看刘剑梅的写作

  

  1992年秋天,刘剑梅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开始博士课程。在我第一印象里,剑梅眉清目秀,举止从容;个头虽小,但人如其名,自有一股蓄势待发的锐气。哥大东亚系甄选学生一向严格,剑梅能够脱颖而出,凭的是她在北大以及科罗拉多大学硕士班的专业训练。难得的是,她从不视过去的科班训练为当然,反而有一切从头来起的决心。她对学问的热诚,还有对人文世界的关照,与一般挟西学或中学以自重的年轻学者,颇有不同。直到剑梅入学以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刘再复先生——这果然是家学渊源了。

  

  剑梅在哥大五年,埋头苦干,得到博士学位后赴马里兰大学任教,而且在去年一举得到终身俸。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但作为剑梅的指导教授,我看得到她这些年来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一步一脚印,走得辛苦却也踏实。与此同时,她又为人妻,为人母,能有今天的成绩,得来实在不易。

  

  剑梅的专长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关系的互动。她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英文专书,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上世纪30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在天安门事件后,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性特征;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然而剑梅的兴趣不能为美国的学院文化所限制。以她的训练,很可能追随时新理论或话题,随风起舞一番。这些年与她背景类似的学者,有多少成了后殖民、新左派,中国美国,一鱼两吃,不亦乐乎。剑梅反而沉潜下来,专心自己的学问。行有余力,她由中国文学放眼世界文学艺术,由学院角度体验日常生活,发为文章——尤其是中文文章,平实亲切,却往往透露她不愿随俗的坚持。

  这些文章的部分结集成为《狂欢的女神》。这本文集分为六辑,在其中剑梅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电影、艺术的得失;反思女性学者/作者的生活境况;评论国际社会的人文、政治话题;抒写个人阅读的感怀;还有与父亲刘再复就多种议题进行的对话。这些文章常因时因地而作,体例虽有不同,但热切的情怀始终如一。辑一“狂欢的女神”写中西女性艺术家的欲望与想象,挫折与成就,最见剑梅的用心。从英国小说家伍尔芙到墨西哥画家费丽达,从越南、纽西兰导演崔明霞、坎皮恩到华文作家朱天文、李碧华,剑梅探勘这些女性艺术工作者如何运用不同形式,诉说一已的心事,也如何以惊世的才华,开启了女性创作的典范。而她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艰难,也就更令人怵目惊心。剑梅阅读、思索这些艺术家的生平与创作,充满无限敬意。但女神狂欢的代价几何?芽同为女性,她对自己的创作位置,想来也不能无所感吧。

  

  由此,辑二剑梅的“自说心事”形成强烈对比。她对学问与家庭的两难,女性生育和书写的模拟,有相当直率的告白。比起那些“狂欢的女神”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剑梅的问题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惟其平白如此,她反而点明了性别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女性议题尽管能用繁复的修辞包装话题。但生命和生活最基本最琐碎的取舍,总有让人无言以对的时刻。

  

  《狂欢的女神》洋溢一位女性学者特有的憧憬和感触。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响剑梅创作及问学最重要的源头是位男性,即父亲刘再复先生。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曾启发了一代大陆学界青年,远走海外后也依然著述不辍。但有女承袭衣钵,应该算是平生一大快事。《狂欢的女神》的问世其实得力刘再复的编辑。展读书中的这对父女间的文字来往,有亲情的深深眷恋,也有学问的彼此支持,而我更好奇父亲的影子对我们的“女神”有多大的影响?芽父女有关性别间的辩证未来依然是值得开拓的方向。

  

  作为女性书写者,剑梅向往“液态写作”、“水上书写”的可能。张爱玲“流言”式的写作策略,显然启发了她。但我以为剑梅不必以此自限。女性的书写可以形成流言絮语,也可以发为金石之声。女神之所以能够狂欢,因为有更大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信心。

  

  剑梅一向谦虚,然而人如其名,她总似在默默磨洗一股剑气。剑梅的学术和文学事业正在开启阶段。未来成绩的精益求精,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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