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胡适对“五四”的另类反思》一文，叙述胡适在民国十八年“判决”国民党反动一事，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唯文尾“附记一笔”，似略有新说，其文曰：
“这期间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与新月派互相嘲骂的开端。胡适是新月派的领袖，但鲁迅攻击新月派，常指名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却很少提及胡适，似乎打蛇不打头。看了胡适在民国十八年对国民党训政的批评，以及国民党政府以势压胡的历史文献，令人恍然，得知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然而我左来右看，怎么都“恍然”不了朱教授的“恍然”。胡适批评国民党以及遭到国民党的压迫，与“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根本不相干，不知这两件事朱教授是怎样联系起来的？何况，鲁迅真的并未视胡适为论敌吗？
如果说，只是在“这期间”，亦即1929年左右，鲁迅骂梁实秋、骂陈源、骂徐志摩而独未点名骂胡适，就表示鲁迅“未视胡适为论敌”，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鲁迅骂新月，虽未明指胡适，但统而批之，自是包括胡适在内。例如他在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上发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批评他们像“刽子手和皂隶“那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这种论调，既是打在梁实秋等人身上，也是打在胡适身上的。
如果说，鲁迅是一直“未视胡适为论敌”，那更是朱教授的想当然耳。我举六个证据：
一、1931年12月11日鲁迅在《十字街头》第一期上发表《知难行难》，中说：“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这是说胡适与统治者“相好”，是奴才。
二、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上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只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这是说胡适的治学，不过“恃孤本秘笈”耳。然而，在十年前（即1922年），鲁迅还写信给胡适赞美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三、1933年3月6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王道诗话》一文，中说：“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这是说胡适是一个“帮忙文人”。
四、1933年3月26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说：“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这是说胡适“出卖灵魂”、甚至是汉奸。（据云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然经鲁迅过目认可，且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收入其《伪自由书》。）
五、1933年6月18日鲁迅致曹聚仁信上说：“……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贤入孔庙，被以衮冕，现在却还不至此，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得为之厚颜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这是说胡适厚脸皮，他这样的人，哪个朝代都有。六、1936年1月5日鲁迅致曹靖华信上说：“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这是说胡适与国民党“一鼻孔出气”。
这些证据，全都是点名批判，其他旁敲侧击、统而批之的，还有很多。总之，在鲁迅看来，胡适治学固然不怎么样，做知识分子更是为虎作伥的帮忙文人，其敌视心态，尚复奚疑哉？——朱教授感情丰富，想让他们哥俩好，成此文坛双雄之佳话，其心可嘉，无奈证据俱在，好不起来也。不知朱教授 “恍然”也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