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往往能记住某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更会因一部作品而记住了这个作家。
由于作家的生活、情感、思想、写作的积累（包括对文学传统和发展态势的感知），适逢社会形成的某种精神氛围及作家对它的感受与感悟，创作欲望化为创作激情，他的写作悄悄进入峰巅状态，这个时候写出的作品是他最好的，也可能成为当时文坛最好的作品（之一）。这种作家瞬间灿烂的势态，有的在青年，有的在中年，有的则在老年。作家的“高度”是宿定的；事实证明，有的作家竭力想突破再突破，刻意之心盎然，却是收效甚微。要说有成效，那只是作家的名气而不是文本之效应。作为有一定阅读和写作经历的读者，我这种判断也许并不虚妄。
2007年5月在延安不期然与肖克凡头次相逢，我旋即记起了他的《鼠年》，足见《鼠年》给我的印象殊深；我确因《鼠年》记住了肖克凡。事实上，肖克凡1996年出版《鼠年》之前和之后，已写了不少作品，如近期的长篇《机器》，可是我基本没有接触他的这些新作，我只是凭感觉认定《鼠年》（花城出版社，1996）仍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且我一直坚持这种感觉。我实话实说地告诉他：你的《鼠年》给人印象深刻，不料我这寻常的一句话却震动了他，晚上他同我聊，说我是少数看好《鼠年》的人之一，去年编自选集，在长篇他坚持选《鼠年》（出版社还不理解），可见他对此著的看重。他还说，去年创作的《机器》，他所在的天津奖了10万元，可他心里仍高兴不起来，对自己这一作品并不满意。我说：从思想艺术上，《鼠年》应是你的方向。他表示认同。回到赣南我收到了他的《机器》（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稍后从相关报刊又得知《机器》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即课题作品，有关方面举办了研讨会。我还读了他的创作谈《归于沉静》（《作家通讯》2007/第二期）。
说实在的，由于没读《机器》，从他的《归于沉静》我只是知道他一般（当然包括了《鼠年》的思想艺术基础）的创作情态，而无法真正切入肖克凡近期的创作心路。在我2008年初读完《机器》又接着重读《鼠年》之后，联系他的《归于沉静》，觉得他的创作心路一下子明朗了，我感觉到他悄悄文学进击一路走来的沉潜姿态及作品中的思想力量。
在《归于沉静》肖克凡这样说：“一九八七年我以中篇小说《黑砂》混入文坛，写了一阵子所谓工业题材小说。”“我自认为是一个有几分根基的作家，无论操持什么样题材，多少都有一些文化渊源的。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我还是离开了‘工业题材’的写作，专心伺弄天津地域文化小说。”“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几乎是在暗暗主宰着你。我的工厂经历也没有随风而去。”“动手写《机器》”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沉浸往事里的我蓦然发现自己拥有一笔笔丰富的写作资源。”“写作，是对自己以往人生的重新发现。写作，也是对自己未来人生的重新展望。”“从历史走向现实，从现实走向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今天的生活。”
很明显，《归于沉静》是一篇约写的创作谈，说具体一点就是，《机器》既然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在出版后肯定会开研讨会，说庆功说宣传说总结都行，所以创作谈里少不了“应时”即围绕“课题”的意味（许多评论家都是围绕“课题” 发言），不过，像肖克凡这样“有几分根基”的作家，是不会像学生那样毕恭毕敬“应试”，他的潜意识对自己创作真谛的回顾——一些话语超出了“应答”的意味还是很浓的。就是说，这里显现两个肖克凡，一个是表层的肖克凡，一个是内里的肖克凡，这后一个肖克凡浸透了“80年代文学传统”的汁液（这篇创作谈触及了“80年代文学传统”的具体内容）。特别是经过这次在延安聚会面对面的交流，我这种印象更强烈了。
在读了《机器》之后，我也发现此作也贯穿着两种有联系但截然不同的精神意象，一种是与“选题”（课题）相吻合的意象，一种是溢出“课题”体现作家内在的精神走向的意象。这实际上显现了“课题”创作中的复杂性，实力作家创作的丰富性，以及“80年代文学传统”的实在性。
二
还是先从《鼠年》谈起。
农历1996年是鼠年，而肖克凡是在1995年1月完成初稿的。在我看来，“鼠年”并不是指特定的年头，而是作家认同的并沉浸其中的一种时代——世纪末的精神意象。“鼠”让人联想起诸如“抱头鼠窜”、“鼠目寸光”、“鼠疫”以及“五鼠闹东京”等一些纷扰景象，借书中何玉生的话说，“如今既没有大人物也没有大动物，只剩下我们这些小东西”。（P37）当然也有受拉丁美洲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如《百年孤独》）影响的魔幻意味。但《鼠年》的魔幻色彩不是侧重于语言句法的即叙述形式，而是作家探入转型中中国生活的深处，更重要的，是跨入“89门槛”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实中国的诸如一夜暴富，文化滑坡，人欲横流，让人莫衷一是的种种现实，触发并深化他的思考。常言说英雄莫问出身，面对一夜几夜涌现诸多经济豪强，表面上谁也搞不清谁的来历，连向来超然，熟谙杏山县各路精英来龙去脉的县志办何玉生，也“终日生活在弄假成真的幻觉之中”。（P7）
《鼠年》不怎么好读，卷一到卷三，人物不是藏头便是藏尾，生活意象纷至沓来，确有某种魔幻意味。到了卷四，好像显现了“根部”，人物的来历及动机清晰起来，主题也突显起来。对人与生活现象来由的寻踪，贯穿于《鼠年》的写作中。
1996年前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巧取豪夺、假冒伪劣盛行、文化大面积滑坡（新华书店的书籍大折价，店房改为游戏室或出租经营其它商品）、凶杀不止为背景（殷小倩在翠湖水库被人杀害）……但生活中想弄清其来龙去脉以伺机报复或报仇的大有人在，作品中的杨、殷两姓及农民企业家镬石生等就是。姓氏械斗不存在了，但杨姓殷姓仇斗不止，积怨甚深，一直把奸淫对方的女子为心理平衡的手段（打个平手）。弃儿镬石生为弄清自己的来路，在成为农民企业家之后，报复杨姓殷姓及其他女子，实际是报复整个社会。把一些官员（杨得光和殷三波）和企业家的内在动力（仇恨与报复）揭示得深入。“没有了械斗，两姓子孙选择了操。”（P324）西门子林“觉得自己恰恰是那个时代里，历史父亲与历史女儿乱伦的产儿，他成了一个辈份不清来路不正先祖不明身世不白的遗腹子”。（P258）“大家都是来历不明的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世界。（P361）就连有幸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干部的杨得光殷三波以及西门仲也是来历不明——来历不那么光明正大。
这其实也是作者力图透过这纷纭的世道乱像，寻找其症结的追问：我们每个人都来源不清不白，都是弃儿。“现在的人都是一群健忘的家伙，忘了过去的爱，忘了过去的恨，成了空空的皮囊，皮囊里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性欲。”（P362）以前的械斗和报复，基本上还是在杨、殷两姓中展开，现在的“操”却覆盖了了整个社会，有仇恨报复的成分，更有个人动物性的意趣性选择——一种颓废的自我消耗，消极意义的个人选择大行其道，社会的精神滑坡精神虚幻可见一斑。在社会物质繁荣的背面，人们亢奋地堕落在精神黑暗之中。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动力，都离不开时代精神氛围的催迫，感知也是催迫的一种。每一个作家都在一定的时代精神氛围中写作。时代精神氛围有外在（表面）与内在之分，肖克凡属于后者（如此，文学才能行之久远）。1996年9月在我读了《鼠年》，在扉页上记道：“魔幻。精神真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符号。直面传统文化中的阴暗。在获得一种艺术深度的同时，按作者感悟思路，也把历史存在过滤，简单化了。”作品具有丰沛的历史意识与人生意识，这正是它属于厚重之作的扎实基础。
具体地说来，由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精神的激活，实力作家已确立了自己的批判的主体意识，对时代精神氛围有敏锐的感觉，思考并没有中止，在继续。与陈忠实《白鹿原》着力塑造民族文化精魂不同，也与贾平凹《废都》书写知识分子在快乐中颓废堕落不同，肖克凡直面“血腥仇杀”的社会战栗，这“血腥仇杀”成了社会的精神意象和作家的思考对象。当然不止他一个作家这样做的，稍年轻的余华也对此同样感受殊深，这个时候写下了如“鲜血梅花”的一系列创作。余华写仇杀报复更为血腥，但他的历史景象历史意识多是虚幻的，人生意识也是比较狭窄的，缺乏时代社会的真切的血肉，余华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不健全的，或者说是稀薄的。然而余华能受到诸多评论精英的青睐，有其作品击中了当时社会神经——精神意绪的一面。这里又可看出新生代作家对“80年代的文学传统”的疏离和扬弃。
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处一隅，是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真切的历史意识的，除了对生活的参与和感悟，同时必须读书和发现，如此才能形成自己丰沛的历史意识。肖克凡能直面社会和人生，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发现与诘问。“西门子林觉得自己恰恰是那个时代里，历史父亲与历史女儿乱伦的产儿，他成了一个辈份不清来路不正先祖不明身世不白的遗腹子。”（P258）“何玉生读史，就连自己也说不清什么事情算是有价值的。”（P39）“西门子林：我靠沉默活着，沉默就是总攻开炮之前，那种无声息的时间空白的，就个人而言，这种时间空白，可能只有三分钟，也可能整个七年，更可能意味着一个漫长的人生。”（P88）
也许我的年龄、经历和思想意趣跟肖克凡相近，我能够理解他的所思和所写。我自己于1995年写的长篇《轮回》（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也写了乡村中普遍存在的，通过奸淫对方的女子为目的的仇恨与报复。我写了一个县城读书人家庭出生，嫁到乡下的母亲周颖珍，她也有遭到性报复的悲惨遭遇，她不但知道对方如此报复的动机，更决定以宽容的胸怀走出报复的魔圈，“一对一，平了”，她坚韧地承受了苦难，叫后代别去报复了。走出不出报复的循环，也走不出自己，我们民族没有明天。现实告诉我们，倒是那些受侮辱受损害的弱势者而不是权势者发出并践行着宽容，社会的一些基本底线和法则才得以保持与延续，这正是人性的光辉社会的温馨所在。我想，为什么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着这个方向思索？这也许是我们受益于“80年代的文学传统”，都感受到而且都想“穿透”这种精神氛围，抵达时代社会的精神内核。以文学的方式投身于这个时代，这正是我们一代人的选择，同样是“80年代的文学传统”的构成。
隔了12个年头重读《鼠年》，正好又是鼠年（2008），我对那个时候的精神氛围的认识更清晰了。这次重读，我还是认为人物太符号化了，有的人物太随意而失去真实性。从艺术层面，作品没有围绕其精神内核（大家都是来历不明的人）进行艺术铺衍，因而没能抵达更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三
《机器》封面写着：波澜壮阔的历史里工人世家的平民传奇；封底写着；真正的传奇/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史。这应该是带有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对全书的一种概括。这是“课题”小说，也即官方需要这样一部描写老劳模的长篇，为那段时代生活留下见证。还有着“别忘记做过默默贡献的工人，正视当下工人境况”的深意。老国有企业工人边缘化这已是一种社会现实，而老国企工人以他们的辛劳，以全部的生命和情感（包括家人）做出了诚挚的奉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和那个年代。可以说，肖克凡以自己厚实的生活积累和诚挚感情，以天津国企的演变为背景，比较完美地作出了艺术回应。
肖克凡接受了这一文学课题，就有服膺其课题要求进行构思和写作的一面，像阎晶明所说的，把握了“分寸”和“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从来不缺聪明的作家，迎合其各个层面的“课题”（包括“五个一”“主旋律”什么的），拿捏“分寸”和“角度”进行写作的大有人在，可是这样的创作付出了真实的代价和作家思想自行止抑的代价。肖克凡毕竟是写过《鼠年》这样的作品，确立了自己思想方向，即延续着“80年代的文学传统” 的作家，在《机器》的写作过程中，必会爆发——作品中也势必留下思想的火焰。
从题目来说，肖克凡似乎有种抱负，他从牟棉花与王金炳组成的工人家庭的历史演变切入，从20世纪40年代活生生（有着与资本家——社会的文化联系和自己的气血情感）的工人到后来的成为单一情感的“主人”，即成为不停运转的机器，像机器一样忘我运转，把家抛在一边，也舍弃了属于自己的情感，没有自己的对事对人的意识，当后来纺织国企普遍解体的时候，他们被边缘化，陷入贫困化，说明他们“工人意识”在一开始就不健全，是畸型的。这是应该从自身反省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进程中我们民族原生态意义上的的精神素质问题。作品里也不时发出工人不是工厂主人的质问或感慨。
工厂不是工人的，也不是管理者的。民族资本家白鸣歧在50年代国家公私合营后很快发现；工厂反而没有了主人，工人和厂长和车间主任都不是，“全厂无论工人还是干部，没有一个人像我当年那样心疼这座工厂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P83）
像《鼠年》一样，《机器》更加深入发出生存的诘问。
阶级论主宰下的工人，属于工人自己的精神意识和情感被抛弃或被淘空了，工人成了人身依附和机器依附。曾以管帐（会计）身份潜伏在白鸣歧厂子的革命者李亦墩解放初成了国营柴油机厂长兼党委书记，他了解王金炳，就把王调来管仓库。（P80）几十年后，依然在位的李亦墩还是把年老的王金炳调去守有毒的仓库。这里李亦墩有经过文革把王金炳看作是自己人信得过的情感考虑，也有把王当机器（工具）的现实考虑。而王为了省钱，竟然不用劳保用品，克尽职守，这当然说明王的品质优秀，也说明他的愚忠——人身依附，像机器一样活着，为评上和保住“劳模”（荣誉）而活着（不停的许愿是李亦墩们的工作方法）。当得知取消了评选全国十大模范活动，王金炳深深失望了。（P309）这正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信号。
《机器》不同于重社会批判和社会反思的《鼠年》，而是重人生运转，“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运转”的定位是恰当的，这也就奠定了它朴素现实主义的特色。整个作品人物都基于理想主义的精神础石。民族资本家白鸣歧到老仍想恢复他的厂子，白鸣歧之子白小林因与日本有着血缘、生活和情感渊源，毕其一生要研究日本。王金炳牟棉花先是想以一个正常人生活，后来为捍卫劳模名誉而工作和生活。王金炳牟棉花的养子王援朝一生都在思索生活和思索社会，其理想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急流勇退来践行他的公民社会的理想。女儿王莹想做铁腕厂长（蒋子龙笔下的铁腕厂长乔光朴也是天津水土哺育的），到头来众叛亲离以失败告终。与《鼠年》人物的人生“藏头露尾”不同，《机器》的人物敞开了人生清晰天地。
牟棉花一进工厂，与管理者白小林爱恨情仇，她被白小林处罚而冻掉她一根脚趾头，她恨他，打瞎他一只眼，他却不恨她。（P35）两人反而没成为仇人，她却被他所吸引。“一个女人的命运里，有时伫立爱河畔，有时驻足孽海边。”为她思想复杂——内在思想的丰富提供了蕴藉的土壤。如果不是解放，他俩有可能相爱。白小林不愿开车撞电站撞人，阴差阳错地拥有“护厂”的革命经历。（P39）作品没有一味以习惯的阶级法刻划白家。解放后，由于组织的安排，她与王金炳结婚，双双努力工作，成为著名劳模。从此，她为保持自己的纺织纪录而竭力工作。在白鸣歧发出“谁都不心疼厂子”的叹息时，她全身心扑在岗位上创造骄人业绩。“为了保持六年的接线纪录，又从疗养院回到车间，晕倒，虚岁37岁的她身体垮了。”（P118）女儿王莹“落生15天，妈妈便中断母乳挡车去了，她从小认为妈妈不属于自己，只属于工厂。”（P119）牟棉花受到表扬，维护劳模的荣誉成了她后半生的精神动力，其结果是机器化。那个时代的人思想单纯而执著，感激，感恩，为保持名誉忘我工作，她的心理动机是可信的，这样的刻划是真实的。
疑问在于，构成复杂环境与情感关系的白家父子，数十年始终与她的生活相连，她对白鸣歧父子的遭际就没有过自己的想法么？也就是说，她这个著名劳模内心，对有难分难解关系的白家父子受到的政治运动冲击，就没有一点心中涟漪么？何况，作品一开始已做了这样的铺垫；她自己和家里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她援外（出国）时，丈夫王金炳遭到批斗关在“牛棚”（P145），她归来，援外八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不但没有受到表彰反而不明不白送进工人疗养院隔离了”。（P197）作品避开了这些，只停留在她的单纯品质上。但她有复杂的人际瓜葛和阅历，决定了她有复杂的思想感情，她不是那种把“阶级斗争一根弦绷到底”的女人。如果开掘深一些，这个人物可以更立体，更有艺术冲击力，更显人的悲剧意味。她应该是全书的灵魂人物，但实际上没有成为灵魂人物。她一度处在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但终其一生还是被边缘化了。在艺术处理上，这个人物有着外在化简单化的遗憾。这是作者为服膺“课题”把握“分寸”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在2007年4月为作品举行的研讨会上，被称作作者作品的成功之处，恰恰也是能够深入、深刻而不深入深刻的遗憾之处。有专家称许《机器》不但“提供了上世纪的那些老劳动模范的形象，还在于它探索及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下一代的形象，使悄然退隐到文学的边缘地带的工人的形象重新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主人公。”（《作家通讯》2007/第二期）从我的阅读，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更深入的形象分析。
同是“下一代”，王莹的刻划是成功的，她与王援朝都是悲剧人物，她的失败宣告短暂时的“乔光朴时代”的终结。她想不透自己的失败，而王援朝对失败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里我借用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二期）几句话剖析王莹（也适用于王金炳牟棉花先和王援朝）——
（在“国族”逐渐被“阶级”所替代的历史情境中）个人被设想为坚定的政治主体，并随时准备为“国家”（阶级）献身，但是也随时面临着“主体性”被“淘空”的危险……一九八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从社会领域的逐渐退出，也随着道德理想（意识形态）的逐渐解体，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个人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丧失以及政治参与的不再可能，这一个人只是一种形式的个人，从而面临着被各种政治、经济或是意识形态力量的重新“命名”。这就是一九八0年代以后所谓的“个人化”的真正的历史性起源。
三
王援朝更富有个人的精神魅力——时代魅力或者说现代魅力。王莹“内外交困、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山穷水尽”（P320）——她使命的终结之时，也是王援朝命运转折——某种程度也是他以“乔光朴法门”管理金水村乡办企业的终结，不过他向着未来敞开，终结即新的开始，而她却坠入了迷茫和不平。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金水村的发展初期依靠个人权威简便易行切实有效，这其实是官本位思想，他想改变它。他深刻意识到它“可以获益一时，却遗害长久。”他明白：“我们的第一桶金，既倒腾过走私电器也变卖过钢材指标，竟然被誉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是误导啊。”（P327）（这样的误导可以说在当时比比皆是，如《鼠年》的暴发户镬石生就是披着如此光环而如鱼得水，他自己也迷妄得不能自拔。）他主动辞去金水董事长，（P326）不是像王莹遇到了不能再支撑的困境，而是“想通过自己辞职引发高层领导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P329）这两个“工人下一代”的思想认知与精神境界就有很大分野。
王援朝实际成了全书的灵魂人物。
王援朝是以现代思想者企业家形象出现的。在他早期，《资本论》、马列著作是其思想精神资源。60年代初期他主动奔赴金水村务农，认识到办企业才能致富，悄悄请灰溜溜的白鸣歧在村里办了一个小玛钢厂（白在40年代早就办了这种厂子）。尽管是低水平，在发展乡镇企业上却一枝独秀。平时王莹也听见了白鸣歧的嘀咕：“大资本主义太大了就容易死。小资本主义反而容易活。”（P176）她拒绝而王援朝却接受了白的这种思想，而且大胆进行了实践。他“还研究农村问题十多年，手里掌握35户地主的发家史”，（P234）他了解旧中国的原始积累的实现方式，改革开放时代他又能超前地知道土地的价值。他娶白小瀛为妻，为他以理性地对待民族资本家奠定了情感基础。虽然作品忽略他与白家父子关系的描写，但实际中这样的关系（包括王家与白家的关系）是存在的，而且对他发生作用。他“研究了梁漱溟也研究了毛泽东”。（P327）完全可以推断，包括白小林悄悄写成的40万言《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P271），这些“本土”思想影响了他，供他比较和选择。这就揭示了中国新一代工人身上鲜为人知的思想精神源泉。这样的民间思想给他以极大的启示力和推动力。
王援朝急流勇退，包含着告别列宁思想，接受普世价值的人本思想这一思想飞跃，作品对这一思想脉络却鲜有提及。不过作品涉及到他的生活中两个意味深长的重要线索，一就是他的岳父白小林及日本人岳母（后期她回了日本），但缺少对他与岳父联系交流的内容。不管他怎样与岳父划清界限，或迫于政治考虑不与岳父接触，他从心里关注岳父及其思想行踪是肯定的，何况他从小在王家长大，肯定从养母牟棉花那里了解白家。二就是他的生父在朝鲜战场被俘，后来在台湾度过了漫长岁月，暮年回到大陆儿子身边伺候儿子，父亲的经历（包括目睹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肯定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父亲会告诉他许多真相和现代生活常识。作品对他与父亲和谐相处的刻划也是寥寥几笔——
王援朝毅然辞职引起了震荡，同样处于困境的王莹去看他，在他家里“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在正在做饭”，老头儿操着满嘴东北口音。这时两兄妹激烈地辩论起来。老头从容，满脸堆笑，关切着儿子的饮食起居。她抬头注视着老头。王援朝突然激动地说：“这位老伯就是我的生身之父勾华东啊！”（P329）
王援朝的思想历经两个飞跃。一是用列宁主义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即电气化思想来扭转毛泽东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化极致化（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偏颇。二是用人类普世价值（民主自由，重个人，以人为本）挣脱列宁主义（个人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的窠臼。显然，作品在揭示他第二阶段的思想质变上只是中粗线条地勾勒其行动，而没有充分把他的内心的斗争——精神成长展现出来。这就表明，作者没有充分意识到王援朝后期再转变的巨大的历史内容与情感内涵，它也是一笔中国化的文化资源啊。该详细的却忽略了，也就影响了对王援朝灵魂“源头”的揭示。
在我看来，从谋篇布局上，作者的倚重点放在牟棉花身上，而后来思考的重心却转向了王援朝；从王援朝现代意识的刻划上，作者有思想认知，也有情感体认，但没有相应的拓宽他身上的情感之源。也许作者对这方面尚不太熟悉，也许作者觉得这方面不好展开。也许，作者为了服膺“课题”，只是简单地借此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与王莹相比较，王援朝更具意义但笔力没有跟上。
难能可贵的是，肖克凡不是概念化而是有根有苗、血肉情感交融地写出了思想裂变中的工人新形象。作为王金炳家庭成员的一员，王援朝与王家同甘共苦，在王家的社会联系人事背景中，他却有着自己的思索。由于精神内涵的不同，同是理想主义，王援朝也不同于王莹，精神方向也不同。他说：“我风风雨雨几十载，理想主义的本质没有根本性变化，我愿做一条千里回游的大鲟鱼，最终采取这种自我批判的方式完成最后一跃。这最后一跃象征着理想，也意味着悲壮，因此我愈发义无反顾。”（P328）富有现代个人精神特征的新一代企业家的心灵呼之欲出。从村办企业厂长到企业集团董事长，在直接意义上，王援朝向白家学了不少东西。应该说，作为白家的一些个人经验，随着白家被彻底边缘化、矮化甚至妖魔化，其个人经验也封闭过时了。所以，在他事业峰巅状态中急流勇退，其决定性的精神动力并不是都来自像白氏父子的个人经验（被遮蔽的中国经验），而是现实的力量——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他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包括亲身父亲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发达国家的发展现实与方向。这里尽管作品并没有细写，但作者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配备了这样的“精神脉络”， 否则王援朝的现代个人精神质素就完全概念化了。
这也是作者不为“课题”所囿，也是超越《鼠年》的思想艺术力量所在。
四
与当时（90年代）转向媚权媚钱迎合市场许多聪明的中国作家不同，肖克凡以业已确立的主体意识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方向。“80年代的文学传统”成了他创作主体意识的精神内核。有“五四”文学垫底，有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相催化，有对当代中国的深刻体验，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艺术热情参于时代社会的变革，短短的80年代形成了绵厚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精神、文化寻根即本土文化精神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其实也是思想方法）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鼠年》就是这种传统的延展。
《机器》秉承《鼠年》对人的由来的追问与思索的思想红线，人的出生和成长的脉络相当清晰，但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符合生活的真实，这也是民间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吊诡的倒是，在现实中，包括底层人，整个社会都往“阶级”靠，极力隐瞒与简化社会关系，使得后来人对真实的历史——自己真实的来历无所知，其结果就是精神苍白，在新的现实面前迷惘不前。作品悄悄调整了艺术重心，即侧重展示人生运转，如此而凸现了民间的风景——民间的真实话语与热力。
同是成功人士，从镬石生到王援朝，作品思想艺术的跨越也就是作者肖克凡的跨越。镬石生和王援朝的成长背景揭示得充分，前者重批判，而后者是批判中更富建设意味。
《机器》《鼠年》的最大的成色，就是保持了一股丰沛的历史意识、人生意识、生活意识和开放情怀，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和精神土壤，这正是七十后八十后作家所欠缺或比较稀薄的。文明是积累的；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作品的思想精神高度不能脱离世界主流文学传统，也不能脱离已经形成的本土文学传统，尤其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更需要这种历史意识。现在的情形却是，由于作家纷纷与权与钱结盟，与世俗妥协，才使得像余华这样历史意识稀薄的作家倒成为得到域外认可的中国作家的一个代表（余华自有可取的一面），一路下来，精神下滑的中国作家如张炜、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的新作却成为了时代高度的代表，一些学院派评论家竟为此鼓噪不已，他们占据了资源的高地，自己等同于精神的高地，把不是高地的作品鼓吹成最富有精神高度的作品，如此，中国文学陷入迷失而浑然不觉。于是《机器》显出了它的份量。
《机器》的局限，就是顾盼“课题”的局限，即过多地考虑“角度”与“分寸”，有意收敛自己的思考锋芒。《机器》其实隐含“课题”之外的主题，当然这与作者是否充分意识到这种有价值的主题有关，更与作者把握如王援朝这样的“工人下一代”内在的思想逻辑及现代意识走向有关。其实这也是作者的精神视野问题。实际上，《机器》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它通过王莹王援朝的当代命运而显现了思想活力。
从《鼠年》到《机器》，我欣喜地看到肖克凡坚持并延展“80年代文学传统”的拓进态势。“80年代文学传统”并不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五四”精神的发扬与升华，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当代中国凡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有“80年代文学传统”的精神闪亮。因而，我对肖克凡抱有有热切的希望。
2008年3月25日上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