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相对于被人们广泛关注的S 会馆与十年沉默，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前的中止写作其实更具有一种“原点”意义。“弃医从文”的经典说法忽视主体因素，将鲁迅从事文学的决定视为一种理念先行的启蒙规划，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解的“颠倒”。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在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过程中，鲁迅逐渐走出了他人的影子，而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之处不在于何种学科更为重要，而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竹内好觉察到鲁迅文学存在着一种“生命原理”而没有说明的东西，是“诚与爱”的文学态度，它构成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弃医从文”是鲁迅留日时期开始走向文学启蒙之路的一种经典说法，这一“文学常识”在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后广为普及与传播，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正像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某种观念一经确立，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其“起源”便会被忘却，真相便会被遮蔽，理解也随之会发生“颠倒”。这并不是说，“弃医从文”的结论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当“弃医从文”越来越成为一种无需分辨的普遍前提时，它可能会离鲁迅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越来越远，逐渐成为一种抽象而模糊的东西。也许，越是习而不见的问题，“颠倒”的错觉现象才会更为严重吧。
一 1903 到1907 ：弃矿学医的“沉默”
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人们多看重他在1907年前后的文章。一般的看法是，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03 年前后的文章已不具有代表性了。留学后期的文章几乎凝聚了青年鲁迅所有的思想精华，也充分展现了其独特的个性气质，但问题是，这是否可以说明1907 年的鲁迅与1903 年的鲁迅就此切断了联系？
在阅读鲁迅留学前后期的文章时，我并没有获得人们常说的那种截然分裂的感觉，恰恰相反，我觉得它们在思想精神方面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一致性与延续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不管前后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救亡精神与富强思想一直为鲁迅所坚持。鲁迅提出“立人”之论，不是要否定“图富强”的现代化学说，而是要为其建构相应的现代性精神。1 其二，人的内面精神是鲁迅始终关注的基本问题，“张精神”的吁求也并不是从1907 年才开始的。尽管在1903 年提笔写作的时候，鲁迅的文章主题也无非是富国强兵，但鲁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精神问题。《斯巴达之魂》颂扬“武士之魂”，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鼓动；即使在介绍中国地质概况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仍“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提出了“因迷信以弱国”的精神启蒙问题。而在《说鈤》这样的纯科学论文中，鲁迅首先称赞的也是科学发现背后的“怀疑”精神，这与后来从精神方面反思科学史教训的《科学史教篇》是同样的逻辑。其三，鲁迅对于自己的“少年之作”，并无否定之意，相反，是极为珍爱的。直到1934 年末，他在为自己的《集外集》作序时，特意为杨霁云编入的《斯巴达之魂》与《说鈤》两篇文章解释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 2。诚然，像更多学者所指出的，鲁迅的文章在1907 年前后出现了关键词转移等许多变化，但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同时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鲁迅的思想发生了一种根本转变，不如说是从“天真”走向了成熟。
我想，人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思想成长也要经历一种类似蝉变的过程：一方面，一些不合乎自身需要的外壳性的东西会脱落；一方面，一些内在基因性的东西也会在机体的更新中得到延续。而在这一去壳化的过程中，随着外壳性东西的不断脱落，真正属于自己的原质性的东西才会逐渐显露出来，并获得一种新的生长。所以，借用袁可嘉评新诗发展的说法，思想成长的过程应该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的3，思想成熟的内涵也在于能够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原理性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反对把鲁迅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瞿秋白式的“从……到……”的不断抛弃旧我、一味前行的过程，而认同许寿裳更切合实际的解释：“思想只管向前迈进，而主义却是始终一贯的”4 。
如果说思想成熟意味着某种基因性的东西会得以保存与延续，那么这种思想基因就必然是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竹内好以自己细腻敏锐的文学直感，觉察到S 会馆蛰伏时期的鲁迅“在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他认为，凭借一种近乎宗教忏悔体验的“回心”，鲁迅找到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 5。至于“‘回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竹内好不愿意把精神问题实体化，只模糊地称其为鲁迅一生所背负的“一个影子”。同时，竹内好也固执地认为，鲁迅思想的“决定性时机”只能在S 会馆，“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这样的“想像”未免流于武断。对鲁迅这样不断反思自我的思想者来说，思想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非可以一次完结的目标，这意味着鲁迅一生中会经历不止一次的“决定性时机”，“回心”也会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时机”发生6。实际上，早在1903 年到1907 年间，鲁迅就经历过一段不算短暂的写作沉默期，其直接结果便是弃医从文的发生。如果说“回心”的意义是伊藤虎丸所理解的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觉的文学性自觉” 7，那么这一思想变化在鲁迅留日时期就已发生。至于后来的S 会馆，不过是“回心”现象的再一次发生。而且，如果没有弃医从文的这一次，大概也不会有S 会馆抄古碑的那一次。因此，与其说S 会馆时期的沉默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具有一种“原点”或“原理”意义，还不如说弃医从文之前的中断写作更值得人们索源与寻根。
从1903 年后停止写作，再到1907 年重新提笔，鲁迅前后经历了四年左右的沉默期。在此期间鲁迅除了翻译《地底旅行》、《造人术》等一些科幻小说，基本上停止了个人写作。刚刚满怀激情为《浙江潮》写出系列时论文章，就突然停笔，不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不否认，鲁迅在1904 年去仙台学医是中止写作的直接原因，但我不认为，这种表象的东西能成为鲁迅被迫停笔的内在根据。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学矿出身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时曾取得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按留学规定应该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而在1903 年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还将中国的衰弱归为“地质学不发达”，并为地质学的重要性大声疾呼，所以有这样的感叹：“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但在第二年，鲁迅就放弃了自己极为看重且成绩优异的矿学专业而改选了相对陌生的医学专业。这其中，想必也隐伏着一种精神的冲突与挣扎吧。
鲁迅当时大概没有向人提及自己学医的动机，因为他此时关系最密切的朋友许寿裳和二弟周作人的看法，都是通过他后来的回忆文章来转述的。鲁迅首度提及这个问题，已经是1922 年末为《呐喊》写自序的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学医，鲁迅由回忆“父亲的病”被中医所误带来的个人内心伤痛，最终上升到一种救治国家的民族责任，其中既张扬着“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的报国志愿，同时也隐含着“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启蒙意图8。在这两重叙事中，救亡与启蒙的宏伟理想最容易引起共鸣，也最容易获得认同。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人真正信服。医学与矿学同属现代科学，在鲁迅的观念中，所有的科学不都是有助于“维新的信仰”吗？如果说学医只是为了救国的话，鲁迅不也同样表达过学矿救国的热情吗？又何必放弃自己更为熟悉、成绩也更为出色的矿学专业呢？不可否认，救国是鲁迅学医的一个最崇高的理由，但它显然不能成为鲁迅放弃矿学的内在根据。有意味的是，鲁迅在自序中畅谈自己学医的目的，却一点也没有说明放弃矿学的动机。当一个中年人隔着二十年的岁月风尘回忆自己“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的许多梦”时，留下的文字也一定是“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对鲁迅来说，缠绕于记忆中的始终是“父亲的病”，谈矿路学堂却是这样突兀的一句：“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板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学》之类了”。所记住的竟然是课堂上并不讲授的生理学的相关书籍，这说明，修习了三年之久的矿学专业尽管成绩优秀，在他心中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由父亲的病带来的长久的心灵创痛，使得课堂之余自修的生理学知识，反而能够产生巨大的震惊体验，并由此“悟得”许多东西。鲁迅后来决心学医，是希望“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也未尝不是希望疗救自己受伤的内心。所以，同属科学救国，真正触动鲁迅内心并有所感悟的，是医学；至于矿学，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主张的层面，未能深入鲁迅的内心。用鲁迅的话来说，自己的学医，是很早以来就在内心酝酿的一个“梦”，不是到日本后才突然做出的决定。从这方面说，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之处不在于何种学科对中国的“维新”更为重要，而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主体内心的需要。在“回心”的意义上，尊重内心的愿望，而非外界需求，更非世俗名利，这至少是思想开始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正因为如此，在那些只为镀金做官的留学生同胞“咚咚咚”的跳舞声中，鲁迅毅然远离了繁华热闹的东京，只身去了偏僻寒冷的仙台。当一个人甘愿孤独，不惜将自己边缘化时，除了有一颗坚强而自觉的内心，想必也有一个坚强而自觉的理由吧。
二 弃医从文：“寂寞”中的自觉
当我们从主体的内心需要来认知鲁迅看似不合常理的弃矿学医时，此后更逾常规的弃医从文也就不难理解了。鲁迅回忆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文艺的空气是极为“冷淡”的9。从冬天极为寒冷的偏僻小城，再到周边气氛更为冷淡的文艺运动，这样的选择在外人看来的确不合常理，更何况鲁迅自己也时时感觉到一种“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之上的“寂寞”与“悲哀”呢10。对于弃医从文这一显得多少有些突然的决定，鲁迅后来解释说，是讲堂中的幻灯片事件让自己改变了看法。后来的《藤野先生》一文又重复了这种说法。看来，幻灯片事件的确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冲击。但幻灯片事件无论对鲁迅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宏伟的民族国家叙事都属于一种外部刺激，难以说明鲁迅如何获得文学性自觉的内部问题。更何况，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鲁迅此时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幻灯片事件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高度提炼，其间隔了近二十年，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来的思想痕迹，也不可避免地遗漏了当时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与细节。
最原初的东西不一定是最成熟的，但一定是最真实的，也最可能揭示出鲁迅思想中一种根本性、原理性的东西。幸运的是，鲁迅在此时留下的唯一一封书信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这封信是给友人蒋抑卮的，写于1904 年10 月8日，距鲁迅入仙台学医正好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是私人书信，鲁迅用笔毫无遮掩，其中也非常直率地谈到自己学医的感受：“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信末又再次感叹说，译书之事“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11 由此看来，鲁迅被迫“中止”译作的不满与遗憾从一入学就开始了，幻灯片事件不过是这种态度在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鲁迅的不满与失望当然不是因为医学这门学科，而是因为学医的方式。学医是鲁迅在父亲病故后郁积日久的梦想，而“旁及”的翻译大概才是鲁迅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当鲁迅发现学医本身并不符合自己当初“完美”的设想与期待，甚至背道而驰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冲突一定会来得更为强烈吧。尽管鲁迅一直在勉力用功，但当学习本身的兴趣与意义早已丧失的时候，最初由“父亲的病”而来的学医动力恐怕不会再有往日那样非如此不可的执著与强烈了。更深层的问题是，学医虽然出自鲁迅的愿望，但未必适合自己的天性。鲁迅将学医称为“我的梦”，但实际上，“我的梦”一直笼罩着父亲的影子。多年之后，鲁迅在回忆父亲去世前不断喘气的痛苦景象时仍满怀愧疚与自责地说，“我很爱我的父亲”12 。可以想见，鲁迅当年毅然弃矿学医，远走仙台，也是带着一种“赎罪的自觉”的，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便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这样的意愿看起来出自鲁迅的本心，其实不过是一种希望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安慰的想像性期待。
当来自他人的期望与自己的本性发生格格不入的冲突时，鲁迅所背负的外壳性的东西一定会让他产生烦恼不已，而内属于自己的本原性的东西也一定会逐渐觉醒。从这方面说，假如没有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或迟或早也会发生，而幻灯片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促使鲁迅在犹豫与矛盾中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后选择或最终决定。正如许寿裳指出的：“这电影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惟一的刺激。”13
鲁迅在仙台时最敬重的老师藤野先生多年后对鲁迅读书的勤奋与用功仍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教室里十分认真地记着笔记”，“在听讲义的时候是非常努力的”。但也似乎觉察到鲁迅内心的勉强与不快乐，所以说：“现在想起来，无论如何，研究医学总不是他由衷的目的罢” 14。“不是他由衷的目的”，道出了鲁迅放弃学医的实质。对于在老师眼中如此“努力”的鲁迅来说，退学的决定就像他当初入学的决定一样，态度也一定是“认真”的。所以，藤野先生在鲁迅前来告别时有“惜别”之意，却并不强留。当鲁迅决定要放弃学医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真正属于自己的原理性的东西；否则，此前的弃医从文就没有必要发生，此后放弃文学的选择也可能会再度发生。但显然，类似弃医从文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发生。
“提倡文艺运动”尽管是在一种非常冷淡的空气中进行的，但鲁迅显然已走出了内心的困扰，他给自己计划创办的杂志取名“新生”，其中也间接表达出了弃医从文后如获“新生”的心情。有意味的是，鲁迅的文学梦想即使在此后屡遭挫折与打击，也从未想过放弃。在经历了办杂志失败、《域外小说集》反应冷清、十年沉默、“五四”落潮等事件后，1926 年的鲁迅心情更为黯淡，他感慨说：写作“让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15 。尽管鲁迅已切实体验到“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荒凉感，但他还是“甘愿”让“寂寞”的文学命运去伴随自己的一生，让“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般缠住自己的灵魂16。当一种选择“如大毒蛇”般缠住人的灵魂，而这人宁愿忍受失败的痛苦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定是他终生摆脱不掉的原质性的东西了。鲁迅承认自己的学医梦想是“幼稚”的，这“幼稚”，从思想成长的意义来说，就在于他还没有走出父亲的病亡给自己带来的心理阴影，还停留在一种要为别人做什么而非自己要做什么的思想阶段。这正是康德所说的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不成熟”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一直在反省文学命运的失败与寂寞，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选择文学是“幼稚”的。鲁迅在内心反复咀嚼“自以为苦的寂寞”，结果不是在文学之外做出新的选择，而是在文学之内获得了一种自觉：“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17。这说明，在文学那里，鲁迅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生命”“原理”的东西。
从学矿到学医，再从学医到学文，鲁迅的选择越来越冷门，越来越脱离实用，不要说现今的实利化时代，就是当时看来也不可思议。周作人回忆说：“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18 。“大家颇以为奇”，是因为大家一般都从实际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他们向鲁迅提出的问题就是：“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对于这种直指“用处”的质疑，鲁迅也不得不用“好处”来回答：“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 19。对于满脑子实学观念的人来说，他们当然不会明白“不用之用”的诗学选择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不会明白文学在鲁迅生命中的原理性意义。
鲁迅在自序中将中国人体格健壮与神情麻木相对照的描述方式，赋予了弃医从文一种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启蒙叙事的逻辑中，“改变精神”当然是“第一要著”，“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也是一种诚实的说法。人们据此普遍认为，鲁迅是先有了“为人生”的启蒙理念，而后才有了从事文艺的冲动。这种启蒙理念现行论似乎忽略了自序的写作背景，忘记了这异常清晰的启蒙逻辑是鲁迅在时隔二十年后思想更为成熟的情境下概括出来的。按理说，鲁迅最初的思想反应，应该是情感居多和相对模糊的。就像竹内好所指出的，幻灯片事件和此前的漏题事件一样，它给鲁迅带来的首先应该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民族屈辱感，其次才可能是事后更为自觉的理性认知。否则，鲁迅也不会在幻灯片事件过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放弃学医。
无论如何，启蒙与救亡都是一种为国为民的宏大叙事，是那一时代青年所热议的共同话题，这也许能够说明鲁迅对于时代使命的一种主动承担，却无法说明鲁迅如何获得自己的内部问题。当鲁迅指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时，这样的启蒙表述是鲁迅作为启蒙者（“我们”）与启蒙对象（“他们”）建立的一种指向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从启蒙主义的外部联系来看鲁迅的弃医从文，就必然是医学与文学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而且，鲁迅也是以是否“紧要”来解释自己的启蒙动机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但问题是，推动启蒙运动为什么“当然要推文艺”，而非文艺之外的其他形式？这“当然”的依据又从何而来？如果说精神比肉体重要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话，鲁迅不是也知道“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不是也认为医学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吗？而且，在促进“信仰”与救治“疾苦”两方面，医学不是比文学更能让“我的梦很美满”吗？更何况，鲁迅的文学动机也不全然是“启蒙主义”与“为人生”，否则，如何理解鲁迅对夏目漱石“有余裕的文学”与“不触著”的欣赏20？如何理解诗人应“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的说法21？显然，如果仅从何者更为重要的启蒙意图和理性认知来看问题，而不涉入主体的内心因素，弃医从文的解释就显得漏洞百出，不能圆满。其实，文学重要还是科学重要永远是一个言人人殊、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释，每种解释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由。当一个人做出了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选择，那么这选择在他自己看来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了。鲁迅在选择学医的时候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理由，在放弃学医的时候同样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理解一种选择是否重要的关键问题在于，哪一种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内心需要。很难想像，没有一种内在的文学气质，没有一种原生性的触发点，鲁迅会产生一种“当然要推文艺”的理所当然的想法。从这方面说，忽视主体的内心因素，而将弃医从文完全视为一种理念先行的启蒙规划，必然会造成理解的“颠倒”问题。从一个人的思想成长来看待弃医从文的问题，其内涵就不是一种搁置自我内部意识的纯粹理性行为，而是一个在外部世界的遮蔽中不断敞开自己的自我觉醒的过程；其意义也不在于鲁迅选择了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而在于鲁迅通过文学选择回到了他自己，获得了他自己。我把鲁迅的弃矿学医与弃医从文视为一种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鲁迅逐渐走出了他人的影子，而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对有着自觉的中间物意识的鲁迅来说，思想是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不是在一次性选择中完成的。思想成熟的意义是一种获得自我的机制性的东西，不是一种将自我思想实体化、固定化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是一个基本原点，是敞开的，不是封闭的；也只有这样，思想才可能体现为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鲁迅直到“五四”时期还把自己的文章称为“未熟的果实”22 ，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实体化、固定化。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最高真理，一旦追求所谓“止境”，思想的僵化与死期也就不远了。鲁迅欣赏许多思想学说，却从来不崇拜一种主义，深层的根据就在这里。同样，弃医从文让鲁迅首先获得的也是一种“原理”性的文学自觉，而非专业化的文学活动。所谓弃医从文，不过是一个便于解释的模糊的说法，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在医学与文学之间必须做出取舍的意思，而医学与文学之间也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事实上，鲁迅在“弃医”之后，仍从事过与医学相关的工作，“从文”之前，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鲁迅弃医从文是对学医过程的不满，不是对医学本身的不满，他放弃了学医，并不意味着放弃医学。鲁迅回国后在中学教授过一段时期的生物与生理学课程，直到他去世的1936 年，还与人合作编译了《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作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的一种出版。至于文学，鲁迅则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张协和在《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终日阅读小说，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鲁迅的这种“阅读小说”远超过“复习课业”的文学兴趣到日本后仍未放弃，还在初入弘文书院时就购置了大量的日语文学书，“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其中还“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 23。许寿裳所赞叹的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 24，也正显露出鲁迅内心不可抑制的文学天性与热情。怀着这样的性情与志趣，鲁迅刚到日本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和写作；而此后紧张的医学功课，也难以消磨其浓烈的文学兴趣，即使被迫“中止”也始终没有放弃阅读与翻译文学书的愿望。由此可见，鲁迅的弃医从文是从学医转向学文，而非从医学转向文学；是现代知识与个人兴趣发生冲突的结果，而非学科间的不能两立。
三 “诚与爱”：文学态度的发生
从鲁迅在弃医从文后仍未放弃生物学、医学著作的相关翻译、编著看，文学在鲁迅那里首先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文学活动，而是一种原理性的文学态度。这种文学态度是鲁迅理解外部世界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其内涵并不是局限于文学范围的一种美学观念，其结果也并不是要以从事专业的文学活动为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把鲁迅称为“第一义的文学者”：
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一直不松懈地走在一条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的道路上，从而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虽然因中国文化的后进性而使他的文学没能丰富地创造出新的价值，但他的非妥协的态度，却被称作鲁迅精神，并且化为传统，成为一块基石，构筑着中国文学之作为近代文学的自律性。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所以，人总是大于作品。25
竹内好敏锐地觉察到文学在鲁迅那里“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形成了他自身”的一种原理性的存在，但描述仍是模糊的，并没有真正触及鲁迅如何“质询文学本源”的问题。同时，由于他坚持认为S 会馆时期才是鲁迅思想形成的唯一原点，鲁迅留学时期的文学态度就被完全忽略了。如果说弃医从文是鲁迅的一种原理性的文学态度趋向明朗的表现，那么他此前的思想活动应该蕴含着这种文学态度的可能，此后的文章也应该能够体现这种文学态度。而且，无论鲁迅思想如何发生变化，这种态度作为一种基本原理，也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有意味的是，许寿裳在两本回忆录中都特别提及了一件事：还在弘文学院读书期间，鲁迅经常与他讨论国民性的问题，两人谈到热烈动情处，“每每忘了时刻”。许寿裳说，谈些别的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惟独这样的话题让他终生难忘。正像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所指出的，这个话题后来成了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决定了他们往后的人生” 26。如果说父亲的病是鲁迅选择医学的“决定性事件”，国民性问题的对话就应该是鲁迅选择文学的“决定性事件”。那么，在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对话中，鲁迅文学的原理性态度也一定会隐伏其中。
据许寿裳回忆，他和鲁迅经常谈论的三个相关的问题是：“（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7 有意思的是，在两个年轻人雄心勃勃展开讨论的三个问题中，因为问题太大，“其说浩瀚”，只有第二个有相对明确与完整的答案。这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缺乏“诚与爱”的症结所在，鲁迅他们认为因缘很多，但“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28 在这些问题中，“诚与爱”是居于核心的话题。从许寿裳对鲁迅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的“理想之高超，
着眼点之远大”由衷“佩服”可以看出，许寿裳在对话中扮演了一个听众的角色，“诚与爱”基本上来自鲁迅的思考。如其所言，鲁迅“后来所以决心学医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这就是说，指向国民性问题的“诚与爱”，构成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鲁迅留学的时代，梁启超、严复等思想界前辈已开始注意到国民性问题的重要性，鲁迅与好友谈论这个问题，恐怕也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但像鲁迅这样做出“诚与爱”的人性思考与解答，并将此问题引向“立人”的启蒙理想，大概也只有鲁迅自己。
之所以有“诚与爱”的独特发现，除了民族奴役的历史认知，我想恐怕还带有鲁迅自己更多的个人体验。“父亲的病”带来的心理伤害是鲁迅一生也无法摆脱的，直到人过中年，鲁迅想起自己少年时代奔走于当铺与药店的柜台间所受的“侮蔑”和“被骗”，仍心有余痛，难以释怀。我想，鲁迅在与许寿裳谈论“诚与爱”的问题时，内心一定缠绕着自己受辱与受骗的影子吧。理解了鲁迅在少年时代“诚与爱”的缺失遭遇，就不难理解“诚与爱”在鲁迅那里为何会形成一种异乎常人的情结，也就不难理解鲁迅对死亡与流血为何会有异常尖锐的敏感，对“瞒与骗”为何会有异常愤怒的憎恶。许寿裳说，自己最爱读的鲁迅小说并非其名作《狂人日记》与《阿Q 正传》，而是一篇并不出名的《兔和猫》。这篇小说描述了几个小生命无声无息的死亡，结末发出感叹说：“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许寿裳认为，在这里“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伟大”29 。这“思想的伟大”，就在于“诚与爱”的文学态度所表现出的一种深厚而博大的生命情怀吧。
据此可知，竹内好觉察到鲁迅文学存在着一种“生命原理”而没有说明的东西，就是“诚与爱”的文学态度。在鲁迅这里，“诚与爱”是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相鲁迅文学的起源与文学鲁迅的发生互并列的两个问题。也就是说，“诚与爱”的关系不是可以相互分割的“诚”与“爱”，而是“由诚而爱”或“由爱而诚”的一体两面：没有真诚，难以言“爱”；“爱”缺乏“诚”，亦难想像。所以说，鲁迅的“诚与爱”不是“诚”听从“爱”还是“爱”听从“诚”的问题，而是相互依存与映照的“诚”即是“爱”的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独有‘爱’是真的” 30，是这种态度的明确表达。在传统儒学那里，虽然也强调“正心诚意”，也强调“仁爱”之心，但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是为“治国平天下”做修身准备的，后者是以民本思想劝诫君王勤政爱民的，都属于一种典型的士大夫思维。如果说传统儒学的“诚”与“爱”是指向治国治民的两个老问题，是一种服务于帝王政治的手段，鲁迅的“诚与爱”则是指向精神启蒙的一个新问题，是建立现代“人国”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作为“第一义的文学者”，不是因为他首先有了文学作品，是因为他首先有了一种原理性的文学态度。正因为这样，竹内好即使不承认鲁迅致力于“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杂文是一种文学创作，也仍把他称为“第一义的文学者”。的确，对内心深怀着“诚与爱”情结的鲁迅来说，任何时候，“人”都是大于“作品”，文学态度都是大于“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之类的理论教条的。
正是因为内心隐伏着一种“诚与爱”的文学态度，鲁迅在1903 年开始动笔写文章的时候，文字与思想虽然还是幼稚的，却能在“图富强”的时代主题中关注人的精神问题，能在《斯巴达之魂》中写出斯巴达武士“国以外不言爱”与“爱其妻”的人性冲突，能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写出“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一类激情洋溢的文字。鲁迅后来决心学医，其中就有着由“中医不过是一种有益的或无意的骗子”而来的“诚”的追求，由“我很爱我的父亲”而来的疗救他人疾苦的“爱”的情感。在学医过程中藤野先生的真诚与爱护让有过心灵创伤的鲁迅极为感动，以致多年后藤野看到鲁迅将自己“景仰为唯一的恩师”，竟然感到很惊奇，因为他自己觉得“仅仅给他看看笔记” 31，并没有特意为鲁迅做过什么。一点点真诚与爱护，就让鲁迅如此感激，这只能说明，鲁迅内心对于“诚与爱”的需求是如何饥渴。鲁迅在学医过程中不忍解剖妇女儿童的尸体，不惜美化人体解剖图的线条，伦理学的副科成绩远优于解剖学的主科成绩，说明了鲁迅的文学本性并不适合学医；而漏题事件的欺诈与幻灯片事件的野蛮对“诚与爱”的感觉的打破，也是鲁迅下定决心离开仙台的主要原因。
自1907 年重新拿起笔后，鲁迅一口气写出了五篇很有分量的大文章。这是鲁迅的文学态度在弃医从文后的一种明确表白与急剧爆发。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后来在将已完成的四篇文章收入《坟》时，并没有按照实际的发表时间，而是按照文章的论题类型进行编排。这样，《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的实际顺序就被调整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鲁迅如此调整有自我总结的意味，也能清晰地显示出由科学而文学的思想线索。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编排思路因为不合乎历史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鲁迅文学发生的原始情境与文学态度的原点价值。
在鲁迅的这几篇文章中，《人之历史》是弃医从文后的第一篇文章，仍以介绍生物学进化论为主要内容，但与1903 年的同类文章相比，这篇科学论文带有更自觉的鲁迅色彩，文章开头就对国人“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的不能直面真理的态度问题提出了批评。相较而言，次篇《摩罗诗力说》则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这并不在于它是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而在于鲁迅的文学态度首次获得了完整而充分的体现。“神思”在鲁迅文论中的核心价值已为当下学者所注意，但其具体内涵是什么，思想根源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还远未触及。其实，“神思”是《文心雕龙》所曾使用的古典概念，“涵养人之神思”大致也不脱“文学是人学”的现代观念。但在对这一概念的具体理解中，鲁迅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态度。首先，鲁迅提出了“诗有主分，曰观念之诚”的问题。也就是说，“观念之诚”是诗的主要职责与生命力所在。鲁迅赞美被称为恶魔的摩罗诗人，固然是因为其诗“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究其根源，则在于其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其所反抗抨击者，一为“真理之匿耀”与“社会之伪善”，一为“爱与正义自由”，这是一种大真，也是一种大爱。当今学人多注意鲁迅文中有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语，而忽视其后更具原理性质的“诚与爱”的文学态度，难免有买椟还珠、本末倒置之弊。从“诚与爱”的文学态度出发，鲁迅赞美拜伦援助希腊是“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批评普希金“惟凭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的“爱国”观念为“兽爱”。同时，也在不为世俗所理解的孤独者、厌世者、好战者那里，别具会心地发现了其“博爱”之心，“眷爱”之情，“作婴儿之笑”的纯真。因此，鲁迅文末所大声呼吁的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这是一种指向“诚与爱”的典型的启蒙之声，也是一种发自“诚与爱”的典型的启蒙之声。至此，“诚与爱”的态度作为一种机制性的文学原理，已开始完全浮现出来。鲁迅呼唤精神仍在沉睡的国人，同时也在呼唤内心开始觉醒的自己。如果没有《摩罗诗力说》发出的“诚与爱”的启蒙之声，很难想像鲁迅此后会以一发不可收拾的热情继续写出《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这一系列文章。从“诚与爱”的文学态度出发，《科学史教篇》从科学那里发掘出了“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的精神光芒。《文化偏至论》一方面对所谓的志士英雄“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的虚伪自私展开了猛烈的批评，一方面也对尼采所代表的新神思宗揭露19 世纪文明“诈伪罪恶”、“性灵黯淡”之“通弊”进行了热烈的赞赏。最末一篇《破恶声论》开首则直接表达了“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破伪诈者也”的启蒙理想。文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与“凡有危邦，咸与扶掖”等观点，也正是“诚与爱”的文学态度淋漓尽致的发挥。由此也可以明白，鲁迅为何在介绍科学思想时选择了先进的西方，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却选择了弱小的东欧。这样的矛盾在态度上其实是一致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直面真理的“诚”，后者不正是一种同情弱小的“爱”吗？
在“诚与爱”的“呐喊”中，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思想实践。虽然青年人的英雄梦想注定会遭遇挫折，但情感上的“彷徨”，只是让鲁迅在英雄梦碎后回到了人的现实生活32，鲁迅的文学态度不是由此改变了，而是更加坚实了。当鲁迅在S 会馆的对话中担忧铁屋子中被唤醒的人可能会“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时，当鲁迅在五四时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发出“不再吃人”与“真心改起”的呼唤时，当鲁迅在五四之后依然呼吁作家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时33，当鲁迅在大革命时代依然坚持“好的文艺作品”须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时34，当鲁迅在“夜正长，路也正长”的后革命时代写下“创作总根于爱”的“小杂感”时35，当鲁迅在临终的病榻上依然想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时36，谁又能否认，“诚与爱”的文学态度在鲁迅生命中不可拔除、无法割舍的原理性存在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CZW030）、上海交大文科创新基金项目（08TS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拙文：《鲁迅留日时期“现代”思想的发生与形成》，
2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下同），第5 页。
3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载1948 年6 月《诗创造》第12 期。
4 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指出，这句话在大陆出版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书中被删掉了。在李新宇看来，删掉的原因就在于它与瞿秋白的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权威解释是不一致的。参见《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53 页。
5、25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45 页，第146 页。
6 参见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 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 年第1 期。
7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8 页。
8、9、10、16、17、32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 卷，第417 页，第418 页，第418 页，第418 页，第418 页，第420 页。
11 鲁迅：《041008 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 卷，第322 页。
12 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 卷，第288 页。
13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下同）第457 页。
14、31 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下），第1509 页，第1510 页。
15、22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第283 页，第284 页。
18、19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501 页，第502 页。
20 鲁迅：《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 卷，第221 页。
21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 卷，第159 页。
23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13 页。
24、27、28、29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489 页，第487 页，第487—488 页，第488 页。
26 北冈正子：《我对〈我所认识的鲁迅〉的异议》，《鲁迅研究月刊》1997 年第4 期。
30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 卷，第137 页。
33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 卷，第241 页。
34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 卷，第41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