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支那”的国族身份带来的屈辱体验，成为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心中的一种创伤性记忆。留日作家对于 “支那”之痛择取的文学记忆呈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由自卑转向理性的国民性自省；一是对日本掺杂着怨恨感的妖魔化文化表述。前者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而后者建构出的失真的日本形象，在满足时代所提出的国族动员要求的同时，也造成中日间彼此难以消弭的隔膜。
关键词： “支那” 创伤记忆 留日作家 自省 怨恨感
近代迅速崛起的日本，成为中国寻求振兴之路的跳板和榜样。明治末至大正时期，中国形成了一股留日高潮，1906年留日人数竟多达8000余人。 1 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已经发生逆转，经历了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不再用崇敬目光仰视昔日的老师，取而代之以轻蔑和侵略扩张。被用来称呼中国的“支那”一词也随之在日语中逐渐演变为蔑视语，成为一种屈辱的代名词被深深烙印在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记忆里。在以留日生活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中，留日作家对“支那”之痛进行了大量书写，用文学方式记录了那一代人对于日本的跨文化想象和民族记忆。
一、沉重的书写：关于“支那”的创伤记忆
留日作家曾占据大半个现代中国文坛，其留日却排日反日的姿态，着实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些作家笔下，日本体验中最触目的恐怕就是由于自身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屈辱和自卑。“支那”，原本只是在地理意义上被用来指称中国。可是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它却因为负载了太多国家民族隐喻，而最终变成一个蔑视语遭到人们唾弃。“支那”一词作为留日作家心底的一个永远的痛，在现代文坛上留下沉重的历史记忆。
近代日本成功走向现代化，吸引了大批中国学子选择东渡，希望在日本能取到救亡图存的真经。可是，在《最初之课》中，主人公屏周怀着满心喜悦和憧憬，来到新学校上“最初之课”，在点名时就遭受了侮辱：
（先生）“哼是呀，你的名字这簿子上没有，你不是日本人，你是朝鲜人吗？清国人吗？”
（屏周）“我是中华民国人。”
当屏周这样回答之后，那先生却向他投了一眼轻蔑的目光，反问道：“什么，中华民国，我怎么不晓得，支那吧。” 2 于是，全堂的人都哗地笑了。郑伯奇写这篇小说时已经是1921年，距离中华民国成立已经9年之久。但日本人却仍不肯用正式国号来称呼“中国”，相反却执意使用饱含轻蔑与歧视意味的“支那”一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反感与抗议。于是在日留学生纷纷投书日本报章，要求日本取消“支那”这一含有蔑视语义的称呼，以尊重中国为前提，按照国际惯例称呼中国为“中华民国”。由于抗议呼声日益强烈，终于引发了中日间关于禁用“支那”称呼的政治外交事件。 3
当时留日作家大抵正处于敏感多情的青春期，性苦闷加剧了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屈辱感。郁达夫在《雪夜》中诉说了在无邪的日本少女面前，“支那”带给他的侮辱悲愤和绝望。
你若于风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气爽的秋晚，去闲性独步，总能遇到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象在梦里，也象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如箭也似的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会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4
在弥漫着蔑视的社会气氛里，郁达夫痛苦地发现：“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 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可是“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5 “支那”身份使他连追求爱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绝望屈辱中愤愤发誓自己将来一定要复仇。
“支那”一词不仅给留日学生带来精神打击和伤害，同时也使他们在生活上陷入边缘化和受排挤的困境。因为认为中国人是低能儿，所以日本同学就怀疑鲁迅之所以能及格是因为老师提前泄露了考题给他。也正因为如此，连中国人发明了浑天仪的历史事实也受到了质疑，理由是“支那人还能够发明么？” 6 寻找住处的时候，“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 7 走在街上，时常会有小孩子追着喊“豚尾奴！豚尾奴！”。连小孩子之间吵架，也会回之对方以“你老子是支那人”以示胜利。生活在这样受歧视、受排斥的冷漠氛围里，自卑与孤独成为一种时代病萦绕在现代留日作家笔下。
流浪在街头的中国人，非单一点感觉不到新年的喜悦，反而觉得“市内的空气，浓的差不多连呼吸都很困难。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装饰，和那陈列台上的物品，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引力的一般。这不是因为他的感受欠灵敏，他觉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他们也曾把这些市街，红红绿绿装饰了一遍，没有几天，又把它都撤了。” 8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个人咀嚼着孤独滋味流浪在异国街头，当然会格外思念国与家的温暖。难怪郁达夫在离开日本踏上归程时，会不断追问自己：“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9 “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10
关于“支那”的创伤记忆，其核心就是由歧视所带来的无可名状的孤独感。张志扬在《创伤记忆》一书中对创伤记忆进行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民族的苦难记忆或个体承担的创伤记忆，说到底是各种形式的暴力——自然的人为的，恶的善的，理性的非理性的、政治的道德的、包括话语的——从个人的在世结构的外层一直砍伐到个人临死前的绝对孤独意识，像剥葱头一样，剥完为止，每剥一层都是孤独核心的显露。我把这种孤独核心的强迫性意识叫做创伤记忆。”11 充满了蔑视意味的“支那”一词，不再只是简单意义上地理位置的指称，而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暴力，践踏了中国人的尊严，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支那”在留日作家内心深处留下一道伤疤，每一次触摸，那痛楚都清晰如昨。
屈辱的日本体验促使中国现代留日作家成为排日反日的急先锋。1922年3月9日，荒川五郎在众议院就《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建议》发表演说时，道出了个中原委：“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
……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12 的确，留日作家并非不爱日本，他们的反日姿态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举。
“支那”之痛也促使留日作家开始由自卑转向自省。这种自省既包含着对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也包括了对本国国民性的反思。可以说，日本体验是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中国现代留日作家首先将国民性批判矛头指向了留日学生界。在一系列以日本为生活背景的文学作品里，他们给我们描绘了一道灰色的风景。
二、灰暗的风景：在日留学生界的混乱状况
日本人对“支那人”不分青红皂白、一视同仁式地排斥与歧视，让在日中国人“伤心极了”，因为日本人不说某个人不好，只说“支那人”不好。这种无奈引发了现代作家对留日学生界的自我反省与揭露批判。
明治末至大正时期，留日学生界情况比较混乱，当时赴日留学并不需要签证，留学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介绍了当时在日中国人的基本状况。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近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曾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13
不肖生曾两次留学日本，他给我们提供的画面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而是一道真实的灰暗风景。由于日本人在报章上批评在日留学生“放纵卑劣”，陈天华“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但在蹈海之前的《绝命书》中，他却不得不承认“近观吾国同学，有为之士甚多，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14 不管这道风景如何不堪入目，我们都没办法做鸵鸟式的逃避。在20世纪初留日学生界，它确确实实存在过。
留日中国人既是日本的叙述者，又是被日本人注视的对象。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日本人建构中国形象的一面镜子。某些留日中国人道德败坏、行径恶劣，不但严重破坏了中国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也是造成近代日本人以蔑视为基调的中国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恰恰是这些败类拙劣滑稽的表演给日本人提供了歧视“支那人”的理由。现代留日作家怀着“怒其不争”的愤慨，向国人展示了一幅幅留日学生界百丑图。
首先，在日中国人的种种恶习惯成为众作家批判焦点。在张资平的小说《木马》中，作者对中国人随地吐痰、擤鼻涕、肮脏进行了入木三分地刻画。三四位同胞在美丽樱花树下坐着休息，“有一个像患伤风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噜的一响，两根半青不黄的鼻涕登时由鼻孔里垂下来，在空气中像振子一样的摆来摆去，摆了一会嗒的一声掉在地上。还有一位也像感染了伤风症，把鼻梁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呼的一响，顺手一捋，他的两根手指满涂了鼻涕，他不用纸也不用手巾拭干净，只在樱花树上一抹，樱花的运气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15 更有甚者，常年累月不洗澡的中国人，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便跟馆主人要来一些热水躲在房间里擦洗。“他们的洗脸帕像饱和着脂肪质粘液，他们的洗脸盆边贮满了黑泥浆。随后他们便把这盆黑泥浆从楼上窗口一泼！坐在楼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学生吓了一跳，他的书上和脸上溅了了几点黑水，气恼不过跑去叫馆主人上楼干涉。”16 这种令人恶心的举止，在素以洁净闻名的日本人看来，心生厌恶是想当然尔。身体上的肮脏等同于落后野蛮。未曾亲历中国的日本人正是从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来了解中国人，想象中国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中国观。于是，几个中国人的肮脏被演绎成“支那人”都是肮脏的，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一定是肮脏的。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逻辑使“很爱清洁的留学生也受了这班没有自制能力的败类的累，到处受人排斥。”17
其次，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界鱼龙混杂，某些留学生打着留学旗号，却不务正业。这种留学生也成为作家冷嘲热讽的对象。如鲁迅笔下那些头上盘着“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整天不是为了学跳舞踩得地板咚咚响，就是关起门来炖牛肉吃。无可奈何，鲁迅只得逃到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明治末至大正时期，留学日本制度还不太健全，当时中国人生活水准较之日本似乎稍高一些，加之某些日本私立学校为了经济利益，只要有学费可赚，学生是否按时上课就不闻不问。一位留日朋友曾对郭沫若这样介绍过留日印象：“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国外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但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18 虽然这些牢骚有些偏激，但从中仍可看出当时留学生界某些黑暗现状。
类似情况在《留东外史》中也有描写。作者假借日本警官之口，训斥了因聚赌被抓的胡庄之流：“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只我这一个署，每月至少也有十来件赌博案；嫖淫卖妇的案，一个月总在二十件以上。现在留学生总数不过四五千人，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日就每日有一件犯罪的事发生，不是过于不自爱吗？我真佩服你们贵国人的性情，柔和得好。你么也知道贵国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送你们来求学的，将来好回去整理的么？怎么还这般的和没事人一样哩。”19 作者不肖生有着多年东京生活经验，《留东外史》中所述“得自亲历者十之四，耳闻者十之三，余者为向壁虚构。”20 由此可见，作者对在日留学生吃喝嫖赌恶行丑态的描画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具有某种影射性的真实再现。
对于各类打着爱国旗号的所谓“志士”，他们滑稽可笑的表演也在现代留日作家笔下得到了漫画式展示。所谓 “爱国志士”，是在国耻纪念日开会时，慷慨激昂拍案提议：“日本人呼我中华国民为支那人，今后我们也得叫他们倭奴。”如此这般表演不过是为了博得一般崇尚形式，喜欢口舌之争学生们喝彩而已。那些“修德进德”的志士，不过是道貌岸然、背后放冷箭之流。见了有友人和女性同居，就说这是荒淫废学，向公使馆打小报告，看到友人为此丢掉学籍自己却心满意足。喜欢演说爱出风头的志士，站在讲演坛上，全身发抖，双颊发赤，做出血泪控诉状。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跑上去讲几句什么“新精神”、“新社会”、“新思潮”、“新学”之类时髦论调。有的志士一年之间没有一个星期到学校去，回国之后，偏要骗国内学生说日本学生如何用功，日本教师如何研究…… 21 这样的志士就生活在留日作家周围，他们只是将爱国当成一个表演舞台，除了暴露出自己嘴脸丑恶之外，他们如跳梁小丑般地拙劣表演于救亡图存并不相干。
对于“支那”之痛，现代留日作家选择自省的记忆方式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它不但深入拓展了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主题，而且也为我们走出“支那”这一创伤记忆提供了一个出口。可是，由“支那”引发的创伤记忆，与时代政治走势密不可分。“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五四运动”……随着中日间矛盾日益激化，国家利益冲突加剧，国民感情迅速恶化，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现代留日作家出于自省目的，自觉对留日学生界灰暗风景所进行的描述，在时代浪潮裹挟下亦慢慢退隐到时代边缘。而与此同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日本的文化表述，因为与时代所提出的国族动员要求相吻合而成为主流话语。由此，关于“支那”创伤记忆的记忆方式又有了另一个价值指向：带着怨恨感描述 “鬼化”日本。
三、隐忍的怨恨：国族叙事背景下妖魔化的日本
“支那”之痛在促使留日作家返观自省的同时，也激起一种反日排日情绪。特别是在日本侵略野心日益彰显之际，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选择站在民族立场为祖国而战。郭沫若曾深有感慨地说：“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22 在国族叙事大背景下，带着怨恨感所描述的日本形象不可避免被妖魔化。
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指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它有三个明显的自我推动特征：“第一，在这种情绪产生之前，必须曾经受过一次他人的伤害；第二，对他人的伤害不能立即做出相应的反击，必须隐忍（挨了一耳光当即回一耳光，就不会产生怨恨）；第三，隐忍因于一种至少是暂时的‘无能’感或‘软弱’感。”23 留日学生在遭受日本人嘲弄欺侮时，心中虽然一肚子愤懑不平，但却只能隐忍着不做声。如《最初之课》中，屏周的遭遇和反应就很具典型性。
（先生）“你们看支那人！（目注屏周，复转向对面天花板角）他们走到哪里，人家讨厌他们，叫他们做猪，他们却只是去，泰然地去。世界上最多而处处都有的只有老鼠同支那人。”
于是全堂的人哄然大笑了，许多好像在议论屏周一样。屏周此时觉得凳子几子都像火做的，烧得浑身只在发热。他想站起来，他想和那先生辩理，但是那结果他是晓得的。许多次他淘过这种污气，到头还是落得没趣。24
受到了别人侮辱，却隐忍着不发作，不良情绪日积月累，最后酝酿成一种怨恨郁结在心里。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情态，怨恨者可能采取如下几种方式：其一，选择弱小者作为自己的发泄对象。如郭沫若的《行路难》，当爱牟受到日本人冷眼歧视时，他就会拿自己的妻子孩子出气。其二，贬低对方价值，以求得自己心理平衡。其三，回溯历史，用从前的辉煌安慰自己。现代文学中的阿Q即是这样的典型。早就有人指出过，阿Q精神是源于近代中国人的创伤记忆，也是宋代以来汉族人屡遭外族欺侮，屡战屡败所导致的精神扭曲的反映。
在现代留日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由“支那”之痛而产生怨恨感的释放方式主要表现为：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丑化日本；或以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眼光来谴责日本的忘恩负义。
在《今津纪游》中，以清洁著称的日本形象被彻底颠覆：
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之不好洁净，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化的洗礼外，所有的侧街陋巷，其不洁净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之一的模范国家。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卓淋漓，一刮风，又要成为灰尘世界——街檐下的水沟，水积不流，昏白色的酱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儿粪便一样。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摊上堆一大堆山榛，妇人跪在地上烧卖。这种风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25
日本本来以干净闻名世界，而现代留日作家却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如此肮脏的日本，这种行为本身耐人寻味。现代留日作家创作这些作品的年代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大致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此时，正值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因而，如此丑化的日本形象，不仅满足了国族动员的需要，同时也成为中国读者释放或发泄反日排日情绪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丑化日本既是作者的一种写作策略，也是时代要求所致。但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视阈来解读这些文学作品，就无法看到国族叙事背景后面那些被遮蔽的东西。这些以日本为生活背景的文本，是中国读者了解认识日本的一条途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些文本和其他出版物等传媒来想象日本，建构日本形象，从而形成自己的日本观。对于“支那”创伤记忆的大量书写，对于日本妖魔化的文化表述，无疑会使一个片面日本形象取代真正的日本进入中国社会集体想象。根据这样的日本形象形成日本观，在民族主义情绪助推下，只能增强彼此敌视隔膜，并不利于相互间真正了解。当然，对于饱受日本蔑视侵略蹂躏的中国人来说，丑化日本既是一种极端抵抗姿态，也是一种颇为辛酸无奈的记忆。
“中国曾经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以文化殖民的方式与日本保持着主/从、师/生关系”26 ，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历史非常悠久。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一直将中国看作文化乳母而加以崇敬。可是，甲午战争之后，昔日的学生变成老师，一改从前恭敬和虚心的姿态，对中国投之以蔑视目光。这或多或少让中国人心里有些失落。
《行路难》里的爱牟，因为自己是“支那人”，所以在寻租房屋时遭到拒绝。悲愤绝望之下，他不禁发出慨叹：
啊，这儿是遣唐使西渡我国时的旧津。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学生，在我们中国曾经有没有受过象我们现在所受的虐待。我记得那阿部仲麻吕到了我们中国，不是改名为晁文卿了吗？他回日本的时候，有破了船的谣传，好像是诗人李白做过诗来吊过他呢。钱起也好像有一首和尚回日本的诗。我想，那时候的日本留学生，总断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连一椽蔽风雨的地方也找不到罢？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声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到底受的是什么待遇呢？27
回忆往昔中国对日本是如此热情友好，联想到自己在日本种种被排斥被歧视的遭遇，爱牟愤愤不平质问道：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28
很明显，爱牟对日本忘恩负义进行指责的出发点是我族文化中心主义，仿佛其中还残留着一点传统“华夷”观念痕迹。在回溯历史中，昔日辉煌掩盖了自己眼下的无能和软弱。当爱牟得意地说出“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时，我们似乎看到一个穿着洋服的阿Q，这论调和阿Q的“我们老子先前比你们阔多了”何其相似！
怨恨作为“支那”创伤的一种记忆方式，影响了中国人建立日本观的客观性。怀着怨恨所形塑出来的日本形象，多了一些感情用事，少了几分理性色彩。较之前文所述的自省，怨恨这一记忆方式的消极意义不言而喻。或许，正是这种怨恨感带来中日间难以消除的隔膜，使中日两国囚禁在“相互蔑视”牢笼里，无法走出历史的创伤记忆。
结 语
现代留日浪潮的涌动，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主动选择的一次大规模群体迁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留日作家的作品属于一种跨文化的旅行书写。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ck Barth）认为，旅行的跨文化接触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自我意识，一种集体自我觉醒。29 现代留日作家正是在日本的旅居生活中发现了“中国”，认识了中国人。“支那”之痛实际上是现代留日作家在位移过程中的一次痛苦文化认证，亦是他们确立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化危机的表征之一——国民劣根性，通过留日作家对日本这一异域文化的观察体验，得到了更深入、更清楚的确认。虽然弱国子民的身份使得留日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感，但也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危机意识，故而促使他们转向积极的理性反省，表现在创作中便是对留日学界的揭露与批判。但是，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主体“在获得负面文化认证的同时，也会唤醒一种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认证。这种认证会自动肩负起一种文化卫士的责任，阻止彻底的文化改变。”30 留日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日本的妖魔化文化表述或许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自卫的书写策略。
“支那”一词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痛横亘在中日之间，即便是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今天，中日之间的隔膜也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淡化。早在一百多年之前，黄遵宪就慨叹中日“只一衣带水，却如隔十重雾”。看如今中日之间时常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就知道中日之间距离真正理解是多么遥远！走出“支那”的创伤记忆，并不意味着忘记或抹杀，而是直面惨痛的历史创伤记忆深刻检讨自己。对于中国如此，对于日本亦如此。
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20世纪中如此巨大的“创伤记忆”，以为不靠文字像碑铭一样建立的反省、清算、消解而生长、置换、超越的能力就可以在下一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悄悄的遗忘、抹去，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无能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欠负的遗产弃置给了下一代。于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这样自己注定了自己一再重复的命运。31
现代留日作家用文字竖起的碑铭，言说着他们的“支那”之痛，也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民族创伤记忆。他们用文学之笔镌刻的墓志铭，显示了作者对中日相互蔑视这一现象的跨文化思考。他们探讨了“支那”一词成为蔑视语的内外深层原因，既有由自卑转向自省的勇气，也有宥于民族情感的局限而显露出来的偏激。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民族情感遮蔽下，长期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是那些充满了怨恨感的作品，而那些“怒其不争”充满自我反省精神的篇什却一直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抚摸着蒙上厚厚历史尘埃的碑铭，隔了遥远时空，今天的我们似乎可以更冷静更清醒地反思历史和自己。
面对历史，我们别无选择，中日两国必须跨过“创伤记忆”的门槛才能进入崭新的未来。“因为我们是‘创伤记忆’的直接承担者，我们不能撒谎，不能遗忘，为了一块墓志铭的真实与安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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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这一数字说法不一，详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二章第五节，留学生人数的最高纪录。
2 6 东山：《最初之课》，《创造季刊》第1卷第1号，泰东书局1922年版。
3 中日两国关于取消“支那”称呼的政治外交交涉情况，可参考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四章第三节，“国号问题”。
4 郁达夫：《雪夜》，《宇宙风》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
5 9 10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文集（国内版）第1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2年版，第
48、24、21页。
7 15 16 17 张资平：《木马》，《创造季刊》第1卷第1号，泰东书局1922年版。
8 成仿吾：《一个流浪者的新年》，《创造季刊》第1卷第1号，泰东书局1922年版。
11 31 32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1、69～70、70页
12 转引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版，第208页。
13 19 不肖生：《留东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页。
14 陈天华：《绝命书》，转引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版，第359页。
18 郭沫若：《反正前后》，见《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页。
20 转引自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21 张资平：《冲击期化石》，大新书局1922年版，第173页。
22 25 郭沫若：《今津纪游》，《创造季刊》第1卷第2号，泰东书局1922年版。
23 转引自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第198页。
24 东山：《最初之课》，《创造季刊》第1卷第1号，泰东书局1922 年版。
26 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第75页。
27 28 郭沫若：《行路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第308、309页。
29 30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