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笔者对港台地区以至海外汉学界的“抒情传统”论述的全面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以陈世雄的学术历程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这个研究，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理解“抒情传统”这个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述传统的缘何而生，其论释能力与其生成过程有无关系, 其未来发展的前途如何；另一方面，试图透过一位经历大时代变化的华裔学人的学术心路，了解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政治,，从而思考现今学人在障碍更多的学术路途上，应如何开展步履, 向前迈进。
关键词：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现代文学、 文化政治、《文斌》、“秩序”、“内在”
一、前言
陈世骧（1912-1971）是台湾香港以至北美学界常常提到的名字，尤其他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更是脍炙人口。在大陆却一直没有适当的介绍，以至简单地以为他不过是芸芸北美汉学家之一。《陈世骧文存》虽由陈子善先生增编校订，在大陆出版刊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1大陆学界对陈世骧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比较隔膜，也不理解其“抒情传统”论述的意义。本文是笔者对港台地区以至海外汉学界的“抒情传统”论述的全面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以陈世骧的学术历程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理解“抒情传统”这个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述传统的缘何而生？其诠释能力与其生成过程有无关系？其未来发展的前途如何？另一方面，试图透过一位经历大时代变化的华裔学人的学术心路，了解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政治，从而思考现今学人在障碍更多的学术路途上，应如何开展步履，向前迈进。准此而言，本文离目标还很遥远。本文只能充当这个研究的预备工程之一。
陈世骧，字子龙，号石湘。河北人，1935年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留校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在长沙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转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研工作，1945年受聘加州柏克莱大学，曾任该校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又筹办比较文学课程。他的著述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兼及中国当代文学以至翻译研究，文章散见各学刊或论文合集。其中只有十余篇中文著作和译文辑入《陈世骧文存》，大部分以英文写成的论文还未结集，因而流通不广；2其1941年离开中国以前的著作更罕见记载，以至问津不易。
二、陈世骧与现代文学
陈世骧的学术成就无疑是远赴美国以后才渐渐显现，但他去国以前的经历，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海外华矞学者的学思道路的起点，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研究思潮如何在海外与台港发展或者变奏的一个样本，值得我们注意。可惜相关的记载比较少；最常被提及的是他与英国诗人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联合英译了第一个现代诗的选本──《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3事实上，陈世骧在北京大学读书以至担任讲师期间，非常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活动。他的先后同学辈包括“汉园三友”：同系的卞之琳、李广田和哲学系的何其芳；他自己也有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但至今已不易见了。从现存资料可知，他是当时在北平慈慧殿3号朱光潜家中进行的“读诗会”的常客，与会者包括北京大学的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以至林徽因、周煦良等等；4 1935年12月6日《大公报．文艺》第55期还刊登了陈世骧写给主编沈从文的信，题作《对于诗刊的意见》，由“读诗会”的聚会谈到大家关心的《诗特刊》问题，又表达了他的文学见解。5
再考察陈世骧在北京大学所受的文学训练，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其文学品味和思考方向的初貌。这里先把焦点放在他的北大老师艾克敦身上。与陈世骧合译《中国现代诗选》的艾克敦，是二十代开始在英国文坛崛起的牛津诗人；6 193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也常常参加北京的各种文学聚会，与温源宁、朱光潜、梁宗岱等时相往来。从1933年7月开始，陈世骧就住在他家中，不久就开展了合作编选及英译现代诗的工作。 7 二人的翻译陆续见载于曾为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等主编，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 《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以至美国诗人哈莉特．蒙罗（Harriet Monroe, 1860-1936）在芝加哥出版的重要诗刊《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之上。艾克敦在北大初时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莎士比亚悲剧”和“王政复辟时期喜剧”（Restoration Comedy）。第二年开始教现代英诗，他就堂而皇之的讲授艾略特的《荒原》，以至劳伦斯的诗歌。陈世骧最少听了他两年的课。后来二人更日夕研讨中国现代诗的英译，据艾克敦回忆，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主要得自陈世骧。1935年11月艾克敦在《天下月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新精神》；这是早期以英文论述“新文学”的一篇相当有见地的论文，当中不乏陈世骧的意见。8
另一方面，陈世骧在讨论翻译的过程中，更熟习老师指导的文本细读批评方法。他在《大公报．文艺》发表的《对于诗刊的意见》，与艾克敦的文章差不多同时完成。其中艾克敦的影响，也不难察觉。陈世骧提出讨论新诗“应该注意许多似乎细小而极基本的问题”，他建议：
凡是现代出过诗集对新诗有影响的诗人都分开讨论一下，以他们的作品为主，范围不怕狭，甚至只选一两首他的代表作来批判，从小地方推敲，把他们所用的工具检讨一下，用具体的例证判断他的情调、风格，成功与失败，总比空泛地讲些“内容”、“形式”、“艺术与人生”好些罢。9
文中他就以两个具体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是卞之琳诗《朋友和烟卷》中间一段，另一是臧克家名篇《老马》。卞之琳这首诗的英译收入《中国现代诗选》，10但并没有在后来结集的《十年诗草》或者《雕虫纪歴》中出现。照陈世骧看来，这首诗显示卞之琳之“善用语言的自然韵律（Speech rhythm）和分行、押韵的技巧”。他从字数参差安排与乐音抑扬的关联、诗行造成的图案及其寓意、韵脚音色的错综效应，发现了这几行诗的“字音与节拍能那样灵妙地显示乐音的和谐与轻烟的回旋节奏，绝不是率尔而成的”。用以对照的《老马》一诗，在陈世骧细意分析之下，显得“意念空泛”、“用韵粗笨”，虽然作者“有意识地以吟咏人世艰苦为己任”，但诗中的“情感状态（Emotional attitude）完全现得虚伪”。陈世骧最重要的论点是：
诗人操着一种另外的语言，和平常语言不同。……我们都理想着有一种言语可以代表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诗人用的语言就该是我们理想的一种。那末我们对这种语言的要求绝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义和表面上的音韵铿锵，而是它在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11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陈世骧这段话看作“诗言志”或者“诗缘情而绮靡”的一种现代诠释：“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可以是指向内心世界的“志”或“情”的现代变奏，“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亦不外乎现代诗学意义下的“言”之“绮靡”。这篇文章所展示的文本细读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陈世骧后来在台湾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后者以下的文字与上面的引文相近处非常明显：
若只以为诗的文字之娴熟只是字典和诗韵合璧的熟用，这虽然不差，但必然不够。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说，所谓形式form，决不只是外形的韵脚句数，而是指诗里的一切意象，音调和其它各部相关，繁复配合而成的一种有机结构。12
这篇1958年的文章后来成为台湾以至海外文学批评的典范论文，影响深远。13《对于诗刊的意见》以为诗的理想是“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诗人的“构思”达至“绝对和谐”；这“和谐”也就是《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所讲的“一种有机结构”的表现，也是陈世骧文学思想中的理想的“秩序”。前后二文对照，可以见到陈世骧的批评观念的渊源和发展。
陈世骧《对于诗刊的意见》一文很快就得到邵洵美为文响应。他在1935年12月21日《人言周刊》发表《新诗与“肌理”》，指出陈世骧的意见近乎英国女诗人西脱惠尔的主张，14而西脱惠尔最重视诗的肌理（texture），以为“字眼的音调形式，句段的长短分合，与诗的内容意义的表现及点化上，有密切之关系”。15邵洵美又运用这种“肌理说”来深入探讨李白的《将进酒》的开篇三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气势的浩大，正像泛滥的狂涛在天心直滚下来。第一个“君”字是那样的清脆与响亮，大有云开见日的意象，使你有仰头高盼的感觉：点示着后两句的距离与接近。后面十四字，除了“之”字外，没有一个不是表现着波涛汹涌的声音，一泻万里的境界；而最后那“回”字的悠长暗淡，十足给你一种越流越远，“不复回”的意象。像这样的绝妙佳句，怎不叫读者击节叹赏，悠然神往呢？
邵洵美的点评比较着重欣赏感受，没有陈世骧文所展示的拆解以作细部分析、再贯串综论，那么具体入微；但邵洵美在此只是解释他心中要写的《李太白评传》的一些想法，以呼应陈世骧的文章，没有完整的论析，不足为病。文章的结尾说：
陈世骧先生能在这时候提醒我们，实在是新诗的幸运；希望他多写这一类的文章，新诗前途的光明可以预卜！ 16
邵洵美关心的是“新诗前途”，但解说时借助西洋的学理，范例却是古典诗句 ；这种“现代”、“西方”、“古典”的结合方式，是当时诗学思潮中不可忽视的倾向。
邵洵美注意到陈世骧《对于诗刊的意见》一文的理论资源，可能从艾克敦而来；事实上，陈世骧文中称扬卞之琳《朋友和烟卷》的一些论点，也见于艾克敦的回忆录。艾克敦也以这首诗来说明卞之琳的风格──“直捷、韵律自然、善用日常语言”；17其关注点甚至批评词汇，明显与陈世骧之文相似，看来这是两人的共同见解。
此外，艾克敦的现代中国文学观还有值得注意的一面：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他为《中国现代诗选》撰写的《导言》以及在《天下月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新精神》两篇文章，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析述新文学的发展，并对各阶段的作家作出毫不含糊的评价，又在适当时候作出中西文学的异同对照。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观察。比如说，他以为中国诗歌的特点在于“兴发与含蓄”（evocation and suggestion），觉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仑（Paul Verlaine, 1844-1869）所追求的“不着色彩，只存浓淡”（“Pas de couleur, rien que la nuance”），其实更像是中国的美学原则。18他又说中国诗歌虽多常见熟辞滑调，但却可辐凑成强烈的印象，英诗中只有少数“意象派”诗人才能臻此境界。他又认为何其芳诗擅于运用古典辞藻，有如济慈借用史宾塞（Spenser）之辞。更重要的是艾克敦非常欣赏林庚的新诗，认为他的诗虽出之以现代口语，但富于传统中国诗词的的韵味（possessing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 idiosyncras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有王维、苏轼之风。19 《中国现代诗选》选入15人96首诗，林庚之诗入选最多，共19首，占总数差不多两成。艾克敦这个取向，其实可归因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他抱持艾略特式的“传统观”，以为有成就的诗人必与传统互动，既取资于传统，又创新以丰富传统。中国新诗除了承受西方的影响以外，还得活化传统故旧，以建立现代的风格；20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判定他对对中国传统的把握，其实在于其中“抒情精神”的体会。
诗人张错在评论艾克敦的选本时，特别点明当中“强烈的抒情偏向”（a strong lyrical bend），“特别见于他对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徐志摩等人诗（的选录）”。21 张错指出当时诗坛另有一个回应社会纷乱以及日本侵迫的写实主义诗潮，但这个选本并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我们再参考艾克敦及陈世骧合撰的诗人小传，以及本书附载的两篇文章，这个选集的“抒情精神”偏向会更为彰显。两篇附载分别由废名和林庚所撰。废名的《论现代诗对话录》主要从“诗感”（poetic feeling）去理解中国新旧诗的基因及其变化；林庚的《论诗》也认为新诗是以新方法来表达“新的感受与情怀”（new sensations and emotions）；换句话说，
诗如何“言志”或者“缘情而绮靡”，以薪传中国诗的精神，仍是他们的关怀所在。 22 艾克敦在一本以作品为中心的选本，特别划出篇幅以载入两篇从抒情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去理解新诗的论文，可见其重心的偏向。
当然，艾克敦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不无“西方本位”的嫌疑；于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鲜明处，其光源往往是对西方文化得失的思考。然而，他把这种思考角度带给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陈世骧，却足以催化这位年轻批评家的文学观，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作出反思。日后陈世骧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应用，都有可能与这段和艾克敦切磋琢磨的经验有关。事实上陈世骧移居美国以后来的一些学术工作，如陆机《文赋》的英译，仍然得到艾克敦的支持；二人在美国重聚时，更再次合作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完成英译《桃花扇》的初稿。因此，艾克敦和陈世骧的文学因缘，就不仅限于两三年短暂的大学师生间的学业授受；而陈世骧在学术上发展定位，亦可以循着这些痕迹而得寻见。
陈世骧早期文学思想所承受的影响，除了最亲近的艾克敦以外，当然还有得自其它师友交游，例如上文提到的“读诗会”和相关活动。当时主其事的朱光潜也是北京大学的老师，1933年开始在外文系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欧洲文学批评史”等课。他还到中文系授课，讲课的内容就是尚未出版的《诗论》初稿。23 陈世骧应该选过他的课，参加了他课外主持的文学活动。因此，朱光潜及其同群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其鼓动的学术风气，应该会对出国前的陈世骧有所熏染。即使陈世骧出国后，他还继续与朱光潜联络。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1期，就刊登了陈世骧的《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陈世骧在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发表《文赋》英译，当中也提到朱光潜和他通信，为他提供《文赋》版本的信息。夏志清《悼念陈世骧》一文提到：
世骧同朱光潜在治学上有基本相似的地方：即是他们对美学、对带哲学意味的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特感兴趣。24
夏志清对朱光潜和陈世骧的师生关系似乎并不太了解，但他对二人在学术路径相近的判断却是准确的。朱光潜和当时一群对西学有认识的学院中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都有重新体认的热诚，希望从更宽的视野观照世界，透过中西文化的同异反思当前的路向，于是开展了不离“现代”关怀的“传统”研究。我们略为检索朱光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可以见到不少从这种思考出发的文章，如《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1934）、《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1934)、《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1934)、《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1935)、《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和“神韵”》(1935)、《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1936）、《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1936）、《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1942）、《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连续性》（1948）、《诗的意像与情趣》（1948）、《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1948）……。25 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研究朱光潜在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路向，指出朱光潜身在一座向传统倾斜的塔往外望，与当时的澎湃左翼思潮方向迥异；但杜博妮也提醒我们朱光潜不是一位“顽固的保守主义者”（arch-conservative），反而是试图把中国传统放在多元的西方理论中来肯定其位置，这立场应属于“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多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26 杜博妮这个精辟的观察，可以提示我们重思当时的一群“京派学院批评家”的时代意义，27 也是我们理解陈世骧日后学术思想的重要线索之一。
现在回顾陈世骧的学术贡献，无疑以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最为重要。但他刚到美国时，还没有跟中国现代文坛脱节。他一方面在美国的杂志以英文发表中国现代诗坛的介绍，或者英译卞之琳和艾青等的新作；28 另一方面还有文稿在中国的刊物发表，例如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法国唯在主运动的哲学背景》，在一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办的周刊《新路》发表《美国文艺的后顾与前瞻》。29 杨牧在整理陈世骧文稿时曾说“《唯在主义》一文可能是中国最早谈论存在主义的著作”，30 虽然不完全准确，但这篇文章的确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引介存在主义的小浪潮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陈世骧此文虽似是客观介绍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但细看文中有不少重点都预示了他日后的学术著作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他因沙特的“质性先于存在”之说，解释“质性”（essence，现今通译“本质”）和“存在”（existence）的关系，说明当中“个人存在的自觉”的意义，正是他后来讨论“诗”字源起，以至中国文学的“文化质性”的基础原则；又如文中对“时间”与“永恒”的关注，也是他晚年力作《论时：屈赋发微》的出发点之一。
三、《文赋》英译的意义
陈世骧到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以后，以陆机《文赋》之英译正式开展了他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涯。31 翻译的成果和相关论述发表在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纪念论文集》（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这一套大型纪念论文集的作者阵容非常鼎盛，除了当时校内的教授以外，还有与北大相关的学者；当中包括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房兆楹、孟森、陆侃如、贺麟、魏建功、容肇祖、瞿同祖、朱光潜、钱学熙、袁可嘉、夏济安等。陈世骧之作共71页；大概因篇幅较大，所以自成一册（第11册）；其题目是《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封面上还有几行说明：
本篇研究陆机《文赋》与其生平、与中世纪中国历史，以至与现代批评观念的关系，并以诗体翻译全文。32
文章分三部分：一、《陆机生平与《文赋》之撰定时间考》（Lu Chi’s Life and the Correct Date of his “Essay on Literature”）；二、《谈译文中部分概念和用语》（Discussion of Some Idea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Translation）；三、《《文赋》英译》（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Essay on Literature”）。这个可能是《文赋》最早之英译本，虽然由中国重要学术中心北京大学隆而重之地筹划出版，但面世时适值中国政局剧变，其流通量似乎非常有限。有鉴于此，陈世骧于1953年把译文单行出版，但删去第一、二部分的研究论述；译文前有张充和手书《文赋》原文，后加上《附记》（Supplementary Note）一篇，交代他和逯钦立就陆机撰写《文赋》时间的讨论。33 书前新撰《导言》（Introduction），从比较文学及文学史的角度申论陆机和《文赋》的意义；书名径题《陆机文赋》（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34 相对来说，1948年的译本比1953年本有更多陈世骧对《文赋》的解说，故以为下文讨论的主要根据；然而1953年本的《导言》亦深刻精要，将参酌采用。
《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以相当的篇幅论述陆机的生平，并考订其创作《文赋》的年份。学界对陆机撰《文赋》的年代，以前多据杜甫《醉歌行别从侄劝落第归》“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以为是他是年轻时期的作品。陈世骧则认定是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他的判断其实与逯钦立同于1948年发表的《《文赋》撰出年代考》非常接近，主要证据同是陆云《与兄平原书》“兄顿作尔多文”之说，以为“多文”包括《文赋》和《感逝赋》；后者可能就是见诸《文选》的《叹逝赋》，其序有“余年方四十”之句。陈世骧因此以为《文赋》和《感逝赋》同作于陆机四十岁，也就是永康元年；逯钦立则以为陆云的信撰于永宁二年（302年），《文赋》应是永宁元年岁暮之作品。35 二人对这个问题有往返四封信讨论，补充了论据，但结论没有改变。36
我们在此不必追问谁人的考证比较详实可靠，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的考证过程所显示出来的学术风格。逯钦立是非常严谨的安排数据，用平实的语言进行乾嘉考据式的推理。陈世骧则笔端常带感情，解读文献时表现出敏锐的文学触觉。例如他会从感情逻辑看陆机《吊魏武帝文》，哀悯“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以为两年后陆机写《文赋》，正是这个感慨的自然发展：以诗赋文章为人心之大用（the best of the mind），以超越生死界限而至不朽（immortality）。他非常在意把《文赋》之撰年考定于永康元年。这一年赵王伦诛贾谧，陆机因参预其事而获赐爵关中侯；然而，曾赏识陆机兄弟而力加荐引的张华却因此事而被杀。政治世情波谲云诡，陆机身不由己，三年后就因身陷八王乱事而丧命。陈世骧指出陆机在永康元年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创作力，正是一个苦闷的灵魂在漆黑昏暗中寻觅光源的表现，所以陆云信上说：“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陈世骧又以为“多文”中的《羽扇赋》和《漏刻赋》让人联想到人类如何面对“命运无常”与“时间”，《感逝赋》、《咏德赋》和《述思赋》是追思张华，感怀时世之作，尤其《感逝赋》所说：“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然后弭节安怀，妙思天造，精浮神沦，忽在世表”，正是这深受折腾的心灵在昏暗岁月中挣扎和求索的表现；而《文赋》就是他的求索所得的正式宣告：以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
陈世骧的考订，其实是一位敏感的批评家对一颗文学心灵的追踪，是超越时空阻隔的知音感会。他和逯钦立讨论双方的论据后总结说：
任何考据，多难免臆测成分，惟以最近于良心，合于物证，故坚持之。37
所谓“臆测”，所谓“良心”，最难把握；无论怎样严谨的考据，都需要敢于冒险的想象力来推动。除了文献功夫之外，陈世骧所倚仗的就那种心灵追迹的能力。同时此一考订也显示陈世骧对“诗”──或者说“创造性文学”（creative literature）──之为用的理解。我们回看他在1942年写的《战火岁月一诗人》（A Poet in Our War Time）一文，也会见到同一的信念的宣示。
这篇文章的论述对象再是他的好朋友卞之琳，大概是陈世骧作为现代诗评论家的最后演出。此后他的学术主要领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虽有论述，但性质已然不同。38 篇中主要讨论卞之琳于1940年在香港出版的《慰劳信集》。39 诗集各篇是应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号召而写的“慰劳信”，功用是宣传抗战，这与卞之琳以个人私我作基调的前期诗歌大不相同。对这些作品最理所当然的评论就是指出卞之琳的思想转向，走向人民大众，宣扬爱国精神。40 可是，批评家陈世骧却从诗人特有的魅力和感应力（inborn poetic charm and sensitivity）去阅读卞之琳这一组写于沧溟鼎沸的战时诗歌；他眼中的卞之琳有如：
浮泛于崩石的浪涛间的一只白鸽，它最能感应到其中的怒潮，但却能翩然地舒展如雪的双翼，溷浊不沾。
但他仍然临顾人间，清楚听到自己的脉动。 41
因为诗的力量，可以战胜黑暗，可以感应沧桑；能不为物质世界所限囿，却又不离人世；就如《文赋》所宣示的一样。
因此，在陈世骧眼中，庄严深刻之作如《文赋》，只会是陆机这位深陷苦痛中的诗人方能写出；其中对“文学创作的体悟”，是“在超离昏乱世局的升华时刻”才得达致（the contemplation of creation at a sublime hour of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s chaos and gloom）。 42
陈世骧在其批评和学术的著作中，以特有的敏感触觉去体贴或远或近的诗心，彰显文学的创造力量，其实也有藉此抒发己怀之意。他的北京大学老师艾克敦在其后的回忆录中，对陈世骧英译《文赋》时期的境况有相当深入的记述。艾克敦看到从前的学生已成大器，更是一位已然启悟的人文主义者（an enlightened humanist）。
他又察觉到这时的陈世骧其实犹如身陷乱世的陆机。当世人纷纷逃遁于道教佛门时，陆机仍然坚守圣人之道，成为“最后的儒者”，43 好比陈世骧在坚持他的人文主义信念。艾克敦更认为陈世骧因为与陆机同样认为“文学”可以是“对抗黑暗的光”，才有信心面对“回去中国”还是“留在加州”的犹疑。在这位“唯美者”眼中，回到中国比不上留在柏克莱，因为此间可以继续薪传中国文化的火光。因此，翻译《文赋》可谓别具深义，艾克敦甚至认为为陈世骧之以现代英语去捕捉中世纪中国书写的思想与意象，其实就是一次艰辛的历险（exacting venture）。44 斯时两人又合作英译《桃花扇》，在陈世骧心内，黍离麦秀之感一定非常强烈。45 再参看陈世骧和逯钦立隔洋讨论《文赋》繋年的第二封信所说：
且国内大杌陧，而兄能静心澄思，钩寻典籍，益见修养之深，不胜佩慰。46
这封信写于1948年12月27日，当时逯钦立尚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局变化当然勾连思绪，陈世骧这几句话应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陈世骧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首航，我们需要究问的就不应停留在“纯学术”的问题，例如：他的《文赋》系年是否确凿不移？他的译本是否符合“信、达、雅”的要求？反而，我们可以留心他为何对“文学”的“秩序”那么重视？为何他会把“情”翻成 “ordeal”（试炼）？
以后者而言，陈世骧特别解释他译“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的后两句作“When I compose my own works, I am more keenly aware of the ordeal”。他指出“情”是一个具备双重意义的词：同时指向“主观经验”及“客观境况”，所以一般分别译作“feeling” 或者 “situation”；47 而《文赋》此处讨论的是作家写作过程，译作“试炼”可同时兼指作者尝试处理的境况，以及作家感应情绪之激越。48 这是陈世骧尝试以学理来解释这个特殊的译法。但若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陈世骧之情，其实作为批评家或者隔世译者如他，要贴近原作者的心灵，还不是要想尽办法“得其用心”、“见其情”？正艾克敦说，这是一种“艰辛的历险”，也是一种“试炼”。沿用陈世骧理解陆机的逻辑，我们如能体会陈世骧的心灵，就可以明白译成“试炼”的真意。
至于文学中“秩序”之义，更是陈世骧再三致意之处。《文赋》中有“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两句，从文意看来，不外指谋篇布局，如徐复观所说：
写作首须谋篇布局。“选义按部”两句，皆谋篇布局之事，而以“选义按部”句为主；盖辞附于义，辞之班次乃由义决定。49
现代有学者对“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比喻性感到兴趣，以为这是政治官场的比喻，重点是“考”和“选”，而“选义”显然比“考辞”重要。50 陈世骧却对“按部就班”比较感兴趣，因为横亘于他胸中的是“秩序”的重要性。他译“班”为“order”，然后引用柯立律治（S.T. Coleridge, 1772-1834）在《桌边文谈》（Table Talk）的话作解释：
诗＝以最佳的秩序布置最佳的字词（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51
这个定义本身并非特别高深，但陈世骧再进而追问“最佳秩序”从何而来？以谁的观点来判定？所以他再从柯立律治的《文学传记》第十八章（Biograhia Literaria, Chapter XVIII）找答案。柯立律治在此非常热心地细论“秩序”的意义，指出这“秩序”来自诗人的内在力量（inner power）；诗人必须有此能力“去措置其内心的经验”（to order his inner experience）。陈世骧认为陆机对诗的理解和柯立律治一样，所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思考不仅止于修辞技巧的经营，而是源于内心世界的一种“秩序”的追求，源于所处世界一切崩坏和混乱所激发的热忱。文学的理想“秩序”，包含了对新生的盼望，对光明的不断寻索。52
四、结语
以上对陈世骧早期文学经验的追踪，大概可以见到二十世纪中前期一位年轻敏慧的批评家如何养成他的文学信念。从三十年代中的一篇卞之琳和臧克家的作品评论看来，陈世骧表现出深刻的鉴赏能力，对诗歌语言非常敏感。他想着“诗人操着一种另外的语言，和平常语言不同”，而这语言“可以代表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他关心的就是内心世界（“我们的灵魂”）与外在世界的关连，“文学”（以“另外一种语言”构成）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作用。“文学”虽说是“理想”之物，但这理想却是“内心”、“现世”之间最有效的中介。再参详陈世骧的文学训练，发觉到他的老师如艾克敦对“文学”的理想的见解，颇有向中国抒情传统靠近的表现；至于当时对陈世骧有直接影响的京派学人如朱光潜等，亦在思考中国文学传统可以为现代文学提供甚么资源，国人应如何从更寛阔的视野理解传统。这些论述对日后移居美国，在西方的东亚学系中从事教研工作的陈世骧，应该有启发的作用。
陈世骧在美国再论卞之琳。时当抗战岁月，卞诗主题亦毫不隐晦。在这个语境底下我们可以见到陈世骧的论述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玄想。他只是关心文学如何感应现实，呼应现实而又不为现实羁绊；甚而以其所具力量丰富现实。这种力量就是他的《文赋》英译和诠释所揭示的以文学为“对抗黑暗之光”。上文交代了陈世骧如何从感情逻辑去追踪陆机写作《文赋》的心情，再从《文赋》探视这一代天才的灵魂深处，体认其文心。事实上，从陈世骧的诠解过程我们得悉，他之书写陆机和《文赋》，实在也寄寓了他的郁结和探求对抗黑暗之光的盼望。
在此以后，陈世骧以古典文学为研究重心，先是1951年《探求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接着《文赋》英译开出的思路，从“诗”字意义，到“言志”、“缘情”到“情志”的观念变化，去说明中国文学批评的思想方式。其它重要论文如1961年《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66年的《早期中国的诗观念》（“Early Chinese Concepts of Poetry”），1968年的《〈八阵图〉圜论》（“To Circumvent ‘The Design of Eightfold Array’”），1969年的《《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与诗学的文类意义》（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d Poetics”），与在他离世后刊布的的《论时：屈赋发微》（“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ü Yuan”）等，其思虑基点亦多牵及诗人心灵世界、内在力量，以至秩序的意义等，可说是陈世骧文学观的一贯发展。至于他的拱鼎论文《中国的抒情传统》中所说：
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 53
两大要素，也就是陈世骧一向关注的“秩序”的布置与“内在经验”的宣示，出诸同向的思考。当然，陈世骧后期的论述绝对比早前的意见深刻而精微；其间浸渐发展之迹，还有待另文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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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世骧文存》原为陈的学生杨牧（王靖献）在他身后编成，收入中文论文8篇、英译中论文2篇，由台北的志文出版社在1972年出版；1998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本，由陈子善校订，增收中文论文2篇，英译中论文1篇。
2 杨牧在《陈世骧文存》的《编辑报告》曾说明陈世骧的英文著作“委由加州大学Cyril Birch教授编辑”（页268）。至今白之（Cyril Birch）已从加州大学退休，此一英文专集仍未面世；大概这个计划不会实现。
3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Duckworth, 1936).
4 参考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版，第247页。沈从文这里的记述是今人谈到“慈慧殿”读书会最常征引的资料，当中没提及陈世骧。但据以下提到陈世骧写给沈从文的信，可见他是“读诗会”的参与者之一。
5 《诗特刊》之面世，是当时“读书会”讨论的结果。沈从文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1935年11月10日发表《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对此有所说明：“要有个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是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中国新诗运动不会凭空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副刊上，从上期起出一个《诗刊》，每月预备发稿两次，由孙大雨、梁宗岱、罗睺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孺、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先生。”据此可知，陈世骧是这个诗刊的特约作者之一。
6 他自诩为“唯美者”（aesthete），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已很受注目，曾在校园宴游中高声朗诵艾略持的《荒原》而为为人津津乐道；他的同群包括写过《故园风雪后》（Brideshead Revisited）的伊扶林．沃（Evelyn Waugh , 1903-1966），以及伊迪芙．西脱惠尔（Edith Sitwell, 1887-1964）等。来中国以前，他已经出版过诗集Aquarium (1923), An Indian Ass (1925), Five Saints and an Appendix (1927), This Chaos (1930)。
7 据艾克敦回忆录所记，陈世骧常常引领年轻的创作人如卞之琳等来畅谈文学，英译现代诗之议就是由卞之琳提出的。
8 “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ien Hsia Monthly 1.4 (1935.11): 374-387. 当中部分论诗的文字与《中国现代诗选》的导言相同。
9 《对于诗刊的意见》，《大公报．文艺》，第55期，1935年12月6日。
10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131.
11 《對於詩刊的意見》。
12 陈世骧：《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文学杂志》（台北），第4卷第4期（1958年6月）。
13 参考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台湾文学研究集刊》 创刊号，2006年2月，页12-13。
14 邵洵美说：“他既然与阿格顿（按：即艾克敦）先生有着朝夕切磋的机会，对于现代英美的诗歌当然也有相当的认识。那封信上一切的意见，无疑地是受了英女诗人西脱惠尔（Edith Sitwell）的提示的。”见《洵美文存》，沈阳：辽阳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134页。西脱惠尔是艾克敦在文学上的挚友，邵洵美的观察非常敏锐。
15 邵洵美又指出：“这 Texture 一字，曾由钱钟书先生译为肌理。”见《新诗与“肌理”》，第134页。钱钟书之说见于他就温源宁《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 1935）一书所撰书评，文中指出“肌理”：“是翁覃溪论诗的名词，把它来译 Edith Sitwell 所谓 texture，没有更好的成语了。”参见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6页。翁方纲的“肌理说”是清代诗学继“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而后出现的一个重要主张；于此我们见到钱钟书和邵洵美汇通中西诗学的用心。
16 《新诗与“肌理”》，第135页。
17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p. 336-337.
18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19. 魏尔仑句出自《诗艺》（“Art poétique”）一诗，见Paul Verlaine, Selected Poems [French-English bilingual version]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trans. C. F. MacIntyre, pp. 181-182.
19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21; 28-30.有关林庚文学史观与“抒情传统”的关系，以至其诗歌创作的特点，见陈国球：《“文化匮乏”与“诗性书写”──林庚〈中国文学史〉探索》以及《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论林庚诗的驰想》，收入《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47页，第148-176页。
20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31; “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 387.
21 Dominic Cheung（张错）,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Anthologi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2-213.
22 Feng Fei-ming, “On Modern Poetry: A Dialogue,”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33-45; Lin Keng, “On Poetry,”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166-170.
23 参见《诗论．抗战版序》，《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4页；又见钱念孙《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24 夏志清《悼念陈世骧》，第21页。
25 参考温笑俐编《朱光潜着译目录》，《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54-640页。
26 Bonnie McDougall, “The View from the Leaning Tower: Zhu Guangqian on Aesthetic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wenties and Thirties,” in Göran Malmqvist,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Nobel Symposium, No. 32; Stockholm: Nobel House, 1975), pp. 76-122; see also Mario Sabattini, “‘Crocianism’ in Chu Kuang-chien’s Wen-I Hsin-li-hsueh,” East and West 20.1/2 (1970.3/6): 179-198. 又见黄继持《朱光潜美学思想的道家色彩与儒家成份》，《鲁迅．陈映真．朱光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82页。
27 参见白春超：《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河南大学学报》，第46卷第3期。文中举出梁宗岱、朱光潜、废名、沈从文、李长之等作为考察对象；此外刘淑玲曾指出当京派作家别有一种“化古”又“化欧”的风格，参见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学刊》，第24卷第3期。
28 相关的文章有： “A Poet in Our War Time,” “Sun,” “Poems of the Border Region”.
29 《美国文艺的后顾与前瞻》，《新路》，第2卷（1948年），第17-20页。
30 杨牧《编辑报告》，《陈世骧文存》，页268。
31 与英译《文赋》出版的同一年，他与柏克莱的同事，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合着《绝句廿五首．附词彚练习》（Twenty-five Chinese Quatrains, with Vocabulary Exerci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原书未见，但从书名看来，应是教科书一类著作。
32 “Being a study of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 in relation to his life, his period in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and some modern critical ideas;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in verse.”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cover page.
33 逯钦立后来把两人往返讨论的信件发表，参见陈世骧、逯钦立《关于文赋疑年的四封讨论信》，《民主评论》，第9卷第13期。
34 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 (Portland, Maine: The Anthoensen Press, 1953). 据书后说明，这个版本也只印400本；后来白之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抽选了陈世骧英译之正文，是为陈译流通最广的版本，见Cyril Birch,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p. 204-214. 此外杨牧把陈世骧的英译和徐复观《陆机文赋疏释初稿》合为一集，再加其它注疏与个人阐释发明，撰写《陆机文赋校释》（台北：洪范出版社，1985），于是陈世骧的译文亦在华文学界流通。
35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p. 11-20; 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原刊《学原》（1948年），收入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1-434页。
36 《关于文赋疑年的四封讨论信》，页16-18。
37 同上，第17页。
38 陈世骧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主持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张爱玲就曾在此担任研究员。陈世骧这时撰写了好几篇研究当代文学的文章，但其观察的角度近似情资研究，和过去的文学批评态度不同。
39 陈世骧在文中说是昆明出版。卞之琳对此有所解释：“《慰劳信集》刚写成，恰逢友人来游峨嵋山，一读就要去给他在香港新办的明日社。1940年出版这个单行本的明日社当时是在香港，却挂名在昆明。”卞之琳：《十年诗草．重印弁言》，《卞之琳文集》，江弱水、青乔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0 参见杜运燮：《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浅议卞诗道路上的转折点》，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6-91页。事实上，当时诗人穆旦就以卞之琳此诗集作“抒情”是否已被“放逐”、如何方是“新的抒情”等问题的讨论依据，见《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第96-99页。
41 “A Poet in Our War Time,” 479-481.
42 An Essay on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p. xiii.
43 An Essay on Literature, pp. x-xi
44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 263-264.
45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 265；两人的译稿及复本一直留在各自的抽屉，直到陈世骧身后，才由白之整理出版；对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诠解：二人翻译《桃花扇》是心灵安顿的仪式多于学术工作，是否出版不一定重要。
46 《关于文赋疑年的四封讨论信》，第18页。
47 Stephen Owen 则译作 “And whenever I myself compose a literary piece, I perceive full well their state of mind’ or ‘the situatio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 80.
48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23.
49 徐复观：《陆机文赋疏释》，《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221页。
50 参见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p. 104; 朱晓海：《文赋通释》，《清华学报》，新33卷第2期。
51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30. 此外，陈世骧在翻译“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时，也参照柯立律治之说译作：“To the all-pervasive law of word order and literary discipline / I have devoutly dedicated myself.” Ibid. p. 66.
52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20, 31.
53 《中国的抒情传统》，《陈世骧文存》，第3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