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世家是清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颇具特色与内涵的问题，从具体家族而言，它牵涉到家族性文学传统的生成与传衍；从具体地域而言，它关系到地方性文学社群和文学流派的形成，以及地方文学风气的营造。在家族与地方的交互影响过程中，文学世家的姻亲脉络往复交织，文学世家的活动印迹不断累加，从而形成底蕴丰厚的文学图景。若探究这一文学图景的形成过程，文学世家的家族信念与发展内动力，是应当充分重视的内在性力量，其作用近似一粒种子的胚芽。
一、“继统守业”与“祖宗的力量”
本文所用的世家，是指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若进一步解析，“世家”，即“世其家”，“世”乃继承之意，其中有自觉承接家学统系之意。而家学统系不能自动生成，它是对家族过去诸多文化活动的筛选与重构，它是家族的文化记忆。“记忆的文化功能是建立社群的联系，强化彼此的情感。”[1]11它以符号、象征物、图像、文本和仪式呈现，传达一种“一体意识、独特性和归属感”[1]95,38。从一体意识和归属感而言，推阐家学传承统系有敬宗收族之用；而独特性，则近似区分家族门风、学业特征的徽记。
“世家”必然与世代关联，父子相继为一世。钱穆说：“今所谓门第中人者，亦只是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为此门第之所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2]144其中“上有贤父兄，下有贤子弟”，似以三代衡量门第。关于世家的标准，清人多有论说，如孙仝敞云：“故国非以谓有乔木也，有世臣之谓而已；旧家非谓有科名也，有礼法之谓而已。”[3](《沛城孙氏遗事书后》)洪亮吉《开沙于氏族谱序》：“以功德显，以文章著，以孝友称。”[4]11钱泰吉云：“所谓世家者，非徒以科第显达之为贵，而以士农工商各敬其业，各守其家法之为美。”[5]358(《清芬世守录序》)余集云：“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业世其家，有以文学世其家，而穷达不与焉。”[6]306(《查介坪寿序》)诸家所论，各有侧重，然以礼法、科第、文章分类，亦有重叠之处，故不必过分拘泥。
探究清代文学世家的衍变与家学的传承，其中核心问题在于世家的文化传统，亦即家学如何形成，形成以后如何持守与传承。从这一角度而言，传统当是一种文化绵延的过程；其含义出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继其统，守其业。”[7]2420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传统的意涵有：递送、交付；传递知识；传达学说、教义；让与或背叛。传统的主要词义在第二、三项释义；现在被用来描述“传承的一般过程”，然而又具有一层非常明显的意思，即“敬意”与“责任”[8]491－492。在“传承的一般过程”中，有家族后人面对家学的“敬意”与“责任”，以及由此引起的焦虑，还有如履薄冰的忧患之感。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二云：“大凡人家兴旺，每一二世必衰，从此后或迟一二世又兴者，亦有之。总未有赫奕不衰者……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人家子弟常常须自思身当斩泽之时，何可无培养之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念念积累，事事积累，一世培养，世世培养，自然连绵不断，续箕裘而振家声，亦所谓君子存之者也。”[9]卷二，33
井上徹《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注意到在苏州没有持续百年以上的士大夫家族，仅过数代便告没落的情况十分普遍。①如归有光云：“吾吴中，无百年之家久矣。”(《震川先生集》，卷十三《张翁八十寿序》)“吾观吴中，无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荡然矣。”(《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王氏寿宴序》)[10]134“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以长守。”[11]326农耕或商贾为本业的家族，由科举进入士绅望族，需要百馀年时间。[12]181－182科举的成功可以改变个人命运、光宗耀祖；数代经营，方有崛起；得之不易，故后来子弟竭力持守，以求承继先人荣光，唯恐有失。在清代，绵延两百年的文学世家，屈指可数，大多数家族在三五代之后就衰落。如兴旺数代，子弟肩负的责任似愈显沉重，在此境况之中，焦虑之感亦常滋生，在清人诗文集中，因科场失利而觉愧对先人的诗文比比皆是。
祖宗，尤其是中国的祖宗，代表两种力量，一是遗传，二是教育。祖宗贤明端正，能行善事，表示他自己就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理与心理组织，这种组织是他的遗传的一部分，很可以往下代传递的。他这种长处也往往给子孙以一些很好的榜样，一些力图上进的刺激。辱没先人，在中国读书人看来，是最大的一个道德的罪过；所以在中国，祖宗之所以为一种教育的力量，似乎比西洋为大。[13]115
祖宗可敬又可畏，特别是在世家文化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如创业起家者或使家族声誉大增者，几乎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象征。对于家族子弟而言，每次面对，会觉得信心、责任、愧疚诸种感觉杂陈，这种复杂的情感，很可能转化成一种推动家族前进的动力。
复杂情感基本上是在家族性纪念日、面对先人手泽、课子弟读书、科举考试等特别时刻产生。赵昀《题青灯课儿图》有句云：“细剔短檠谈世业，愿儿孝德继权舆。”[14]卷二宋五仁《冬夜霪雨珂儿有喜课诸稚之作依韵答之》有句云：“诚恐堕家绪，岂徒希世荣。”[15]姜星源《春夜读伯祖见田公遗集有感》有句云：“无限升沉转眼中，问谁绳武振家风。”[16]卷一这些回顾或展望性的时刻，所思所为，似乎具有一种庄严仪式的作用，使在场的家族子弟能更真切地面对自己祖宗期待的目光。特别时刻很可能周期性地出现，家族子弟心中的那种复杂情感得以不断强化，最终形成烙印般的使命感。
二、“诗是吾家事”：家学传承的内动力
上文提及世家是在累积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传承的过程中，有技艺的授受，也有精神的接续。家学的特色最初可能不明显，家学的历史也可能不悠长，因而对于有责任感或正在发生重要影响的家族子弟而言，有建构家学谱系的必要。建构，意味要对家族历史的清理，如何突出重点，如何弥补断裂，如何清除杂质，皆要进行策略性经营。传统既是过去的总结与选择性重构，同时又指示未来发展的路径。
建构家族文化记忆的记载，较为经典者有陆机的《文赋》中的咏世德，以及谢灵运《述祖德诗》[17]762,913，诗文中的“咏”、“诵”、“述”、“陈”，蕴涵荣耀和使命之感。陆、谢所歌咏，屡屡被后代文人化用，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则成为一种诗歌书写传统。文学上的咏诵先人之清芬，则以杜甫最为著名，论者谓杜甫诗律之细，实本于其祖杜审言。杜诗中有“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等诗句。“诗是吾家事”在世家文学传衍过程中，近似一种神圣的信念。如持守此信念，家族尽管有起落兴衰，然终究不失为诗书世家。“诗是吾家事”，在谢灵运《述祖德诗》的背景下，成为世家文学传统表达的经典诗句。
湘纍辞赋吾家事，风雅能兼望汝曹。(《人日双桧堂社集与诸从分得高字》)[18]卷十，623
诗书吾家事，所愿四海宁。(《予既有八男一女昨家书至复举第二女子》)[19]卷十五，773
汝子犹吾子，鞠育宁辞劬。……诗书吾家事，须俾仍业儒。(《哭延青三弟》)[20]卷二十七，252
诗是吾家事，何须里耳谐。(《漫兴三首》其二)[21]卷十五，607
诗为吾家事，修辞质宜存。(《寄示从子观澜德劭古诗一篇》)[22]438
经是吾家事，残篇未敢忘。(《醉经堂》)[23]卷十，505
杜甫是在写给次子宗武的生日诗中追述祖父的诗艺，是守先待后的结构；以上所举六例，从诗题和诗意来看，有四例沿用杜诗结构，这也说明每当诗中出现“诗是吾家事”之类的诗句，就极有可能表达继往开来的含意，诗句释义因而逐渐固定。“诗是吾家事”还有诸多变体②，如“少陵示宗武，升堂志坟典。……文选理熟精，金根改杜撰。”[16]卷三(《庆成十龄生日作此示之》)“家风无别业，书史旧相传。”[24](《送珏玠两儿就家塾》)“清白家声远，典型俨在前。诗书成世业，治谱有遗编。”[25]90－101(《丁卯冬月晋卿七弟十九初度铁华三弟以诗勖之因步原韵用相劝勉共期勿坠家声》)据罗时进的研究，此类诗作可称为“家族文化意义的专题写作”[26]176。“吾家事”及其变体，饱含自豪之意，又经肯定性的“是”等字词来强化，其中自有一种“志气”。
故尝谓人家子弟不可断读书根，断读书根，则其祖宗志事血脉已绝，纵由他途富贵，与绝世者无异。惟能读书，而后能兴起其志气，志气起然后知念其祖，而兴继序之思，如此，虽贫贱，而其祖必享之，天必佑之，人必敬之。[27]卷一，322
能承继“吾家事”，惟有读书，而后能“兴起其志气”，其“祖宗志事血脉”方可延续，如此才能无愧色地道“是”。
作为家族性的“吾家事”，在男权社会，传承者是家族中的男性，然在传承过程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惠言《先祖妣事略》叙其祖母白孺人有三子二女，“孺人率二女纺织以为食，而课三子读书，口授四子、《毛诗》，为之讲解，有疑义，取笔记，俟伯叔父至者就质焉。……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卒命之学”[28]卷下，537。江西奉新宋五仁与三子(宋鸣珂、宋鸣璜、宋鸣琦)一女(宋鸣琼)皆有诗文集传世，宋氏科第亦盛，宋五仁是乾隆十六年进士，宋鸣珂是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宋鸣璜是乾隆举人，宋鸣琦是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宋鸣珂妻闵肃英有《瑶草轩诗钞》。当宋鸣珂在外任职时，课子读书之事就由闵肃英承担，其《课儿诗》述其事云：“缥缃吾家事，
稽古代所同。不见华堂上，九世膺殊封。汝祖今达人，汝父文之雄。流传到尔曹，当思绍家风。……我生幸不顽，寄情笔墨中。汝父客天涯，汝学殊未充。作诗当夏楚，庶用鞭汝躬。”[29]卷一，562－563诗中“缥缃吾家事”定下此诗基调，其后言及儿子祖父及父亲，点出“绍家风”主旨。
“诗是吾家事”的信念被世家子弟持守，得以一代一代传递。黄芸生是福建建安郑善述之妻，“幼从父受书，善诗文……既归而贫，即鬻婢佐甘旨，操女红不辍。生三子，皆氏课读。后随善述令固安，荆钗布裙自若也。子方城、方坤，孙天锦，先后成进士。晚年失明，犹口授孙曹，尝有句云：‘不辞严督课，家世是儒冠’”[30]卷四，322。黄氏的“家世是儒冠”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贯彻于她的课子甚至课孙读书过程中；而且这种力量经其孙女郑翰莼(字秋羹，郑方城女)的承接，经由联姻的途径，融合到另外一个家族，“吾家事”因融合得以发扬光大。郑翰莼著有《带草居诗集》《画荻编》，适林其茂(培根)，早寡，“自课其二子，皆有令名称于世，即樾亭、香海二先生也”。
培根先生令山阴，不名一钱。去官后，家计萧条，但剩残书两簏而已，而太安人处之恬如。《暮春感怀》云：“儿有残书勘课读，家无长物不知贫。”又《送春绝句》云：“残春委地恨无涯，狼藉谁怜旧绮霞。不忍看他零落尽，为伊细细护根芽。”[31]卷三，150
“残书勘课读”一联，有安贫固守之意；“不忍”、“细细”一联，则可见护持乃发自内心。家学的传承与衍生，女性的培育之功，于此可见。或许是性别所造成的社会角色局限，但女性对读书与功利性的科举之间的关系，时有通达的见解。李含章为叶佩荪继妻，其《楏、棻两儿春闱下第诗以慰之》有句云：“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32]季兰韵《示全儿》诗中有句云：“读书岂必科名想，处世须知义命安。”[33]卷十母亲的固守与宽容，在激烈竞争的科举考试时代，为诗书安家并最终使诗书成为“吾家事”，营造了庇护的空间。
三、文学女性与内动力的传递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特别留意“人才”问题，作为人才渊薮的嘉兴，为其深入探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他的研究并不停留在呈现层面，而是重在探究人才形成的机制。嘉兴人文兴盛的原因，婚姻的类聚之功也是重要的解释依据。
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然的结果。……这种类聚与选择的手续越持久，即所历的世代越多，则优良品性的增加，集中，累积，从淡薄变作醇厚，从驳杂变作纯一，从参差不齐的状态进到比较标准化的状态，从纷乱、冲突、矛盾的局面进到调整、和谐的局面——也就越进一步，而一个氏族出生人才的能力与夫成为一乡一国之望的机会也就越不可限量。[13]129
文学世家的产生，是一种精心培育的过程。上文提及的“优良品性的增加，集中，累积”，是将婚姻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经营的呈现。选择姻亲，是文化机制运作的起始。
昏鲁之人，虽由父不读书，亦有禀母性者。后世结姻，虽不可贪图富贵，然须择诗礼名家。若能并相其女，果秀惠清淑，则善矣。[34]卷十八
儿女定亲，不可高攀门户。为女择婿，人家自然要好些。儿子定妇，只要杭城旧家有阃教者为妙，家业差些不妨。[35]卷四
以上两则引文，皆出自家训，后者出自钱塘振绮堂汪氏宗谱中所录汪诚《十村公遗训》。权威性的家训对“富贵”、“家业”与“诗礼名家”、“旧家有阃教者”作出轻重区分，为联姻指出方向；这种区分强调，表明婚姻中有文化的传递、交流与融合，这在上节中所引述的黄芸生、郑翰莼的婚姻中已有体现。秀水钱氏(原籍海盐)为清代知名的文学世家，延续世代多，文士闺秀亦引人注目，如钱纶光、钱陈群、钱福胙、钱仪吉、钱泰吉、钱载等即为这一家族的杰出者。家族文化影响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作用，单就联姻而言，钱氏家族接纳了多名世家女性，如钱纶光娶陈书，钱纶光子钱陈群娶俞长策女，钱陈群子钱汝丰娶李宗袁女李心蕙，钱仪吉娶陈尔士等，这些女性对钱氏这一诗书之家颇有建设之功。
陈书(晚号南楼老人)，有《绣馀闲课》和《复庵吟稿》，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南楼老人年寿七十七，她对钱氏后人的影响跨越数代，其子钱界、从子钱元、从孙钱载、族孙钱维城等皆从其受画法。又“钱餐霞女史斐仲，秀水人，萚石宗伯之后，恬斋方伯之女，适德清戚曼亭明经士元。明经工书法，女史能诗文兼习倚声，刻有《雨花盦诗馀》一卷……作花卉超逸有致，论者谓有南楼老人之遗风也”[36]卷六，383。钱斐仲虽无缘亲承南楼老人音旨，然典型已立，可供观摩；亦可得家族长辈指点，故“遗风”犹能存留。以上单就绘画而言，而其课子的事迹，略见于《夜纺授经图》，此图经乾隆帝和诸名家的题咏，在清代广为士人所知。当钱纶光辞家随侍在外宦游的父亲钱瑞徵，将诸子学业托付陈书。其时钱陈群方十岁，陈书授读《春秋》；钱峰八岁，授读《孟子》；钱界五岁，以小学开蒙。陈书“手录朱子读书法，榜于座隅，置字学诸书于纺车侧，曰：‘是吾师也’”[37]165。
陈尔士在治家教子方面的才干识见，是在一偶然机会得以集中显现的。钱仪吉嘉庆十三年中进士，次年按例任户部主事，迎养母亲戚氏于京师，陈尔士随侍入都。嘉庆二十二年八月至次年七月，钱仪吉遭母丧奉柩南归安葬期间，陈尔士独居邸第，治家课子，留下家书二十八通。③现摘录陈尔士致钱仪吉书札片段，以见其持家的能力：
(丁丑九月十三日)《金石萃编》前月二十九已送回。士(陈尔士)珠花已销去，价纹银六十两。如自鸣钟亦能销去，大兄去借会之项可无庸寄京矣。……英惟《左传》甚生，《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上半部、《尔雅》、四书尚不算生。每日将《左传》熟理二十叶或四五十叶不等，士虽不知古文，看渠脉络尚清楚，请吾亭批改，甚精细清澈。今将批改原本呈上，知渠不敢废学也。
(十一月初十日)阿英近日读书颇肯用心。士出门或有事，即令作传或论。前日作《管仲传》，笔颇跳脱，看《国策》之功也。仍请潘年伯批改，为渠达所不能达，贯通脉络，讲求体制，阿英受益不浅。主人当札谢，勿迟也。明岁所谓盲年，拟于腊月为荷儿开蒙，且读《千字文》。
(戊寅五月初十日)儿女每黄昏请哥哥教《尔雅》中字五十。英借此可以熟《尔雅》，两有益之事。[38]609
以上三札，除第一札有卖首饰以济家用的记载外，其他皆为教子女读书方面的内容，其中可留意者有五：其一，诸子女读书内容依年龄长幼，作有序安排；其二，读、理、温、写，请人批改，亦有章法，似可见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响；其三，陈尔士能文章，故对儿子文章能作评判，然谦称“不知古文”，请知者评阅；其四，让兄教妹学《尔雅》，促成“两有益之事”；其五，陈尔士教子女所读之书，起点不同一般，在童蒙教法中当属“书香世家”，而不是“崛起”与“俗学”。“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39]3陈书的教子读书，似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可见钱氏家族两代女性皆以超越“俗学”与举业的“古学”、“正学”培育家族子弟，钱氏家族能成为有名的诗书之家，与子弟读书的坚实起点和远大眼光有关。陈书、陈尔士的课子读书法，或承袭钱家固有计划，或从各自家庭带来，或是依循当时诗书之家通用的读书之法，在这些可能的路径中，两位母亲均是认真的执行者，在课读过程中，融入了她们的才学与心血。似无必要也无从考证子弟成才得益于母教多还是得益于父教多，但陈书、陈尔士教子的成功事迹的显现，是钱纶光与钱仪吉的辞家外出，无意中给她们留下有所作为的空间。
清代女性中的较高层次，即有著作的文学女性，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清代女作家有3660余人；张宏生等在此基础上增补清代女性247人，共计超过3900人；其他无著作记录或著作传世的文学女性，数量应不是少数。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女性通过子女的教育促进家学的传承与融合。④同时也要注意到，清代可考的文学女性数量远非前代所能比，她们的文学才华并没有充分的展示空间，甚至在她们年幼时，就受到强大惯习的抑制。
(丁履恒女丁瑛辉)幼聪慧，母庄氏博通史传，瑛辉泥母求学，母不之许，戒之曰女子通文艺非福也。乃潜诣塾，旁听诸兄读，间从问字，学为诗，甚婉约。适自徵后，见吴家俭素，恐以文字妨妇功，辍弗讲，偶触发，饶有姿韵。[40]366
安芳(毛媞，毛先舒女)十余岁，即从父稚黄先生问诗。先生麾之曰：“此非汝事。”退则窃取古人诗集观之，遂有所得。[31]103
哈布瓦赫在论及家庭记忆时指出，新成立的家庭如果夫妻双方持守不同的家庭记忆，肯定会有冲突出现，这时必须对原有传统有暂时性的隔断或遗忘，时间稍长，彼此默契后，“当双方关注的事情变得相互交织、难分彼此的时候，为了建构只属于各自的记忆，他们就会为以前的记忆找个位置”[41]130－13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多是弱势一方，她们进入夫家，较长一段时间生活在隐忍状态中，因为在心智未完全定型的年龄告别父母进入陌生环境，她们似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但经过与夫家数年的磨合，她们的地位逐渐确立，特别是当她们为人母时，被搁置的家族记忆被唤醒，譬如鲍之芬《夜课元儿》诗中有“书窗刀尺伴更深，仿佛当年侍母情”[42]之句，就是青灯课读图的重现。当她们的儿女初解诗文时，她们被抑制的文学才华方有渐渐释放的机会，儿女成为母亲最忠实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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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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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第115～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