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经》无疑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由于先秦的政治家们常常将它用作外交辞令，而孔子又曾将它用作教育弟子的教材，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汉代独尊儒术，研究《诗经》的学者很多，且形成了齐、鲁、韩、毛等不同学派，彼此之间异学纷呈，但尽管争论不休，却都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逐渐衰落，《毛诗》代之而兴，最后成为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到了唐代，孔颖达奉敕撰就《毛诗正义》，更是把毛公的《传》、郑玄的《笺》当作经文一样地遵奉。于是《毛诗》置于首篇《关雎》之前的“大序”和置于其余各首之前的“小序”便成为对诗义的权威性解说，自唐至五代，从未受到任何怀疑。由于“大序”和“小序”都是以“美刺之说”来解说诗义，也即把《诗经》的文本都解读成政治文本或社会文本，所以《诗经》的文学性质便隐而不彰了。除了历代诗人在写诗时模仿《诗经》的做法多少暗示了其文学性质以外，《诗经》学在整体上只具有经学的属义而绝无文学的性质。到了北宋，欧阳修、苏辙等人开始对《毛诗》，尤其是对《小序》有所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尚不彻底。及至南宋初年，郑樵著《诗辨妄》，才从整体上驳斥《小序》，几至体无完肤。可是欧、苏、郑等人的新说被恪守经学传统的学者视为大逆不道，它们一出现便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北宋时程颐即对欧、苏之说大不以为然，南宋的范处义、吕祖谦还针对郑樵分别写成《诗补传》、《吕氏家塾读诗记》，重申《小序》之说。周孚干脆写了《非诗辨妄》，务欲根除郑樵之说而后快，以至于《诗辨妄》一书很快就失传了。由此可知，《诗经》研究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学术史上一向被限定在经学的范围内，稍有逾越者即被视为离经叛道。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恢复《诗经》文本和其学的文学性质，真是谈何容易！
朱熹著《诗集传》，其本意也是从事经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悟性，其治学态度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所以他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质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诗集传》在实际上终于打破了经学的藩篱，《诗经》学终于在一位理学宗师的手中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到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又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对《诗经》的文学性质，尤其是对《国风》的民间歌谣性质有清醒的认识，是朱熹宁肯违背二程之说也要断然采取郑樵的废序之论的必要前提。正因如此，朱熹对《小序》的辨驳中最为惊世骇俗，同时也最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莫过于他对所谓“淫诗”的解读了。因为所谓“淫诗”，其实就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这正是《诗经》中文学性质最为强烈，也是历来受到经学家最大曲解的部分。恢复对这部分作品文学性质的确认，对整部《诗经》的文学性质的体认也就探骊得珠了。所以我认为，在《诗经》学从经学走向文学的过程中，朱熹的“淫诗”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分析和价值重估，而不能象“古史辨”学派那样轻率地视之为明日黄花。
二
首先要对朱熹与南宋其他废弃《小序》的学者的关系作一些辨析。南宋末年的著名学者黄震说：“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注：《黄氏日钞》卷四《读毛诗》。）黄氏只说朱熹废《序》是因袭郑樵之说，并未言及王质。但由于他错把王质置于郑樵之前，遂使后人误以为朱熹也因袭了王质之说。例如近人何定生说：“朱熹是承郑樵、王质之绪。”（注：《关于诗经通论》，《古史辨》第三册，第420页。）其实王质《诗总闻》成书在朱熹《诗集传》之后，其刊行则已在朱熹去世四十余年之后，朱熹著《诗集传》时多半未闻其说（注：据陈国强《诗总闻跋》（见经苑本《诗总闻》卷末）云，《诗总闻》在王质生前并未刊行，至淳祐三年（1243）始得刊行，其时朱熹已去世四十三年。在今本《诗总闻》卷二十《商颂·长发》的注文中有引用朱熹《诗集传》者，可证《诗总闻》成书在《诗集传》之后。）。而郑樵（1104—1162）比朱熹年长二十六岁，据吴怀祺《郑樵年谱稿》（注：载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诗辨妄》约在建炎三年（1129）成书，其时朱熹尚未出生，所以朱熹年幼时便有可能见到《诗辨妄》一书。朱熹对此并未讳言，他晚年回忆说：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注：《朱子语类》卷八○，第2076页。）。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注：《朱子语类》卷八○，第2079页。）。
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注：《朱子语类》卷八○，第2068页。）。
上述言论都是朱熹为弟子讲学时所说，他何尝是“不一提郑氏，也分明有点掠美”（注：何定生《关于诗经通论》，《古史辨》第三册，第421页。）！那么，《诗集传》中为什么很少提到郑樵之名呢（注：《诗集传·郑风·将仲子》引郑樵语：“此淫奔者之辞。”此外无直接引郑樵语处。）？我认为原因之一为《诗集传》是一本要言不烦的简明注本，其体例本不宜旁征博引诸家异说，才引郑樵语以代表自己的看法。原因之二为朱熹研读《诗经》的过程是先详参各家，再由博返约，到他著《诗集传》时，他对前人旧说主要是借鉴其思维方法，而不再斤斤计较每一篇诗的具体解说。试看上引三则语录，一、二两则注重于学习郑樵以古代史籍与《诗经》相对照的研究方法，第三则注重于学习其撇开《诗序》而径从作品文本入手的思维模式，便可悟出。朱熹对此颇为自喜，他向弟子传授说：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注：《朱子语类》卷八○，第2092页。）。
读诗，唯是讽诵之功。……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解，少间却被惑乱。后来读至半了，都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过，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工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过，则胸中判然矣（注：《朱子语类》卷一○四，第2613页。）。
显然，用这种方法来研读《诗经》，其最后达到的境界必然不是详引诸家异说，而是将诸家之说熔于一炉并断以己意。其实朱熹对欧阳修、苏辙的解诗都很赞赏，他说：“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注：《朱子语类》卷八○，第2090页。）但《诗集传》并未多引欧、苏之语，也是同样的道理。
此外，朱熹读书本来就富有怀疑精神，他对《尚书》、《礼记》等经典的经文都有所怀疑，对《诗序》产生怀疑更是情理中事：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曾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解。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注：《朱子语类》卷八○第2078页。）。
可见他之疑《序》虽然是受到了郑樵的影响，但也是他独立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否则的话，朱熹怎么会违背他心目中的圣贤二程而采取当时广受攻讦的郑樵之说！
由于《诗辨妄》早已亡佚，近人顾颉刚的辑本主要从周孚《非诗辨妄》中辑出，其中很少有及于所谓“淫诗”者，所以我们对于郑樵有关“淫诗”的具体观点已难知其详。从南宋有关《诗经》的研究著作看，郑樵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朱熹。所以我们固然不应忽视郑樵对朱熹的启发，但也不必因此而贬低朱熹的成绩。
三
《诗集传》中解作“淫诗”的共有三十首，按照《小序》对它们的解说，可分成下面两类：
第一类是《小序》认为与男女爱情毫无关系，而朱熹却解作“淫诗”的，它们共有十六篇：
1.《邶风·静女》
《小序》：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诗集传》：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2.《卫风·木瓜》
《小序》：美齐桓公也。《诗集传》：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
3.《王风·丘中有麻》
《小序》：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诗集传》：妇人望其所与私者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
4.《郑风·将仲子》
《小序》：刺庄公也。《诗集传》：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5.《郑风·叔于田》
《小序》：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诗集传》：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注：按：此诗《诗集传》有两解，另一解基本上从《小序》说。王柏《诗疑》未删此篇，当是从《诗集传》之另解。）。
6.《郑风·遵大路》
《小序》：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诗集传》：男女相悦之词也。
7.《郑风·有女同车》
《小序》：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诗集传》：此疑亦淫奔之诗。
8.《郑风·山有扶苏》
《小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诗集传》：淫女戏其所私者。
9.《郑风·萚兮》
《小序》：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诗集传》：此淫女之词。
10.《郑风·狡童》
《小序》：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集传》：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
11.《郑风·褰裳》
《小序》：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也。《诗集传》：淫女语其所私者。
12.《郑风·风雨》
《小序》：思君子也。乱也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诗集传》：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所期之人而悦也。
13.《郑风·子衿》
《小序》：刺学校废也。《诗集传》：此亦淫奔之诗（注：按：朱熹《白鹿洞赋》中有“广青衿之疑问”之句（《文集》卷一，第2页。）乃用《子衿》中“青青子衿”之句以指学子。清人方玉润就此批评说“迨至《白鹿洞赋》又云‘广青衿之疑问’，仍用《序》说，是是非之心终难昧矣”（《诗经原始》卷五）。今考朱熹《诗集传》改定于淳熙十一年（1184），而《白鹿洞赋》作于淳熙六年（1179），方说误。而且朱熹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仍对弟子说：“《子衿》只是淫奔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语类》卷八○，第2091页。此则为黄 进入 莫砺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朱熹 “淫诗”说 经学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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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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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1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