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赋论家浦铣《复小斋赋话》上卷云：“唐人赋好为玄言，宋元赋好为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我初读晋赋，颇觉因染玄学，故多玄言，读唐赋，则以为宫殿、咏物、边塞、游艺诸赋华美奇纵，有承汉赋壮势风采（注：详拙文《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载《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故尝疑浦氏之说。 近接触唐代科技赋创作，觉其逾迈前人，开一新境，始明古人所云“玄言”，非仅哲理，亦含“科技”，浦氏之论，或有未发之蕴。初唐文士杨炯的《浑天赋》、中唐文士卢肇的《海潮赋》，是唐代科技赋中的代表之作，试为解读，辟发其微。
论赋学者根据文学史发展的经纬坐标尝以汉代大赋为正宗，其意要在赋作为描绘性的文体，至盛汉开一横绝古今之境，考论其实，则在汉大赋内涵丰富，形成一完整的艺术形式。其中三者最宜重视：一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明大赋与文化气象之关系；二曰“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引魏收语），说明大赋与作家才学的关系；三曰“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班固《汉书•叙传下》），说明大赋与自然物态的关系。综此又可说明汉大赋衰落之后特别是魏晋小赋兴盛以来，大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仍为历代赋家不断复演的创作现象。由此观照唐代以杨炯、卢肇为代表的科技大赋的创制，实与文化气象、个人才学以及博物知类的文体特征紧密相关，亦即正宗大赋艺术在特定时期的一种传承。
二
立足唐代科技赋创作，上溯其渊源，自然不能忽略汉大赋中有关天文、地理诸知识物象的描写，尤其是像张衡这样的天文学家在《思玄赋》中对游历星空的科幻形容，具有非常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然而科技描写从汉大赋万象包罗的襁褓中独立而出，则经过了由晋人成公绥《天地赋》到隋人李播《大象赋》的创作历程（注：按：《大象赋》宋人史著如《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均署“黄冠子李播”撰，自元人《宋史•艺文志》始署“张衡《大象赋》一卷”，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沿承其误。对此，清代学者孙星衍、李调元、顾广圻、严可均辨误甚详。又一署杨炯撰，亦误，详参浦铣《续历代赋话》有关记载。）。前赋演说天地之道，后赋阐发天象之理，其中颇多科学思想；然观其创作意图，仍为泛论天地之象，以表赋家心襟抱负，缺乏科技史的理论价值。因此，真正以科技问题为重要创作取向，且兼括科技史料和科学研究的赋作，宜为唐人初创，杨炯《浑天》实肇先声。
杨炯《浑天赋》今见《文集》，《文苑英华》、《唐文粹》、《全唐文》均收载，且存“敦煌”残卷，而其创作本事，唐史未载，仅见于赋序：
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注：《文苑英华》卷十八作“二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寻访初服，卧疾丘园，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辩之。
据此可知：首先，根据显庆五年杨炯十一岁“二十年而一徙官”（即上元三年炯二十七岁时“补校书郎”）推算，赋作于高宗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炯年三十一岁，时仍在校书郎位，两年后始为太子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注：新、旧《唐书》均载杨炯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炯32岁）充崇文馆学士， 据傅璇琮《杨炯简谱》考证（中华书局1980年徐明霞点校《杨炯集》附录）当在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炯33岁），可辨唐史之误。）。其次，作者二十年一徙官且自诩守“拙”，意取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张衡《应间》，淡泊名位，自坚所好，内含发奋治赋精神。其三，炯因职守所在“灵台”，故能熟谙“浑仪”之象，于天文星历颇有探究。其四，作者以为历代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故持“浑天”说以明辨。其五，作者取则天象以言“天命”，以寄发人生不遇的牢愁。在其中，第四点尤为重要，这说明赋家是借用赋体的文学描绘优势进行科学理论的阐发。由此为核心，杨炯《浑天赋》通过三大段铺演而成：首段仿效汉大赋述客主以首引的方法，假借“宣夜”、“周髀”（盖天）、“浑天”三家有关天体结构的对话，引出作者对浑天思想的阐发。次段以全方位的铺陈手法具体描述浑天思想、理论，以“北斗”“南斗”为坐标，纬之“东宫”、“北宫”、“西宫”、“南宫”之描写，继述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的方位、属性，以明地理分野，兼喻人事祸福之机。末段复借“灵心不测，神理难诠”的疑惑，反讽人生，再次阐发“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自然观思想。
与杨炯《浑天赋》相比，卢肇《海潮赋》四千余言（赋序671字、赋文3487字）尤为以赋体形式写科技论文的创作。卢赋自序云：
肇观乎日月之运，乃识海潮之道，识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之辞。非敢炫于学者，盖欲请示千万祀，知圣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
又卢肇《进〈海潮赋〉状》云：
臣闻神农立极，先定乾坤；轩后统天，始宏历象。盖以大圣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为，克成君父之至德。……臣为此赋以二十余年，前后详参，实符象数。
卢氏为中唐大才士，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进士及第， 取为状元，后除著作郎、仓部员外郎、充集贤殿院直学士，历任歙、宣、池、吉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缘于身世较显赫，卢肇时以中兴天下为己任，表现兼取“道”“技”的圣代“苦心”。观卢赋铺陈，始终围绕以浑天理论阐发海潮成因这一核心展开。全赋因象设词，也可分为三大部分：首述作赋之由，概论浑天理论与海水潮汐的关系。中论海潮产生原因，先写海涛遇日之形，并分“其始也”、“其少进也”、“其势之将极也”三层次递进描述；后设问答之辞，阐述海潮与季节、昼夜、朔望的关联，以及乾坤、清浊与海潮体势大小的应契。末尾以总论的形式再说海潮，令“客”达到“卵判雏生”的豁朗之境。
合观杨、卢二赋，一重天象运行，一重海洋潮汐，视角或异，然皆取浑天之法阐解天学与地学现象，却显现了唐代赋家关注科学的一个焦点。
三
唐以前有关天体与海潮问题的探讨均见诸如张衡《灵宪》、王蕃《浑天象说》以及葛洪、姚信、虞耸、虞喜、刘焯等论著（注：详参汉晋史著《天文志》、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及清阮元《畴人传》、俞思谦《海潮辑说》等。），而至唐人，一方面由科技工作者继续撰作有关学术论著（如李淳风、僧一行、南宫说、丘光庭），一方面始有赋家涉足科学领域，杨、卢诸赋正以文学家的眼光和赋体的形式阐发科技思想。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的价值取向亦与汉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
《浑天》、《海潮》专注科学问题的探讨，表现的却是一种“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文化气象。杨炯为“初唐四杰”之一，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相似，皆处李唐王朝由初而盛的过渡期，故其诗赋多怀不遇之悲心，如王勃《涧底寒松赋》、杨炯《幽兰赋》、卢照邻《悲穷通》、骆宾王《萤虫赋》等，皆结合凄寒身世发抒郁闷情怀。然而从唐初文化与赋学来看，已大异齐、梁，虞世南《狮子赋》的“大唐武功”、魏征《道观内柏树赋》的“四海一心”，自见匡世壮思，而以“四杰”为代表的寒士赋，同样灌注了时代的生命活力，其中骆宾王诗体赋《荡子从军》仿效前人题材（如庚信《荡子赋》）却变其“闺怨”主旨成为一篇征战疆场、建功立业的慷慨文字（注：清人陈熙晋评骆宾王《荡子从军赋》谓“借子山之赋体，摅定远之壮怀”（引自《骆临海集笺注》），表达其以六朝赋体写盛汉情怀，可谓知言。）。杨氏文学主张，尊奉颂德形容、经世致用，其《登秘书省阁诗序》称：“若夫麒麟凤凰之署，三台四部之经，周王群玉之山，汉帝蓬莱之室。观星文而考南北，大象入于玑衡；披帝册而质神龙，负图出于河洛。……心同匪石，达人千载之交；手握灵珠，文士一都之会。”出此“天文”与“人文”通合的心胸，杨氏评王勃文章，探赜所宗，在“循紫宫于北门，幽求圣律；访玄扈于东洛，响应天人”（《王勃集序》），这实质上也反映了他创制《浑天赋》的思想。所以在赋中，他再三致意的是：
天聪明也，圣人得之；天垂象也，圣人则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验之以衡轴，考之以枢机。
五材所以致用，七政于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国。
观众星之部署，历七曜之驱驰。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变；见天下之赜，所以象其宜。然后播之以风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雾而蒸云，或击雷而鞭电。一旬而天下感，肤寸而天下遍。
其以天体拟状政事，表明了赋家对建构帝国雄图的希冀，这与开、天之世“不让东、西二都”（注：王谠《唐语林》卷二评李华《含元殿赋》语。）的宫殿赋、“慷慨乎大荒，徜徉乎游目”（注：吕令问《云中古城赋》语。）的边塞赋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注：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语。）的游艺赋，同具有当世文人“跨晋、宋追两汉之思”（沈曾植《菌阁琐谈》）的时代风貌与创作精神。
卢肇生历李唐由中而晚，《海潮赋》创作于武、宣、懿三帝渐衰之世，然其追慕盛唐精神，传承“元和”中兴气象，为制赋旨趣。他在《进〈海潮赋〉状》中宣称意符当世“垂衣而九有无外，执契而万国来庭。日月贞明，天地交泰”之形势，表“微臣”“仰遵前哲，辄揆圆虚，偶识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实，事尽揣摩。既当凤纪之朝，愿陈蠡测之见”的诚挚心态。考卢氏以《海潮》长篇表大唐气象之意，要在两端：一曰拯当时诗赋好尚轻薄之风。据《唐语林》卷二“文学”载：“进士李为作《泪赋》及《轻》、《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在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世言文字可以见分命之优劣。”而卢赋极为雄浑厚实，如开篇论“日”与“潮”的关系，所谓“天光来而气曙”、“海水退而潮生”，极为开阔。而作者自绘“言潮”之初的心态云：
心游六虚，索蜿蜒乎乾龙，驾轇轕乎坤舆，知六合之外，洪波无所泄；识四海之内，至精有所储。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万古揆之而靡余也。
因取包容心胸，故生纵横笔意。二曰同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关系。唐人作赋，以进士科应试律赋最盛，而经史学者与古文家反对赋风败坏，尤以此为鹄的，所谓“偷拆经诰”（舒元舆《论贡举书》）、“过于雕虫”（权德舆《答柳冕书》）。对古文家以“诗教”否定应制“律赋”问题，白居易专作《赋赋》起而驳论，赞美律赋“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四始尽在，六义无遗”，表现唐室“中兴”的文化气象。传承于此，卢肇一则以诗赋优异中进士“状头”，一则作《海潮》大赋发“先圣”之意，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海潮赋序》中，作者就反复强调以浑天之法论海潮之生乃“圣人之心”，故其秉“圣人之教”补“先贤”之阙而“观乎日月之运，乃识海潮之道”，实出负膺时代责任的襟抱。
四
《浑天》、《海潮》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了赋家的个人才学。杨、卢有一共同之处，即均为唐代才华出众的文士，且以博学著称于世。《旧唐书•文苑传上》载：“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张逊业《杨炯集序》谓其“幼博学聪慧，挥文宏富”，而论其赋，尤赞曰：“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浑天》考核，更见沉深，推历氏今犹择焉。”皇甫汸《杨盈川集序》亦云：“夫著作之文，张道济譬之悬河，宋延清叹其游刃。若《浑天》之制，考核精详，《冕服》之辨，援引该洽，顾不可传耶？”与杨炯相类，卢肇的文学才华亦称著于时。《唐语林》卷三载：“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
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注：按：关于“卢有文学”以及其才华敏速，炫才于时的佚事尚见载于《唐摭言》、《太平广记》、《唐诗纪事》、《古今诗话》、《吟窗叙录》等，文繁不赘。）王起为中唐赋家，好进士之文，延誉卢肇，自在情理。然卢氏以博学深思与当时存在的进士浇薄之风不侔，所以同样也受到鄙薄进士赋者如李德裕的重视。《玉泉子》记：“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掖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惟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注：引自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下册第1274页。）正是兼得才华与学识，清人李调元《赋话》卷二云：“卢歙州极为李文饶所知，王文懿公知举，因取之以作状头。《海潮赋》一篇雄视千古，降为八韵，亦复清丽芊眠。士固不妄有名，宜其见赏于贤哲。”可以说，杨炯《浑天》、卢肇《海潮》，都是才华出众且精思苦构的作品，自能引起赋学界与科技界的双重认同。
试观《浑天赋》假托“客”言“宣夜”、“盖天”说后，于作者阐发“浑天”论前，以赋中人物“太史公”驳斥宣、盖以为回旋云：
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刻漏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葛稚川所以有辞；日应于天（注：“日”，《唐文粹》、《杨炯集》作“候”，《文苑英华》、《全唐文》作“日”。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一以“日”为是。），桓君山由其发难。
这段语言虽为下文“浑天”之论的前设，尚未入正题，然其内涵学识，却颇丰富。胪举其要：其一，作者仿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子虚”、“乌有”、“亡是公”对问形式，托“为宣夜学之客”、“称周髀术之客”与“太史公”以为言，其以“太史公”对应“亡是公”，并明借相如赋“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语，崇朝廷而贬诸侯，显露出杨炯居职朝中颂唐扬美的正统思想。其二，“太史”职守星历卜占之学，且汉代司马迁、张衡居职太史令皆为浑天学家，杨赋以“太史公”为浑天说的代言人，既表明自己“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的生存处境，又暗示了汉唐以来浑天说居诸家论天之正宗的观念。其三，作者熟谙汉晋天文学的发展情况，以桓谭与扬雄争辩浑、盖是非及葛洪总结浑天之法为个例（注：桓谭、葛洪之论均见《晋书•天文志》。按：扬雄先持盖天说，后与桓谭争辩理屈，弃“盖”从“浑”，并作《难盖天八事》以明其意。），展示了浑、盖之争与经东汉至魏晋浑天之说盛行的历史。其四，作者对“宣”、“盖”的批评颇能攫住关键，亦即针对宣夜说空虚无征，周髀家天盖观念，阐发浑天说的“天球”理论与星球围绕“黄道”“赤道”运行的规律。其五，东晋南朝，论天诸家已有合“浑”、“盖”之意，杨炯于唐初以赋体形式再次阐述浑天观点，对稍后僧一行浑天理论不无先导意义。
如果说杨赋所论较多前人观念的复述与推扬，那么卢赋创作虽同以“浑天”说“海潮”，却更多填补前人科学空缺的自负之意，并由此炫彰其渊博的学识。如赋首即论海潮之生，洋洋洒洒，驰骋才学；继假“知玄先生”、“博闻之士”为主客设问辩答，尤见夸饰炫耀旨趣。赋中有“客曰”一段诘词，最能反衬赋家的心胸：
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谓之讷；人所未识而不道，不谓之愚。彼亦何敢擅谈天之美，斡究地之羭。指溢漭之难悟，欲蛊听于群儒。今将尽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与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东西有极；容成叩玄，阴阳已测。阳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穷海运、稽日域。及周公之为政也，则土圭致晷，周髀作则，裨灶穷情乎天象，子云赞数于幽默，张衡考动以铸仪，淳风述时而建式，彼皆凝神于经纬之间，极思乎圆方之壶。胡不立一辞于兹潮，以明乎系日之根本也？
此问为全赋转扭，开启以下描绘。尽管赋家由前人无“一辞于兹潮”立论，但其研索海潮与日月晦明、昼夜朔望之关系，又处处兼括前贤如周髀家的算法，扬雄、张衡、李淳风诸浑天家的理论成果，显其才学之卓异。刘熙载《艺概•赋概》称“赋兼才学”，当指骋辞大赋，观“《浑天》考核，更见深沉”（张逊业《杨炯集序》）、“赋海潮以二十余年之久，力不敢暇，成篇之久，自古无如卢肇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诸评，所谓“淹迟极妙”，信自不诬。
五
《浑天》、《海潮》对有关科技问题的推阐，有赖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刘熙载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艺概•赋概》）出此擅长体物叙事的功能，结合科技问题的阐发宜显明而不宜隐晦，所以科技入文学，也是宜赋而不宜诗，唐人科技赋的审美价值，亦当由此文体特性中勘破。
缘于博物知类，杨炯《浑天赋》陈“浑天之事”，基本兼括了前代浑天学家“天球”观、行星围绕南北极运动观与天体（日月五星与二十八宿）分布成像及日月食的三大理论。试观其首论浑天之本一节：
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阴阳之本。何太虚之无碍，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宫，爰皇是宅；西极金台之镇，上帝攸安。地则方如棋局，天则圆如弹丸。天之运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影长而多寒。太阴当日之冲也，成其薄蚀；众星傅月之光也，因其波澜。乾坤阖辟，天地成矣；动静有常，阴阳行矣。
在这段话中，赋家显然接受了前人“太虚”生物的“元气论”、天圆地平的宇宙观、天体因黄、赤道运行并以“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为主的“气节观”，以及“月禀日受光”、因影相隔生“暗虚”（薄蚀）诸思想，基本反映了当时浑天家对天体结构的研究成果。而杨赋大篇幅铺陈描写的“北斗”、“南斗”、日月五纬（星）以及“东宫”、“北宫”、“西宫”、“南宫”之二十八宿分布与运动情形，亦承史迁《天官书》、张衡《灵宪》余绪，旁征博引，以美其事。
如前所述，卢肇《海潮赋》与杨赋相比，在科学史上创辟尤多。我国古代的潮汐成因理论，主要有三类说法：一是神话，即神龙变化、海?出入、伍子胥冤魂闹海等；二是阴阳说，即海水与月亮（均属阴类）同气相求感应形成；三是构造论，即大地浮于水而水受外力冲涌的结果。在三类中，卢肇虽有一定的阴阳思想，然论其理论本质，当属构造论，并与晋人葛洪、五代学者丘光庭合称潮汐构造论三家之一（注：参见寺地尊“唐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以同类相引思想的历史变迁为例”，载《科学史译丛》1982年第3期； 宋正海“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1986年第1期。）。在《海潮赋》中，作者涉及前人成就，不仅在王充、杨泉、葛洪、窦叔蒙、封演等潮论学者，而且于如木华诸赋家所作《海赋》内容，亦尽括于内。在论事方面，卢赋排比出如“太阳与海潮”、“月亮朔望与潮之大小”、“海潮的周期性”等有关潮汐的14个问题，逐一解答，其炫博骋学，历代论“潮”诸家无出其右。诸多问题中，卢氏潮汐论最大的特色是太阳与潮汐关系的提出。试观其驳斥古代神话说后的一段议论：
粤若太极，分阴分阳：阳为日，故节之以分至启闭；阴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故水者阴之母，日者阳之祖。阳不下而昏晓之望不得成，阴不升而云雨之施不得睹。因上下之交泰，识洪涛之所鼓。……及其碧落右转，阳精西入，抗雄威之独燥，却众柔之繁湿。高浪瀑以旁飞，骇水汹而外集；霏细碎以雾散，屹奔腾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飞沫电烻以警急……
卢赋通过大量的铺排描绘，意在纠正阴阳学家仅重月与潮的关系，而提出日与潮亦有关联的新见，即赋文强调的“日傅于天，天右旋而入海，而日随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于彼，盈于此，则潮之往来，不足怪也”的结论。卢肇在葛洪之后首次揭示潮汐与太阳的关系，是一个进步，丰富了浑天说的理论内涵，尤其是他以其渊博的知识提出唐代潮汐学悬而未决相争难定的若干问题，既受到当时的重视，也对后世潮汐理论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在卢氏献赋朝廷，唐懿宗李漼览后敕曰“穷测海潮，出于独见，征引有据，图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载之惑，其赋宜宣付史馆”（浦铣《续历代赋话》引《渊鉴类函》）（注：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卷七引录缺“赋宜”二字。），其在当世居正统的学术地位，于此可见。
尽管从科技史的意义来看，杨赋沿袭了旧浑天说诸如“地平”（甚至“天圆地方”）、“星占”等错误观念，卢赋依据“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原理，因袭阴阳理论过分夸大太阳在潮汐中的作用，遭致后世潮汐学家余靖、沈括、史伯璿等的批评（注：如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云：“卢肇论海潮，以得日出没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针对卢赋重“日”而轻“月”的错误思想，放矢有的。），但其兼包才学之质，精思研炼之功（注：魏谦升《赋品•研炼》云：“京都钜丽，一纪十年。笔札楮墨，潘溷著焉。《海潮》卢作，星再周天。结响不滞，捶字乃坚。为绕指柔，妙极自然。丹成剑跃，炉火无烟。”将卢赋与张衡《二京》、左思《三都》并列，同视为精思而高妙的佳章。），是不可轻估的。
六
以杨炯《浑天》、卢肇《海潮》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创作，虽然注重对具体科学问题的探讨，但其宗旨仍不出古人“取则天象”的思维模式，即以奉天承运的心态讨论人事吉凶与王朝兴衰的道理。但分析《浑天》、《海潮》创作精神，杨、卢二人虽承负了前人的思维模式，却也不乏应符于时代进化的创造。
我国古代科学与文艺至汉代始开阔大之境，然科学家和文学家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又无不涂饰以神学而表现出虚夸的占卜式审美。就科学而言，有汉一代于天文历法、数术、医学、地理、建筑、造纸等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天文理论在科技史上举足轻重；然因“汉儒专以灾异、谶纬，与夫风角、鸟占之类为内学”（《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以致像张衡这样的科学家也将“律历”之学与“卦候、九宫、风角”诸方术并列，以为“数有征效”（《后汉书•张衡列传》），其科学论著《灵宪》中亦多星占神话。出此同类心境，汉代赋家以神学与政治杂糅之内涵显其取则天象的虚妄礼赞。如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极侈丽，犹谓“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史记•司马相如传》），班固《西都赋》充斥于内的“宝鼎出”、“甘露降”、“黄龙见”、“凤凰集”、“致麒麟”、“醴泉涌”等“祥瑞”和“天人合应，以发皇明”的颂赞，张衡《西京赋》也难免以“要羡门乎天路”、“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类仙道方术典事渲发神氛，已见“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之弊。这种现象到魏晋时代学者倡导“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王弼《易略序》），为一转扭，左思反对汉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写《三都赋》强调“稽之地图”、“验之方志”，代表了当时文艺家的普泛心态。唐代科技赋家在保留“取则天象”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在具体论述中更重实证精神，正是接受了魏晋中人探究物理的新思想。杨炯《浑天赋序》自述创作宗旨即谓：“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辩之。”所以在赋中，作者于论述天象与人事后，笔锋一转，颇效荀卿《天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论，认为：
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烂石；以唐尧之德也，襄陵而怀山。以颜回之贤也，贫居于陋巷；以孔丘之圣也，情希于执鞭。冯唐入于郎署也，两君而未识；扬雄在于天禄也，三代而不迁。桓谭思周于图谍也，忽焉不乐；张衡术穷于天地也，
退而归田。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其中不乏以解嘲寄牢愁之意，然结合赋中对天体方位与运动的讨论，其排斥虚妄的实证观显然为创作主流。卢肇《海潮赋》以构造论立意，则能接受阴阳论的合理见解，却坚决反对“神话说”的虚无缥缈。其赋云：
何古人之守惑，谓兹涛之不测。安有夫虞泉之乡，沃焦之域，栖悲谷以成暝，浴蒙汜而改色。巨?隐见以作规，介人呼吸而为式，阳侯玩威于鬼工，伍胥泄怒乎忠力。是以纳人于聋昧，遗羞乎后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阴裁其大小也。今将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以不刊之辞。陈其本，则昼夜之运可见其影响；言其征，则朔望之候不爽乎毫厘，岂不谓乎有耳目之疾而将判乎神医者也！
这对将潮汐生因归于海?出入、介人呼吸、阳侯玩威、子胥泄怒诸迷信说法的批评，虽渊承于前人如枚乘《七发》、王充《论衡•书虚》、杨泉《物理论》、葛洪《抱朴子•外佚文》、窦叔蒙《海涛志》的一些见解，然以此立论，为赋文大篇幅的科学论证作铺垫，则是卢赋实证精神的映示。结合卢肇的《进〈海潮赋〉状》、《海潮赋后序》、《日至海成潮入图法》、《浑天载地及水法》、《浑天法》诸文（注：引见《全唐文》卷七六八。），可知卢赋是经长期实证考察精心构制而成的。
可以说，只要我们对照两汉书《天文志》与唐人编纂的《晋书•天文志》，即见重灾祥之说与重科学阐释的天文观差异，同样，只要对照自汉迄唐赋家有关天人关系的描写，以魏晋为中介向实证思想的转移，也是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京殿题材为代表的大赋以博物的心胸与虚浮的夸张来表现王朝气象，魏晋赋家反对汉赋浮夸转重实证则多体现于大量的小篇咏物赋作（注：参见廖国栋《魏晋咏物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及拙文“明心物与通人禽——对魏晋动物赋的文化思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故缺乏博大的气象，而唐人赋作能归复汉代气象，汲取魏晋实证精神，《浑天》、《海潮》类科技大赋最为典型。
七
唐代科技赋的独立，固然取决于有像《浑天》、《海潮》这样的以科技问题为独立对象作客观描绘与阐发的赋篇，可是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其于数量上的群体性也宜为重视。试以《全唐文》为例：
根据两组数字，有科技赋创作的赋家及其作品数量比并不大，但与汉代没有一篇纯科技赋以及魏晋时代仅有为数寥寥的《相风赋》（张华、杜万年）比较，则数量已十分可观，且成群体创作之势。再以清人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以正集为例）依类收录赋作为例，略举数“类”如次：
《历代赋汇》收录自战国迄晚明赋作3834篇，尽管唐赋占比例较大，但从上举八类题材，还是能看出与本文主旨相符应的现象。分述之，此八类赋作中，1至3类多含科技内容，即“天象”类与天文学的联系，“器用”“舟车”类与工匠技巧的联系，唐赋比重最大。4、5两类系自然物描写，唐赋比重较前三类明显减少。6至8类为抒写情志的创作，唐赋比重最小，且与魏晋时代相比，数量悬殊尤大，这也可以印证浦铣所云唐人赋“好为玄言”绝非单指抒写心境高远超俗的言志、哲理类赋，当与“天象类”相关。
从唐人科技赋的创作内容看，以天文学为最，其中又包括天体现象与岁时历法两方面。论天体，则如《灵台》（韦承庆等）、《浑天》（杨炯）、《老人星》（杨炯等）、《新浑仪》（杨谏等）、《北斗》（崔损）、《观风台》、《测景台》（黎逢等）、《众星拱北斗》（李程）、《众星环北极》（赵蕃）、《雷发声》（徐寅）、《日赋》（李邕等）、《气赋》（张文）等；论岁历，则如《漏赋》（窦翚）、《刻漏》（颜铮）、《太阳合朔不亏》（杨发）、《击柝》（崔琪）、《闰赋》（张季友）等，虽多取则天象，以喻人事，然其中对天文学知识的介绍和发明，是值得重视的。其次为器物创造，如《度赋》（高迈）、《大厦》（彭殷贤）、《指南车》、《大章车》（张彦振）、《水轮》（陈廷章）、《舟赋》（常晖）等，于其对技术与工艺的刻摹中亦可窥出赋家的审美追求。再次为地理等类的创作，如《海重润》（梁洽）、《盖地图》（钱起）、《盐池》（阎伯屿）、《海潮》（卢肇）、《融结为河岳》（黄滔）等，由命题到创作，皆迥异一般山水赋作，能寄哲理思考于科学知识之中。
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唐代科技赋创作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已显示出独立与自觉。而结合前述杨炯《浑天》、卢肇《海潮》的艺术成就，唐代科技赋的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曰赋学之复兴。唐人与南朝偏安一隅不同，因面视“前王不辞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的疆域与气象，赋颂之风，自然复兴。夷考其实，又出两端：一是颂赞大唐气象，李白《大猎赋序》谓赋“辞欲壮丽，义归博远”，批评汉人如“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蔑视汉赋，无论魏晋。前述杨、卢赋的盛世气象，诚同气连枝，非为孤证。二是继汉献赋之风，唐进士科以试赋观觇才学制度的形成。如唐玄宗援高宗朝旧例进士科“试杂文一诗一赋”，诏策谓“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注：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八《别录上》引《封氏闻见录》。），可见一斑。杨、卢皆科第中人，好赋骋学，渊源有自。且唐世《北斗》、《众星拱北斗》、《盖地图》诸赋亦即科场试题，科技赋的兴起与考赋的关系，是不宜忽略的。
二曰科技之发展。在科技史上，唐代是一长足发展时期，其于建筑、冶金、医药、印刷、天文、地理等方面成就甚多，而由于农耕经济与封建政事的需要，亦即“天垂象，见凶吉”（《易•系辞传上》）与“敬授农时”的传统思想，唐代的天文历法贡献尤为突出。其中如麟德二年颁布李淳风的《麟德历》对定朔法的规定和对回归年及朔望月的精密计算、开元十五年由僧一行主编《大衍历》的实施对北极高度与夏至日景长度的测定，在天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唐人科技赋的内容，很多信息都来自围绕这两次修历所取得的天文学成就。当然，科技赋家的创造本身也推动了唐代科技事业的发展，李约瑟正是读《海潮赋》才发现唐人“已经使用了正规的潮汐表（涛志），并且完全承认了小潮和上、下弦月的关系”（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776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中译本。）。
三曰文化之兼容。唐代初年即施行崇儒、尊道、礼佛的多元文化政策，即如科举制度，亦以“学综古今”、“博学通艺”诸科为优。而精通一艺，亦必为用，薛谦光上疏谓“其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用，无经国之大才，为军锋之爪牙，作词赋之标准，自可试凌云之策，练穿札之工”（《旧唐书•薛登传》引），颇具代表意义。由于文化环境的宽松，才可能出现“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王芑孙语）的文学创作繁荣的局面。换言之，唐赋“蔚然翔跃，百体争开”（同前），似不当局限于“体”制，而是兼括题材与风格，这也是离不开多元的文化土壤的。在这层意义上，唐代科技赋与其游艺赋、民间故事赋的崛兴有着共时的价值，绝非孤立的现象。
四曰文学之写实。唐人诗文有极为夸张、狂放、浪漫的一面，也有征实求真的一面，可以说是写实的思想与浪漫的艺术之结合，构成唐代文学的大体风貌。仅观文学反映天象一途，汉晋时期以“游仙”题材为主，如相如《子虚赋》、东方朔《七谏》、张衡《思玄赋》的描写，多承《楚辞•远游》“游仙”余绪。而唐代如《浑天》、《海潮》诸赋，皆针对具体的科学问题发论，其淡褪传统游仙神氛，着力现实社会与人生，既是文化思潮演进使然，也是唐代科技赋在科技史与赋史上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