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卮言》八卷，明王世贞撰，体例大致与诗话相类，不曰诗话而曰《艺苑卮言》者，以其所论不限于诗，兼及于文，不止于作品，并论及作者也。大率此类文评，逐条积成，既无体例规范，殊难窥其系统。文杂骈散，语多芜乱。零简断句，恣为月旦；轶事逸闻，不厌偏驳。故欲于此中求其思想系统、文学灼见，殊难把捉。虽亦金沙杂见，时有可喜之论，但终恨其随手走写，博而寡要也。
《卮言》首卷分论赋、诗、文，总论各项，粗具条理。其收集古今各家隽语，至便学者检考。然亦间有可商者，如姜氏“雕刻伤气，敷演伤骨”之语明明录自《白石道人诗说》，便当列入诗论，今入总论，未知所本。王氏于文人事迹，收罗至勤，如第八卷文章九命：一贫困，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窜，六刑辱，七夭折，八无终，九无后。自秦、汉、魏、晋、六朝、唐、宋及元、明诸文士诗人故实，采撷殆遍。或委之运命，或时加论隙。其中夭折、无后二项，为偶有史实，无足多议，第三玷缺并《颜氏家训》所举，不下百余条，实大可议，其所历举，或细过小节，或他人诬词，并以罪人，甚欠公允。实则茫茫世人，孰能无过?寻常家庭诅谇，友朋责诟，倘非文人，谁为记之?即就所有文人日常生活之中，其言行之为人所知而传之后世者，则又百不一人，人不一事焉。使就世人一生事迹而详述之，天下殆无完人。使就所有文人一生事迹而详记之，天下亦决无完善之文人。绳此以观，则颜氏王氏之论，诚所谓挂一漏万，举事未允也。
九命之中，如贫困、偃蹇、流窜、刑辱诸端，殆亦未足为文人病。透澈言之，或反为福焉。盖人之才智，不泄之于事业，便当发为文章，颠沛苦辱，正足以壮其波澜，蔚为奇彩。人宝明珠，珠乃贝之病核；世重和璧，璧固受斧而成。向使屈子见用，史迁不腐，则亦但令楚国多延几时之残喘，汉廷增一善文之循吏而已，乌足以见《离骚》之悲讶，《史记》之雄文?《卮言》昧于斯理，于古今文人，叙其事迹，隐隐作微辞，不亦异乎?
《卮言》论古今各体诗文，皆称详尽，而独于宋词元曲，未置一喙，亦可怪已。论诗又于宋人至略，元几弗及焉。词则并五代而略去，遑论其后。殆亦未脱道学习气，以为诗余小道，优倡所歌，未足挂齿欤?然观《卮言》盛道作者友人扶妓狂纵事，恬勿为怪，则知作者于此，殆弗喜耳。
观《卮言》八卷，臧否人物者有之，叙述琐事者有之，指斥文人者有之，采摘佳句者有之。但欲求作者自身对于文学之批评标准，及其主张理论，则殊未予读者以明确印象。以视钟嵘、司空图、沧浪、白石乃至清人如沈德潜者，殆远逊焉。以其本身无明确之文学概念，故其言乃不得不杂。
《卮言》所记之事，有两点足最堪注意者，一为朝廷之暴虐，一为明士之无行。宋濂身为相辅而子孙大辟，身窜蜀道；高太史以一文罪至腰斩，君王之凶戾失态，亦复无加。至如张孟兼争论被捶，胡维孝八十遭杖，以视唐代诸宗之谦恭和易者，几有人兽之别焉。文人无行，明亦最烈，晋虽放诞，犹嫉俗耳。明代士子，号称才子者，怪僻丑恶，殆无以复加。大儒如杨升庵，以近死之年，在泸犹傅粉挟妓，招摇过市，士子无耻，乃至于此!
王氏评诗文，于摘句而外，雅善妙喻。五卷论诗：“高季迪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以下，设百余妙譬，譬各不同，而能各摄其魂。论文自“宋景濂如酒池肉林”以下，亦近百喻，曲尽各家之神，其中亦容有未尽切当之处，然能设喻如是其广，要亦一种天才，非有大学问者不办。然总嫌其芜乱，病在支离，是知王氏之才，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王氏于古今人物著作之才识，殆亦弗如袁中郎。夫王充之学，响绝一代，朗照千古，出乎汉朝，尤见卓识：而《卮言》讥之，至谓“其识琐而鄙，其辞散而冗，其旨曰乖而稚”，并反唇以讥中郎，亦可惑已!至其匪薄庾信，乃谓“所赋《枯树》《哀江南》，仅如郗方回奴小有意耳!”是亦故矜怪异，以博浅人震怖，惊为千古卓论，亦足见其狂陋而已。子才《哀江南赋》，千古绝唱，又岂王氏褒贬，所能增损毫厘哉7．
唯王氏论沈休文八病之识，独能详加分析，辟其无谓，自有灼见。大抵明人辄喜放诞。打破桔桎，胆识有余；自树标准，才学不足。故其阔大处可喜，狂诞处足鄙也。王于文中，推论李于鳞处，多至不可胜纪，李纵有才，又何至一再揄扬，辞浮屈宋陶谢李杜元白韩柳……乎?王氏又好述己事，时引己作，比读其诗，亦难挂齿。文人互相标榜，已令人厌，而况濡笔自荐邪?
王氏间论作法，颇中肯要。如论作古乐府须极古雅，“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论七言律谓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苟非曾经沧海者，断不能作此等语。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一节，分别“编年”“本纪”以至“箴”“哀”“诔”“悲”，分文体为四十七种，悉以归之史类，虽亦不免附会，然此种分法，实启姚氏《古文辞类纂》之纲目。
王氏论《诗》，摘其瑕疵，最为确当，如谓“载猃歇骄”为太拙，“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为太直，“抑罄控忌，既亟且只”为太促，“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为太粗，皆能发前人所不敢发，自是千古不磨之论。
王氏论李杜二家曰：“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夫李杜二集所收之诗，实较陶谢多出四五倍以上。陶谢二集，存诗不多。且皆二人晚期作品，颇疑二人少年所作，悉被汰除，故所流传，自是醇品。王氏必欲以李杜最劣之句，比之陶谢选品，而谳为伧父面目，岂得为平?而况谢之劣者，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读之直是麻木不仁，岂只伧父面目已哉?令李白而得永年，岂谢氏所得望尘?使陶诗少作而悉存，吾知其必有合乎杜诗者！
王氏不主拘束，力碎梏桎，此殆其文学上一贯主张。故其于排律，不特掊击玉溪，并老杜亦弗许。其言曰：“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此千古之公论也。
王解义山《锦瑟》中二联，以“适”“怨”“清”“和”四字，而谓“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是誉之亦病之也。义山诗都应受此考语，虽然，岂直义山，梦窗清真，莫不皆然。
王氏因义山而斥西昆，亦是卓识。西昆之病，日敷衍环薄。义山虽亦时露轻薄相，然尚有真挚处，质直处。降逮杨刘，以浅情作绮语，乃令人有穷斯滥矣之感。
明人喜初唐，盛道齐梁。喜飘逸，流亮，弗善艰深，自是唯美艺术家态度。王氏于林和靖梅花诗犹不满，宜其弗耐读苏黄也。乃至讥其“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其然，岂其然乎?
王氏论明代诸人诗，以未遍见其集，无从断其是否。姑弗具论。然王氏于当时诗文，时代较近，于其环境思想，，多所了解，自能见解较切也。
原载：据《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