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详见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大阪经济大学中国文艺研究会，1989年）；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载《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年合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种意识是诗歌创作观念中区域性视野和创作实践中地域性特征的自然反映，也是我们研究清代诗学首先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就现有论著看，这个问题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希望结合自己研究清代诗学获得的认识，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正如拉布拉什所说：“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注：转引自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5页。）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认为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强，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则以开放性和冒险精神为特征。中国从秦汉以后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互相接触、交融，结果以农业为主体的混合型文化——河谷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注：参见李桂海《对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特点的一点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这是就中国文化总体的地理特征来说的，具体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内部，我们还需要具体分析在行政区划上形成的区域文化或者说乡土文化。布罗代尔曾指出：“任何领土区划在过去同时也是社会区划，因为规模不等的每一个小社会都在一块领土上栖身，都有自己的边界和存在的理由，并且首先依赖自身的内在联系而生存。这些领土区划便是村庄、集镇、城市和省区。”（注：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第51页。）自从唐代行政区划将天下分为10道358州府，至元分为12省392州府，后世州县大体相沿，地名与行政疆界均趋定型，由是地域文化传统得以在漫长的时间内由逐渐认同而趋成型。
尽管地域传统的外延通常以行政区划为标志，但其精神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风土即地理征候相关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是中国古代关于地理文化的基本思想，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一致认为，人的气质决定于风土。《孔子家语》有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土毛）土之人丑。”而有关风土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后《汉书·地理志》、《乐志》就风土与人习性的关系作了解释，由此产生曹丕《典论·论文》的地域气质论（徐干时有齐气）。六朝时代，人们已注意到地域与学风的关系，《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风操篇”、“音辞篇”都指出南北方学风、民俗乃至语音的差异，后引发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全面研究。然而就文学来说，直到唐代，地域观念还很淡漠，文学很少被从地域概念下谈论。（注：龚鹏程《区域特性与文学传统》一文曾注意到这一点，载《古典文学》第十二辑，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虽然出现了殷璠《丹阳集》这样的地域性诗选，但由于文化中心比较集中，尚不能形成多元的诗坛格局，偶有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出现，也往往是由作家的不同身份形成的，如唐代大历年间的地方官、台阁官僚和方外之士三派。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凸显出来（注：参见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载《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江西诗派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虽然其凝聚力在于风格而非地域，所谓“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注：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本。），但它以地域冠名仍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文学中的普及和明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清时代疆域开拓，交通发达，强大的一统国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江、浙、赣、川等自唐宋以来文学基础雄厚的地区文学事业持续繁荣，闽、粤、滇、黔等历来较闭塞落后的地区，也成为新兴的文学基地。除了东北、西北风不竞外，广袤的中华大地已形成不同往昔的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异彩纷呈的地域特征。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注：明初诗坛五派之说，出自胡应璘《诗薮》续编卷1，具体研究详见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一文，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龚显宗《明洪建二朝文学理论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86年）以岭南诸子无关乎文学理论之作，而代之以徽派，亦可参看。）清代的文坛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除文学史常提到的桐城、阳湖派古文，常州派骈文，阳羡、浙西派词，吴江派戏曲，诗更有虞山派、河朔诗派、畿辅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关中三李、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园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等，诗社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
在这样的诗坛格局中，经常呈现多元的诗歌观念共存并兴的局面，风格倾向和艺术趣味异彩纷呈。明清之交，程孟阳、钱谦益提倡宋诗以矫七子拟古之弊，其弟子冯班辈却学晚唐温、李，世称虞山派；乾隆中，正是格调派和性灵派竞雄之际，山东高密人李怀民编《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二卷，提倡贾岛、姚合一派诗风，乡里景从，形成一个有理论主张，有纲领文件，有清晰的风格趋向的高密诗派。（注：汪辟疆：《论高密诗派》，原刊于《国风半月刊》第七期，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到道咸之际，宋诗风方兴未艾，王闿运在长沙与邓辅纶等在长沙结“兰林词社”，不取唐宋近体，而效法曹阮二谢，后发展为湖南一地的汉魏六朝诗派。此类地域诗派的出现，改变了往常思潮和时尚主导的一统局面，使诗坛格局变得复杂起来。当代学者划分乾隆时代的诗歌流派，有沈德潜为首的格律派、姚鼐为首的桐城派、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和从厉鹗、杭世骏到钱载的浙派之分（注：参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看似分类标准有逻辑缺陷，但某种意义上却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地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诗人们联系起来，其力量甚至超过时尚。
明清时代流派纷呈、门户林立的诗歌创作，不只引发批评对诗歌风土特征的注意，更激起对诗歌的地域文化、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和反思，在传统的风土论基础上形成更系统的地域文学观念，并深刻地影响明清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从明代郭子章《豫章诗话》到晚近汪辟疆先生的《近代地域与诗派》，这部分著述构筑了诗学中地域研究的醒目景观。当代学者讨论清代诗学，也注意到地域特征，如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第一章论“清初三大家的诗学思想”，第二章以后便分地域来研究各地的诗学思想，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第五章“诗话论”论清代诗话的文化特征，也有一节专门谈地域问题。不过他们的着眼点是某个地域诗学的共同特征，而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清代诗论家对地域问题本身的自觉意识及其对诗歌批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二、清代风俗论和诗论中的地域意识
在探讨清代诗论家对地域文学的自觉意识及其诗歌批评实践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清代诗论家对诗歌之地域性的意识，是与明清之际文化普及和区域文化的发展，与人们对文化、风俗的地域性较以往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分不开的。根据人类学家的看法，“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注：罗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廼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51页。），这种“文化区”以及对人们对它的意识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似乎晚到宋代以后，明清时期的文化开发，缩小了边远地区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的差距，人员流动和信息传播的频繁，使风土和文化的比较有了进一步的可能。这一点在归允肃论士大夫仕宦兴趣的差异时曾被涉及：
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其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蹙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注：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归宫詹集》卷2，光绪刊本。）
正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岭南才具有了可与中原相提并论的文化地位，使人们在划分风土意义上乃至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时不能不给它留下一个席位。乔钵《海外奕心》“风气”条云：“自燕至越四千里，风气凡四：燕至河一气，河至大江一气，吴至杭一气，过钱塘至海一气。”这里将中国分为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吴越地区和钱塘江以南的南方地区四个地域，无论从方言或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都与今天的看法比较接近了（注：乔钵：《乔文衣杂著》，清刊本。）。李淦《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注：李淦：《燕翼篇·气性》，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康熙刊本。）
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较具体。相反，若区域划分较细，从风土出发比较不同地域的人的气质，就会得出较概括粗略的结论。如万寿祺《题佚》云：“四海之内，生才实繁。就其方隅风气所近，荆扬之人剽急，兖豫之人壅迟，青徐之人塞坟，幽冀之人确悍，梁州之人鄙实，敷其藻采，象其土风，大较然哉。”这种概括、比较不仅开眼界，广见闻，同时也有助于自我认识的深化，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逐步确立起地域传统观念，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审美意识。
由风土出发进行的民俗比较，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就变成一种由环境决定论出发探讨其地域特征的方法论。鲁九皋《书勉哉游草后》曾从古者采诗之典与政治的关系，论及人与地气的关系，说“后世采诗之典不行，学士大夫有所著述，人自为书，要其声之本子地气者，识者犹能辨之”，是故“后之论诗者，论其人当亦论其所得之地，而其地气见，其人亦可见”（注：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1，道光十四年桐花书屋重刊本。
）。这种以地域差异为着眼点的比较批评，在文学中似乎也是由南北比较发轫的。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曾说：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又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77页。）这里讨论了南北文学消长的大势，后人进一步比较南北诗风之异，如茹纶常《梅崖刺史遗集序》云：“近世之论诗者，每有南北之分。誉之则谓南多风雅，北多雄健；訾之则谓南多卑靡，北多伧父。”（注：茹纶常：《容斋文钞》卷9，嘉庆刊本。）这是很笼统的对比，道光间济南王偁《瓣香杂记》卷五有更具体的评骘：
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南人之所不能者，北人能之者亦少；北人之所不能者，南人能之者或多。盖北人性笨，南人性灵之故。然则咏物之作，北人断不及南，而考据吊古之诗，南人或逊于北。（注：王偁：《瓣香杂记》，道光十四年刊本。）
王氏对南北人才性巧拙的比较犹留有南北学风不同论的回声，但已寓有轩轾之意。自南宋迁都杭州，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元代即已出现北弱南强的局面。虽然在教育方面，每年国子监生五六百人，北人济济，南人仅数名而已。但在文学创作，尤其是传统的文人文学领域，无论作品数量、质量，北地都无法和南方分庭抗礼。以迄明清，更形成南方文学一边倒的局面。北人自伤之余，常有意强调北方文学的成就，如黄文焕《自课堂集序》云：“地有南北之分，北方风气高劲，不坠纤丽，本属诗文之区，空同、于鳞均擅北产。然南方唱和，习所渐染者多，至于以时论之，则宜少宜多又各分焉。”（注：程康庄：《自课堂集》卷首，康熙刊本。）论者每从南北的比较出发思索北风不竞的原因。有人说南人诗占了天时地利，鄞人周容记载：“有伧父谓余曰，南人诗□好，亦生得地方便宜耳。如‘姑苏城外寒山寺’，有何心力，竞指为绝唱。若效之云‘通州城外金龙庙’，便耶揄之矣。余为之大笑，然亦可以悟诗中一境。”（注：周容：《春酒堂诗话》，《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伧父之言并非无理，南方非仅有好山水，还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寒山寺唐时或许还不出名，但姑苏城积淀多少历史蕴涵？那是通州城绝不能俦比的。又有人说北方出版落后，“北方诗人少，未必不由不能刻诗之故”（注：延君寿：《老生常谈》，民国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山右丛书初编本。）。还有人说北人性敦朴，不事张扬，故声名不著：
中州天下山水之会，为古今文章所归。汉贾生、唐昌黎子皆独立一代，伊洛瀍涧间，尤帝王所都。其人魁岸，为文章闳肆昌明，出所余溢，犹足以笼压天下。顾自元以还，东都不复，人日就浑朴，敛实黜华，不务为名高。至有骏伟奇杰之才足以直造古人者，天下或不能举其名。（注：李绂：《阎仲容试草序》，《穆堂初稿》卷34，道光刊本。）
尽管这类议论在明清人的著作中往往有之，但我认为它们更多地反映的其实是分裂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记忆，的确，有关南北文化、文学的差异经常是历史追溯中的内容。明初陶安《张景远诗集序》云：“在昔作者，江左宫商振越，河朔词义朴厚，当其分裂，各随风气，以专一长。逮其末也，振越者流于轻靡而意浮，朴厚者流于陋率而味寡。今风气相当，无间南北，能诗之士，杰出相望……”（注：陶安：《陶学士先生集》卷13，弘治十三年刊本。）到疆域划一的明清时代，南北沟通和交流的愈益普遍，带给人的是对地域文学传统的多样性感知。这些具体的感知转而深化人们对自身所属的地域传统的体认，促进自我认同的形成。事实上，地域传统观念正是在这对他者的认识中逐渐明确起来，并反过来陶铸人们的审美趣味，影响人们的创作观念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Robert Readfield提出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er tradition)的概念（注：Robert Readfield,Peasant
Society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几十年来，这一对概念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城市文化、乡土文化两对概念纠结在一起，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已被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挥。就中国文学史的情况而言，如果将单位稍作置换，那么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相对应的既不是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也不是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而应该是经典文学和地方文学。前者意味着整个民族文学传统，固然是精英的，但未必是城市的；后者意味着局部的地方文学传统，虽是乡土的，但决非通俗的。中国古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漫长历史，培养了士大夫阶层的乡村生活方式和乡土传统意识。到文化的地域特征愈益鲜明、文学的地域色彩日益突出、文学的地域传统也愈益为人们所自觉的明清时代，人们在学习、模仿和创作之际，所面对的不是“精英＝城市＝经典”，以及“通俗＝乡村＝流行”的选择，而是在整个传统和局部传统之间进行选择。相比整个古代诗歌大传统，乡邦文学的小传统更密切地包围着他们，给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按照《论传统》的作者E.希尔斯的看法，传统“是人们在过去创造、践行或信仰的某种事物，或者说，人们相信它曾经存在，曾经被实行或被人们所信仰”。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传统作为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其世代相传的性质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引出犯规性和强制性的命题，而那些感受到传统的人也并不都因为它真的存在过才接受它。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对象，因为在传统中可以找到过去。“人们会把传统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人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注：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7页。）。这种情形似乎只见于大传统，小传统不是这样的，它更明显是有意识地建构起来，并为人们自觉接受的。所以它更接近希尔斯如下的一段话：
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注：E.希尔斯：《论传统》，第19页。）
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的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建构和描写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历史编纂学，因为“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编纂所探究的，是已为人们接受的、或是传统的过去之形象，并且对他们进行考证和加以完善”（注：E.希尔斯：《论传统》，第73页。）。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与地域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的人物志，由此演化来的地方先贤传和耆旧传，如周斐《汝南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谢承《会稽先贤传》等，可以视为地方传统建构的早期形态（注：《隋书·经籍志》著录此类传记近三十种。曹虹学长提醒我注意这类书籍，谨此致谢。）。宋元以后，方志的编纂日益兴盛，到明清两代则上自省府，下迄乡镇，乃至名山大川、古迹胜地，都有志书，为人们了解、认识地域文化传统提供了方便。而伴随修志而来的地方文献搜集和整理更直接为地方文学文献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大多数地域诗话的编撰或多或少都与修志有关。一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一经志书采用，即为已陈之刍狗，而文学作品、文学史料虽经采用，仍为人们珍视和保存。因为相比历史文化传统的建构而言，在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历史文献的编纂更是直接呈现传统本身的重要手段。正如希尔斯所说的，“文学传统是带有某种内容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连续体”，前代作品的编集使一定地域范围的文学创作及其传统浮现出来。
以地域标准编录诗作可以追溯到唐代殷璠的《丹阳集》，这是选录同时人作品的选集。宋代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郑虎臣《吴都文粹》、程遇孙等《成都文类》、董弅《严陵集》开始博采历朝作品，迄止明代类似的书还很不多见。但到清代，地域性诗文集的数量就猛然剧增，难以统计了。《中国丛书综录》汇编类列于郡邑一门的丛书有75种，内含大量当地作家的诗文集，而集部总集类列于郡邑一门的丛书有77种，更是地方文学作品的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藏有地域诗文总集约400种，而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中则含有郡邑诗集68种，可见其比例之高。
除诗集的编纂之外，地方诗话的写作也是地域诗歌传统建构的重要形式。现知最早的地方诗话是明代郭子章《豫章诗话》，它从地域传统出发，将宋代文学史上的江西诗派概念扩大为“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的泛江西诗派观（注：详见张寅彭《略论明清乡邦诗学中的“泛江西诗派”观》，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开以地域观念建构诗歌传统的先声。清代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裘君弘《西江诗话》继之而起，清代地域诗歌批评由此兴起，陆续产生的郡邑诗话至少有三十多部。（注：详见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载《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年合刊，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些著作罗列—郡—邑有代表性的诗人，传述其事迹，评论其作品，往往比诗集更清楚地勾勒出一地诗歌传统的源流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诗集还是诗话，常都把流寓本地或歌咏本地风物的外地诗人的作品收罗进来。如戚学标《风雅遗闻》前二卷多论台郡人诗，“后二卷则假韵语杂记乡邦事地人物，所引诗不必皆台人，亦不尽系乎论诗。总之，为风雅之事，有益于梓里文献，统名曰风雅遗闻，附之诗录之后。后人继事志乘，当有取于此”（注：戚学标：《风雅遗闻》自序，乾隆五十八年刊本。）。郑方坤《全闽诗话》例言称所载固多闽产，亦有非闽人而关涉闽事者，梁章钜《南浦诗话》自述纂辑宗旨，称“非浦人诗，无可类附而实与浦地浦事相关者，列为宦游一门，以意纂录而论辨之”。不难理解，地域传统的界限是双重性的，“从某个方面来看，一种传统的界限就是由其信仰共同体界定的拥护者集体的界限；从另个方面来看，传统的界限又是象征建构的界限”（注：E.希尔斯：《论传统》，第352页。）。因此，地域传统的建构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空间内的时间链，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这空间存在的诗歌内容的积累和认同。外地作者所写的歌咏本地风物的作品，往往在当地影响很大，尤其当那些作者是著名诗人时，他们的歌咏会成为当地人引为骄傲的资本，广为传诵，妇孺皆知。王渔洋一句“绿杨城郭是扬州”，所激发的审美认同，应不在任何扬州诗人的作品之下，而它对扬州文学传统的参与更是不言而喻的。地域诗集和诗话收入外地人的题咏，道理就在这里。当然，更多地承担这部分任务的是地方志，各级地方志中的“艺文志”都收有题咏本地风物名胜的诗作，这可以视为郡邑诗集和诗话的一个补充。
当地域传统在这些文献中浮现出来，并被人们所接受时，它就对一个地方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当地士人的学诗、写诗和评诗有了一个更切近的参照系，最终使得诗歌批评的价值标准不能再局限于自诗骚到唐宋的经典传统，而必须与地域的小传统结合起来。
唐宋以前，文学传统意味着《诗》《骚》以来的名作序列；而明清以来，那个大传统稍微远了点，文学之士从摇笔写作伊始，首先意识到的是乡贤，是当地的文学前辈，大到府县，小到乡镇，方志文苑传里的名作家都在陶冶着一方风气。以致当历史和时尚之间的语境差异使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出现差异，
趋向不一致时，小传统往往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在思想领域都是如此。比如说，以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清代，阳明心学虽为众矢所集，但在王阳明故乡浙江，崇奉心学的人还是很多。历来尽遭非议、罕见宽容的王安石经义，江西人也不乏为之开脱者，李绂《敬斋文集序》即为一例（注：李绂：《穆堂别稿》卷24，《李穆堂诗文全集》，道光十一年珊城阜祺堂重刊本。）。这说到底是出于一种对乡贤的景仰回护之情，对小传统的体认多少与桑梓之情和荣誉感相联系，有时候不免流于情绪化而有失公允。比如古文，李绂说嘉靖以后古文传统中断，到本朝初年始再倡唐宋诸家之遗法，侯方域、王猷定、魏际瑞、汪琬、朱彝尊“号为海内健者，而平叔先生独为第一”（注：李绂：《萧定侯墓志铭》，《穆堂初稿》卷18，载《李穆堂诗文全集》。）。平叔即傅占衡，文名是有的，第一大概还说不上。李绂是临川人，该文为傅占衡外甥的女婿萧复远作，固有乡曲之私在其中。再说填词，魏际瑞《钞所作诗余序》称欧阳修词“珠圆玉润，一归大雅”，一人而已（注：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1，《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这也很难说没有江西老俵的乡里之情在，因为从古到今我们还没看到如此推许欧公词的论断。
对地域文学传统的体认，不只激发乡邦文化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对传播地域文学史知识，培养地域文学观念产生积极影响。通过编集某个地域范围内古代和当代的作品，通过序跋、评点和诗话的批评，地域文学传统愈益清晰地浮现出来，成为现时的文学批评的一个背景，一个参照系，无形中营造出一个相当于小传统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创作风气和批评趣味。明代顺德薛冈生序陈子升诗，指出：“洪、永、成、弘迄今，天下之诗数变，独粤中犹奉先正典型。自孙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庶几哉，才术化为性情，无愧作者矣。”朱彝尊很欣赏薛氏对广东诗歌传统的强调，许其为“善言土风者”（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下册，第665页。）。后来翁方纲论此文，以为“有明一代，岭南作者虽众，而性情才气，自成一格，谓其仰企曲江则可，谓曲江仅开粤中流风则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浑然复古，不得以方隅论”（注：翁方纲：《石洲诗话》卷1，《清诗话续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66页。），是基于对唐代地域（方隅）传统尚未形成的判断，并不否定明代广东诗歌的地域特征。事实上，文学中的地域性在宋元以前还不太明显，人们也很少意识到，只有到明代，地域性的流派意识才在文学创作中凸显出来，如杨际昌所谓“三楚自竟陵后，海内有楚派之目，昊庐先生一雪之；秦中自空同酷拟少陵，万历之季，文太清翔凤复为扬波，海内有秦声之目”（注：杨际昌：《国朝诗话》卷2，《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724页。）。这种地域意识随即也反映于文学批评中，而尤多见于边远省份。比如地处东南闽峤的福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载：“黄东厓与黄明立论诗云：‘使昉改从时贤，入今吴楚诸名流派中，则亦有所不屑。’黄石斋与计甫草云：‘吾闽人之称诗也，与尔吴人异。’”（注：《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938页。）汪缙《题石斋先生诗卷墨迹》记黄石斋语较详：“吴江计甫草少从石斋先生游，尝问诗法于先生。先生告之曰：‘吾闽人诗法与汝吴中异。吾闽人诗以意为君，吴中诗尚格律词华。一入于格律词华，真意渐亡矣。如云间陈卧子，予门人也。其为诗已与吾异趣，况其他乎？”（注：汪缙：《汪子文录》卷2，《汪子遗书》，光绪八年刊本。）二黄立论角度虽有不同，但都出于对自身所属的闽文学传统的自觉和自尊。福建地处海峤，文化相对滞后，至唐代欧阳詹始以文名于世。历五代两宋，闽地诗歌虽不能与中原争胜，但诗学却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观念。江西诗派一意学杜，江湖诗派独尚姚贾，而严羽却主博参汉魏，这对诗歌传统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似乎成为闽诗学的传统，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倡言“辩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正是发挥严羽的观念。到郑超宗出，闽诗已能卓然自立，与内地分庭抗礼。（注：王世懋《艺圃撷余》：“闽人家能佔毕，而不甚工诗。国初林鸿、高廷礼、唐泰辈，皆称能诗，号闽南十才子。然出杨、徐下远甚，无论季迪。其后气骨崚崚，差堪旗鼓中原者，仅一郑善夫耳。”）黄昉和黄石斋之说，自立崖岸，隐然与文学繁盛的江南、湖北平揖，是基于对地域诗歌传统的自信。
东南闽峤犹然如此，其他地区更不甘示弱。且看江西，魏禧《陈介夫诗序》云：
吾江右以诗派名天下，盖发源于渊明，而黄山谷、曾苍山诸子相与扬其波澜。今海内诗学最盛，所处时地与渊明略相似，然求之吾乡诗，罕有似渊明者，而往往见于他方。甚矣夫，江右之诗之衰也！（注：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0，《宁都三魏文集》。）
这里哀叹江西诗的衰落，是寓褒于贬的笔法，一方面夸耀古代江西诗歌辉煌的传统，同时又为称赞陈介夫作个铺垫，以地域传统的衰弱反衬陈介夫此刻挺生的不凡意义。再看湖北，杜濬《楚游诗序》云：
楚，筚簬蓝褛之乡也，然而骚有屈、宋，诗有杜、孟，称古今之冠。国朝之诗，代兴者四而居其三，其开何、李之先者，又长沙也。即亦可称诗国耶？故士之旷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几一遇焉；而忌者至于诅楚，抑中人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于今日而衰极矣。（注：杜濬：《变雅堂文集》卷2，清刊本。）
此文与魏禧异曲同工，也是感今抚昔，回忆楚地更为悠久的诗歌传统，从屈原直到明代的李东阳，为今日的中衰和《楚游草》作者吴初明的振起张目。又如黄定文《国朝松江诗钞序》：
诗自河梁下逮建安苏李曹刘诸钜公，大抵皆北产。独至二陆，奋起云间，狎主中原坛坫。自是以后，大雅之材萃于东南，遂至伧荒河北。然则云间固南国之诗祖也。（注：黄定文：《东井文钞》卷1，清刊本。）黄定文在此追溯了松江诗歌传统的渊源，进而指明它在南方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南国之诗祖”未必能得他人认可，但以本地人而论本地诗，尊崇乡土传统乃至引以为骄傲，实在是很自然的事。至于论异乡人能顾及其乡土传统，就足以见地域传统观念植根于时人意识之深了。王昶《湖海诗传》论芜湖韦谦恒诗云：“皖桐诗派，前推圣俞，后数愚山，以啴缓和平为主。约轩承其乡先生之学，故不以驰骋见长。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谓‘古雅纯粹’，汪尧峰序愚山诗谓‘简切淡远’，举似约轩，可谓得其法乳者。”（注：王昶：《湖海诗传》卷28，转引自周维德编《蒲褐山房诗话新编》（齐鲁书社，1988年）第102页。）这里将皖诗的传统远溯至宋代梅尧臣，近推及施闰章，以啴缓和平为其主流，从而将韦谦恒的诗风与一个悠久的诗歌传统联系起来，赋予其一种历史价值。这种来自他人的审视和判断同样是一种对地域传统的发现，同时也是对小传统的建构。
相对大传统而言，小传统是以一定的地域疆界为单位来体认的，大到一道一省，小到一府一县甚至镇，论者的批评对象及言说语境决定了它的范围。因此小传统可以说就是人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体认的具有自足性的文学历史及其所包含的艺术精神与风格特征。很显然，小传统的这种自足性是在更大范围的比较中呈现并确立其内涵的，它是在更广阔的诗歌史视野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小范围内比较的基准。曹溶《海日堂集序》云：
明之盛时，学士大夫无不力学好古，能诗者盖十人而九。吴越之诗矜风华而尚才分，河朔之诗苍莽任质，锐逸自喜；五岭之士处其间，无河朔之疆立，而亦不为江左之修靡，可谓偏方之擅胜者也。（注：程可则：《海日堂集》卷首，道光五年金山县署重刊本。）
这里论广东诗，是在全国范围内同吴越、河朔比较而体认其特点的，作者在审视地域小传统时清楚地意识到其它地域传统的存在。这不仅是地域文学发达和交流的结果，也是自我认识的成熟和深化，自我认识原就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日渐清晰和深刻的。这种自我认识的成熟促使人们在审视当代当地的个别作家或群体时，自觉地将小传统作为把握具体作家的艺术特征的参照系。比如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论黄任诗云：
闽人户能为诗，彬彬风雅，顾习于晋安一派，磨礲沙荡，以声律圆稳为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论若金科玉律，凛不敢犯，几于“团扇家家画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间，聪明净冰雪，欲语羞雷同，可称豪杰之士。其艳体尤擅场，细腻温柔，感均顽艳，所传《秋江集》、《香草笺》诸作，傅阆林前辈谓其实有所指，拟诸玉溪之赋《锦瑟》、元九之忆双文，杜书记之作“青楼薄倖”、“楚雨含情”，殆诗家之赋而兴也。
在这里，唐诗是大传统，闽地诗风是小传统，郑方坤指出黄任敢于突破林鸿、高棅开创的独宗盛唐的闽派诗风，而以艳体称豪，意在强调其不为小传统牢笼的独立精神，闽派诗风成为衡量黄任艺术独创性的参照系。吴肃公在《诗集自序》中则强调了自己与乡邦诗歌传统的分歧：
改革时里中多隐沦颓放，诗无定向，其后标风雅者力主唐音，以温柔绵丽为的……而予颇法杜、韩两家，顾达情者或劲率而失之兀奡，喜新奇则佶屈而伤自然，予于二病盖兼有之，里中竞相诃讶非正声。广陵徐山甫、云间蒋大鸿极口谓韩、杜决不可为。（注：吴肃公：《街南续集》卷2，康熙刊本。）
这里告诉我们，在明清之交，地域风气如何形成舆论，对个别作者的写作产生压力，这种压力和对地域文学史的自豪感相结合，就形成地方诗风对小传统的自觉发扬和维护。一位年轻的作者初学写作，首先就置身于这种舆论环境中，当然也就不能不意识到小传统的存在，于是他的艺术取向面临一个选择，是接受大传统，走自己的路，还是谨守小传统的藩篱，沿袭乡里先辈的路向，以求博得乡议的称赏。边连宝《李立轩诗序》写道：
吾邑诗派，自庞雪崖先生开清真雅正之宗，同时如先外王父章素严先生，稍后如雪崖令弟紫崖先生、先君子渔山先生，率皆以雪崖为圭臬。余小子连虽稍加放纵，总不能出先民范围。（注：杨福培选《吾邱边氏文集》卷2，民国七年铅印本。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韩胜为查阅文献，谨此致谢。）
边连宝与袁枚并称“南北随园”，诗风并非没有戛戛独造处，这里的自谦自然是衬托李立轩的成就，但无意间也暗示出小传统的强大，流露出一丝不能不屈服的无奈。无论是引以为荣也好，感受压力也好，挑战或屈从也好，小传统都构成了一个背景性的存在，它的权威和影响，时刻提醒着作者和评论家注意异于大传统的另一个价值尺度。不难想见，当人们对自己的地域传统都有充分意识时，推己及人，自然也会对他人的地域传统给予充分的重视。魏禧《容轩诗序》有云：“十五国莫强于秦，而诗亦秦唯矫悍，虽思妇怨女皆隐然有不可驯服之气，故言诗者必本其土风。”（注：魏禧：《魏叔子文集》卷9，《宁都三魏文集》。）这是诗歌批评中对他人地域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是在方法论上对地域传统和风土意识的强调。正因为有这清楚的意识，清代诗论家在把握大传统的同时，也能尊重小传统，重视小传统的独特价值。这是清代诗歌批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
将经典文学和地域文学对应于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两者的关系主要指涉来自历史的影响。然而在实际的文学语境中，时尚经常也是个有力的影响源。在许多时刻，小传统受到的挑战不是来自大传统，而是来自时尚。在古代社会，时尚作为代表特定时期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的流行趋势，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地域（如政治或文化中心），而取决于有影响力的人物，像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流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时尚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反应不一，一般来说战乱年代、边远地区不太突出，而和平年代、发达地区则较为明显。这在清代诗学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明清之交，钱谦益主盟文坛，江南地区也主导着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时尚。而陕西、福建或因地理阻隔，信息不畅，诗学宗尚好像比江南慢一拍。江南诗家大肆讨伐前后七子的摹拟作风时，关中诗家并未响应，他们仍继承明代格调派的传统，对七子辈给予一定的肯定（注：参见蒋寅《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载《求索》2003年第2期。）；而江南诗家群起抨击竟陵时，福建人的诗论中却仍予钟、谭以某种程度的好评。两地的小传统可以说都没怎么受时尚影响，也没什么对时尚的反应。这种远离时尚或者说风气的滞后是风土之外又一个构成地域倾向和差异的因素。
至于时尚对小传统的影响，则有多姿多彩的表现，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不言而喻，小传统是相对大传统和时尚而存在的，所以它必然与两者形成对立和差异。相对无所不包的大传统，小传统往往是坚持一种选择的理由；而相对时尚，则小传统是捍卫一种价值的依据，不过由于它不如大传统那么坚强和雄辩，人们较少以小传统与时尚抗衡。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形，矛尖不如盾固，时尚不会受到多少冲击，而小传统自身却不免发生不同程度的形变。乾隆年间性灵诗风席卷天下，各地诗坛反应强烈，向风景从者固然很多，独立不迁、泾渭分明者也为数不少。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任丘张方予等十一人结社，以康熙年间邑有还真社，边连宝初名续真社，后改为慎社。乃弟中宝《题张方予慎社十一人传后》诗云：“随园颜社以续真，旋更厥名署曰慎。真社先民只率真，才高态广难逐趁。后生步之偭规矩，疏狂窃恐流西晋……随园乃更进一义，会意象形译慎字。右旁从真左从心，真心贯注慎斯至。曰真曰慎约无二，为语同人尚慎旃。”（注：边中宝：《竹岩诗草》卷2，乾隆刊本。）就其对“疏狂”的戒惕来看，显然是针对性灵派诗风而发，而尤其强调一个“慎”字，又似乎有文字狱的阴影在其中。“真社先民只率真”一句表彰河朔诗风尚真的传统后，鉴于流弊，用“慎”对“真”的传统作了修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小传统此刻非但不能抵抗时尚，反而迫于时势不得不重新作了解释和校正，以求在当下语境中具备应对时尚的能力。这是以曲折的方式捍卫和张扬了地域传统，显示了时尚与小传统互动的复杂关系。
总之，在清代诗学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诗论家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诗学语争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诗学中的地域观念不单纯是地域文化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它同时也参与了地域文化传统的建构。这是我们在研究清代文学和清代文化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