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流传至今的，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余首。其中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仅有一百二十多首，其中作于困守长安时期(即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746-755)的就有百余首；而绝大多数作品是“安史之乱”以后所作。所以，就现存资料来看，杜诗在天宝五载前，流传尚不广，杜甫的诗名并不高。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与李白相会于洛阳，后又同游梁宋、齐鲁，天宝四载秋，二人相别于鲁郡(今山东兖州)，从此再未晤面。李杜交谊成为文坛佳话。在今传杜甫赠、忆李白的十几首诗中，对李白诗才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佩服得五体投地。诸如什么“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一斗诗百篇”(《饮中八仙歌》)等等，不一而足。而在李白赠杜甫的诗中，如《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只叙友情，不及作诗之事，更没有对杜甫诗才的赞誉。就是传为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一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也只是关心杜甫耽于作诗的苦况，看不出对杜甫才情的赞扬。这与杜甫赠李白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致后来有人认为《戏赠杜甫》是李白在讥讽杜甫。这当然是值得商榷的，但却表明李白对杜甫的诗才并没有流露出钦羡之情。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李白已诗名大著，又加上玄宗召见，更是名满天下；而杜甫当时却没有多少名诗流传，人微言轻，又比李白年小十一岁，自然得不到受天子召见的大诗人李白的足够重视。就是到天宝十一载秋，杜甫与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即今西安大雁塔)，每人都写了诗。高适、杜甫与储光羲的诗题都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杜诗题下并自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岑参诗题为《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都特地提到了高适和薛据，而没有特别提到杜甫；惟薛诗今不存，具体情况无由揣测。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杜甫的年龄比高、薛都小十来岁；但岑参比杜甫小三岁，也没有提到杜甫，那么，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杜甫当时的诗名还不大。杜甫在困守长安十年的后期，诗名已著，但他的诗名大震，还是在“安史之乱”前后数年间。
杜甫较早的获得文坛名声是在他献《三大礼赋》之后，“玄宗奇之，召试文章”①，“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莫相疑行》)是毫不夸张的，“召试文章”自然不会不包括诗歌，围观如环堵的集贤殿学士都是官位、声望极隆的人担任，杜甫的名气由此渐起是毫不奇怪的。“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此诗作于乾元元年，玄都道士当是长安中道士，可知诗人彼时尚在左拾遗任上，道士上门求题诗，不是名满京城，至少也有一定的诗名。杜甫结交了很多朋友，从他和友人的唱和酬答中，可以约略窥见杜甫诗在当时的接受情况：
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杜甫《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杜甫《宾至》)
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
郁陶抱长策，义仗知者论。吾衰卧江汉，但愧识玙璠。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杜甫《贻华阳柳少府》)
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杜甫《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
才微岁晚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杜甫《酬郭十五判官》)
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所谓“见许文章伯”、“最能诗”者，是正面的褒奖，而“才微岁晚尚虚名”、“文章一小技”、“岂有文章惊海内”、“雕虫蒙记忆”、“虚名但蒙寒暄问”、“将诗不必万人传”者，是回应对方书信中称扬的自谦语。可见，尽管当时限于战乱，杜诗未能在大范围内广泛流传，但是在朋友亲知的小范围里，杜甫的诗歌得到了普遍认可，而随着朋友亲知的行踪，想必也能得到稍为广泛的传播。戎昱大历三年时为荆南节度从事，其年三月杜甫至江陵，二人曾经见过面。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谓其“弱冠谒杜甫于渚宫，一见礼遇”。今人蒋寅《大历诗人研究》指出：“(戎昱诗)无论在立意遣词还是在创作倾向上，都与杜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②可见，至晚在大历年间，杜甫已经成为诗人追摹思慕的对象。
此时，他已在诗坛取得了与李白并称的地位。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即云：“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五代后晋刘昫所撰《旧唐书•杜甫传》亦云：“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宋祁《新唐书•杜甫传》则云：“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言“少”不确，时杜甫已四十多岁。五代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云：“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无声无臭，语出《诗•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就今存杜诗而言，说得是大致不错的。乾元元年(758)春，中书舍人贾至作《早朝大明宫》诗，当时王维、岑参等著名诗人争相奉和，时任左拾遗的杜甫亦作有《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一时传为佳话，可见诗名之盛。明人焦竑评云：“唐人早朝诗，贾至倡咏，王维、岑参、杜甫和之，俱称典丽。……杜真诗圣，三子咸当北面。”③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经创作了诸如《望岳》、《画鹰》、《房兵曹胡马》、《饮中八仙歌》、《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高都护骢马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好诗，但承平日久，人们对杜甫那些“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的诗句，或一时听得不能入耳，“诗人或不尚之”，对杜甫那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安史之乱爆发，渔阳的铁骑踏破了人们承平的酣梦，五十年间如反掌，痛定思痛，人们吟诵着杜甫那些富于真知灼见、诚挚深情、忧国忧民的光辉诗篇，才逐渐认识到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价值。特别是杜甫身陷贼中不变节，冒死奔赴凤翔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爱国赤诚和崇高壮举；他才受左拾遗即不顾个人身家性命，挺身而出疏救房琯的直臣形象，壮声英概，令人生敬。这时，人们对杜甫的人品诗品才逐渐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就目前所见到的文献资料而言，第一个对杜甫的诗才人品给予高度评价的，是任华的《杂言寄杜拾遗》诗：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谁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葛亮为朋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吏，为报杜拾遗。
任华，其籍贯，或曰秦中，或谓涪城，皆不确。任华《送标和尚归南岳便赴上都序》自云“乐安任华”④。乐安，西汉元朔五年(前124)封李蔡为乐安侯，元狩五年(前118)国除为县，属千乘郡。东汉属乐安国，三国魏属乐安郡。西晋废入博昌县。博昌，唐属青州，即今山东博兴。后为求官，才到长安，其《与京尹杜中丞书》云：“仆到京辇，常以孤介自处。”《与庾中丞书》亦云：“华本野人，常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庾中丞则尝称誉其“任子文辞，可为卓绝。”又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虽少有才华，但因其耿介狷直，傲岸不羁，敢于指斥权贵，故投赠干谒，并不如意。任华到长安，约在天宝五载(746)前后。耐人寻味的是，任华流传下来的作品，一共有文二十四篇，而诗只有三首，除了《杂言寄杜拾遗》和《怀素上人草书歌》外，还有一首《杂言寄李白》，诗云：
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大猎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未知卿、云得在嗤笑限。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而我有时白日忽欲睡，睡觉欻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邂逅不得见君面。每常把酒，向东望良久。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且向东山为外臣，诸侯交迓驰朱轮。白璧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八咏楼中坦腹眠，五侯门下无心忆。繁花越台上，细柳吴宫侧。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养高兼养闲，可望不可攀。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人传访道沧海上，丁令王乔每往还。蓬莱径是曾到来，方丈岂唯方一丈。伊余每欲乘兴往相寻，江湖拥隔劳寸心。今朝忽遇东飞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傥能报我一片言，但访任华有人识。
李白与杜甫在天宝四载秋相别于鲁郡，五载即有江东之游。观诗中“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邂逅不得见君面”云云，则知任华到长安，最早不得早于天宝五载。诗中提到的《大猎赋》，系作于天宝初李白被唐玄宗征召之时。所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系李白《望庐山瀑布》诗句；而《望庐山瀑布》诗，大多认为作于开元年间；所云“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则系李白《天台晓望》诗句，只是个别字句有异；而《天台晓望》诗，或云开元十五年作，或云天宝元年作，或云天宝四载作，主张最晚者亦在天宝六载。而五载春，杜甫已在长安，作《春日忆李白》诗可证。观任赞白诗有“振摆超腾，既俊且逸”的话，显系化用杜誉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之语，则可肯定任诗作于杜诗之后，当在天宝五、六载间，或者更晚些。那么，任华与杜甫相识，当在此时。观任寄杜诗有“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则任、杜相识必在长安无疑，且友情颇笃，相知甚深，故任华对杜甫的为人和遭遇了如指掌。高适有一首《赠任华》诗云：“丈夫结交须结贫，贫者结交交始亲。世人不解结交者，惟重黄金不重人。黄金虽多有尽时，结交一成无竭期。君不见管仲与鲍叔，至今留名名不移。”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定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时杜甫在长安，秋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等人同登慈恩寺塔，作有著名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刘开扬还认为高适的《赠任华》与杜甫的《贫交行》为同时之作：“杜甫有《贫交行》，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一载，诗云：‘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高适此诗正与杜诗意同，结句均以君不见及管鲍为言，或为同时所作。”⑤大约至德前后，任华曾任过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寺属吏、监察御史等职。任华有《上严大夫笺》。严大夫，即严武。此笺作于何时？则须考察严武与任华的行迹。严武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巴州刺史。上元元年(760)四月，严武尚在巴州。
据武《巴州古佛龛记》云：“山南西道度支判官卫尉少卿兼侍御史内供奉严武奏：臣顷牧巴州……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⑥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是年闰四月改元。据此，严武离开巴州迁绵州刺史，最早亦在四月。后迁东川节度使，又迁剑南节度使。《旧唐书•严武传》载：“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而具体时间，新、旧《唐书》均语焉不详。钱谦益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引赵抃《玉垒记》云：“上元二年，东剑段子璋反，李奂走成都，崔光远命花惊定平之，纵兵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监军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严武。”⑦而鲁訔《年谱》引《玉垒记》作“十二月恚死”⑧。则严武到成都上任，当在上元二年底或三年初(上元三年四月改元宝应)。时杜甫居西郊草堂，二人过从甚密。武经常去拜访杜甫，并携酒馔与甫宴饮，竹里行厨，花边立马，野亭欢宴，很是亲热。甫亦经常访武，同咏蜀道画图，同登西城晚眺，生活过得很惬意。这时期，严武在经济上经常接济杜甫。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召武还朝。七月，严武入朝，杜甫一直送他到绵州奉济驿。任华《上严大夫笺》，或为此时所作欤？但《旧唐书•严武传》又曰：“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圣山陵，以武为桥道使。无何，罢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似乎广德二年(764)正月，严武以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时，已不兼御史大夫了。其实不然。岑参有一首《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觐省》：“授钺辞金殿，承恩恋玉墀。登坛汉主用，讲德蜀人思。副相韩安国，黄门向子期。刀州重入梦，剑阁再题词。春草连青绶，晴花间赤旗。山莺朝送酒，江月夜供诗。许国分忧日，荣亲色养时。苍生望已久，来去不应迟。”⑨《资治通鉴》广德二年载：“(正月)癸卯，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胡三省注：“此年始合东、西川为一道，岂上皇诰所合！新、旧传(指新、旧《唐书•严武传》)皆误。”⑩故诸家定岑诗为广德二年春作。时任华隐居绵州涪城，《上严大夫笺》即云：“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又自称“逸人”、“野客”，五年后所作《秦中奉送前涪城贺拔明府归蜀序》说到他在涪城时亦自称“编户”。观笺所云，华与武早已相识。但在笺中，对严武多所批评，责其失在于倨，阙在于恕，只有遇士诫于倨，抚下弘以恕，才可以长守富贵。自谓“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肓之疾”。言辞相当激烈，完全是教训的口气。他的倨傲，自然得不到严武的赏识。联系《旧唐书•严武传》云：“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广德二年云：“二月，严武再镇蜀。章彝罢梓州刺史东川留后，将入朝，严武因事杀之。”(11)则《上严大夫笺》当作于严武再镇成都时。这首《杂言寄杜拾遗》，亦当作于此时前后。杜甫宝应二年(是年七月改元广德)春曾到涪城，有《涪城县香积寺官阁》等诗。观任诗中有“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之句，则是年春天，二人或曾相遇。广德二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观任诗云“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则任诗必作于杜入严武幕后。与《上严大夫笺》迥然不同，《杂言寄杜拾遗》则对杜甫揄扬有加。该诗内容主要有三：一是盛赞杜甫的诗才。“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可见杜甫当时在国都长安已诗压群雄。二是钦敬杜甫的性格疏放，不遵礼俗，直言敢谏。“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即是指杜甫的疏救房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三是叙述二人的深厚友谊及对杜甫的思念之情。从诗中所云，可知任华对杜甫当时的生存状态相当熟悉。从“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几句，可见杜甫的诗，在当时已广泛流传，脍炙人口。就对杜诗的评价而言，此前当以任华此诗为最高。严武入朝，刚离开成都，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即造反作乱，并扼守剑阁，阻塞严武归路。武在巴山受阻，直到九月尚未出川。时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杜甫听到消息，很是不安，遂写《九日奉寄严大夫》诗以致慰问。武读诗后，很是感动，即写《巴岭答杜二见忆》诗回赠。而在诗中，他也只是将杜甫比作能诗的阮籍和颜延年：“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12)另据《杜诗镜铨》卷十《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引宋荦评：“‘花远’二句(按：指‘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二句)，王摩诘绘成图，杜诗已为当时所重如此！”杨伦按：“此图见董元宰《画禅室跋语》。”但《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作于宝应二年春杜甫流寓梓州时，而此时王维已死。何以致此？很值得研究。究其原因，不外三端：或所记有误；或宋荦所见为赝品；或王维卒年当推后。但不管怎样，都说明杜诗的为世所重。大历四年(769)春，杜甫在衡阳遇郭受，郭受时为湖南观察判官，写有《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仇兆鳌评曰：“首尾，赞杜公诗才。中四，记舟次景事。少陵诗名，久为朝中推重，今于雾雨风涛中，酌酒乘舟，兴到诗成，能令衡阳纸贵矣。”(13)王夫之评此诗曰：“首尾无端，如环皆玉。”(14)秋，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又遇将赴韶州刺史任的韦迢。二人分别，韦迢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相赠，中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15)杜甫为作《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后韦迢又作《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诗，称杜甫为“故人湖外客，白首尚为郎。”杜甫又作《酬韦韶州见寄》，亦称韦迢为“故人”。大历五年春，杜甫作《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诗，又特别提到“凭报韶州牧，新诗昨寄将。”韦迢何人？《旧唐书•韦夏卿传》云：“父迢，检校都官郎中、岭南节度行军司马。”原来他就是后来为元稹岳父的韦夏卿的父亲。四十多年后，杜甫之孙杜嗣业之所以请元稹为其祖父写《墓系铭》，当源于此。据郭、韦诗所云，则杜甫当时已名满天下了。而据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所载，杜甫生前，就已有文集六十卷行世。樊晃编《杜工部小集》，是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任上，时当大历五至七年间。以《杜工部小集》六卷收文二百九十篇计，六十卷收文当在三千篇左右。杜甫自云四十岁时已作文一千余篇，而今存四十岁以前杜甫诗文才百篇左右，以此比例，又以杜甫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可以推知六十卷文集，或系杜甫晚年自己删削修订而成。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云：“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16)宋人王令《读老杜诗集》云：“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17)郑侠《送杜靖国知连州》亦云：“子美大雅三千篇，昭昭劝戒日月悬。”(18)黄庭坚《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云：“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19)李纲《读陈子直短歌三复而悲之次其韵》亦云：“君不见韩昌黎，文章二百年。又不见杜陵老，风月三千首。号寒啼饥四壁空，谩有篇章在人口。”(20)当是见诸记载的。而据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和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标明涉及樊晃《杜工部小集》的60首诗，最早的《城西陂泛舟》作于天宝十三载春，最晚的《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作于大历五年暮秋。除了四、五首外，其余都作于“安史之乱”以后，而且乱后杜甫所经各地所作之诗都有存录，特别是杜甫将死之前在“江汉之南”的湖南所作之诗，很快就流传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可见杜诗的流传之广，传播之快，影响之大。
但不论郭受、韦迢，还是樊晃，虽对杜甫备极推崇，可都未与李白相提并论。李杜连文并提，最早者为谁？有人因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把杨凭排在了韩愈等人的前面，就以为是杨凭。杨凭是柳宗元的岳父，他有一首《赠窦牟》诗：“直用天才众却嗔，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窦牟和诗《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亦云：“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无弹处，今作关西门下人。”杨凭诗原附《窦氏联珠集》窦牟卷，署衔为“恭王傅杨凭”，此前他曾任刑部侍郎。据陶敏考证，诗约作于元和七年(812)(21)。而孟郊的《戏赠无本二首》其一：“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作于元和六年，还要早于杨凭。当然，使用李杜连文最多最有名的还是韩愈。贞元十四年(798)，韩愈在《醉留东野》中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这要比杨凭早了十多年。元和元年春，在江陵作《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元和六年，作《石鼓歌》云：“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同年又作《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云：“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諴。”最有名的是元和十一年作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对李杜的推崇无以复加，钦羡之情溢于言表。但韩愈、孟郊、杨凭还不是最早的。据现存文献而言，最早者当推元稹。贞元十年，十六岁的元稹就作了一首长诗《代曲江老人百韵》，中云：“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这要比韩愈的《醉留东野》早了四年。元和八年，元稹在江陵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请，撰写了著名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杜甫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整体评价。尽管他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但接着就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时人，就是杜甫当时的人。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李杜”连文，而是从实质上着眼，那么，任华以他的《杂言寄李白》和《杂言寄杜拾遗》两篇奇文，可以称之为“并尊李杜第一人”！《石园诗话》卷一云：任华两诗“将李、杜学力性情，一一写得逼肖，如读两公本传，令人心目俱豁。”冯继聪《论唐诗绝句•任华》亦云：“风云雷电满长空，气象全归吟咏中。诗圣诗仙皆见赠，狂歌继起是卢仝。”王辉斌在《任华与杜甫交游考索》一文中指出：“任华是唐代正确评价李杜诗歌的第一人”(22)。吴庚舜更旗帜鲜明地第一次标举任华是“并尊李杜第一人”。他说：“李白的天才在他初入长安之时已得到公认，后来杜甫慧眼识英雄，对他的诗作作了最高的评价，所以并尊李杜的关键在尊杜，因此确认并尊李杜的第一人，其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对李杜都有高度的评价；二是其推尊杜甫的作品应早于他人的诗文。”通过详细的考察，他得出结论：“‘并尊李杜第一人’，他(任华)是当之无愧的。”并阐述了并尊李杜的文学史意义：“并尊李杜，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诗坛上承认李杜至高无尚的地位，对扩大他们的影响，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某一个诗人的提倡可以达到的。它是盛唐、中唐作家中有识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元稹、韩愈，他们在当日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人大声疾呼，必然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唐是并尊李杜的时代，其影响遍及天下。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客观地概括了这一现象，是千古不易之论。并尊李杜的风气还延续到了晚唐五代，象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顾云、孟棨、高彦休、裴说、韦庄、黄滔、王仁裕、张洎、韦榖(应为“縠”)等，或以诗，或以文，都肯定他们并肩比美，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23)这一论述无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任华的首倡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注释：
①《旧唐书•杜甫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②蒋寅《大历诗人研究》，11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恬致堂诗话》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七六，3823页。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下引任华文，均见此卷，不另注出。
⑤《高适诗集编年笺注》，24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⑥《唐文拾遗》卷二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⑦《钱注杜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05页。
⑧《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宋本。
⑨《全唐诗》卷二百一，2100页，中华书局排印本。
⑩《资治通鉴》卷二二四，7159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11)《唐诗杂论》，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2)《杜诗详注》卷十一附，93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杜诗详注》卷二十二，1982页。
(14)《唐诗评选》卷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王学太校点本，185页。
(15)《杜诗详注》卷二十二附，1995页。下引韦诗亦见此卷。
(16)《白氏長庆集》卷四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以下简称“四库本”)。
(17)《庆陵先生文集》卷十一，四库本。
(18)《西塘集》卷九，四库本。
(19)《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明刻本。
(20)《梁溪集》卷十五，四库本。
(21)《全唐诗人名考证》，37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2)《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2期。
(23)《并尊李杜第一人——任华考兼论唐人李杜观》，《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