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得罪令狐绹的原因，旧说多归结于党争。《旧唐书•文苑传•李商隐》说李商隐因入王茂元幕并娶其女为妻，王茂元为李德裕所厚，李德裕与令狐楚大相仇怨，所以令狐绹“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新唐书•文艺传•李商隐》则说：“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这里未言令狐楚与李德裕交恶事，只云“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两《唐书》所载李商隐事多有舛误，冯浩《玉溪生年谱》与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中都曾予以辨正，如《新唐书》的“谢不通”，冯浩便云：“未至谢不通也，三字误。”也就是说，李商隐与令狐绹在此后还是有交往的，绝交之说过分。然而有两点必须承认两《唐书》不误，即：一，李商隐确实得罪了令狐绹；二，是因王茂元的缘故而得罪的。假若不承认第一点，二人后半生交情落落以及李商隐向令狐绹屡启陈情之作便不可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这个记载不可尽信，前人多已言及，然《九日》诗表达了李商隐对于令狐绹的怨望之情，则不容置疑。假若不承认第二点，何以李商隐开成二年借令狐绹奖掖之力进士及第，而开成三年考宏词便不中了呢？《与陶进士书》云：“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乐。”说的便是考宏词时的情况，冯浩谓此“中书长者”必是与令狐绹相厚之人，有道理。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们便可以继续探讨李商隐得罪令狐绹的具体原因了。在进行新的探讨前，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是旧说之不足据。两《唐书》的《李商隐传》说是因牛、李党争，关乎党争的基调由此而定。以后遂不断有人论证李商隐属于牛党，或属于李党，或依违两党之间，不一而足。令之研究者多数认为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争，然而却仍然认为他是党争的无辜牺牲品，即把李商隐一生命运的坎坷归咎于党争。上述看法于下列问题上无法自圆其说，第一个问题是：王茂元以及令狐楚父子的党派色彩是否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浓烈？如王茂元，徐湛园便说：“论者以为（商隐）王茂元婿，又从事桂林，遂谓党赞皇之党。不知茂元自有王涯为之道地，又得中人之助，所恃不独一卫公也。”（《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三）其实王茂元和牛党之杨嗣复、李珏都有交往，其任职也与李德裕无关。李德裕《请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状》云：“王茂元虽是将家，久习吏事，深入攻讨，非其所长。”（《全唐文》卷七○二）并未曲护王茂元如党人之所为。所以说王茂元是李党人物是不能成立的。再如令狐楚，冯浩说：“楚虽与李逢吉善，然元和进用，自由皇甫镈、萧俛，岂尽关牛党哉！”（《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三）今人傅璇琮先生也说令狐楚党派关系较为复杂，他曾反对过裴度，和李绅、元稹不睦，可是与王茂元没有冲突，和李德裕也没有关系[1]。至于令狐绹，“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顾待甚优”（《旧唐书•李德裕传》）。令狐绹在大中时挤轧李德裕，那是秉承唐宣宗的旨意，并非出于牛党成见。如此说来，令狐绹因党争关系而记恨李商隐便不足信。第二个问题是：李商隐官职卑微，为了生活而奔走幕府，寄人篱下，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难道就一定要被人看作改换门庭、背信弃义，而视为党局中的人吗？冯浩就说过一段颇为合情合理的话，他说：“夫牛李之党，实繁有徒，然岂人必入党中，不此即彼，无可解免者哉？既同时矣，同仕矣，势不能不与之款接，要惟为党魁者，方足以恃局以树帜，下此小臣文士，绝无于轻重之数也。”（《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三）所以，李商隐如果仅仅是入王茂元幕，是不会令令狐绹如此忌恨的。
既然无关乎牛李党争，那一定就别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根据李商隐的作品进行推测。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三：“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历来注家都认为这一组诗是其历述生平而作。单看这一首，冯浩说：“孙仲谋比令狐之有贵子，王右军自比。下二句承上而言，一萧闲，一显赫，迥不侔矣。”（《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此说得之。此诗以娶郗鉴之女的王羲之自比，足见“嫁女”一事对于李商隐前途的巨大影响。这是为什么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以会在此事上得罪令狐？李商隐的《令狐八拾遗（绹）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诗透露了一点消息，试看此诗：“二十中郎未足稀，骊驹先自有光辉。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韫归。汉苑风烟催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方回是东晋郗愔的字，是郗鉴之子、王羲之的妻弟；谢道韫则是王羲之的子妇。朱鹤龄、胡以梅、陆昆曾、姚培谦皆以为此裴十四是令狐楚的子婿，有道理。“二十中郎”句用东晋荀羡尚寻阳公主的典故；“骊驹”出自汉乐府《陌上桑》：“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可以看出，此诗充满了对裴十四的艳羡之情。他后来写给韩瞻的诗说：“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时韩瞻已是王茂元的女婿，商隐正向王家求婚，故羡慕韩捷足先登。李商隐对裴十四的羡慕和对韩瞻的羡慕不是一样的吗？那么从送裴十四的诗中我们自然有理由认为他对令狐家的女儿有情意。送裴十四的诗中末联特意点明：“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用司马相如以琴心挑卓文君之事，求婚之意是再明白不过的。冯浩注说：“时义山失偶未娶。”（《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失偶”云云不知有何依据，求婚之意却是同见。张采田于《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和友人戏赠二首》、《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三首诗后笺曰：“三首艳情，不待言矣。余疑义山登第，同时子直（令狐绹字）于戚里中必有议婚之怂恿，前二首答绹，即相如消渴之意。义山情殷求偶，于此可见。后一首则妒任之先我而聘也，此所以转而歆羡王氏欤？非寻常狎邪比。虽属臆对，庶为近之。”（《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一）试看《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一丈红蔷拥翠筠，罗窗不识绕街尘。峡中寻觅长逢雨，月里依稀更有人。虚为错刀留远客，枉缘书札损文鳞。遥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姚培谦评说：“此为有所妄想而不得遂之词。红蔷拥翠筠之中，何由得见，犹之罗窗深处不识街尘也。峡中逢雨，月里有人，全是妄想自缠自缚，于是虚想美人有金错刀之赠，于是常托文鳞传密意之书。捕风捉影，劳心甚矣。曾不知深院乌龙，犹得依栖于斜阳小阁间也。戏得俊甚。”（《李义山诗集笺注》）所说有道理，只是张氏所云“任之先聘”、“转而歆羡王氏”云云，则恐未必。否则，婚之不成，其咎在令狐、令狐绹何缘忌恨？李商隐以“渴”喻求婚，尚见之于《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意思是说：司马相如还不是真渴，“我”才是真渴。只是其中的“招国李十将军”，冯浩与张采田皆以为李执方，李执方为王茂元妻舅，故商隐所求者为王氏，岑仲勉独疑之：“余按：《上河阳李大夫状》及《上忠武李尚书状》均称执方二十五翁，是执方非行十。李十既非执方，则羡婚王氏云云，纯出小人之腹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岑氏所论证据确凿，不容有疑。因李十不知何人，商隐所羡者便非王氏，当然亦不敢遽言所羡者为令狐氏，至少可以断言商隐所求婚者于王氏之外别有他人。李商隐的确曾羡婚令狐氏，《子直晋昌李花》诗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诗云：“吴馆何时熨？秦台几夜薰？绡轻谁解卷？香异自先闻。月里谁无姊？云中亦有君。樽前见飘荡，愁极客襟分。”子直是令狐绹的字，晋昌为令狐绹家宅所在。朱鹤龄注说：“《长安志》曰：‘令狐楚宅在开化坊。’而李商隐诗多言晋昌里第，未详。以此诗考之，晋昌乃绹之居也。”又说：“《长安图》：‘自京城启夏门北入东街第二坊曰进昌坊。’‘进’亦作‘晋’……而绹宅未载。然诗必可据。集中‘横塘’、‘莲塘’、‘芙蓉塘’、‘外南塘’等字，必皆指绹所居者。岂又有别馆欤？无可再考。”（《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引）此诗表面上咏李花，然字字有言外之意。“吴馆”暗用吴王小女悦童子韩重事；“秦楼”暗用秦穆公女弄玉和萧史事；“香异”暗用韩寿偷香事，其中之意不是大可玩味吗？要之，我们似乎可以作出下面的推测：李商隐在娶王氏之前曾有意于令狐家的女儿。至于此女和令狐绹是什么关系，则难下结论。也许是令狐绹之妹，或堂妹。令狐楚有二弟：令狐从、令狐定。如果是令狐楚之弟的女儿，那就是令狐绹的堂妹了。
这种推测也许太捕风捉影了吧？但开成二年李商隐登进士第，时高锴以礼部侍郎知贡举，令狐绹与高锴交好，奖誉甚力，商隐得以登第，这是李商隐在《与陶进士书》中亲口说的，《新唐书•李商隐传》采之于传中，这是确信无疑的事。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曲江亭子……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这是说新进士经常被卿贵之家选为乘龙快婿。那么令狐绹推荐李商隐进士及第，焉知不是有意招其为令狐家的女婿？令狐绹推荐李商隐显然是出自令狐楚之意，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五》云：“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侥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昔马融立学，不闻荐彼门人；孔光当权，讵肯言其弟子？岂若四丈屈于公道，申以私恩，培树孤株，骞腾短羽。自卵而翼，皆出于生成；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李商隐又有《别令狐拾遗书》一文，其中说：“今人娶妇入门，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蕃息。’后日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属之耶？今山东大姓家，非能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鹜在门，有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当其为女子时，谁不恨？及为母妇，则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岂有大于此者耶？今尚如此，况他舍外人，燕生越养，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贩卖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商隐反对把女儿当作“财货”、不问“贤不肖健病”的买卖婚姻；对于把女子关闭于“幽房密寝”、严加防范的做法，也极为愤慨。这些话自然使我们想起“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等诗句。李商隐何以要向令狐绹说这些话？恐怕不是无的放矢之言吧！在“男女”、“天性”的字面后头，大概隐藏着某种苦衷。冯浩和张采田都把此文系于开成元年，即商隐登第的前一年。冯浩把《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一诗系于开成元年，张采田系于开成二年，不过这关系不大，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和诗是一个意思，即希望成亲于令狐。李商隐年轻时受知于令狐楚，令狐楚对他恩顾甚厚，“令与诸子游”；当他去京城应试时，楚总是“岁给资装”。令狐楚亲自向李商隐传授骈文章奏的写作技巧，“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李商隐《谢书》）。这种感情恐怕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对后生青年的赏识与奖誉。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必须有亲方得有恩，但有恩者总想加之以亲，也是人之常理吧，在特别看重血缘宗亲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如此说来，大概当时许多人都抱同样的看法，即李商隐会成为令狐家的爱婿，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商隐和令狐家的女儿也正在恋爱。冯浩注李商隐诗时经常运用“诸作互参”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确可以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李商隐的爱情诗颇晦涩难解，单看一篇或许莫名其妙，但是如果综观全部作品，找出一些作品之间的联系，还是可以猜出作者心中的奥秘的。李商隐在“学仙玉阳”时，曾和女道士有过来往，有《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之诗可证。他的《燕台》、《碧城》、《河内》、《河阳》诸诗，就是写他和女冠的感情的。上述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女仙喻对方，所以凡涉及女仙的，大约都与此事有关。有的诗显然和女冠无涉，如《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卷四云：“此义山在王茂元家窃睹其闺人而为之，
或云在令狐相公家者，非也。观其次首绝句，固自写供招矣，又何疑焉！”解“秦楼客”为王氏婿，固可，但没有理由拘泥于王家。联系《子直晋昌李花》之诗，解作在令狐家更为恰当，因为《子直晋昌李花》首句曰“吴馆”，此言“阊门”，阊门即苏州城西门；又云“吴王”，自然是用同一典故以喻指令狐家。反驳者可能会说：据诗中“走马兰台”之句，可知此诗作于李商隐于秘书省供职之时，已在试宏词不中选，亦即触怒令狐绹之后了，何以会仍有与令狐女之情事？其实，“昨夜”云云分明是回忆的口气，不必一定理解为就是“今日之前一夜”；诗是作于试宏词不中后，而其事却在前。李商隐有些诗带有“横塘”、“莲塘”、“芙蓉塘”字样，朱鹤龄以为皆和令狐家有关系，似亦得之。如《无题四首》其一：“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芙蓉塘”点明地点，而且和《子直晋昌李花》一样，也用了韩寿偷香的典故。“宓妃留枕”出典见《文选》曹植《洛神赋》李善注；“金蟾啮锁”盖谓防闲甚严，而消息终通。最后则谓两好终未成合，空留相思而已。再如《促漏》：“促漏遥钟动静闻，报章重叠杳难分。舞鸾镜匣收残黛，睡鸭香炉换夕熏。归去定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南塘在长安南，杜甫《游何将军山林》：“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许浑《题韦曲野老村舍》：“背岭枕南塘，数家村落长”，皆可证。李商隐《即日》：“何人书破蒲葵扇，记著南塘移树时”，冯浩便说是暗寓令狐绹之移宅。可见《促漏》所写之恋人，也和令狐家有关。再如《无题四首》其三：“含情春畹晚，暂见月阑干。楼响将登怯，帘烘欲过难。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归去横塘晓，华星送宝鞍。”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卷九说：“钗上之燕，夜来已卸；镜中之鸾，夜来已掩，羞愧在此。横塘归路，惟有华星相送而已，其奈何哉！”正写此情。所以我们认为上述诗皆与令狐家有关，皆是写其和令狐女的恋情的，这也跟李商隐与令狐家之女终未成合、空留相思的结果相符。许多注家也已看出李商隐所写恋情之事和令狐家有关系，这是对的；但他们总是把这些爱情诗看作是别有寓托，是借写恋情以向令狐绹陈情，则走入迷途了。如吴乔《西昆发微》卷上评《无题四首》说：“此诗与‘相见时难’皆是致书于绹时作，即《旧传》所言屡启陈情也。”《李义山诗疏》徐德泓也说此四首诗：“《传》载令狐绹作相，义山屡启陈情，绹不之省。数首疑为此作也，俱是喻体。”此种说法，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七驳斥说：“此等只是艳诗，杨孟载说迂谬穿凿，风雅之贼也。”岑仲勉也说：“艳情绮语，唐世不嫌，毋宁采朱熹‘此亦淫奔’之例之尚近乎人情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如若不信，试再看些例证。《白云夫旧居》诗说：“平生误识白云夫，再到仙檐忆酒垆”，白云夫就是令狐楚，《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令狐楚《表奏集》十卷，注云：“自称‘白云孺子表奏集’。”徐湛园说：“误识，即‘早知今日系人心，悔不当初不相识’之类，深感之之词也。”（《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引）《宿晋昌亭闻惊禽》：“羁绪鳏鳏夜景侵，高窗不掩见惊禽。飞来曲渚烟方合，过尽南塘树更深。胡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杂橘树砧。失群挂木知何限，远隔天涯共此心。”冯浩以为此时李商隐之妻王氏已死，是，则“远隔天涯共此心”者就不是指王氏。题目既云“晋昌”，前面已经说过，晋昌为令狐家所在，则所思之人非令狐家之女又谁当之？此诗“失群”谓自己，“挂木”以猿喻彼女。《子直晋昌李花》诗后面紧接着就是《李花》，此李花显然也是令狐家之李花。诗最后说：“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这就不仅仅是以徐妃比喻李花了，亦有以徐妃喻人之含意在。《判春》云：“一桃复一李，井上占年芳。笑处如临镜，窥时不隐墙。敢言西子短，谁觉宓妃长？珠玉终相类，同名作夜光。”胡震亨曰：“为二美判同价也，晦其旨，故题云。”（《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三引）此李花是诗人心目中的李花，亦即晋昌李花，如此，桃、李暗喻王氏与令狐氏耶？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概括一下李商隐的这一段情事了：他年轻时受知于令狐楚，住在令狐家，和令狐家的某女产生爱情，后来因娶王氏女为妻，和令狐家的亲事自然告吹。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一段情事，因为这段情事的夭折最终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所以屡屡咏之于篇章。这种思想感情显然为当时的伦理道德所不容，所以诗也写得言辞闪烁，讳莫如深。这样就造就了诗的迷离恍惚、若是若非的意境特色，人们想要读懂他的这些诗可就要具有猜谜的本事了。
追索到这里，李商隐得罪令狐绹的原因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终于就婚王茂元家，时距令狐楚死才一年，如果令狐家已有意招其为婿的话，可以想见令狐绹对于这件事的恼怒。但是令狐绹的这种不满又不好堂而皇之地指而责之，鸣鼓而攻之，只好把怨恨埋在心里，表面上仍与其来往而实际上疏远了他。至于李商隐弃令狐家而就婚王家的原因则难以臆测，但是今天的研究李商隐者矢口否认他本人道德品质方面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未免过于袒护古人，带有个人的偏见。谁敢断言他不是看到令狐楚已死，不如王家这棵大树好乘凉呢？那么，史书上指责李商隐“放利偷合”、“诡薄无行”云云，恐怕就不是凭空污人清白之语了，而且对于这种指责我们也有了新的理解，即：不是指责他党派立场不坚定，而是指责他在婚姻问题上轻于去就。这样解释，一切疑问都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李商隐就婚王氏之后，随即试宏词不中选，据其《与陶进士书》，此次试宏词先试已过关，后被中书省复核时驳下，冯浩《玉溪生年谱》与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皆认为在背后起作用者为令狐绹。开成四年李商隐调补弘农尉，《新唐书•李商隐传》云：“以活狱杵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与孙简之不合过去人们都以为是纯属于公务纠纷的事，这是因为不知道孙简与令狐家的关系的缘故。新近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宝历○一○有令狐绚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下泐）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孙公墓志并序》，以及咸通○九九令狐绹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墓主人即孙简。二志皆云孙简第五女适敦煌令狐绚。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令狐定有子名绚，令狐定为令狐楚之弟，可知令狐绚是令狐绹的堂弟，孙简与令狐家是儿女亲家。原来如此！那么孙简之打击李商隐还是令狐绹施加影响的结果。李商隐向令狐绹的反复陈情之作，其实都是对于他的婚事的努力辩解。
李商隐在《酬别令狐补阙》诗里说：“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可知商隐诗之“锦段”不是比兴而是写实。《酬令狐郎中见寄》诗说：“土宜悲坎井，天怒识雷霆……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冯浩注曰：“言外自悲坎壈，祁释怨怒。”又引徐湛园解释“补羸”一联说：“上句谓一时之为贫，此句谓报恩之本愿。绹之寄诗，必有诮其背恩者，故反复自陈。”（《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李商隐就婚王氏，事实证明，却给他的政治前程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你看，王家未能依靠得上，却得罪了令狐家，而令狐绹在宣宗大中时期大受重用，这种情况使李商隐事后回想起来似乎不能不有所后悔。《东阿王》说：“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八：“吴乔云：‘此义山自悔其婚于王茂元，因而见摈彭阳，终身沦落也。’从吴说亦得。”张采田亦引吴乔之说云：“近阅张穆《阎百诗年谱》载百诗《毛朱诗说》曰：‘近日吴乔先生共余读李商隐《东阿王》诗，说曰：后二语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妇不及十年，甥舅不过一年，而竟致一生颠踬，此种情事，出于口则薄德，而意中不无展转，故以不伦之语志之。若论故实，（曹）丕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赋《洛神》，在黄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诗，意自有在，或论故实，或不论故实，宋人不解诗，便以薛王寿王同用讥刺义山，何异农夫以菽麦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谓妙绝千古，发端一语，已道令狐绹之当国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吴乔之解道出了李商隐的心事，只是以为灌均喻令狐绹则未必。然此解向来不大为注家所采纳，以为“安有显以君王天子自喻者”（张采田语，见同上）？其实，《无题四首》之“宓妃留枕魏王才”不是已以曹植自喻了吗？且唐朝天子姓李，商隐也姓李，未必就不可以君王自喻。程梦星说：“己善属词，陈思亦善属词；己好为《无题》之诗，陈思王亦曾为《洛神》之赋，故借端以写本怀。”（《李义山诗集笺注》）《涉洛川》说：“通谷阳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如果以为李商隐诗之“宓妃”是暗喻令狐氏之女，那么灌均则是指那些谗毁者。这种心事自然不能明说，所以才写得那样模糊朦胧。他肯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衷，否则何必故意与他人捉迷藏，写成诗谜让人猜呢？他的《锦瑟》诗很可能也和爱情忏悔有关，只是故意不肯说明白，这和西方人作忏悔只说给上帝听是一个道理。主张《锦瑟》为自伤身世之说者，庶几近之。这里试作诠释如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大概作者善于鼓瑟，故以瑟起兴，由瑟音而引发对于华年逝去的感伤以及追忆往事的哀怨。“庄生晓梦迷蝴蝶”，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梦为蝴蝶事写其青年时代曾迷恋于某种情事而不能自解；“望帝春心托杜鹃”，传说中的望帝由于失德而禅位去国，其灵魂化为杜鹃，每在春日哀鸣，这是一个做了错事而追悔莫及的形象，商隐引以自喻。“沧海月明珠有泪”，用鲛人泣珠以报的故事，写妻子对自己的恩爱和悲苦。李商隐与他的妻子王氏婚后感情很好，这使他的内心反而更为不安。“蓝田日暖玉生烟”，此句用典注家多未得之。《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见而奇之，谓（诸葛）谨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蓝田生玉”遂成为称人有美子的典故，用此典写己已有爱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的爱情经历已成为过去，可是当时自己却那样地迷恋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叶矫然说：“李义山《锦瑟》诗……黄山谷不晓其意，盖未识其寓言之意也。细味此诗，起句说‘无端’，结句说‘惘然’，分明是义山自悔其少年场中，风流摇荡，到今始知其有情皆幻、有色皆空也。次句说‘思华年’，懊悔之意毕露矣。此与（白）香山《和微之梦游》诗同意。”（《龙性堂诗话初集》）解此诗为李商隐自悔其少年时在青楼中的放荡行为，不确。李商隐早已自陈：“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但这首诗的懊悔之意叶矫然却是说对了的，只是不是对于青楼行为的自悔，而是对于爱情行为的自悔。这首诗充满了复杂的思想感情，是生活给予诗人的一个既甜蜜又苦涩的果子，他不愿咀嚼却又不能不咀嚼，其中的滋味只能自己来品尝了。
如上所述，当时的情况可能就是：李商隐先恋于令狐家的女儿，就在令狐家准备招其为婿时，他却与王氏女结婚了，这就是令狐绹对其积怨不释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 傅璇琮.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J].文学评论，1982,(3):7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