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江三峡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璀璨辉煌。早在204 万年以前就有巫山猿人生活在这一块神奇而古老的地方。它表明了人类不仅起源于非洲，而且起源于亚洲。“中华民族的祖先，乃至世界其它民族的祖先，可能是从三峡地区走向全国和走向世界的。”（注：96年中国三峡出版社《中国三峡文化概论》第7—8页。）远在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髦人（苗人）、羌人、濮人、越人等少数民族积极率兵参战（详见1979年人民出版社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71页），使无道昏君商纣王的军队在牧野之战中倾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它显示了三峡地区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精神。战国时代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屈原，以恢宏磅礴的气势和神奇斑斓的浪漫主义风韵，写出了“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和楚辞《离骚》来，使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楚辞的浪漫主义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以后我国许多有名的大诗人象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元稹、刘禹锡、“三苏”、陆游、黄庭坚、范成大等他们都曾先后到达到长江三峡地区，三峡那高耸入云、遮天蔽日的巫山的十二峰，那奔腾澎湃一泻千里的滚滚长江，那生活在高山密林、深山大谷中的苗人、瑶人、羌人、越人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曾以三峡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色彩缤纷的社会生活激发起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使他们写出许多流传千古的著名诗篇和文章来——不管从史学或文学的角度来看，长江三峡在中华民族千古万年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将象灯塔一样永远放射着不尽的光芒——长江三峡不仅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而且也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
（二）
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除了汉人之外，还有苗人、瑶人、越人、彝人、仡佬人等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古代三峡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汉人的史书上却把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蛮人”、“夷人”或“蛮夷之人”。而唐代的杜甫则把他们统称为“僚人”。关于“僚人”这一称呼，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巨著中都没有记载，说明“僚人”从先秦到三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没有“产生”出来。经过南朝、北朝中原地区的长期混战，不少汉人流落到少数民族之中，不少少数民族被俘到汉人居住的地方。正是南北朝的民族大混战和大融合，才逐渐促成了一个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僚人”的产生：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弟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次之次弟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即薄且轻，易于熟食（魏收《魏书•僚传》）。
人以上历史记载来看，僚人实际上是由“种类甚多”的苗人、瑶人、越人、仡佬人、彝人等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成的一个新种族。他们“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诸郡县，凭借巴山蜀水“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而生存。当他们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储僚，以后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僚二十万户，彼谓‘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僚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中华书局《魏书》第2248—2250页）。随着僚人的不断产生和壮大，他们也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和汉人一样演出了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一幕，僚人也随着“诗圣”杜甫的诗歌，从三峡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三）
杜甫从小生在北方，长在北方，到“安史之乱”爆发，也没见过“僚人”（或写作“獠人”）。直到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五月，五十四岁的杜甫携妻子杨氏、儿子杜宗文和杜宗武以及女儿一家人，离开了居住长达五年之久的成都乘船东下，向长江三峡的腹心地带夔州（今重庆直辖市奉节县）进发，到这时杜甫才见到了所谓的“僚人”。僚人那色彩斑斓的奇特生活象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映入诗人的眼帘，杜甫的诗歌创作立刻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民族风情页，这样深刻而全面反映僚人生活习俗的诗歌，在有唐诗歌史上是非常少有的，比如他写：
僚人“依树积木”的巢居之俗：汉人在远古的时代也部有过巢居的历史，如韩非《五蠹》篇中就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到了唐代，汉人早就住楼堂瓦舍了，而僚人还在巢居，杜甫因而感到非常惊讶和稀奇，他在《夔州歌十绝句》中写道：“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杜甫看到刺破青天的赤甲山、白盐山上“接山巅”的一座又一座房子，那就是僚人的房子。他在《赠李十五丈别》诗中也写道：“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所谓“鸟兽居”，就是架木构屋的“巢居”。杜甫在《雨二首》诗中还写道：“殊俗状巢居，曾台俯风诸”。杜甫在这里所说的“殊俗”，还是指僚人不同汉人的“巢居”生活。
打鼓鸣号之俗：《魏书》说“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之”——僚人的这种风俗习惯，杜甫在《阁夜》诗中写道：“五更彭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原来每当五更天到来的时候，僚王便令弟子们打鼓鸣号。杜甫一听到五更天所吹之角、所击鼓的声音，总感到有一种石破天惊、撕心裂肺的悲壮力量，因而更使他浮想联翩，彻夜难眠。杜甫许多诗歌有一种悲壮美，僚人惊天动地的鼓角显然对诗人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影响作用。
“坐男使女”之俗：僚人的风俗习惯是男坐女立，杜甫在《负薪行》诗中写道：“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汉族妇女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幸的，而僚人妇女就更加不幸：她们到了四、五十岁都还不能出嫁，他们每日不仅要上山砍柴卖，还要不顾死活地去背盐卖，艰辛劳苦风尘朴朴的生活使她们变得“粗丑”，因而也就使得她们“一生抱恨长咨嗟”。
独特的耕作方法“畲田”之俗：僚人所居住的地方大多高山峻岭、陡坡斜谷，因而在耕作上往往采用“畲田”的办法。杜甫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诗中写道：“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诗中又写到：“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畲田”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宋代都还在使用。范成大在《劳畲耕》诗序中说：所谓“畲田”，是三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之”。
以十月一日为新年元旦之俗：在中国历史上，朝代不同，曾有多种不同的纪历方法：比如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秦正建亥——即秦人的新年元旦正好是夏历的十月一日。僚人以夏历的十月一日为新年节，九月三十日则是他们的除夕之夜。杜甫在《十月一日》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新年佳节到来时僚人的喜庆和欢乐：
有瘴非全歇，为冬亦不难。夜郎溪日暖，白帝峡风寒。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兹辰南国重，旧俗自相欢！
由于旧历的十月一日是夔州僚人一年四季中最重大的新年元旦节日，因而家家户户都要蒸裹一种工序十分复杂的形状象“千室”的糕点（它的名字叫“炬敉”或“膏环”，有点象现在仡佬族逢年过节所做的大型糯米粑粑。据《齐民要术》说：这种糕点“蒸裹方七寸，准豉汁煮秫米、生姜、桔皮、胡芹、小蒜、盐，细切熬糁，膏油涂箬，十字裹之，糁在上，得以糁出牖篡之”——工序看来比汉族节日打糍粑、包饺子、包粽子都还要复杂），还要在上面撒上一些自己熬的“焦糖”，然后拿来祭祀祖宗神灵或赠送亲朋好友，以表达过新年时僚人最诚挚的心情。僚人沉浸在“自相欢”的载歌载舞之中，诗人仿佛受他们节日欢乐气氛的感染，全诗也洋溢着“欢”字的激情和对他们过新年的美好祝愿。
僚人的还有许多民族风情在杜甫的诗歌里都有表现和描写，比如喜游泳、不畏虎、尚淫祀等。杜甫不仅关于描写僚人的各种生活画面，而且还特别关于描写在与僚人朝夕相处的日子时他思想感情的五大波澜起伏的变化。这种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更是整个唐代乃至整个古代诗人所少有的，因而它在民族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
（四）
杜甫思想感情变化的第一个大波澜是敢于突破儒家“严华、夷之辨”狭隘思想的束缚，敢于把“性同禽兽”的僚人当“人”看待。杜甫到达夔州后，每天听到最多的是“蛮语”、“夷音”：杜甫在《秋野五首》诗中写道：“儿童解蛮语，不必作参军。”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自古以来长江三峡地区就是夷、汉杂居的地方，因而汉人的小孩能听属于少数民族的“蛮语”。第二，孟子曾经过过南方少数民族说话怪腔怪调的，就象鴃鸟（伯劳鸟）的叫声一样难听难懂（见《孟子•许行章》：“南蛮鴃舌之人”）。而杜甫却认为僚人说的话既然小孩都能理解，那么也并不是象孟子说的如鸟叫一样难听难懂。第三，表明了杜甫在对待少数民族认识上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既然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不是象鸟叫那样难听难懂，何必要象郝隆那样对“蛮语”表示不满呢（用典故《世说新语》云：郝隆为“蛮府参军”，作诗曰“娵隅跃青池”，蛮语名鱼为“娵隅”。桓温曰：“何为作蛮语？”郝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蛮语也？”）——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儒家就认为“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北方的狄人和西方的戎人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南方的楚国和舒国这些少数民族国家也是我们打击惩罚的对象。杜甫能够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少数民族也是可以接近、亲近的民族，他们不一定就会是我们的敌人和打击的对象，杜甫这种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思想在整个唐代诗人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是由于杜甫对少数民族认识上有了这一个巨大的飞跃发展，所以使得杜甫在夔州居住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五名佣工中就有两名是少数民族，即男僚阿段和女僚阿稽。杜甫在《示獠奴阿段》中写道：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入夜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这诗标题中的所谓“獠奴，公（杜甫）之隶人，以夔州獠种为家僮耳”（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1271页）。杜甫到达夔州后，知夔俗无井，吃水用竹筒引山涧泉水至家而饮，其竹筒盘旋逶在山腹之间，有长达数百丈者这正如杜甫在《引水》诗中的所描写的那样：“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这首诗前四句生动地描写了僚人阿段不畏艰险，不怕虎狼，翻山越岭去引水的事情，后四句写水至而喜。杜甫为什么要水至而喜呢？原来三甫得了一种消渴病（糖尿病），需要大量饮水，所以三更半夜杜甫正在找水喝的时候，突然一股清香的泉水涓涓而来，
因而感到惊喜万分，故特别写这首诗以“示”阿段以感谢他为诗人解除了饮水之忧。浦起龙说：这首诗一、二句“以兴体点明引水事。三、四（句）将郡人摇曳出阿段来。见他人争利眼前，此子远寻泉脉，所以表其绩也”（中华书局《读杜心解》第643页）。 黄生亦曰：“争沥不闻，而寻源则往，视世之狃小利而忽远图、避独劳而诿公事者，其贤远矣，故诗特表之”（《杜诗详注》第1271页）。
《魏书•僚传》中说僚人“性同禽兽”，从杜甫与僚人的实际接触来看，僚人并不是什么不知好歹的“禽兽”，而是一些任劳任怨、不畏劳苦的纯朴农民。杜甫不但不蔑视他们，而且还专门写诗表扬他们，这又表现出诗人感情上的第二大波澜变化：僚人不仅可亲近的人，而且还应该是值得感谢的人。因为自古以来又有谁会去感谢“蛮人”、夷人呢？
杜甫第三大感情变化的波澜是：杜甫吃水要靠少数民族僚人，秋天到来田地里的事情同样要靠僚人，杜甫在《秋行官张望督促示渚刘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诗中写道：
东渚雨今足，佇闻粳稻香。上天无偏颇，蒲稗各自长。人情见非类，田家戒其荒。功夫竞搰搰，除草置岸旁。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务，勤恳免乱常。吴牛力容易，并驱纷游。丰苗亦已溉，云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静一资堤防。督领不无人，提携颇在纲。荆扬风土暖，肃肃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仆，寄语逾崇冈。西成聚散聚，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北风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郁纡迟暮伤。
这首长篇五言古诗在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秋， 杜甫在夔州从瀼西迁居到东屯时所作的。杜甫已经派了行田之官张望去督促东渚刘水稻，为什么还要派獠人阿稽和阿段去呢？一方面可以看出秋收在望，杜甫“佇闻粳稻香”心情之迫切，另一方面则是杜甫思想感情上的又一巨大波澜变化：僚人不仅是可以接近的人，可以感谢的人，而且是可以信赖和依托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杜甫才在标题上郑重地写出“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在诗中也特别强调地指出：“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仆，寄语逾崇冈”。杜甫这种民族信任和友爱的博大胸怀在唐代诗人中真是空前绝后的。
杜甫第四大感情变的波澜是：杜甫吃水要靠僚人，耕田耙地、秋收冬藏也要靠僚人，他在夔州瀼西几十亩柑桔林里的除草施肥、修枝打叶还是要靠僚人。僚人成了杜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左右二臂，因而他又怀着无限深情作《课小竖锄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诗：
病枕依茅栋，荒锄净果林，背堂资僻远，在野兴清深。山雉防求敌，江猿应独吟。泄云高不去，隐几亦无心。
众壑生寒早，长林卷雾齐。青虫悬就日，朱果落封泥。薄谷防人面，全身学《马蹄》。吟诗重回首，随意葛巾低。
篱弱门何向，沙虚岸只摧。日斜鱼更食，客散鸟还来。寒水光难定，秋山响易哀。天涯稍曛黑，倚仗独徘徊。
这诗标题中的“小竖”，即指僚人家僮阿段。三首诗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写出了舍北朝景、舍北晚景，薄暮近景、深秋远景。诗人在山光水色之中，远望三峡千山万壑群山起伏，近看“篱门不整，沙岸任颓，鱼鸟忘机，山水成趣，故乐之而不知倦”（《杜诗详注》第1737页）。杜甫这种山水成趣、乐而忘返、悠然自得的心情和陶渊明离开官场后回到久别的乡村家园一样：“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坎坷，特别是晚年，更是贫病交加：“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羌村三首》）“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在飘泊万里、百病缠身的艰难岁月中，杜甫很难得有一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心情。而在这三首诗中杜甫为什么又有这么好的乐而忘归的怡然自得的心情呢？杜甫这种美好心情的出现，完全是僚人阿段把果林荒草杂叶收拾得干干净净，使几十亩果园面貌焕然一新，因而才使得诗人行走在干净整齐、枝繁叶茂的柑桔林里，不觉野兴大发，诗意倍增，连写三首诗以抒发内心清幽闲适之情。从这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感谢僚人阿段使他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满于海”的美好心情出现，而且更赞扬僚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诗圣杜甫以炽热的感情赞扬僚人，这又是他感情变化的一大波澜。因为自古以来又有谁会写诗热情赞扬讴歌僚人的勤劳、勇敢呢？僚人的勤劳、勇敢、认真、负责，在诗人的心日中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这是杜甫思想感情发生波澜起伏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杜甫第五大感情变化的波澜是：杜甫一生饱经忧患和战乱，深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到夔州后又恰逢百年难遇的天干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杜甫本来就年老多病（肺病、糖尿病、瘫痪病、目翳病等），又再加他家子女众多（“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还有他自从离开成都后，就再也没有官府给的俸禄收入，因而一遇到灾荒之年，全家就只有饥肠辘轳地以吃野菜度日。早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的“颜色白胜雪”的么儿子就被活生生地饿死：“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他携家人逃难到秦州的时候没有吃的只有吃木薯、洋芋、野果之类东西以度荒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发秦州》）、“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橼”（《彭衙行》）——恶梦般的“安史之乱”终于过去，而“峡中都是火，江上只空雷”（《热三首》）的春荒、夏荒、秋荒又接二连三地扑面而来。在全家性命攸关的严重时刻，杜甫只有喊僚人阿段去森林深处采摘苍耳以充饥——《驱竖子摘苍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犹剧。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蓬莠犹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漫任远适。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登床半生熟，下筋还小益。加点瓜薤间，依稀桔奴迹。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
“苍耳”又名“卷耳”或名“苓耳”，一种菊科植物，叶子象老鼠的耳朵，青叶白花，丛生如盘状，嫩苗可食。作为药用。可医疗寒痛、风湿麻木、四技拘挛。这首诗写了在畦蔬不足无以度日的情况下，僚人阿段不怕瘴疠之气，翻山越岭去采苍耳的艰难过程和洗其泥上、肃其皮毛蒸煮食用苍耳的过程。最后是诗人发自肺腑的感叹：一方面是有钱人家的一掷万金，“富家厨肉臭”；另一方面是无钱人家的糠粃度日，“战地骸骨白”——而更深的第三层含义是：
如果没有僚人阿段的野菜，我杜甫和全家人不是早就“路有冻死骨”了吗——杜甫对僚人在灾荒岁的救命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是杜甫思想感情变化的又一巨大波澜。郭沫若一九五三年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曾挥笔写道：“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郭老的眼睛看来，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中圣哲”，是因为他看到了世上的满目疮痍；他的笔底能纵横捭阖、波澜起伏，是因这写尽了民间的千万种疾苦——在千万种的民间疾苦当中，又何尝不饱含着僚人为他采野菜以救全家性命的疾苦呢？明朝的陆世雍说：“盛唐人工于缀景，唯杜子美长于言情”，还说：“少陵七言律诗……情中有景，景外含情”（《诗镜决论》）。杜甫特别善于描写他汪洋大海般的感情变化，为是他之所以能登上“诗圣”宝座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被称为“情圣”的重要原因（梁启超说：“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式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2页）。
僚人在一般人的眼睛里是把他们视为“性同禽兽”的人，而杜甫不仅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且当救命恩人看待。杜甫这种对僚人感恩戴德的思想，不仅在唐代文学史上少有，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非常少有，它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之作，而是犹如经过炼狱般的生活后思想的一次净化和灵魂的飞升，它代表了唐代诗人进步的史学观、文学观、美学观，因而它在民族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也正因为杜甫对僚人的态度这么亲近和友也，所以僚人在贫瘠的生活中只要稍为有了一点好东西，他们总要带着一片炽热和赤诚的心情爬坡上坎风风火火地给杜甫送来。诗人在《竖子至》一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这感人至深的一幕：
楂梨才缀碧，梅杏半传黄。小子幽园至，轻笼熟柰香。山风犹满把，野露及新嚐。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
这首诗所描写的典型环境是：在楂梨才缀碧，梅子、杏子半传黄的初夏，“竖子”僚人阿段披着满身的山风，踏着清晨的野露，把飘着一身芳香的山柰恭恭敬敬地送到杜甫家里让他嚐新——其实山柰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左思《蜀都赋》：“朱樱春熟，素柰夏成”。四川农村在瓜果刚上市的时候以梨子、山楂、山柰送人嚐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僚人阿段的心目中，它又包含着多少深深的情意啊——常言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要是杜甫不把僚人阿段当人看待，阿段会那么饱含深情地给他送去芳香四溢的山柰嚐新吗？这首诗它充分说明僚人和汉人的亲密无间的友谊以及杜甫在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仇兆鳌说：“此（诗）为竖子（阿段）供柰而作也。首二（句）借形，喜柰之先熟。五、六（句）实写，嘉柰之鲜美。款联乃奖励之词。乘风携至，尚觉清凉满把。带露摘来，尤喜滋润新嚐”（《杜诗详注》第1634页）。全诗突出了一个“喜”：一方面是僚人阿段的喜送山柰，另一方面是诗对杜甫在惊喜之中的收下鲜山柰，他们之间的这种深情厚谊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应该比山高、比海深，应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李白曾有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圣杜甫也可同样自豪地说：
三峡江水深千尺，不及僚人待我情！
著名历史学家魏收说：“氐、羌、蛮、僚，风俗各异，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中华书局《魏书》第2250页）。杜甫在长江三峡地区所生活的二年零九个月时间，在和僚人所共同生活的时间里，虽然“风俗各异，嗜欲不同，言语不通”，但他们的心总是心心相印、心心相连的，因而他的诗歌总能“达其志而通其俗”。它不仅能生动地描写僚人的各种生活风俗习惯，而且更能表达出他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后思想感情变化的五大波澜历程。他总是善于通过个人的苦难反映时代的苦难，善于通过个人思想感情的强烈变化，反映出时代最强烈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社会的要求。他能突破儒家思想和严重束缚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并反映他们之间的深厚纯真友谊，杜甫应无愧于“人民（应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诗人”的伟大光荣称号。所以胡应麟说：杜甫的诗歌“真可以惊风雨，泣鬼神”（《少室山房笔丛》），陈白沙说：“少陵只为苍生若，赢得乾坤不尽愁”。赵松雪：“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元稹也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以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中华书局《读杜心解》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