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论文，极重文体。重文体或从作文说，或从评论说。然所说文体，各有所指，并无一定之规。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则‘枫落吴江冷’，岂足以定优劣?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疎雨滴梧桐’之句，东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当退之大敌，如《城南联句》，亦必困矣。”[1]张戒所引崔信明的“枫落吴江冷”，是指其有佳句而无佳篇；而引孟浩然这联诗，是要说明他的诗的风貌与韩愈、孟郊完全不同，诗虽好，但若拿去和韩、孟联句，必然窘迫。因为他们风格不同。张戒这里所说的“文体”，是就诗的体貌说的。朱夏《答程伯大论文》有云：“古之论文，必先体制而后工拙，譬诸梓人之作室也，其栋梁榱桷之任，虽不能以大相远也，而王公大人之居与浮屠老子之庐、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悬绝而不相侔也。使‘记’也而与‘序’无异焉，则庶民之室将同于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2]这里所说的“体制”，指不同体裁的不同规式。倪思论文，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不知体制。龙溪益公号为得体制，然其间犹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者。”[3]这里所说的“体制”，主要指语体，不同体裁要求有不同的语体。古人所言重视文体，所指各有偏重，自当分而析之；不同之所指，互有关系，又当综而论之。明其所指，知其所由来，才能明白古人所说文体的本意。吴曾祺论文体，称：“大凡辨体之要，于最先者，第识其所由来；于稍后者，当知其所由变。故有名异而实则同，名同而实则异；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一一为之考其源流，追其派别，则于数千年间体制之殊，亦可以思过半矣。”[4]这里说的是辨别诸种文体的由来及其演变。这是较为深入的思考，涉及追寻文体生成、流变、分类诸问题。就研究思路言，前人论文体，以吴曾祺为最明哳。
现当代对古代文体的研究，渐趋深入，逐步走向系统化。1933年施畸《中国文体论》、1934年薛凤仙《文体论》、1990年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94年金振邦《文体学》、2000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5年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都对文体有认真的研究。而引起广泛注意的，是2011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其中发表的中国文体学作为学科的论纲，对文体学研究有了全面的规划。这些年来，还有不少研究某种文体或某一时段文体的著作，如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黄金明《汉魏南北朝诔碑文研究》、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等等。单篇论文就更多。研究之所及，举凡寻源头、辨体制、识流变、分门类、明目的等等，多有拓展之功。
一、寻源
追寻各种文体之源头，了解其何以生成，当为文体研究最初之工作。盖每一种文体之出现，必有其出现之原因与条件。或缘于礼乐制度、政治运作之需要，或为人际交往、适性娱情而产生。察看其生成之环境、条件与目的，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诸种文体之源始、特色、传统，亦有助于了解其时之政治状况、社会风貌。
寻源之事，由于文体数量极大，若一一追索，则工作量巨大，亦无必要。吴承学说：“把文体学片面地理解为文章体裁或文类，而在传统文体之中，又比较刻意地寻找一些偏僻的文体来研究。这类研究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更不能形成一种主流风气。”[5]研究古代文体，视野应该开阔些，要关照历史文化的种种现象，而不陷于琐碎。前人于文体之生成，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源，供我们进一步研究。例如，元人潘昂霄的《金石例》提及碑碣之始、墓志之始、碑碣制度、墓志制度；在碑碣和墓志之下，又提及诸种细目之起始，如德政碑之始、神道碑之始、先茔先德昭先碑之始等等。他旁征博引，但是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有不同看法。如他引《事祖广记》说神道碑始于晋宋。后人亦多沿其说，而欧阳修《集古录》说东汉就有杨震神道碑，非始于晋宋。欧阳修是亲见，当然欧阳修的说法更接近史实。潘昂霄又说：“墓之有志，其来远矣。”[6]他没有说远到什么时候，但是他引《西京杂记》说墓志始于西汉杜子春，又说孔子铭季札墓，唐时耕地得比干墓志，这个远，显然是说远至孔子。程章灿曾撰《墓志文体起源新论》，已驳其非是。程文提出墓志起源，应该与丧葬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赵超在他的《墓志溯源》中提到墓志与丧葬制度的关系，认为墓志有一个发展过程。程章灿从文体的角度，提出墓志文的生成可分三个时期：志墓、墓记、墓志。他并且认为宋人周必大提出的“铭墓三代已有之”的说法，如果结合《庄子》与《西京杂记》诸书的相关记载，则志墓三代已有或亦有据。而墓志则秦汉滥觞，迟至南北朝才定形。[7]这就牵涉到墓志文正体的基本形态问题。了解每一种文体较为公认的正体是什么样的体式，然后才能辨别正体与变体的区别。程先生做了一项文体寻源辨体必做的工作。
文体寻源，吴承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中，对盟誓、谣谶、策问、挽歌、櫽括词、判文、八股文等文体做了深入的探究；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又研究八脚词、忏悔文的生成。如他在谈及盟誓这一文体产生的原因时，追溯到它的制度起源，说：“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分化出来而独立的，最早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后才逐渐应用于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盟誓文体形态也由最早的口头上的简单誓辞，逐渐发展到比较完整的文本，并形成正式的盟誓制度。”他追索春秋战国时期的盟誓制度，联系其时诸侯国间的关系，了解此种文体所反映的政治环境、社会道德状况、社会心理等因素，提出：“在盟誓这种文体上，交织着在当时那种特殊时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神权与强权、蒙昧与理智、诚信与猜疑的色彩。可以说，盟誓是中国古代历史最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8]由此种生成原因、功能，也就决定了它的文体的体式。文体生成与文化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知道文体的功能，进而了解其特点，这是文体寻源必做的工作。又如他研究策问与对策，也同样追索其生成之因由，从《尚书》等先秦典籍中存在的政务咨询，到汉文帝的策问贤良，到它成为考试制度之后的一种形态相对稳定的文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种文体所反映的，正是我国古代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士与执政者的对话方式、士人的人生追求、生活道路的取向与其中的种种制约。一种文体的产生，竟有如此巨大的文化意义。再如他将判文兴盛的原因，放到唐代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考察，指出唐代判文的兴盛，与唐代科举有直接关系，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价值标准的推波助澜有关。吴承学对文体生成的研究，往往有更为开阔的视野。
一些文体的生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例如歌行，是诗歌类下的一个子目。这一诗体因何产生，最初的体式是什么样子，与功用有无关系等等，就存在很多没有弄清的问题。胡应麟说：“歌行之兴，实自上古，《南山》、《易水》，隐约数言，咸足咏叹。至汉魏乐府，篇什始繁。大都浑朴真至，既无转换之体，亦寡流畅之辞，当时以被管弦，供燕享，未闻不可歌也。杜《兵车》、《丽人》、《王孙》等篇，正祖汉魏，行以唐调耳。” (《诗薮》内编卷三)[9]这是说，杜的歌行，是承继汉魏歌行的。但是他又说：“唐人李、杜、高、岑，名为乐府，实则歌行。” (《诗薮》内编卷一)[10]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歌行就属乐府。胡应麟也是把乐府与歌行视为一体的，不是说杜“正祖汉魏”吗!那么他何以又认为李、杜、高、岑的乐府不是乐府，而是歌行呢?理由他没有说。如果他的说法正确，那么，他是不是认为唐人将乐府与歌行混用了，或者说到了唐代，歌行这种诗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离开乐府而独立?如果发生了变化，体式上的变化是什么?同是明人的王世贞则说：“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41]则是说歌行至唐仍属乐府。胡震亨说：“新题(引者按：指新题乐府)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汉，唐人因之。……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音癸籖》卷一)[12]这又说歌行非必谱之于乐。胡震亨又说：“歌行太白多近骚，王、杨多近赋，子美多近史。”(《唐音癸籖》卷九)[13]这是从语体上说的。那么，他们所说的唐人歌行，是否仅指体式而言呢?葛晓音曾对初盛唐的歌行作过研究，她认为，歌与行在汉时实为两体，“因此考察‘歌行’起源主要应从‘行’诗入手，而与‘歌’的关系不大(事实上‘歌’与‘行’的这种区别一直到盛唐前期尚很明显)”。葛先生分析了歌行的发展演变，认为“初唐七言乐府歌行虽以其骈丽浮靡被明清诗话视为承袭梁陈的‘初制’，但确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体制规范”，“明清诗论多以初唐为歌行正体，李、杜为歌行变格”。[14]她认为歌行的生成从“行”诗到歌行，有个发展过程，这就涉及此一诗体的正体与变体问题。葛晓音从体式论歌行体生成自“行”诗始，李庆则进一步论“行”诗最初的生成与音乐的关系。他说：“‘行’是一种乐曲，‘行’的演奏，和一定的乐器有关，比如，‘行’应当不用鼓角、笳。‘行’不是军乐，也不是单独的琴曲。‘行’和舞的关系不密切。……‘行’曲在后来形成的大曲中。”他分析了行钟与作为乐曲的“行”的关系，提出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行曲。他说：“歌行之‘行’，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种在古代祭祀、宴乐、出行等仪式时演奏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行’和歌、引、操、吟、拍等的乐曲，在音阶，使用的乐器，在运用的场合、范围，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表现形态，都有明显的不同。随着礼乐制度的变更，到了魏晋时代以后，经一些文人改编的歌行之‘行’，是指和这种音乐相对应的诗歌作品。到了唐代以后，又变成为一种特定的诗歌样式。”[15]李庆在追寻“行”体诗的生成时，追索到礼乐制度，说明此种诗歌体式的功用。当然，这也涉及此种体式何为正体何为变体的问题，当“行”体脱离音乐而成为文学体式时，它内在的一些因素(如节奏感)还存留有它生成之初的影响。研究“行”诗体式的演变，有助于了解诗乐合一到诗乐分离，从实用向非实用发展的过程。
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体制、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正如李炳海先生所说：“文体名称的原始内涵，犹如生物体内的原始基因，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形成内在的张力，制约着文体的走势和演变。”[16]
二、辨体
与文体寻源紧密相关的是辨体。
对于“文体”的理解，有多种说法。或说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或说包括体裁、文章风格、篇章体制；或说包括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性体貌；或说包括体裁、体制、样式、语体、风格；等等。有的研究者还引向哲学上的体用问题。谈文体而论体用，古人偶亦有相关言说，不过，那就说远了。体用范畴几乎可以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而对于解读文体问题，似乎无大助益。
文体包括哪些?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古人所说的文体，指什么；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古人所说的文体，它其实指的是什么。有时候古人所说的辞语，和我们所说辞语是对应的，有时却并不对应。例如“文体”、“体制”，既可指体裁，也可指风格、语体、样式。辨体的工作，主要是辨其体裁、体类、体貌(其中也包括构成体貌的体式、语体等等)。不同的体裁归入不同的体类，不同的体裁据其性能、功用要求有不同的体貌。
辨体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体生成包括它的萌发状态，正体是指它作为一种文章体裁在功用、体制上完成了的状态。当然，什么样的状态算完成了，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连珠体的起源，傅玄、任昉、刘勰各有说法，有的认为起于汉章之世，有的认为肇自扬雄。孙德谦《六朝丽指》更认为起于先秦诸子。他说：“连珠之体，彦和谓肇始扬雄，此说不然。
或谓源于韩非《储说》，斯得之矣。以吾考之，其体创于《邓析子》，又非出自韩非也。”[17]这里就有一个“体”的萌生状态与它的完成形态的问题。孙德谦是从语体特点说的。如果从语体特点说，那么还可推至更多的先秦子书，并非只有韩非内外《储说》与《邓析子》。连珠体的出现似乎不只是语体的问题，还应该考虑其功能。那么，是语体已有类似连珠的体式就称之为连珠体呢，还是有了连珠之名才能称为连珠体?即是名在实先，还是名在实后?还有，连珠的体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穆克宏引来裕恂《汉文典》：“连珠者，假喻达情，臣下婉转以告君者也。体始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受诏作之，其文丽，其言约，其旨远，欲览者悟于微也。合于古诗风、兴之义，欲使累累如贯珠，易看而可悦者也。”这个说法涉及功能、体式、语体诸因素。穆先生说，此说“为诸人论‘连珠’之体作了总结，颇为简明”。[18]来裕恂之说，就连珠之功能、体式、语体的特点言，较为周全。然以此特点衡量，则汉章帝时班固等人之作是否即为连珠体之正体，亦尚可研究。研究者有以《文选》入选唯一连珠体陆机的《演连珠》为连珠之正体者，理由是：一、完善了连珠的体式，《演连珠》五十首全部符合“臣闻……是以”的因果关系的句式；二、能够“假喻以达旨”；三、广泛而严密的逻辑说理。[19]论者以此为标准，区别连珠之正体与别体，并且认为连珠体别格的发展，受着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样便把辨体与文学发展联系起来。辨体首要的一项工作，是辨别正体的功用、体制和基本体貌要求，有的文体较易辨别，而有的文体，难度却是极大的，因所持标准不同之故。
辨体可能与尊体有关。古人对于各种文体的认识，似有高低之别。论及不同的文体，时有尊体的意味。刘勰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雅润”、“清丽”，均指体貌而言。刘勰是宗经的，他认为《诗》四言是诗的正体，写四言诗，就要以雅润为本。五言诗是诗的别体，追求的是清丽。四言诗与五言诗，只是诗体的小目，已有高低之分。诗与其他文体也有高低之分。蒋寅论诸种文体互参，提出“以高行卑的体位原则”，指出：“在古代所有文体中，诗的体位无疑是最高的”，“它可以向其他文体渗透，而其他文体则不得反其道而行之”。他也分析了词曲与赋、史传及诸文体互参的体位现象，最后将文体互参与“本色”、“破体”联系起来。[20]他所说的“本色”，我想就是正体。他讨论的文体互参涉及的问题，已关涉到我国古代文体发展中许多特异的现象。体位高低，反映了尊体观念在文体发展中的影响。而此种尊体观念，与我国尊经的思想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文章诸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参现象，反映着文章功能、体制、体式、语体诸因素的发展变化，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就产生了变体，或称破体。不论是有意破体，还是无意发挥而破体，正体衍为变体，都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变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有时候此体与彼体就不易分辨。明人锺惺在《唐诗归》中引沈佺期的乐府《霹雳引》，评论说：“似文、似赋、似铭，奇甚。”[21]《霹雳引》属琴曲歌辞，古辞四七言，梁简文帝与隋辛德源同题均为五言短篇。沈佺期长篇叙事，四五六七言杂用，离乐而独立，所以锺惺说似文、似赋、似铭，属于何种文体，已不易辨别。
破体现象，前人已加关注。研究破体问题，是研究文体的重要一项。在国内，吴承学较早注意到辨体与破体的关系。1989年，他发表了《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分析了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现象，论证文体正变，存在高下的观念。“以文为诗胜于以诗为文，以诗为词胜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胜于以律入古。以古文为时文胜于以时文为古文。”“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①1991年，他又发表了《辨体与破体》，提出文体总体风格的形成，与用途、题材、形式因素(如声律、结构等)有关。辨体与破体，实涉一种文章体裁就其功能之性质、原初形成之体貌特点，包括其体制、语体，在发展过程中遭到突破，改变其原初体貌要求，甚至改变其体裁之性质。例如，颂本来是用来颂美功德的，后来有的被用来论理，这就失去了它原初的性质，有颂名而无颂实。体貌改变其原初之基本要求，体裁之性质或亦起变化而另立新名。吴承学举赋为例，说：“古赋最盛于汉代，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文采华丽、辞藻赡富。形式上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内容则多歌功颂德、曲终奏雅。”而随着文学的发展，出现俳赋、律赋、文赋。俳赋始于魏晋而盛于南北朝；律赋为隋唐科举制度之产物；文赋则是受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而产生。“可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赋体不断变化。骈文盛行时产生骈赋，音律盛行时产生律赋，古文盛行时产生文赋。”[22]变体与破体是一种发展趋势，名篇往往产生于变体中。
辨体还包括文体分类，先有辨体而后有文体分类。这也是一个前人十分关注的问题。由于此一问题的复杂性，意见纷纭。文体众多，由简而繁，辨别其相近之性质，归为文类，而因标准不一，亦无约定可循，归类之数量亦异。大体说来，是由简而繁，又由繁而简，例如从五经到徐师曾的164种，再到姚鼐的13类。郭英德提出了文体分类生成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从分类对象来看，‘泛文学观’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第二，从分类实践来看，‘因文立体’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第三，从归类方法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23]他提出了总集二级分类的基本体式。这从纷纭的众多文体中清理出一个大的构架，绝大多数的文体，都可以往这个大构架里塞进去。类底下是体。体之归类，有不同的体式，如以体分类、以题分类、以时分类等等。
吴承学较为广泛地研究了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如研究宗经与文体分类的关系，他举出元代郝经将历代各种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易》下有序、说、评等等；《书》下有诏、策、制等等；《诗》下有骚、赋、古诗、乐府等等；《春秋》下有碑、诔、铭等等。他说这样的归类，反映了文体分类中的宗经观念。[24]他又分析了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认为黄佐的分类，体现了文本于经的文体学理念之外，“还从文体功能出发，创造出一套新的文体分类法”。[25]探讨古人的文体分类方法，可察见他们的文章观。宗经观念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章发展，重功能反映实用性文章观。宗经与重实用，正是中国古代文章的传统。
辨体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辨体貌。在我国古代的诗文评、小说戏曲批评中，体貌批评是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也是最为纷纭复杂的领域。这个领域里，范畴、批评方式、批评特点等等，都有大量的研究资源。近三十年来，我国的研究者，在这个领域里涉足的也最多。作家批评、作品批评、流派批评、地域与家族文化传统批评，大多涉及体貌问题。作家批评之涉及体貌，是对其作品的总体评价。“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之类都是。作品批评，量大而杂，见仁见智，各说各话。还有体貌类型批评，如“数穷八体”，“辨体有一十九字”，“二十四诗品”之类。体貌批评涉及问题极广，如历史语境、作者人生遭际与素养、作者志趣与人生观念、民族文化基因、承传与变异等等。自体貌内在之构成言，体貌之总体呈现中包括体式(结构与表现形式)、语体(语言构成特点与词语色彩)、思理倾向与情思趣味等等。体貌批评因文体之不同而有不同之术语、范畴，但也时有交叉。体貌批评亦因批评者之不同而使用不同之术语、范畴。共用之术语、范畴是少数，不同之术语、范畴是多数。汪涌豪研究文学批评范畴，曾列出古代文学批评之体式范畴，数量极大，计有：诗文370种(其中先秦13，两汉12，魏晋六朝58，唐五代75，宋金元84，明64，清64，有重叠者)，词曲体式范畴228种(其中词129，曲99)，戏剧小说体式范畴204种(其中戏剧117，小说87)，各体相加，共802种。其中有属于总体体貌的批评，有属于语体的批评，有属于情思韵味的批评，有属于结构的批评，有属于章法句法的批评，有属于思想内容的批评，还有属于人物塑造的批评等等。[26]在我国古代的诗文、词曲、戏剧、小说的批评中，体貌与体裁关系的批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体貌批评有的脱离文体批评而独立，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涉及我国古代文章(或文学)的理论统系。
辨体，既辨体裁的生成、成体形态、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也辨体裁与体貌的关系。而对体貌的研究，领域则更为宽广。
吴承学在文体研究上有着完整的思路，他不仅着眼于文体研究中的某一领域，而且对于文体学作为学科有着整体的思考，学术视野开阔，而功力扎实。对文体学史料广泛搜集与解读，展开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有可能为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问题的探索，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体研究的主要目的，有的说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国古代的文的传统。我国古代的原生态的文，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文”，是文章，还是文学?有的说我国古代原生态的所有文体、文章，都是文学，这正是它区别于西方文学的地方。有的说在所有文体中，只有一部分属于文学，另一部分属于非文学，如应用文。有的说，所有的文体，都存在文学与非文学，同一文体内，有的文章属于文学，有的文章属于非文学。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划分文学与非文学呢?到底是文章还是文学，对象的性质并不清楚，于是在研究中常常文章、文学混用。或者古人的同一著作，有人称之为文章，有人称之为文学，有人称之为泛文学或杂文学。举一个例子，我国最早且亦最完整的一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有人说它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有人说它是一部文章学著作；有人说它研究的是文学理论问题，有人说它研究的是文章学，有人说它研究的是杂文学或泛文学，有人说它研究的只是写作学。到底是文章、文学、泛文学，还是写作学，实在是一个需要说清又尚未说清的问题。这个问题牵连到我们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看法。
文体研究不仅仅限于研究文章或者文学，它还与历史研究有关。2006年，胡元德发表《半壁江山：也谈文体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提出应用文体的研究有助于研究历史。他说：“历史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化。‘政务的运作，不论是各种制度的制定，方针政策的下达，或对于具体政事的处理意见、请示报告和批示，都需要通过公文。因此，通过公文运作看制度的运作，从公文形态的变迁看制度的演进，无疑是对政治体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正因为政治制度和公文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一些历史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公文，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②[27]他举出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楼劲《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等论著，以说明应用文体的研究对研究历史的意义。借助一些文体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宗教的科仪与教义的传播，如道教的青词与佛教的俗讲变文之类。
文体研究不仅与历史研究有关，也与语言学研究有关。如果我们研究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语体，或者同一文体在不同时期的语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不同时期的官方书面语、民间语言以及它们的演变。当然我们还可通过文体生成与变化的研究，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其他问题。
不过，文体研究的大量工作，还是它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大部分研究者，研究文体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文学的本土特色，也即所说的我国文学的原生态面貌。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也是这方面的。我想，这里我们似乎会遇到几个麻烦问题。其一，文体是研究所有文章的，如果所有的文章都是文学，而且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学的特色，是有别于其他国家文学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说出我们这文学的特点，比如说，应用文(如公文)的文学特点是什么；如果所有的文章都是文学，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文学自觉”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其二，
如果在所有文体、文章中，有的不能算文学，那么就存在着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问题。曾枣庄从发展的角度，看待与此有关的问题。他说：“先秦、两汉，文学的含义很广，兼有文章、博学之义，文学、史学、哲学、法学都囊括在内，几乎等同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逐渐接近后世的泛文学观念，逐渐有文笔之分，诗和骈文谓之文，其他散文谓之笔。”“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需要出发，中国数以百计的文体，大体可以分为文学性、非文学性和两可性三大类。把文体划分为文学类、非文学类和两可类，是就这种文体的主流说的。”“文学类文体首先是指中西方都认为属于文学作品的诗歌、小说、戏剧。……文中的辞赋、赠序、杂记、哀祭、楹联等类也多属于文学类作品”；“非文学类文体包括诏令、奏议、公牍、祈祷等应用文体。从总体看，这类文体算不上文学作品，但其中也有文学名篇”。[28]
那么，什么是文学性呢?这实在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在谈论古代文体时，大谈审美，许多古代的文体，其实并不存在审美问题。怎么办?曾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文学与非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展开，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从这一思路，有可能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的思路。我们讲先秦文学的时候，讲《春秋左氏传》、《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等等，如果真是按照西方的“纯文学”观来看我们的古代文学，那么就不会讲这些。或者以为我们在讲魏晋以后的文学时更多地讲审美，讲感情，就是“纯文学”观，那么我们讲魏晋以后的文学，该怎么讲呢?只选那些不带感情的、不美的文章吗?我想，大家恐怕都不是那样想吧!那样文章就很难选了。为此事，我考虑过很多年，总想不出个办法来。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后期的评价标准不应该用对待前期文学的标准。这不是什么“纯文学”不“纯文学”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得有一个文学的标准。在我国，文学是什么?如果简单一句，说“我们古代有许多种文体，不同于西方，一百多种的文体，都是文学，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的特色”，因之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学与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那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我们就一定会回到学科不分的状态。
我们研究我国古代众多的文体，如上所说，可以借助此一种之研究，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也可借以研究历史和其他问题。但这是第一步，接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才是最难的一步。如果这一步不做，那或者只能把所有文体的所有文章都当成文学。如果我们的研究只停留在这个层次，那我们就应该说出包括诸体性质在内的文学的特点。如果我们说不清这个中国文学的特点，只说它“有许多文体，这就是特点”、“文、史、哲、经不分，我们没有独立的文学学科”，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含含糊糊下去，选作家、选文、评价都没法做，只会陷入独断，说那是文学就是文学，不是文学就不是文学。当然，我们还有一条出路：我们可以不用文学这个词，说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我们只有文章，我们的文章就是文学。不过，那就很难说文体研究与文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关系了。
总之，说我们古代有许多文体，这只是研究我国文学特点的第一步，从中分出文学与非文学，才是说明我们文学特点的最为重要的一步。我们当然不能回到古代文史哲经不分的状态。
注释：
①原载《学术研究》1989年第5期。此文后来收入《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时，改为《破体的通例》。
②按：单引号内诸句，胡文注引自吴宗国：《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序，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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