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所谓代表性，就是自清末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剧变，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感到旧有的一套治学路数，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无法对历史和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谋求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建立一种新的学术思路，而结果，则是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在近现代的有成就的学者中，这样的一种文化追求与治学心态，确乎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知道，陈寅恪很早就接触了西方近代学术思潮。他十三岁即东渡日本学习，除了中间有短暂的假期返国外，一直至十六岁。二十岁时又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后又入瑞士苏黎世大学。二十三岁回国，二十四岁时又就读于巴黎大学。二十六岁返国，三十岁到美国哈佛大学，三十二岁离美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这样，直到三十六岁时受聘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返国。如果从十三岁算起，到三十六岁，共二十四个年头，他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著名学府学习或研究，加起来则有十七八年。这就是说，从少年起，经青年而步入中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文化主体的社会度过的。而在德国的时间最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正是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学派形成并占据主流地位的地方。本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在其享有声誉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把兰克在德国史学界的地位与歌德在文学界中的地位相并比，盛赞他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正是兰克在历史学上作出的成就，“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所有人的师表”（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8年版，第215页，“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研究者已指出，陈寅恪虽然在其论著中从未提到他从西方学者那里接受了什么思想或观点，但从治学的路子看，他是受到兰克学派影响的。这是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不可忽视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他深受本国传统思想的浸染和影响。这包括很多方面，可以撰写几个专题来论述，这里我想只对他的家世渊源作一些分析，而着重谈谈陈三立的思想。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父子二人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革职处分。比较起来，陈寅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问政治。即使处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书斋式的生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陈寅恪除了他的学术著作外，还写有不少旧体诗。他的诗能熔铸唐人李商隐与宋代江西诗派于一体，有其独特的既深情又冷峻的标格。从这些旧体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重压。不过对于像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留学欧美诸国，直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相当高深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压不是表现为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表现为冷静、从容地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学术心态是如何养成的？我想可以从陈三立的思想发展中得到一些线索。
二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民国十三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参据郑逸梅《艺林散叶》)。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人。1853年(咸丰三年)生。这时其父宝箴已中辛亥(咸丰元年)恩科举人，回乡从祖父伟琳治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年，陈宝箴入都会试，落第，留京师。这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陈宝箴饮于城中酒楼，遥望火光，拍案大号，尽惊四座。随后他又参预曾国藩幕府，以军功擢知府。陈三立少年时仍按照传统的路子，读书作文，应州县考试，后即随父长期在其湖南官署居住。1880年(光绪六年)，陈三立二十八岁，陈宝箴改官河北道，三立又随行。1882年(光绪八年)回江西南昌应乡试中式。1883年(光绪九年)，陈宝箴于上年由河北擢浙江按察使，却因涉河北任内狱事罢官，复居长沙，三立又随父到长沙。此后一段时期，与湘中诸名士游处。这时正值中法战争，于时政多有议论。如《郭嵩焘日记》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记：“便过王逸吾、陈伯严。……伯严出示吴蓂阶信，直谓粤防一无可恃，虎门天险亦甘心弃之，不料一时重臣，昏悖至于此极。”
1866年(光绪十二年)，三立三十四岁，春会试中式，但是年未应殿试，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才成进士，授吏部主事(见陈隆恪等《散原精舍文集》卷首识语)。因有感于清末官场腐败，他虽想有所作为，但浮沉郎署，难有施展，仍然回长沙侍亲。1890年(光绪十六年)十月，陈宝箴任湖北布政使。此年陈寅恪生于长沙。第二年，陈三立赴武昌宝箴官署。此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聚集一批洋务人才，购机器，办工厂，兴铁路。陈三立与当时的新派人士汪康年等交游，在武昌等地观看工厂，坐火轮车，又约为诗酒之会。三立虽未入张之洞幕府，却常为其座上宾客。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谓：“之洞督鄂之日，尝聘三立校阅经心、两湖书院卷，先施往拜，备极礼致”。易顺鼎《诗钟说梦》：“南皮师为海内龙门，怜才爱士，过于毕、阮。幕府人才极盛，而四方宾客辐辏。余与伯严，追逐其间，文酒流连，殆无虚日。”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薄注》记当时张之洞宾客分好几等，“而梁晶芬、陈三立、易顺鼎，位在一、二名流之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办强学会，张南皮师首倡捐一千五百两为开办经费。”（见《知新报》第六六册)又吴德渊《致汪康年》：“二十八日午刻得手书，欢喜无量，当时即约黄公度、陈伯严、邹、夏、叶诸君，集于学堂前厅，面酌此事。公度极佩公公会章程。……沪上同人勇跃如此，安知春梦不从此大醒，愤闷之馀，为之一乐。”(见《汪康年师友书札》)。
也就在这一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长期居于湘中，对当地民情甚为熟悉，又激于时势风云，积极推行新政。陈三立此时也返湘，协助其父，并推荐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见《寒柳堂集》)此时湘中人才云集，如梁启超、王闿运、黄遵宪、、皮锡瑞、熊希龄、谭嗣同等都密集长沙，讨论时事，商议创设南学会事(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又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德宗锐意新政，湘省既设报馆，兴学堂，会嘉应黄公度遵宪任长宝道兼署臬司。元和江建霞标、宛平徐研甫仁铸，相继为学政。正月更与陈右铭中丞及子伯严、熊秉三、谭复生、戴宣翘诸公，创设南学会于长沙。留公居湘，延任学长。分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公主讲学术，黄公度讲政教，谭复生讲天文，邹沅帆讲舆地。”南学会宣扬民权学说与科学思想，引起了守旧派极大的惊恐。王先谦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四年记：“陈右铭中丞宝箴△任湖南，余素识也。向以志节自负，于地方政务，亦思有所振兴。会嘉应黄遵宪不为盐法长宝道，与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龄合谋，延有为弟子梁启超为新设学堂总教习。江标、徐仁铸相继为学政。学会、报馆同时并兴，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举国若狂。”湖南变法，陈三立谋划尤多，当时与谭嗣同、陶葆廉、吴保初有“四公子”之称。如徐一士《一士类稿》：“(三立)其父右铭翁在湖南巡抚任，励精图治，举行新政，丁酉、戊戌间，湘省政绩烂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趋庭赞画，固与有力。当是时，散原共谭壮飞、陶拙存(葆廉，陕甘总督模子)、吴彦复(保初，故广东水师提督长庆子)，以四公子见称于世，皆学识为一时之俊者，而陈、谭二公之尤著。”
但是正当湘省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八月份北京变法宣告失败，清廷下令，陈宝箴父子均革职，且永不叙用。这是陈三立一生的转折点。他随即陪侍其父归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为其父所写行状，以极沉痛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散原精舍文集》卷五《先府君行状》)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陕西，就在这世难亟变之际，陈宝箴在焦虑抑郁中去世。此后，陈三立移居南京，并经常来往于武昌、南昌、庐山、上海等地，虽然其间他曾一度与其家乡江西修建铁路事情，但始终远离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诗人自许。只是他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而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读意，则愀然若有深忧。”而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记此事，更谓：“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毕辄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语。一日深夜，忽于梦中狂叫，喊杀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八十五岁的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三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散原精舍文集》卷一《故妻罗孺人状》)。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和康梁的变法，看似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这点，陈寅恪有明确的分析。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认为“当时之言变法者，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他认为其祖、父二世之变法思想，实行之于郭嵩焘，“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是指出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主张有不同思想渊源的第一人，也是对郭嵩焘思想作出积极评价的第一人，充分显示出他过人的史识。我们要研究陈三立的思想，一定要探讨陈氏与郭嵩焘的关系。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字伯琛，号筠仙。郭嵩焘一生的经历与思想，可以用陈寅恪上述的“颂美西法”四个字来概括。郭嵩焘曾于1876年(光绪二年)出使英国，
是近代中国走出国门、担任驻外公使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从整体上认识西方社会，肯定资本主义从总体上优于封建主义，因而进一步对封建社会“人心风俗”提出全面否定与尖锐批判，并提出要以夷变夏的大胆设想。由于他与西方社会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对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走富强之路，其见识远超出同辈。他曾说：“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正因为郭嵩焘“颂美西法”，乃遭到一般顽固保守派的攻讦。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谈到郭的《使西纪程》“一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譬如当时以清流名士自许的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就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这确如陈寅恪所说“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之所以目为汉奸国贼，无非郭氏说出了一些守旧者不敢听、也听不懂的话，那就是西洋也有数千年的文明，中国“实多可以取法”，而处于国弱民贫、列强觊觎的环境，“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使西纪程》)，如此而已。
但郭嵩焘的言论思想却受到陈宝箴的赞许，陈三立所作其父行状中说：“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而郭嵩焘早在出使英国之前的1871年(同治十年)，即推许陈宝箴“才气诚不可一世”，“因其文而窥知其所建树，必更有大过人者”(《题右铭文集》，见其日记），陈三立于1880年(光绪六年)寓居长沙时，郭嵩焘曾阅其所撰古文一卷，称为“根柢深厚。”陈三立同年为郭作《郭侍郎荔湾话别图跋》，中云：“湘阴筠仙郭先生使海外既归之明年，以荔湾话别图册命三立为之辞。”对郭出使归来后所受到的“谤议讥讪，举世同辞，久而不解”表示深切的同情(《散原精舍文集》卷三)。我们如果对照上引李慈铭的日记，以及郭归国后到达湖北，欲乘轮船返湘，引起湘省士绅的大哗(见郭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那么当时还只有二十八岁的陈三立，其见识之迥乎流辈，也就可想见了。
郭嵩焘着重从整体上认识西方，尤其着重于教育。他认为“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西方之所以强盛，“其源皆在学校”。郭嵩焘如当时一些洋务派人士，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那样，把重点放在输入西方的学理，以开启民智，这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急于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二者在改革方案与价值取向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郭嵩焘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的确代表一种倾向，如稍后的严复也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乃在于“一一皆本之学术”(《严复集》第11页，中华书局版)。他在《拟上皇帝(光绪)书》中，说要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重要的是治本而不是治标，“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同上第65页)。他在《原强》中说：“善乎斯宾塞尔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他就是着眼于用西方的学理，并企求以长期坚韧的努力，来改变处于封建末世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陈三立作于1913年的《庸庵尚书秦议序》，曾谈到甲午战后，朝野上下，变法之论骤起，但他批评论者“于人才风俗之本，先后缓急之程，一不关其虑”(《散原精舍文集》卷七)。他早期所作的《罗正谊传》(同上卷二)，叙述这位湘潭人尝为郭嵩焘所聘课其子，后又应彭玉麟之聘到暹逻考察，但终不得大用，“乃引归，发愤太息，务张泰西之美，而痛中国之所由敝，以为富强之术，宜专教育人材，师夷所长，去拘墟之见，除锢敝之习”。陈三立对此是深表同情的。严复的思想当然比陈三立深刻得多。但他们(包括郭嵩焘)在这一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由此可见，近代社会确有一部分人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力求在学术文化上树立黜伪崇真的风气”(严复曾说西学之“命脉”乃在“于学术则黜伪崇真”，郭嵩焘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籍以发明新义，开启民智，通过长期的努力，造成中国富强的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坚实基础。这应该是一股客观存在的思想倾向。
正由于如此，尽管陈三立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闲居，但还是力促其子出国学习。1902年，陈寅恪随其兄师曾，东渡日本留学。而在此前的一年，陈师曾即已在上海入法国教会学校读书。1904年夏，陈寅恪假期返国，同年冬，又与兄隆格同考取官费留日，陈三立特地从南京赶至吴淞送别。1909年，陈寅恪经上海赴德留学，陈三立又至沪上，赋诗送别，有“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倘作摩霄腾”之句(《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我们知道，陈三立虽被清廷革职，但仍以孤臣孽子自许。辛亥革命后，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陈寅恪由于家庭环境的浸染，肯定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陈寅恪一生，始终把学术当作唯一的追求，却又认为做学问必须摆脱各种业务的干扰。他还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称赞王国维。这些，都可看出郭嵩焘、严复、陈三立思想倾向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