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各大学、各科研单位，都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伴随着各种基地、中心的成立，博士点和硕士点的申请，各单位乃至各地方的领导也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怀和支持。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若干趋于冷落的传统文化学科，也借着这种热闹的氛围分得了一些阳光雨露，改善了教学研究的条件。所以加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加强学科建设，归根到底是要使本学科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文革”以前，各高校学科阵容的形成是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结果，一些著名的中文学科，各有所长，不存在互相比高低，要当龙头老大的竞争心理。到了90年代末，解放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逐渐退尽，第三代人数稀少，第四代分不出高下，大家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加上学科建设的好坏，又直接与各种名誉和经济利益挂钩，于是有条件的学科无不奋勇争先。所以即使是从这种现实的考虑出发，大家都要加强学科建设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学科建设的标准，和以前有所不同了。我们看每年填的表格，在数量面前人人平等：论著的数量、科研经费的数量、得奖的数量、对外合作的数量、召开研讨会的数量……这些数量固然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真实情况，但是决定学科水平高低的质量从表格上是看不出来的。就以评奖来说，除了许多非学术因素以外，各参评单位的利益争夺和平衡几乎是放在首位的，为照顾单位名额比例而牺牲优秀成果的例子举不胜举。更何况各种奖项太多，逐渐也就令人失去了新鲜感和荣誉感。然而这些表格上的标准已经确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评价体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在岗，你就必须根据这些标准去设计自己的前途，快速炮制“重大成果”、积极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召开各种大造声势的会议。热闹的结果是：我们固然催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但也同时制造了许多学术泡沫，更可悲的是一些“名家”学者抄袭剽窃的丑闻不断曝光。
我们为加强学科建设忙得不亦乐乎。现在的研究者可真是忙啊！即使是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甚至是退休的学者，每年要开多少会？要看多少硕士博士论文？听说今年北京一位已退休的著名学者五六月份收到了29本博士论文。他就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写完这么多论文，那么他的评审能是认真的吗？然而我们正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忙着各种必须的形式和程序，扩大着招生的数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博士和硕士。我们的学者们一年之内光是评审，就要耗费多少时间？更不用说无休止的申请、填表、演讲、开会、对付种种检查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杂事了。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倍，可我们用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了。我们整天在讨论如何加强学科建设，可是教学和研究这样的正事却反而被搁置到一边，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人的时间是常量，你整天风风火火，忙里忙外，当然就只能牺牲自己的科研时间。一年到头，能有几天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几页书？写几行字？而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学科偏偏又是最需要时间的。且不说写一篇论文要读大量的原始资料。就是读了许多资料也未必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需要深挖深刨的阶段，尤其是主要依靠常见资料的传统学科，如果不下功夫沉潜到材料内部去，很难再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沉下心来，而我们现在最缺的正是时间。
我常常想到国家教委第一次评选的优秀成果奖，很多获奖论著是积作者十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功夫才完成的。这样的著作才真正当得起优秀奖。而现在呢？年年评，月月评，各种名目层出不穷。这次刚获了什么奖，或评上了什么重点学科，马上就要考虑下一次怎么办，短短的两三年、三四年，就能出什么重大成果吗？没有创新，只好炒冷饭，重复自己，甚至抄袭他人，其实职称、基地、中心……一切需要不断评审和不断检查的“成果”都是如此，这就是当前加强学科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困惑。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学科建设不用抓，应该任其衰落，而是说如何抓才得法。我觉得各级管理部门应当学学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说：有些种树的人“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柳宗元以此道“移之官理”，“得养人术”，我以为此道也可以移之于学术管理，得养学者术。学术的“道”就是潜心钻研，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心浮气躁。对于被管理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要出大成果，必须给予时间，“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否则，学科建设的前景实在是可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