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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感 陶文鹏:《诗词读写丛话》前言

  

   前言(1992年版)

  

   和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常常听他谈诗论文,说社会,道人生。他调门不高,但其风骨,其智慧,每每沁人心脾,启迪后学。他生性随和,好与晚辈交游,一两二锅头下肚,使我们忘年,亲切地称他“行公”。

   行公清光绪戊申生人,行年八十有二。思辨清晰,有力度,举步轻捷,毫无龙钟之态,前者得力于舶来的方法论,后者得力于国产化的禅。——淡漠功名,布衣布履,来去少牵挂;心中,笔下,有一块小小的“自留地”,静心耕耘,自给自足。

   社会在进步,生活总是越来越美好的。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不亦乐乎。生活起居井然有序,节奏不紧不慢,既益养生,又见成果。近十年,他写了十来本书。其诗言志,其文也言志,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作文与做人关系密切,古人说为人贵直,为文贵曲。行公是这样躬身力行的。他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追求真诚,重情义,辨真伪,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这,也许就是行公的人物性格吧。他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反对八股气,讲章气,刺绣气,烟雾气①。其文味如橄榄,细嚼慢品,当余味无穷;文笔轻松、冷隽,设喻取例,无不鞭辟入里;行文如话家常,行云流水,顺乎自然,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究其实,他用了大力而不为读者觉察:其情,其意,乃至对人生的彻悟,深深藏于根柢。读行公的书,不能像读武打小说一般,一目十行,只图热闹,否则是要大失所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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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八股气,用空话、大话、假话以宣扬既定的什么理。讲章气,行文正襟危坐,隔几句就来个“必须指出”或“应该牢记”,表现为唯我独正确的样子。刺绣气,形容词语很多,话曲曲折折,表现为扭扭捏捏,有颜色而无筋骨。烟雾气,把不常用的术语、意义不鲜明具体的词语,先求多多益善,然后嵌在既冗长又不平顺的句子里,结果就使读者见文字之形而不能轻易地把捉其意义(也许竟至没有明确的意义)。(见1989年11月《读书》杂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世间夸人知识丰富,有说“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者,那是调侃。行公高寿,自称“六代之民”②,充分享受人生的赐予,饱阅社会沧桑,况一生勤勉,其学识渊博,笔下能侃,是了解他的人所共识的。他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于金石书画,亦广有见识。比如说,历代碑帖,他如数家珍;周易,他发表过文章;禅宗,他有著述;学文言文,他有选本和论著;作文教学,他出过书;人生哲学,《顺生论》已脱稿;相对论,他钻研过爱氏的多卷本文集;罗素哲学,他读过主要的英文原著;缠足,穿高跟鞋,他能与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严肃认真,等等。人称杂家。从某一视角看,亦未尝不是。不过,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他更为专深,已有几本专著明证。《诗词读写丛话》付印,又一本专著问世。行公说,《诗词读写丛话》是要还文债,勉为其难写成的。这是谦词,其实他游刃有余。读后,深知这部新著,凝聚了他长期研究诗词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心得乃至招数,“泄底”献出,使这本导人入门的读物,成为一部含蕴丰富,见解独到,趣味盎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既普及又提高的力作。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深受诗歌的熏陶。唐诗,宋词,历代传诵,家喻户晓。但是,如果要问何谓诗词诗词有什么特征和作用,恐怕很多人难以置词。此书的开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说起。行公先论述语言文字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然后一层一层分析,最后自然地得出结论:诗词,就是以精练的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表达出幽微情意”的妙手。这个界说很精彩,捉住了诗词的“魂”。那么,情意和诗境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诗境是为了表达幽微情意而“画”出来的。而它一经画成,飘忽、模糊的诗境就固定了,明晰了,变得纯粹了。人生所经历之境,主要是实境、梦境和诗境三种。诗境离实境较远,离梦境较近。但它与梦境又有大分别。“首先,诗的意境是人所造,梦境不是。其二,因为是人所造,它就可以从心所欲,取适意的,舍不适意的;梦境就不然,例如你不想丢掉心爱的什么,却偏偏梦见丢掉了。其三,诗的意境是选择之后经过组织的,所以简洁而明晰;梦境如何构成,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它经常是迷离恍惚。其四,诗的意境有我们知道的大作用,……如果没有诗的意境,生活至少总当枯燥得多吧?梦境想当也有作用,但我们不觉得,也就可有可无了。这样,为诗的意境定性,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现实的梦’。”谁说诗境难以诠释?行公在这里讲得明明白白。

   行公就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他分析困难的深奥的问题,善于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犹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因而“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给人以“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快感。这本书第四讲“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讲的是诗词在形和神两方面的分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这个命题,有不少诗词研究专家阐释过,似乎都没有讲清楚。行公从语言、音律、情调、意境诸方面谈诗和词的分别,既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宜于分工,又说明二者可以转化,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转化。他以京剧为喻,说:“诗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阔,官场,沙场都可以;词是出于旦角(还要限于正旦、闺门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长,总是在闺房内外说愁抹粉”。“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本事大了,就像梅兰芳,虽然经常扮演虞姬,却也可以反串楚霸王”。“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本职行当与反串终归不是一回事。直说是,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最后总括起来说:诗刚,词柔;诗直,词曲;诗显,词隐;诗男,词女;诗境阔,词言长。行公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便把诗词各自的特征,同源异流的历史及其错综变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生动有趣,使人豁然开朗,又欣然感悟。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来源于他对诗词深透的研究和辛勤的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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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行公有枚闲章,称“六代之民”。六代,即清末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沦陷时期,抗战胜利以后,建国以后。表示自己经历的时间长。

  

   讲到读诗读词,行公耐心地指导门径。比如,应该读哪些作家作品和有关的诗话词话,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他都认真指点,并且传授阅读方法,仔细讲述从理解到深入再到仿作的学习和实践程序。他说,读诗词,最要紧的是透过诗句及其意义而唤起诗情,走入诗境,“最高的要求是境的化”,不能只在字面上滑,也不应舍本逐末,仅仅欣赏技巧,把读诗词当作看杂技,更忌刻意探微而胶柱鼓瑟,穿凿附会,陷入误区。对于有些难解的诗词,行公主张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以便取得境的化。认为求甚解就未必然,至少是未必有助于境的化。他举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这首诗最难解,为人们所公认。古今解此诗者不下数十家,但这些学者专家用锲而不舍法,欲必求一解而宁可穿凿附会,造成猜谜式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行公用“不求甚解”法试解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一晃年已半百,回首当年,一言难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曾经有梦想,曾经害相思。‘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是梦想和思情都破灭,所得只是眼泪和迷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回想,旧情难忘,只是一切都如隔世了。”这是融化了诗境的妙解,令人拍案。行公以常人的的诗情去感受诗人的诗情,又以自己的诗心去发现诗人的诗心,所以解释得这么自然、亲切、明了。在我们看来,这种“不求甚解”的解,比起大力考索而把诗的意境弄得支离破碎的种种宏论深议,不啻高明百倍。他说:“诗词,以‘情’为骨髓,所以写要发乎情,读要止乎情;离开情,到其他场所游走,至少为了节约,最好还是不写,不读。”确是内行人的话。

   在这本书中,行公对3000年的诗歌流变史,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他评价古代诗家词人的作品,简明扼要,闪烁着智慧火花,不多的几句话,就如画龙点睛,神气尽出。讲《诗经》,他说最经得起反复吟味的佳作是《秦风·蒹葭》一类篇章。的确,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美人在哪?可想而不可即,给人留下想象,留下余韵,是诗境的极致。讲《楚辞》,说它用“描绘、夸张的手法写想象中的迷离要眇之境,诗意更浓”,“其中《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写得真美,不能不说是上好的诗。”讲乐府诗,说它感情真挚,语言纯朴自然,没有文人诗文的造作气。对《古诗十九首》,行公评价最高。说它“写一般人的境遇以及各种感受,用平铺直叙之笔,情深而不夸饰,但能于静中见动,淡中见浓,家常中见永恒”。他特别推崇它的“厚”,情厚,味厚,语言也厚。认为是绝后的作品。因为平和温厚如陶诗,读过还有“知”的味道,而《古诗十九首》憨厚到“无知”的境界,这是文人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陶渊明的诗,被行公放在文人诗中的最高位置。他说:“陶诗意境高,如孟浩然、王维曾努力追,终归追不上,……没有那种朴厚味,夸大些说,这是天赋加时代,学不来。正面说,陶诗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写的,所以朴实,真挚,自然,不但没有利禄气,连修辞的技巧也没有,所谓大巧若拙。”他比较李杜的诗说:“李、杜,诗风不同,李飘逸,杜沉厚,飘逸难学,如果重点在学,要多读杜。又,李长于古风,杜长于律,无论欣赏还是学写,都要各有所重。”平日聊天中,他最欣赏杜诗的“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类诗句,叹为神来之笔。行公的这些评论,或许有人不一定都同意,但谁都难以否认,这是他在长期吟咏涵濡中所得的独到体悟,足以激发人们深入思考、研究的兴味。

   这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指导初学者“写”。行公不仅详细地讲述了古体诗、今体诗(近体诗)和词的格律,教人怎样押韵,怎样对偶,怎样运用词藻书,而且告诉读者怎样分辨古今音,注意关键的“韵”字,如何保持和发扬自己“偏爱”之长,等等。书中更精粹的地讲述了写作过程必须正确处理的一系列关系:诸如旧韵与新韵,古体与近体,拗字与拗体,押韵与对偶,情意与选体,诗语与用典,守律与变通,捉影与绘影,勤奋与谨慎,等等,行公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关系,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讲得全面而辩证,有理论,有实例,一一授人以具体操作之法。

   “奠基”一节,指出“真、厚、正的情(最好至于痴)是试作诗词的资本”。何谓“正情”?他解释说,就是“执着于人生的情”。这执着表现在,热爱自己的生活,也热爱至少是同情他人的生活。总的要求,是人生的丰富、向上,现实的,理想的,都成为合于善和美的原理的什么,或求之不得的什么。与此相反,例如爱权势,爱金钱,发展为嫉视,仇恨,落井下石,籍没株连,也是情,因为不正,就必须排斥于诗词之外。这里,行公讲得堂堂正正,有骨有肉,毫不含糊其词。

“捉影和绘影”一节,讲诗词意象的创造方法,他说“诗词是情意的定型化”。情意,无形无声,而且常常迷离恍惚,想存留或者传与别人,就要用语言文字使它定型,就是使它有形,有声,成为清清楚楚。又说,写情,有各种方法,可以直接写,也可以间接写:直接写,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轻描淡写;间接写,可以写外界之境,也可以写他人之事(包括咏史)。

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捉影”,就是想方设法把情意捉住。捉的结果,像是形既不定,量又不够,而仍想写,就只好加一些甚至不很少的“绘”。如何捉?行公给读者指明由浅入深的捉影层次:“初步,也只能在心里捉。感受,加码,做不到,能做的只能是知解方面的,即辨认它,重视它,希望它:一,走得慢一些,二,有一定的方向,即容易走入诗词。这辨认,这重视,这希望,是浅的捉。深是用语言文字捉,即真走入诗词之作。走入,就不会一纵即逝,严格说,这才是真的捉住。”他又告诉初学者,捉影,可以用确认和修补的办法,也可以用从古人作品中偷巧的明借、暗借、用事等凑合的办法,更常见的是用空灵的手法捉,这就是用写景之语,写情之语,或者先将情“略定其性,然后找个合用的瓶子往里装”。而“绘影”,是夸张,增改,变换,破格,一句话,是大化妆,为求与现实拉开距离,变生活的真实为艺术的真实。最后,他谆谆告诫初学者,“绘”可以脱离正轨,可以偷巧,但仍得“守佛门大戒,不妄语。无情而说作有是妄语,情在此而说在彼也是妄语”。更难得的是,行公讲捉影和绘影的种种方法,多是现身说法,以自己创作和修改的实例详细加以说明。在“凑合”一节中,几乎全部以自己的写作情况为例,诸如在押韵、调平仄、对偶、用典、次韵、集句、选词、标题、布局等各个环节上,如何运用“灵机”而“凑合”成篇的诀窍,都和盘托出,以金针度人,着实教人为之感动、钦敬。《诗词读写丛话》这本书写得明白如话,举重若轻,浅近

   中见深厚,幽默中见智慧,洒脱中见缜密,足见行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学识渊博。其善于设譬取例,亦可见一斑。他往往用寻常事物比喻,生动、亲切地表述深奥的诗理。例如,在最后一讲“勤和慎”中,行公强调写诗词要注意保持旧有的形质,说:“比如用瓶子装饮料,传统的酸梅汤喝腻了,可以改装可口可乐,至于打破瓶子,那就不必。”接着,他引述今人杨宪益先生的《自题》诗和启功先生的《沁园春·自述》词,说“两首的意境和用语,都大异昔人,这是酸梅汤换成可口可乐;可是瓶子没换,格律仍是唐宋人严格遵守的,一丝一毫不含糊。……诗,称绝称律,词,标明某调,当然都是旧的。旧有旧的形和质,例如孟子的束发加冠,口不离仁义,如果换为西服革履,满口卡拉OK,那还是孟子吗?”可谓喻妙理明,风趣横生。读这样的说理文字,简直是美妙的享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信然哉!

   本书还有个附编,是自选诗词《说梦草》。名之曰“说梦”,颇耐人寻味。行公解释说:“这是由成语‘痴人说梦’来,其中有梦,也有痴,痴是根由,梦是表现。”说到家了。梦自然是幻想,是无着落的希冀。但既然有梦在,幻想也就在,希冀也就在,因而弥足珍贵,值得保存。我们想,一切尚未完全丧失幻想和希冀的人,读这类抒写幻想和希冀的作品,当会因心灵感应而引起共鸣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行公己身的哀乐,己身的感受,“虽微末而没有因求合时宜而掺假”。人间有真情在,实属可贵。这就启发初学者,要以真情入诗词,当有一颗赤子之心。否则,回家去烤白薯,巷口去卖西瓜也罢,何必作诗填词?从写法上看,行公心中有些幽微、复杂的感情,欲说还休,也不免有难于下笔的情况,于是采取了若隐若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纳须弥于芥子”的写法。怨不怒,哀不伤,不失“温柔敦厚”之本,这固然是儒家的传统诗教,但这种诗风,在当今,却可以避免暴怒乖张和感伤消沉,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利而无害,似还有继承和发扬之必要。行公的作品,体裁、风格丰富多样。就诗来说,有古体诗(包括五古、七古),今体诗(包括五、七律绝),还有次韵,集句;就词来说,有小令,有长调,有豪放之作,更多是婉约之作:可供初学者从各个方面学习、借鉴。总观今人作诗词,多作或只作今体诗,罕写古体诗,多作豪放词,罕写婉约词,风气未免偏颇,《说梦草》中的古体诗和婉约词,尤其值得重视。倘要说我们的偏爱,在行公的诸体作品中,窃以为:诗,以五古、五绝最佳;词,以小令居上。行公的诗词,由于他学识渊博,有的作品用典自如,初学者是学不来的。我们可以多品味那些朴实无华,于家常中见永恒的篇什,体会其中的真情,厚情,正情,乃至痴情。如“残年何所欲,不复见焚书。”(《七九年尾颂辞》)“旧业应随黄叶尽,空余梦影碧山中。”(《庚申晚秋偶过香山口占》)“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新下榻处为母校二院工字楼与玄翁同室题壁》)“姑妄言之姑听之,夕阳篱下语如丝。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消掩泪时。”(《负暄琐话完稿有感》)“中原常水火,下里少胭脂。有感皆成泪,无聊且作诗。”(《自伤》)“渴饮鸡鸣露,饥餐枸杞花。”(《香山漫兴四首》其四)“诗书多为稻梁谋,惭愧元龙百尺楼。”(《己未伏夜简南星二首》其一)“青箱自检焚余册,白首谁怜死后名。海内几番寻鲍叔,天涯何处吊田横。”(《十年二首》其二)“远树啼莺动客魂,渡头前月送桃根。垂襟紫帕谁能识?上有深房旧泪痕。亲婉丽,记温存,丁香小院共黄昏。等闲又是清明过,冷雨敲窗独掩门。”(《鹧鸪天·别意》)等等,有的抒写悲欢离合之情,有的抒写苦中作乐之景,表现的都是平凡的人生,但有血,有泪,有切肤之感受,动人肺腑。再有一点初学者须注意的,行公一再强调诗的天职是抒情,对重理轻情的诗多有微辞,无疑是中肯的。但不能误会为写诗就不要理性了。我们想,有情的,是诗;有理无情的,不是诗;有情有理的,也应当是诗。古人谈诗趣,就包括景趣、情趣和理趣。比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乃是情、景、理水乳交融,意蕴深隽的佳作,历来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又如苏轼的《题西林壁》,应当说也是好诗。就《说梦草》说吧,也有不少富于理趣的篇章。此外,音韵相协,是诗歌艺术的重要因素。本书主张格律从严,从旧音,当是老先生们轻车熟路的一条“易”路。但初学写诗词,难度就较大。旧音指中古音,采用“平水韵”。其中有些韵部,现在看,读者相同,而分在不同的韵部里,是因为当时读音有分别。京剧所用的“十三辙”,则是按今音划分韵部的,适用于新诗的押韵。我们想,不妨基本上从旧音,又在大原则下来点小自由,比如“东之冬”“江与阳”等通押,写今体诗大致模仿写古体诗的办法,减少一些限制和束缚,庶几能保持旧体诗的形质,又有利于表情达意。此路也通吧?

   到此该打住了。忽然想到,人生的幸运,莫过于能够发挥才智。知识分子的希冀,唯此唯大。行公晚年可算幸运的了。他受过德先生赛先生的熏陶,沙滩红楼出身,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如按社会上兴说的黄埔几期几期论,不知他属于北大几期。30年后,笔者求学于西郊燕园,念的也是中文系,行公当是老师兄了。他放开笔写东西,是近10余年的事,其满腹经纶远没有写完。我们尝为他动手“晚”了而惋惜。他听了沉默片刻,报以轻轻的一句:“那时能写吗?”真教人不知说什么了,只有相对唏嘘。《诗词读写丛话》脱稿,近水楼台,我们先睹为快。想到行公的亦师亦友之谊和本书满目珠玑,总想说点什么,可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拉杂说了上面这么些,又不知说到哪里去了。奈何?

   1991.10.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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