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半塘先生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坎坷，平生事业涉及多个领域，并非仅限于学术一隅。这就使他与那些在书斋中讨生活的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和学术个性。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也有不少建树，比如参加五四运动，比如创办、管理汉民中学，投身教育事业等等。仅仅是上述这些事迹，都足以使任半塘青史留名，更不用说他在学术研究上的诸多重要贡献了。
鲜明、直爽的个性与执着、坚韧的品格使任半塘的生平经历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逸闻趣事早已成为广为传诵的学界佳话。比如建国初期的卖笋豆、卖字文为生，比如申报硕士生导师，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比如他和研究生之间没有假日、没有星期天的约法三章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期的数十年间，正值学术研究黄金年龄的他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研究环境可以说是十分恶劣，但就是在如此恶劣的逆境中，任半塘仍意志顽强，坚韧不拔，著述不缀，继早年的散曲研究之后，又开辟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天地，和弟子一起完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创造了一系列学术奇迹。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在他身上都有许多值得后人认真学习的东西。
从任半塘一生所从事的各类工作来看，建树最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还是其学术研究。与卢前、钱南扬等同门一样，任半塘的学术之旅深受一位学人的重要启发和影响，此人就是一代曲学大师吴梅。说起来，两人还有着一段不解的师生缘分。任半塘起初就读的是北洋大学，所学专业为工科，与词曲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1918年夏一门功课即几何学的不及格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由此决定弃工从文，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系，有幸成为吴梅的高足。
正是这段师生缘分决定了任半塘日后的学术道路和治学特色。对此，任半塘曾作过这样的介绍：“敏躬逢其时，初亦参与唱曲，衡嗓音，宜习声色，乃试拍《长生殿•定情》；徒因杂务纷迫，练功无恒，未能深造，甚愧！卒以书生，退钻书本，落为恒业，可慨也。所业既定，乃规划词曲一科应有之考据学，粗具首尾，以呈夫子，夫子许之，并庄颜振敏之肩而命曰：‘坚尔志，一以贯之，不摇！’敏谨受教。”[1]虽然任半塘未能在唱曲方面有更多的“深造”，但他有意在继承吴梅曲学的基础上于词曲“考据学”领域寻求突破，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这一切都得到了恩师吴梅的鼓励和支持。
公开的课堂听讲之外，任半塘在大学毕业后仍继续得到吴梅出于个人情谊的指点和帮助。1924年，他曾住在吴梅苏州的家中，用两年的时间得以尽览恩师丰富的词曲珍藏，其情景正如他本人后来所描述的：“负籍吴门，趋庭受业。蒙予食宿之便，遂穷百嘉室所藏，寒暑不更，提命备至，乃此生之大幸也！”[1]这不仅仅是一段人生中值得回忆的快乐时光，同时也为任半塘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十分坚实的根基。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在谈到任半塘的治学历程和学术成就时，不能不提及他和吴梅之间的这段学术渊源。这种影响是终身的、深远的。据任半塘本人介绍，他后来进行的“唐艺发微”研究也是受恩师吴梅的启发而展开的：“夫子经桂时，敏得侍一夕话；临别，出一张纸授敏曰：‘此乃行箧中偶存者，孔颖达所作《诗•大序•疏》，论乐歌之一节，至关重要！宋金词曲之远源实在此。朱熹虽为经师，又曾探宋词之源，而昧不知此，可憾！今授尔存之，他日可畅其旨，以召学人。’敏因授纸，什袭以藏，且三十载。入新中国，赴川，重理考据之业，而上溯隋唐，首创科研总纲曰：‘唐艺发微’。盖尊孔义为枢纽，发于乐，用于辞，齐言、杂言，同时悉举，无所后先。”[1]从任半塘晚年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难看出这段师承关系的重要影响。
除恩师吴梅的指点、提携之外，同门之间的相互切磋、彼此帮助，对任半塘的治学也有着积极的推动和影响，这在卢前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两人同出吴梅门下，过从甚密，感情深厚。对两人当时交往的情景，卢前曾有生动的描述：“中敏在金陵，与予朝夕过从，怡然如兄弟。春秋暇日，都下诸胜，时共游躅，有时相对一尊，互倾胸鬲。有时杂稠人中，中敏力排众说，口滔滔若悬河，予则从而应之。杂以谐笑，说者谓任爽卢真。”[2]更为重要的是，两人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特别是对散曲的研究。他们都曾撰写过具有开创性的曲学论著，而且还都十分喜爱搜集、整理和刊印曲学书籍。相互切磋之外，两人还合作编写了一些曲学书籍，如《散曲集丛》(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就是两人合作的成果。《曲选》(国立编译馆1944年版)一书由卢前编选，任半塘校正，也是由两人合作完成的。
对任半塘在曲学方面的建树，卢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在其《论曲绝句》中将任半塘列为元明以来30多位曲家中的一家，并吟咏道：“词山仰止疆村在，曲海初扬万里波。案上新书近百卷，观堂惭愧感红多。”将任半塘与开创戏曲史学的前辈学人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卢前对任半塘评价之高。对此卢前解释道：“中敏自题其书斋曰‘感红室’。十年以来，辑订曲集，自元以至明清，都二十余家，并所为《曲谐》，暨《散曲概论》之属，不下百卷。说者方诸词中之疆村翁。世但知静庵先生《曲录》《宋大曲考》诸作之精，而不知二北《曲录补正》《词曲通义》《作词十法疏证》诸书为尤精也。于令套虽不多作，偶一为之，亦复隽妙。”[3]255－256就任半塘对散曲学的贡献和影响而言，卢前如此高的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并非过誉之辞。
综观任半塘平生的治学历程，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其1918年入读北京大学到20世纪30年代，这是其治学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他的治学兴趣主要在散曲方面，通过撰写研究著作，编印曲学书籍等，与卢前等人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创建了现代散曲学。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这是任半塘治学的第二个阶段。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直到建国后才又重操旧业，进行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的关注点主要在唐代文艺研究，相继撰写了《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等著作，在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开疆拓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前后两个阶段，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很大的差异，实则有着内在的关联，即都集中在对文学和音乐关系的探讨上。
限于论题和篇幅，本文只对任半塘曲学研究的成就与特点进行介绍和评述。
二
任半塘的曲学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散曲，一是戏曲，在这两个领域皆有不俗的建树和开拓性的贡献。
对任半塘在散曲研究方面的贡献，论者多给予高度评价，将其定位为一位具有重大贡献的开创者。有位研究者曾这样评价他：“任氏最突出的贡献和最富学术个性的工作乃在于开创建立了一门科学的散曲学，是为任氏新曲学。散曲从词学和戏曲(戏剧)学的附庸中得以解脱，而独立成学，既出于任氏之手，也全赖其一人之力。”[4]有的研究者如任半塘的同门卢前甚至将其对散曲学的开创性贡献与王国维在戏曲领域的建树相提并论，就连恩师吴梅对其在散曲领域的研究也表示欣赏，认为这位得意门生继承、发扬了自己的曲学事业：“吾少耆声律，搜录剧曲，垂五百种，方印行问世，顾于散曲，止及七八种，中敏能弥吾罅漏，可谓得吾心之同然矣。”[5]
结合任半塘在散曲研究领域的贡献来看，他是当得起如此高的评价的。总的来看，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散曲理论方面的贡献，二是在散曲文献方面的贡献。
任半塘在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散曲概论》《词曲通义》(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作词十法疏证》(该书还曾以《元人曲论》为名刊印，梁溪图书馆1926年出版)等。与同时期的其他研究者相比，其散曲研究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开始研究的时间早。1926年，任半塘在《东方杂志》发表《散曲之研究》一文，对散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学界通常将该文作为散曲学的发轫之作。此前，胡适曾于1922年发表《元人的曲子》一文，指出：“近人对于元朝的杂剧与传奇，总算很肯注意了。但元人的曲子，至今还不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明代的小曲，也是最有文学价值的文学，不幸更没有人留意到他们。为补救这点缺陷起见，我们现在想陆续把这两朝的曲子介绍给那些有文学史兴趣的读者。”[6]该文虽有提倡散曲之功，并介绍了《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两部重要的元人散曲集，但内容较为简略，并未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因而不能算是奠基之作。在《散曲之研究》一文稍后，虽有不少散曲研究著述出现，但它们不仅在时间上要晚于《散曲之研究》，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该文的启发。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任半塘从事散曲研究应该算是最早的。说他是现代散曲学的开创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二是研究的系统和完整。这里所说的系统和完整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任半塘通过其著作，确定了散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散曲学研究体系。这在其《散曲概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书系在《散曲之研究》一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全书分序说、书录、名称、体段、用调、作家、作法、内容、派别和余论，共十个部分，对散曲的名称、源流、体制、作法、流派、特征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有关散曲研究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该书都已涉及到，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三是，该书对散曲的把握是宏观的、全局的。从纵的方面来说，对散曲的渊源流变、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的描述；从横的方面来看，对所知散曲的作品、作家进行了穷尽式的概括和列举。尽管在今天看来，作者的搜罗还不够完备，但他竭力为读者展现散曲全貌的学术意图则是十分明显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散曲自身的诸种特性，更为重要的是，它由此奠定了散曲研究的基本体系和框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学科基础。任半塘的具体学术观点也许未必全部正确，可以提出质疑和商榷，但后人对散曲的研究则必须以其成果为起点，无法绕过他的这些著作。比如对散曲的起源，任半塘提出“曲始自元季，而源于宋词”，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一观点已有所修正，但它仍是研究散曲起源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是不能否认的。再如任半塘对散曲曾有如下的定义：“散曲’二字，自来对‘剧曲’而言……凡不须有科白之曲，谓之散曲。”[7]这一定义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接受，研究者后来的修正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先前对散曲的研究虽然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相比之下，前人都没有任半塘论述得这样系统、完整和深入。这种系统、完整显然得益于任半塘求学时期所接受的现代高等教育，得益于他所接受的现代学术训练，这也是他本人自觉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如其对《散曲概论》一书内容和特点的概括：“乃散曲全部之整理与批评”[8]，“《散曲概论》二卷，任讷撰。乃于全部散曲，求得一概观也。”[9]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任半塘“考订力求瞻详，评断力求明晰”[8]。可以想象，如果单纯采用明清曲家所惯用的那种片言短制、随意性强的曲话体，有些问题就不会涉及到，即使涉及，也不会说得这样详尽、透彻，自然，这样的著述也很难起到开创一门专学的功用。
由于散曲研究历来不受重视，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因此初创时期的研究必须从最为基本的文献工作着手。任半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广为搜集、整理散曲资料，并加以刊布，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这正如当时一位论者所评价的：“校勘曲籍，一发前人之复，自是不朽盛业。”[10]
任半塘在散曲文献方面的工作以《散曲丛刊》(中华书局1931年版)规模最大，影响也最著。该书为大型散曲总集，
其编纂宗旨为：“于我国文学上诗词以后，戏曲以前，确定与诗词体段相类之散曲一体，纂辑成书，刊而布之，使我国文学上之各种典籍，益臻完备。”全书共收录元、明、清三代散曲别集12种，其中有不少为世间稀见的珍本秘籍，即编者所说的“发表许多世人从未见过之元曲，及明清重要之散曲”。在体例上，编者有着通盘、完善的考虑，“订正从来曲本内之模糊与错误之处，而又谨严自守，不妄意改窜”，“全部曲文按谱断句，使人人便于阅读欣赏”，“各种皆有序跋或附录，于原书之体例版本，及作者之生平派别，多有精密之考订，且卷前各具提要，极便浏览”，[8]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是一部精心编纂、校勘的大型散曲总集。这一工作受到了吴梅的肯定，他在序言中高度赞赏该书：“得此一编，如进古今词人于一堂，而相与上下其议论，补艺文之阕，穷声歌之源，中敏之有功于词苑为何如也！”[5]对《散曲丛刊》的得失，有位海外学人有着较为中肯的评价：“这部丛刊的好处，是能把世人从未经见的散曲专集，如酸甜乐府及唾窗绒等，都能搜辑成帙，且在每一卷首都有简明的提要；甚至于在卷末各随其需要而载有校刊、附录或书跋，真可谓：‘闻前贤之窔奥，贻来者以南针。’但其缺点则是所辑不广，把很多都遗漏过去。”[11]529“所辑不广”所造成的“遗漏”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是限于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所致，并非任半塘用力不勤之故，他曾这样感慨曲学书籍之难寻：“散曲书籍，自来冷僻；购藏固觉为难，阅读亦鲜其处。”[12]稍后，卢前刊印了另一部大型散曲总集《饮虹簃所刻曲》，该书搜罗更广、更全，基本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散曲丛刊》还附收了任半塘本人所写的三种曲学著作，即《散曲概论》《作词十法疏证》《曲谐》。《散曲概论》一书前文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作词十法疏证》系作者有感于《中原音韵》所附《作词十法》及《令格》“原文措辞甚简，又义有未尽，兹辑元明以来诸家论说，详为疏证，如务头等，具说甚赅。于四十首定格则尤加意考订，用康海刻太和正音谱本、陆贻典抄本等校过。卷末复钩稽全书要旨，列为条例十五则，于是此寥寥之十法，乃成为一简要之曲论，而兼为一简要之曲选与曲谱矣”[13]。该书的特点正如一位学人所概括的：“把作曲的各种基本知识，都加以详明的解释，而且引了很多例证，材料非常丰富。”[11]529该书还曾以《作词十法疏证》《元人曲论》之名多次单独刊行过。
《曲谐》一书则采用曲话体的传统形式，对历代散曲佳作进行品评、考释，“并不尽为品藻，考据议论，亦多有之”，因而具有文学和史料的双重价值。全书“原无条例，随手拈缀者，而目录则归纳全部材料为十类：曲选、元曲、明曲、清曲、剧曲、小曲、考据、议论、类纂、杂俎。每目并注明卷数页数，以便检查”[14]。该书的特点正如编者本人所概括的：“专选前人曲集、曲谱、笔记、小说、杂书中饶有风趣之散曲，加以品藻，而合以一贯之主张，其涉及考据者，亦不犯枯燥，为以前未有之曲话也。”[8]这一概括也为后来的论者所认同：“这本书的好处是引据极博，从元初到清末，凡是有关散曲的材料，大致都搜罗进去，真可作一部散曲选看。”[11]560。
《散曲集丛》(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是任半塘与卢前合作编印的一部散曲总集。
此外，任半塘还编选了多种散曲选本，如《元名家散曲六种》(中原书局1926年版)《元曲三百首》(民智书局1927年版)《荡气回肠曲》(大江书铺1931年版)等，这些选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任半塘在散曲文献方面的建树也可以从其《散曲概论》一书中看得出来。《散曲概论》一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样具有文献价值。比如该书的书录部分就编制了一个简要的散曲目录，共收录元、明、清三代散曲选集、别集177种，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虽然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完备，但它可以说是第一个散曲目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正如作者所言：“浅陋疏略，诚不能免，自来专门汇录此等书名者尚未有人，故从草创，徐图补正也。”[12]再如该书的作家部分，“缘就各书，汇集其名，聊存鸿爪”，广为辑录元、明、清三代散曲作家，共著录640人，“虽搜罗未备，要亦得其十之七八矣”[15]。这一工作显然也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仅此两端，不难想见《散曲概论》在散曲文献学上的重要贡献。
这样，通过理论阐述、文献整理、提倡示范等多方面的苦心经营，任半塘与同时代的学人卢前、梁乙真等人一起，将散曲从诗词、戏曲的附庸中独立出来，创建了散曲学这门专学，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回顾这段学术历程时，对任半塘的突出贡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三
散曲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任半塘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来创办中学教育。直到建国后，他才又重操旧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不过，他探讨的对象已不再是散曲，而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即唐代文艺，并相继撰写、出版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和探讨其中与戏曲相关的部分。
在戏曲研究方面，任半塘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提出不少重要而新颖的观点，对20世纪后半期的戏曲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总的来看，其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戏曲史的考察，特别是对唐代戏曲的考察。这方面的著作包括专书《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和《唐戏述要》《唐代能有杂剧吗》《驳我国戏剧出于“傀儡戏、影戏”说》《戏曲、戏弄与戏象》等散篇论文。通过这些著述，任半塘对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及在唐代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看法。这一研究是任半塘唐代文艺这个庞大学术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与其原先的曲学研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可以看作是其曲学研究的一个延伸或拓展。
任半塘有关唐代戏曲的论述给学界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对此前的戏曲史研究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冲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因素：
首先，此前人们对宋元之前戏曲形成、演进的情况所知甚少，虽有一些著作涉及，但限于资料，给人的印象多是模糊不清，正如任半塘本人所概括的，多数戏曲史著作“一论及唐代戏剧，近人不曰材料难得，即曰轮廓不明，俱有无从着手之感”[16]3。这样，当《唐戏弄》一书将唐代戏曲蓬勃发展的场景完整、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自然会产生一种出人意料、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奇感。
其次，人们对宋元之前的戏曲发展状况所知甚少，但就是这点所知甚少的知识也存在不少问题。此前人们对戏曲发展历程的观念主要建立在王国维《戏曲考原》《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的基础上，即“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17]55。这一看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被学界广泛接受，“自后徐史(慕云)青史(青木正儿)董史(每戡)周史(贻白)郑说(振铎)冯说(沅君)卢说(前)刘说(大杰)等凡及唐戏范围者，无不因王说先入为主，奉为圭臬，殊少逾越或辩证。影响所致，不但唐戏不明，对汉晋六朝宋金之戏亦均有所蔽，遂于我国全部戏剧之发展认识与演进理论中，长期留存显著之成见而不觉”[18]。任半塘有关唐代戏曲的描述对王国维的这些观点显然是一种挑战，因为他将中国戏曲成熟的时间大大提前了，认为唐代已经有相当完备的戏曲，这一时期戏曲已经形成，并发展成熟。
上述两种因素实际上也是激发任半塘写作《唐戏弄》一书的诱因，“专述唐五代戏剧，清理其条贯，而著明其精神，期对已往戏剧史、文学史内。在此部分，过分简略与武断处，作初步之补正”[16]3。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王国维等人在梳理戏曲的发展历程时，也曾对宋元之前的情况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察，何以任半塘得出的结论和他们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着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据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与两位研究者之间艺术观念的差异有关，一方面则与两位研究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有关。任半塘、王国维两人对戏曲观念认知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任半塘对此曾有说明：“王氏于我国戏剧之源，穷搜冥索，全从歌辞方面体验，而忽于戏剧之其他种种；又存在‘无剧本便无戏剧’之心理，结果乃断定我国戏剧演进之关键，最早在有宋一代。”[16]1应该说这一概括还是比较准确、到位的。王国维给戏曲所下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17]163，对戏曲的文学性关注较多，对其他因素则注意不够。任半塘则不然，他在考察唐代戏曲时，对剧本、音乐、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化装、剧场、服饰、道具、演员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较为精细的探讨，相比之下，他更加注重戏曲的舞台表演性，更加关注戏曲组成要素的多元性。戏曲观念的不同自然会带来对戏曲形成、发展历程认知的差异。
王国维对宋元之前的戏曲发展状况曾下过一番功夫，并得出如下结论：“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19]这一看法影响深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学界广泛接受，成为一种共识。但问题在于，由于王国维当时掌握的文献资料不足，因此所得也就有限，论述比较简略，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其结论的可信度。任半塘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挖掘了大量新的文献资料，其拥有资料的数量、规模及丰富性都远远超过撰写《宋元戏曲史》一书时的王国维。这些资料并非都取自珍本秘籍，其中有不少是人们常见的，但限于观念的束缚，大家并没有想到挖掘其戏曲方面的蕴涵，将其应用于戏曲研究。文献基础的不同也就决定了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差异，两人笔下所展现的唐代戏曲风景自然会不一样。这样，任半塘对唐代戏曲的研究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新发现。
资料的扎实、丰富实际上也正是任半塘唐代戏曲研究的重要贡献和特色。对其他研究者来说，即使不同意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但对其所提供的许多材料却是不能漠视，必须加以正视的。正如王悠然在序言中所说的：“设若我们过去对于唐戏的看法并没有错误，上文所举的那些误认，实际上并没有那回事，反而是本书作者个人的大误会而已，那么，也得正视他在这书中所提出、所运用的，那将近千条的材料，其中有一大半，确是我们过去研究古剧，与估计唐戏时，所没有顾到的，应该拿来加一番精密的检讨。假如我们否定了本书的理解，也应该与否定它所提出的那些材料，分作两事。”[16]序
任半塘有关唐代戏曲的论述对王国维等人先前所勾勒的戏曲史景观形成了一种冲击，其结论是富有挑战性的。王国维着手戏曲研究是在20世纪初，任半塘开始探讨唐代戏曲则是在20世纪中，两者在时间上正好有半个世纪的距离，代表着戏曲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在我国戏剧史的考据部分，将被此书划分成两个时期：前期是四十多年以来，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引起的，后期就是任先生此书引起的。”[16]序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任半塘对唐代戏曲的探讨有破有立，代表着戏曲研究的深化。王国维以其系列戏曲著述创建了中国现代戏曲史学，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无论是其戏曲观念还是研究方法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后，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所创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当戏曲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势必要对此进行修正，这是戏曲研究不断深化的一种内在需求。任半塘所做的正是这一工作，这正如其本人所说的：“初期研究、难求精密，不无留下罅漏，正赖后来之人加以补苴。”[20]
尽管任半塘提出的结论颇具颠覆性，对王国维指摘较多，但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继承，是在修正前人观点基础上的继承。任半塘本人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唐戏弄》一书中，
“除依据旧籍中有关之资料，叙述唐戏外，并于所见四十年来国内著作之涉及唐戏者，悉予商榷评订。此项专书，初步引七十余种，论文引八十余篇”[16]凡例。而此前有关唐戏的研究著述并不多，作者的罗网可以说是穷尽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研究便具有一种总结或集大成的性质，代表着戏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任半塘有关唐代戏曲的研究富有挑战性，自然也就会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和争议。《唐戏弄》一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围绕着中国戏曲的形成问题，研究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来有位论者将这场讨论称之为戏曲形成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21]。尽管大家对这一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但这一讨论无疑有利于戏曲研究的深入。直到目前为止，戏曲是否形成、完备于唐代，学界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成者、反对者均大有人在，显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有一定的学术空间。
此外，任半塘关于唐代戏曲的描述，从其自身的论证来看，自圆其说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如果放在整个戏曲史上进行观照，其有关唐代戏曲的看法与宋元时期乃至以后的戏曲发展状况就无法顺利地衔接起来，存在着一些抵牾和矛盾，如何进行弥合，这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对此，任半塘的态度是“不管内容接不接，只管在时代的据点上，一个一个接起来，而不要马上去写戏剧通史”，“不如初步各段自由发挥，依据材料，实事求是，对其前后阶段的关系，各不负责，彼此不受影响。待各段的求是都成熟了，然后再由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来做联系工作。既然点点滴滴，都是比较坚实的，联起来成一条线，自然也比较坚实可靠。倘有实在联接不起处，就当存疑，慢慢再研究。”[16]序从研究策略上来看，这自然是一个可行的好办法，先在点上取得突破，再由点及面，取得整体的进展。但它毕竟是权宜之计，研究一个历史阶段的戏曲还是需要将其放在整个中国戏曲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的，通识的观念还是必不可少的。
但不管怎样，面对任半塘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即使是持反对意见者，也必须对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思考，而不能绕开或漠然视之。他的这些研究为人们思考戏曲孕育、形成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为戏曲研究的逐步深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和平台。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其《唐戏弄》早已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成为戏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二是在戏曲文献学方面的建树。与散曲研究一样，任半塘十分重视戏曲文献这一基础工作，这也是其治学的一大特色。从其主要代表著作《散曲概论》《唐戏弄》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前面已对此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专著的撰写之外，任半塘还搜集、整理、编著了一些重要的戏曲资料类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有如下两种：
首先是《新曲苑》(中华书局1940年版)。该书是在《读曲丛刊》《曲苑》《重订曲苑》《增补曲苑》等书基础上整理、编印的一部大型曲论总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曲论总集的编印已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1917年，董康首次将《录鬼簿》《南词叙录》等7种重要的曲学书籍汇为一编，以《读曲丛刊》之名刊印，受到学界好评。1921年，陈乃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6种曲学书籍，以《曲苑》之名由古书流通处刊行。稍后，1925年，陈乃乾又增加5种曲学著作，以《重订曲苑》之名刊行。1926年，上海圣湖正音学会再加增订，增收9种曲学典籍，以《增补曲苑》之名于1922年陆续刊行。这种汇编历代曲学书籍的形式既有利于重要曲学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也为研究者的查阅、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而受到学界的欢迎。这正是为此，才不断有人加以增订、补充。
不过，任半塘的编印《新曲苑》与上述诸书的叠相增补有所不同，他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即凡《读曲丛刊》《曲苑》《重订曲苑》《增补曲苑》已收者一概不录，专辑“坊间曲苑一书所未收之曲话曲韵等”[22]。这样，该书就与先前所出各书形成互补，对戏曲文献的挖掘、整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书共收录历代曲学著述34种，其中大多是从其他著述中辑录出来的。这些曲论本来呈零散状态，散布在各类著作中，检阅不便。将其集中汇编在一起之后，既可见古代曲论之成就，也为研究者带来了很大便利，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可以想见的。自然，在编纂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叶德均的《关于新曲苑》一文言之甚详，可参看。[23]
《新曲苑》最后还以附录形式收录了《曲海扬波》一书。该书为任半塘本人编选的一部曲学资料汇编。按编者起初的设计，该书规模较大，是能与唐圭璋《词话丛编》并行的一部大型曲话丛编。但后来未能如愿，“乃就原稿《读曲概录》《宝昌杂录》之次第，粗事联缀，束为六卷”[22]。
全书共分6卷，前3卷为曲谈，卷4、卷5为剧录，最后一卷为杂篇。编者从140多种古代诗文、笔记著作中搜集、整理曲学资料，内容非常丰富，按照编者所做的分类目录，内容涉及古戏曲、元杂剧、元传奇、明杂剧、明传奇、清杂剧、清传奇、散曲、曲选、曲谱、曲韵、曲纪、曲家、音乐、文字、歌唱、搬演、脚色考、方言考、曲牌考、优语、杂考、杂论和杂谈等24个专题。全书以类编排，并标明出处，征引广博，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一直未曾单独刊行过。《新曲苑》印量较小，年代已久，并非易得之书，《曲海扬波》检阅起来自然也是相当不便。
其次是《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是在王国维《优语录》一书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一部古代优伶资料汇编。1909年，王国维有感于“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变迁之迹，可以考焉”，于是将历代优伶资料，汇为一编，编成《优语录》，认为该书“岂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戏曲也”[24]。不过该书所收只有50则资料，遗漏较多。任半塘编著的《优语集》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全书内容包括总说、正文9卷和附录三部分，共收录先秦至五四运动间的优语资料520多条，较之王国维的《优语录》增加十多倍，数量更大，范围也更广。其编纂目的“首在申义理，次在明优语与戏剧史之关系，次在积资料以著优艺”[25]弁言。在收录原则与编排体例上，也有较为周全、缜密的考虑，其“取材标准，不厚古代薄近代”[25]弁言，其中的优是指“以正在优职者为限”，语则是指“优人之口语”，并将其分为“谏语”、“谀语”和“常语”三类。所收资料皆采自原文，“有删节，无增改”[25]凡例，并注明资料来源，以备复核。每条资料后都有编者的说明文字。
《优语集》对历代优语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搜罗完备，编排得当，对研究古代戏曲乃至中国文化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任半塘此类著作还有《曲录补正》一书，是对王国维《曲录》的订补之作。该书曾在《国闻周报》刊载，后被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并进行排版，准备于1929年“暑假前后”推出。[10]后来不知何故，未见公开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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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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