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从古至今，我国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各种自然灾害从上古时期至今延绵不断，灾荒四起，救灾、抗灾、防灾一直为历朝历代政府所重视。中国人民不仅积累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量的灾害史料，也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减灾救荒的历史经验。由此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灾害的客观存在，才有了人类应对灾害实践的发展，在灾害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才有了救荒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从宋代开始，有识之士就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在救荒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我国的荒政思想也发展和成熟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地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生存问题决定了救荒意识的存在。”这是救荒思想产生的原动力。其次，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救荒措施，生产方式决定着救荒方式与措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约着救荒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救荒思想与救荒实践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之上，并且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制约着主流意识。最后，救荒目的是救荒思想产生的动力源泉，不同阶层有其不同的救荒目的，这也就决定了会产生不同的救荒理念与救荒思想。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其救荒明显带有仁政色彩；乡绅救荒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普通老百姓救荒是为了生活和再生产，平民长期在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对灾害和饥荒会有一定的预测，其实国家对饥荒的预测也是建立在民间预测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预测更为及时和实用，其目的来自生存的本能（祁磊，2005）。从古至今，许多典籍的记述与历代仁人志士的言论与著述中均包含了丰富的救荒思想。
一、古代典籍中的救荒思想
从《春秋》开始，许多古代文献和典籍中都有对救荒的记载和论述，其救荒思想也逐渐完善和发展，尤其是以《管子》、《周礼》、《救荒活民书》、《康济录》、《荒政辑要》等最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历朝历代都有关于荒政的著述，李文海在《荒政全书》中收集了历朝历代绝大部分关于荒政的贤人著述，由于笔者才学疏浅，学识有限，仅仅对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做了分析整理。
（一）《周礼》救荒思想
《周礼》已初步构建了我国古代救灾制度的基本框架，其荒政思想首先体现在荒政制度中，主要表现在《地官•大司徒》中，曰“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这为以后的救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礼》中包含着两类荒政制度，一类是礼仪、祭祀方面的荒政制度，主要有素服、彻善减食、去乐驰悬等；另一类是经济、政治行为方面的荒政制度，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农田水利、农业、手工业、法律刑罚、国君与诸侯国之间的救荒制度、官联制度等方面（陈采勤，1998）；其灾荒思想主要体现在减灾思想（灾害预测思想、自然保护思想、兴水利思想、悯时疫思想、祈禳思想）与救荒思想（备荒思想、临事救荒思想、安民思想）（祁磊，2004）。
从救灾措施来看，《周礼》中的救荒措施主要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措施，但《周礼》认为解决灾荒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增加粮食储备，从而更好的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甄尽忠，2004），并且《周礼》主张国家救济，其备荒费用主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支出。
（二）《管子》救荒思想
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对国家存亡的决定作用，把国家存亡与民心向背相联系，并且认为实行社会保障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和安定社会的有效方法，因此，《管子》从根本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它所推崇的是一种“施惠于民”的统治策略。在《管子》一书中，管仲奉行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主张富民济贫，这是《管子》一书社会保障制度架构的思想根源（穆森，2005）。其次，《管子》反对两极分化，认为“贫富无度则失”，主张“富能夺、贫能予”，国家应调节贫富差距。
《管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救灾赈济的思想。在对灾害的认识方面，《管子》的作者注意到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与一国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明确将防灾措施提到了富国的高度来对待；在救灾思想方面，主张国家应重视和利用商品流通和货币的作用以调节市场，运用轻重之理，聚敛财物，以赈济救灾，其思想来源于“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①；在救灾方式上，运用轻重之理救灾，不仅从粮食问题本身来寻找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并且极其注意粮食与货币、粮食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市场上的反映，将救灾问题扩展到增强国家救灾实力乃至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总体范围之内，从中寻找救灾策略；在救灾措施方面，主张制定防火条例和修筑水利以避免、减轻凶灾所造成的损失，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这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制定防火法令，明确指出了防火和防水分别属于各自主管者的职责，其次极其重视仓储对赈济灾民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鼓励人民自建粮仓储存粮食，并通过商业手段来调节粮价，最后还主张减轻灾区农民的赋税（阎应福，1995）。
《管子》不仅包含赈灾救济的思想，还非常重视富国强民的政策，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提倡在农闲时发展手工业、商业等，由此可以看出，《管子》赈灾救济的具体安排方式上具有宏观调控经济思想的萌芽。另外，《管子》提倡布兴“六德”、“九慧之教”，主要包含安老怀少和扶残济弱的思想。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要为人民的生产创造条件，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对老幼贫困的人进行生活救助，即实行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九种惠民政策。在上述这些措施中，政府是其责任的主体，并扮演着制定制度与推广、提供财力支撑和检查监督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荒政的专著是北宋时期董煟所著的《救荒活民书》，被誉为荒政百科全书。全书分为三卷，上卷按照时间顺序选取先秦至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历代有关荒政和救灾的实例，并分别对这些荒政和救荒实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即“考古以证今”；中卷总结历朝历代的救荒策略与具体方法，如常平、义仓、劝分、禁闭籴、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恤农、遣使、弛禁、鬻爵、度僧、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通融有无、借贷内库等，并针对其条目提出自己的见解，总之“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搜集了南宋时期名臣贤士的灾荒议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价值。
此书记述了从先秦到南宋的荒政概括，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救荒思想，主要论述了救荒思想、救荒策略与方法、救荒实践及其管理以及救荒、荒政与国家存亡的关系等方面。董煟在此书中主要提出了预先救济的思想，以及五种救济方法为主，多种辅助方法相结合的全方位救荒的思想，即“常平以赈籴，义仓以赈济，不足则劝分有力之家，又遏籴，有禁抑价，有禁能行”②（刘云军，2005），从本质上来看，这是利用市场来自发调节粮米价格（孟繁颖，2007）。
另外，在《救荒活民书》当中，董煟对赈粜、赈济、赈贷的不同作用、实施对象以及方法等作了分析，主张统治者要“厚下”恤民，以“仁政”减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分工明确、严密的救荒行政管理程序，分别概述了人主、宰执、监司、太守、县令的具体职责（郭文佳，2005），此救荒管理程序根据管理级别，管理级别越高，越是具有政策性的指导，管理级别越低，则越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各个级别中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连贯性。
（四）《康济录》救荒思想研究
在《康济录》一书中，作者首先论述了当政者对待灾害的政治态度，作者对儒学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强调救荒必须“以仁心行仁政”、“爱国必先爱民”、“彻底为民”等思想，其作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民众疾苦（李文海，2003）。在对待因灾荒生活无着落而被迫铤而走险的灾民时，陆曾禹从民本的思想出发，认为“凡陷于剽掠者，皆因饥寒逼迫而致之，岂乐此丧身亡家之祸哉？”（卷二，P138）“米珠薪桂，人皆自顾不暇，何处恳求，官长若不就全，老弱死而壮者盗，必然之势。”（卷三，P337），此观点与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康济录》认同“天意示警”的灾害观念，其灾荒观还是来源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传统认识。
《康济录》搜集和总结了历史上各种赈灾救荒的具体方法，在防灾和救灾的关系上，主张“防”重于“救”，把灾害的防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认为只要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天下无不救之饥寒”。同时也强调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卷一，P25，《礼记•王制篇》）。在灾害策略和措施方面，《康济录》认为快速、及时是有效赈济灾荒的第一要务；在组织选拔救荒人员方面，《康济录》的作者陆曾禹强调救荒“首重得人”、“以得人为首务”，他认为“有一代之圣君必有一代之贤臣。”在此特别强调“圣君”对“贤臣”的决定作用。除此之外，还应“择贤任能”，鼓励地方绅士介入赈灾事物，并且在防灾抗灾中要“以工代赈”。
由于作者在学识素养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康济录》较多地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和讨论灾荒，从自然角度探究的不多，并且少有的探究也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在社会的视角中，作者主要集中讨论政治方面的因素，而对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却注意不多。不仅《康济录》如此，在其他的救荒著作中也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角度、从政治方面来探究荒政，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当时作者只重视其社会原因、政治方面的因素，这也许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任何人、任何著作都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只是在当时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对自然、对社会的一种客观解释。在清代荒政古籍的研究方面，《康济录》对历史上的救荒实践经验的推广具有其社会价值，但该书也存在一些局限（李文海，2003）。
（五）《荒政辑要》救荒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荒政发展到清朝已经非常完备，清代是中国荒政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除《康济录》之外，汪志伊的《荒政辑要》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汪志伊对荒政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救荒思想。首先表现在对荒政人才的重视（刘亚中，2006），“所至必先修书院，以兴贤才为急”；他认为管理素质及其行政态度，是民政好坏之关键。在“法”与“人”的关系上，汪志伊认为“祥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盖人正而弊自除也，故得人甚难。”他强调责任就在施政救荒官员本身，具体体现在“宰执当行八条”、“监司当行十条”、“太守当行十六条”、“牧令当行二十条”。他认为荒政实施效果的好坏，主要在于帝王如何用人，更多地强调帝王的“识才”、“鉴才”能力。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汪志伊尤为重视用人制度是难能可贵的，他甚至强调用人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这在当时以仁政为政治基础的条件下就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并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中国来说，制度与法制在救灾救荒过程中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舆论媒体的监督、资讯的发达，我们的监督更加趋于完善，建立健全的法制和制度已经更为重要；同时也只有在法律和各项制度完善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有利于选拔救荒人员。这两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相互发展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
在救荒策略方面，《荒政辑要》强调救济为治标，治本需根治灾荒之源，并且分别论述了治标之法（卷五至卷八论述治标之策）与治本之术（卷二、三、九为治标之术）。
在救灾治标的方法上，报灾要做到及时、快捷；勘灾工作要细致周密；审户工作也要具体切实，总之，在具体救荒措施上务实是第一位的。在对救荒根治方面，《荒政辑要》与前代救荒思想一样，救荒禳弭思想也是其组成部分之一，除此之外，赈荒济困是其重要方面，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注重灾民的生活与灾后重建，这也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在《荒政辑要》中还主张救灾方法的灵活多变，其中列举了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对所遇灾荒的救济方式来说明灵活变通的重要性，即“随时地之宜而用之”。因此，他还鼓励民间互为赈济，“劝富济贫”，如“劝富户业主当商”、“劝捐粥”、“劝施粥”、“劝捐棉衣”等。由此可以得出，在当时救荒措施中就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二、对历史人物救荒思想的研究述评
（一）对历代皇帝救灾思想的研究述评
对中国救荒思想的研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历史上曾经论述或实践救荒、救灾方面留名史册的人或事的基础上来考察其中国古代救荒思想发展变迁。历史上的开明国君都特别重视其荒政制度的建设以及荒政实践，在此基础上，当时的荒政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朱元璋以其元末在灾荒中的亲身经历，对荒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朱元璋把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笃信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他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天心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的结果，“古之圣贤不以天无灾异为可喜，惟以祗惧天谴而致隆”。朱元璋对“天人感应”灾异观认识来源于董仲舒的社会思想，即“国家将有失道败德，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周致元，2000）。朱元璋在位期间非常体恤民瘼，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是灾荒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传统的小农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是极其脆弱的，促使小农经济在灾害的影响下继续进一步发展，是维护明代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朱元璋在处理荒政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务实的风格，在荒政措施方面，他首先建立了备荒仓储以应对灾荒发生时救济灾民；其次，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对灾区的赋税蠲免以及赈济。用马文升的话来说：“太祖皇帝所存者，仁民之心，所发者，恤民之政。凡遇水旱灾伤，百姓阙食，必蠲免税粮，附加赈济。虽丰收之年犹度仓廪有余，去处量为减免。是以民皆家给人足而无冻馁之忧。”③
到清代，荒政思想发展已趋于成熟，首先表现在帝王的荒政措施当中。康熙的荒政思想主要表现为其社会控制思想，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以积极控制为主而以消极控制为辅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教化和法律，其荒政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坚持“耕九余三”论到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赈灾的转变过程（成积春，2007）。乾隆年间的荒政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包括重农思想、预防思想以及赈济思想，并且救灾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张天周，1993）。
（二）对其他历史人物救灾思想的研究述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士大夫等都对救灾、救荒等有所论述，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大多有经国济世救民的思想，早在汉代，董仲舒就将社会救助思想纳入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中，将救荒与安民、保民、调均④贫富等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他强调采用“重农、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轻徭薄赋”等措施来防止和限制贫富分化以保民、安民，其重农思想与后来仓储后备的社会保障思想不可分，为后来的仓储后备论建立了理论基础（王文涛，2007）。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灾可以通过尽人事来减轻，王朝政治对于灾害救助非常重要。天人感应论把王朝政治与天道运行紧密联系起来，把发生灾异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的失误。
由于科学技术以及救荒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救荒思想发展到唐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即救荒已不单单是以灾后政府被动的救助，而是将救荒与灾后的生产、与发展相联系综合考虑。唐代刘晏认为：“王者爱人，不在赐予”，救灾的基本办法在于使人民能够从事生产达到自救的目的，这也是救灾最有效的办法，使受灾群众尽快地从事生产，自己养活自己，不给他人或社会造成拖累，以至于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刘军英，1999）。
宋代救荒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救荒思想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曾出现了范仲淹、朱熹、王安石、苏轼等思想家、政治家、理学家。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曾有过对救荒思想的专门论述，并各有千秋，从其救荒思想中，可以发现中国救荒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逐步完善和发展的。对于宋代救荒思想的研究，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范仲淹的救荒思想进行了研究。范仲淹通过扩大公共开支、以公共事业建设和政府举办公共活动，把资金由政府转向广大灾民，增加就业，刺激社会消费，进而带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将灾民的利益与政府的救灾活动联系起来，调动灾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至于恢复生产救灾，恢复经济发展（刘军英，1999）。
宋代朱熹对荒政思想也曾有独到的见解。朱熹荒政思想的根本是民本主义，而民本主义的产生，是建立在朱熹“理”学的基础上，理学具有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合理性，其强调“理”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存在（俞兆鹏，2004）。朱熹提出了“省赋”、“恤民”、“安民”的思想，主张“蠲阁、赈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须”（周茶仙，2004）。他认为在发生灾荒时，首先要对灾情进行勘察，其次根据灾害的严重程度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予以赈济，一方面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即“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贾玉英等，2001），这是朱熹荒政思想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是要对遭遇灾害的农民予以救济，在救济的过程中，朱熹认为应当委官置场循环收籴出粜、建立社仓、发展生产等各方面群策群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救济百姓，朱熹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仓的主张，自此以后流传甚广。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人自身的生存能力来应对灾害的发生和防范饥荒的出现，将发展生产和救荒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力求做到标本兼治，使灾民更好的发展生产、更好的生活，即“富民”思想，这是朱熹救荒思想中比较有创建的一方面，并不是将救荒的目的仅仅限于维护当政者的统治。除民本思想之外，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也是其救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禳弭救荒主要是通过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祈求来减少或消除灾害，这是建立在生产力落后与科技不发达的基础之上，主要通过祭祀山林川泽丘陵、风雨神的活动。朱熹用“气”的理论解释鬼神的合理存在及其与人之间情感相通的相互关系（李华瑞，2004）。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伟大的思想家朱熹也没能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警醒：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对真理的探求也是永无止境的，永恒不变的是人类探求真理的勇气和良知以及哲人探求真理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对历史的分析都不能简单地做评判对错先进与否，必须看到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的思想和行为，尽管这些思想在现在看来有其落后或不正确的地方。
与朱熹相反的另外一位宋代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虽然承认“天道”与“人道”的偶合，但其天灾观是建立在否定“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他认为“天”是自然的、物质的，是沿着其自有的轨道运行和变化，没有既定的意志与目的，同样人也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运动和发展。王安石认为天灾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天灾的态度，他主张既不能被天灾所吓倒，也不能对天灾听之任之，而是要“不蔽不葸不固不怠”的态度（马玉臣，1999）。王安石的天灾观与朱熹相比较而言，明显地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又是其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
宋代另一位书法家、文学家苏轼对救荒也有独到的论述。对苏轼救荒思想的研究，日本学者近藤一成从政治史的角度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还有学者从灾害管理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早在北宋时期苏轼就提出了灾害预警与灾前管理的思想，这是苏轼救荒思想的精髓。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苏轼在判断灾害的标准上主要依据经验及其日常积累和对地方财政的了解。苏轼主张用国家调控的方式，对地方财政征收项目依照当年丰歉程度作出调整，同时明确责权，健全救荒的行政程序和监督机制（张喜琴，2007）。
明代荒政思想的发展是对宋代荒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理学名臣林希元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他的救荒思想根源于救荒实践及前人救荒理论和经验，他强调救荒贵在得人，灾荒的主赈官员需选择贤能、贤德之人，并且将灾民分成六等，分别救助，重视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赈济灾荒，这是林希元救荒思想的重要特点（李秋芳，2008）。
明代另一位农业科学家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与重农思想紧密相连，其荒政思想的根本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李志坚，2004）。徐光启的荒政思想具有很强的科技色彩，他的救荒思想主要包含在救灾方法和技术方面，他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农事，通过调查、访问、观察、试验等方法把古代农业科技捉到新的科学高度（刘明，2005），主要表现在他用历史统计学的方法总结蝗灾发生规律，用地理学的知识阐述“风土”和作物分布的关系，并且运用科学程序促进农业生产（李长年，1983）。他所著的《农政全书》全面的记述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农业政策、土地制度、土地利用方式、耕种方法、农田水利以及救荒政策和措施，总结并保存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取得的农业技术和经验，反映了明代农业的最新发展，并收录了关于西方灌溉技术的相关资料。同时他也主张藏富于民，即农民的财富越多，抗灾救灾的能力也就愈强，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掠夺。明末清初时期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魏禧对灾荒也有其论述，即“天灾莫过于荒”，于是“摭所见闻”，“成万世万民之利”。魏禧认为“以民为本”是救荒思想的基础，其次要保证政府的有效供给和有序管理（陈建平等，2009）。历代仁人志士的救荒思想都非常重视重农务本的传统思想，海瑞对于防灾备荒的论述也是如此，强调耕织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郭名倞，2001）。另外，在海瑞整体的防灾救灾思想中，防灾去患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海瑞根据实际调研，提出了事在人为、摒除迷信、科学指导、综合治理的主张。
中国的荒政思想经过两汉、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的逐步发展，已经发展到成熟时期，并且救荒措施也趋于完善和系统化。包世臣、左宗棠、林则徐等人都对清代救荒思想与救荒实践进行过深入的总结和论断。包世臣的救荒思想包括在其经济思想中，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部分，他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对农政、荒政、河工、漕运、盐政等诸多问题都有过专门的论述。总的来说，包世臣将维持社会安定作为救灾的首要目的（袁霞，2005），他认为灾荒问题的有效解决，根本的指导思想要坚持适合时宜的政治策略，造成灾荒的原因在于烟酒、鸦片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致使“民贫而不能御灾”。因此，在救荒措施方面需要在政法方面缓刑，加强社会治安，注重用人；在社工方面应当鼓励富户捐赈，调节贫富对立；在经济方面需要考虑救荒物资的掌握、采买及精打细算；在技术方面要考虑粥赈、平粜的程序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统一规划，在救灾实践中收到更好的实效（周邦君，2008）。
另一位荒政思想家林则徐也认为，“与其过荒不苴，不如未荒筹备”，尤为强调注意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农业生产，并且号召地方政府协助中央政府救灾（王卫平，2002）。另外，林则徐在长期的荒政实践中，相当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以“以事功取人”，“以才取人”（曾杰丽，2004）。1850年其在回籍途经长沙时，专门安排时间会见了左宗棠并讨论了西域问题，后来左宗棠的荒政思想也深受其影响，尤其体现在对西北边疆地区灾荒的治理方面，左宗棠尤为重视灾后的生产恢复，他针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地理情况，提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以畜牧业为重，他认为西北地区发展畜牧业既符合天然条件，有利于安置流民（高中华，2005）。其次，
由于左宗棠长期生活在农村，具有丰富的农作实践，因此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对农业极为看重，具体体现为重视民屯，提倡种树并发展多种经营，左宗棠把农业视为人类生存的根本，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曾做过精辟的阐述，把国家的农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相联系，强调农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李政，2006）。在灾害的预防方面，左宗棠认为防灾甚于救灾，应当重视灾害防治，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并且注重兴修水利。在荒政与社会的关系，左宗棠强调救荒与治匪并举。从左宗棠救荒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很大程度上与其早年的困苦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有关，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更是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救荒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进一步还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民生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存亡。
沈葆桢与林则徐（沈岳父）、左宗棠的荒政思想是中国近代荒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葆桢的荒政思想涉及灾荒与社会、农业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是与现实社会的统一（周艺，2001）。沈葆桢的救荒思想继承了林则徐先生的重农思想，其救荒思想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对灾害引起的社会危机和重视防治灾荒等内容，主要表现为兴修水利、除蝗、重仓储及重视灾后救济等方面。
在晚清时期，灾荒思想不仅仅是单纯的救灾思想，更多的是与经济思想、慈善思想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在陈炽的经济思想与经元善的慈善思想方面。陈炽经济思想与灾荒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一生被内忧外患所困扰，为国计民生而奔波，陈炽的游历生涯和长期任职户部这一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其经济思想以救治民生为中心，灾荒问题与民生问题是陈炽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这是其经济思想体系的原创动机和核心理念，是构建其经济思想不可或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同时灾荒问题与民生问题也是其思想体系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他问题皆因此而起。
陈炽坚持“内政既修，外患自息”，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修内政”的首要位置，表现出对灾荒下农村农民处境的关怀。他针对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从民俗民风的角度探讨了自然灾害的社会成因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救灾措施，第一次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地瘠民贫、灾荒频繁的原因（徐研，2001）。陈炽的救荒思想包含在其经济思想中，总体而言，他的经济思想追求国家富强，主要体现在其著作《续富国策》中，其中主要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以及以振兴商务为中心（王延涛，2009），形成了以“弄”为“商之本”，以“矿”为“商之源”，以“工”为商之体用，以发展近代商品经济为最终目的理论框架，陈炽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陈炽认为救灾的根本在于“养民”，在于农业，同时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陈炽把改善生态环境、减轻自然灾害作为其救治灾荒、养民富国的第一要务，他首先重视兴修水利，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分而治之，还根据光合作用和动植物之间的循环原理提倡植树造林。并且他对农业非常重视，提出“农政之所关，又在各物中至重”；“经致国用、举出于农”；“五谷之利，在各业中为至微，而耕作之功在各事中为至苦⑤”等农业思想。他认为为政者在发展农业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加强农业管理、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倡导和组织植树造林、筹集林业发展基金、发展农业机械化、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张登德，2006）；并且提出翻译各国农书，将适合于中国农业科技知识汇编成册，并向广大务农者推广，进行宣传和教育，举办各种农业博览会等。其次，陈炽还非常重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工业方面，陈炽非常重视发展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并通过举办技艺学堂、“给凭专利”等措施推动工业的发展；在商业方面，陈炽首先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理念。在1903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公司律》，为晚清公司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护；其次通过派人出国考察游历、举办博览会、创办商业报纸、发展邮电通讯业及建立商业学堂等途径搜集和学习商业信息（张登德，2007）。
纵观陈炽的经济思想，从农到工，从矿到商，从富民到养民再到教民，比较彻底的改造了传统的荒政思想，建立了初具雏形的近代化的荒政理论体系。他拓宽了救荒思想的研究范围和视角，把列强入侵和中国内在自然、社会隐患以及由此造成的灾荒问题、民生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从其他领域来研究救荒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徐研，2001）。
经元善的慈善观源于传统善恶报应观的传承和乐善好施，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具有以拯救灾民的普济思想，主要体现在遇到灾荒时不仅竭尽全力组织大规模义赈，还极其重视治河代赈和官义合一的赈济等赈灾措施（罗彩云、陈丽华，2002），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灾害。经元善慈善思想起源于儒释道三教关于善恶的观念及福祸相依思想（孙玉敏，2000），其慈善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其父亲经芳洲热心善举以及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由于19世纪社会动荡不安，民生煎熬，各种社会问题突出，当时以谭嗣同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蓬勃发展，在此影响下，经元善的慈善观已经开始趋向于近代的社会公益思想，更加关注“开风气、启民智、正人心”的慈善公益活动，以此促使社会走向进步和发展。在慈善措施和赈灾组织方面，其慈善措施已经从重养轻教转向教养兼施，主要体现在创办劝善看报会、建立新式学堂、兴办义学、首创女子义学、新式公益团体等方面（朱英，2001）。在赈灾组织上，经元善联合了一部分绅商设立了新型民间赈灾机构，即创办新型民间慈善机构协赈公所，此公所的赈捐代收处分别设于国内许多城市及海外的旧金山、横滨、长崎等地，是一所影响海内外的全国性民间赈灾机构（朱英，2001）。
三、述评
（一）历代典籍救荒思想研究述评
从历代典籍所反映的救荒思想来看，我国之所以早在两千年前就产生了丰富的救荒思想，其直接原因在于我国灾荒现实的严重性与破坏性，灾荒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存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历代君王和先贤都极为重视对灾荒的治理，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为成熟的救荒思想。纵观历代典籍所反映的救荒思想，总的来说救荒思想起源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根源于儒释道及仁政思想，救荒思想的根本是民本思想。
其次，从历代典籍所反映的救荒思想来看，其救灾赈济思想与农业思想及政策、水利思想及政策、富国强民政策相互联系，协调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治水的效果直接导致灾害的发生与否，灾害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发展与生产，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经济根本，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富强，这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决定着朝代的更替和帝王将相的统治。灾荒与农业政策、水利思想、富国强民的政策、社会稳定以及封建君王的统治是链式的连锁反应，相互制约、共同发展。
再次，《救荒活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荒政传史，它开创了荒政传史的编纂体例，提高了荒政著述的历史地位。在此之前的荒政制度与荒政思想都散落在《周礼》、《管子》、《春秋》等著述中。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研究政府及社会其他阶层应对灾害的著作，以明清时期居多，如《康济录》、《筹济篇》、《荒政辑要》等。董煟通过对历代荒政的总结，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从上到下各级官吏应履行的救荒职能，分为人主当行、宰相当行、监司当行、太守当行、县令当行五部分，各有职守；他在书中提出的救荒措施，阐述的救荒思想以及对当代荒政之弊的尖锐抨击，也为后世荒政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借鉴。
最后，从对荒政著述的整理来看，李文海教授对中国历代荒政著述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梳理，《中国荒政全书》是目前国内对历代荒政著述整理最为全面的一部著作。从对历代荒政著述的相关分析文献来看，只是对《管子》、《周礼》、《救荒活民书》、《荒政辑要》、《康济录》等荒政著述做了分析，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尤其是对历代荒政措施、荒政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思想根源均未进行深入分析。只有对前人的荒政著述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从中找出其荒政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逻辑体系、前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及存在的不足和对今后荒政思想发展的借鉴。
（二）君王救荒思想研究述评
从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历代君王救荒思想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对朱元璋和康熙荒政思想的研究较多。但历代君王的救荒思想都有其共同点：将荒政制度同其自身的统治联系起来。朱元璋把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笃信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他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天心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的结果，“古之圣贤不以天无灾异为可喜，惟以祗惧天谴而致隆”，而康熙的荒政思想也主要表现在其社会控制思想。也许正是历代帝王的救荒思想比较单一，并且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足以代表全部。
（三）历代贤人志士救荒思想研究述评
相对于历代君王的救荒思想来说，学界对贤人志士救荒思想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贤人志士的思想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救荒思想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由救荒政策所表现出的思想来看，救荒政策从被动的救荒转向将救荒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考虑。但学界对唐代救荒思想的研究处于薄弱环节。到宋代，救荒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之后清代的荒政制度与荒政思想已相当成熟和完善。通过对历代贤人志士救荒思想的研究，本文发现，首先他们的救荒思想都与其自身的经历和时代背景有紧密关系，其自身的经历与时代背景是他们救荒思想产生的基础，尤其是以左宗棠和陈炽的救荒思想表现得最为明显，由此可以得知救荒思想是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任何救荒思想的产生都脱离不了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次，灾荒思想发展到晚清时期，已不单是救荒思想，更多的是与经济思想、慈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陈炽的经济思想和经元善的慈善思想最具代表性；纵观历代贤人志士的救荒思想，其起源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根源于儒释道及仁政思想，救荒思想的根本是民本思想，这与历代典籍所反映出的救荒思想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救荒思想产生的根基、发展的根本和未来的方向；最后，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完整体系，后代救荒思想的发展总是在前代救荒思想的基础上，并根据其时代背景和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在对历代救荒思想进行研究述评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来评价其救荒思想的价值，而要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各方面的因素综合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前人救荒思想的核心、本质特征、产生的逻辑、前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中找出具有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未来的研究趋势
从现有文献资料对历代典籍和贤人志士救荒思想的研究情况来看，在对他们救荒思想的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救荒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其救荒思想与农业水利措施、经济、慈善思想等之间的关系及逻辑体系是未来的研究趋势所在。此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某个人或某本著述救荒思想的研究较多，但从整体上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救荒思想进行历史梳理，总结中国救荒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演变的逻辑体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需要从中国救荒思想的演变中反映中国社会保障的思想演变，为中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及未来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理念、思想上的支撑。
注释：
①《管子•国蓄》。
②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中《常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③《端肃奏议》卷10.
④董仲舒用“调均”的思想阐述了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的原则。
⑤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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