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六大家中，三苏为蜀人，而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均出自人文荟萃的江西。作为门生、晚辈，曾巩与王安石皆蒙欧阳修教诲提携，为其道德文章所薰蒸浸渍。他们熟读经史，涉猎百家，有深厚的儒学与文学修养。这种修养，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产生了巨大而相近的影响。景祐三年（1036），曾、王即相识于京师，巩有《寄王介卿》云：“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对安石不胜倾慕。庆历二年（1042），安石有《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激赞曾巩云：“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问。”对曾巩的文学才华，他更是给予高度的评价，《赠曾子固》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巩屡荐安石于欧阳修，称安石“文甚古，行称其文”，“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再与欧阳舍人书》）。作为同乡与好友，他们彼此尊重，相互推挽。晚年，对变法的态度有异，导致交往渐疏，但并未交恶，友情仍在，巩侄曾纡所作《南游记旧》有“南丰先生病中，介甫日造卧内”的记载，当属可信。
黄震云：“南丰与荆公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考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荆公更官制，南丰多为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同，特遇于时者不同耳。”（《黄氏日抄》）确实，曾、王颇多相同之处。二人皆深于儒学，经术上扬有造诣，皆撰有《洪范传》，又皆喜扬雄之作。《艺概•文概》曰：“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而曾巩《答王深甫论杨雄书》称：“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二人又皆推崇韩愈，巩云：“韩公缀文辞，笔力乃天授。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杂诗五首》）安石谓：“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上人书》曾巩早年为文，“慓鸷奔放， 雄浑瑰伟”（王震《南丰先生文集序》），与安石的风格相近，经欧阳修指教后，始归敛蓄，修有《送吴生南归》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欧阳修亦规劝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安石于是取径更广，文学孟、荀、扬、韩而能自成一家。
要而言之，曾、王自身的学养及所受到的影响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他们的文章也有相近的特点，如长于道古，长于说理，简洁明畅，不事雕饰等。当然，由于思想、经历、气质、兴趣等有不小的差异，他们的文论、文势、文辞、文风仍显现出很大的不同。
文论：“畜道德而能文章”与“务为有补于世”
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千言，一览辄诵。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曾肇《子固先生行状》）。进士及第后，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如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知齐、襄、洪、福、明、毫等州。晚年，迁史馆修撰，擢拜中书舍人。他的一生，没有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是一个深于儒道的循吏、学者。
王安石年少亦致力于学，怀有“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的抱负。登第后，签判淮南，改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万言书，力主变法。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官至宰相，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推行新法，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精通经学，诗文兼擅，但更以立志矫世变俗，锐意政治革新而著名。曾、王二人虽然都重道，都坚持文道结合，但在文学观上毕竟显现出学术家和政治家的差异。
曾巩有浓厚的儒学道统思想，强调“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一切要“折衷于圣人”（《新序目录序》）。因此，他感叹“由汉以来”，“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甚多，“圣人之道未尝明”（《王子直文集序》）。《答李沿书》写道：
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受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
曾巩主张先道后文，先理后辞。李沿“发愤而为词章”，“所质者则辞也”，曾巩认为他不以学道为急，是“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因而强调道之“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反对“汲汲乎辞”。这种认识是从他的老师欧阳修“事信言文”的观点上后退。毫无疑问，“事信言文”更为科学地把握了文道二者的关系。当然，欧阳修也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那样的似乎重道轻文的话。但那是着重强调思想修养与写好文章的密切关系，况且“不难”并非“必然”。从曾巩的创作看，亦非一味轻文，仍较注意文与道的结合。《寄欧阳舍人书》认为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公与是”的墓志碑铭，将道德文章并提，而且指出辞若“不工，则世犹不传”。巩又有《南齐书目录序》云：“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也注意到理、道与文的并重。
总的看来，曾巩论文持文道结合的观点，但有重学术轻辞章的倾向，每每多谈理、道、少提或不提文采。因此，他的文章，虽与欧阳修一样，都具有婉转纡徐的特点，但一般地说，学术性较强，而情韵辞采较欧远为逊色。曾巩以明道、载道为旨归，斟酌损益，必“本原六经”（《宋史•曾巩传》）。他与王回三兄弟过从甚密，为三人所作文集序，大谈“先王之迹”、“圣人之道”，大发“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的议论，学穷气甚浓。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批评曾文“如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是有一定道理的。拙著《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第十六章，将欧、曾的诗文集序、园亭杂记、碑志墓铭加以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欧文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畅抒胸臆，淋漓感慨，风神绰约；曾文虽也有许多“可行于当今之世”的内容，但往往从书本出发，侈言理道，说教太多，平正典雅有余，而活泼生动不足。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也是十分重道崇经的，他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为文“当详评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张刑部诗序》）。他对西昆派文人片面追求形式极为不满，《上邵学士书》称：“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安石最有代表性的文论观点见于著名的《上人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此文以“器之有刻镂绘画”为喻，说明内容重于形式。安石认为，文章应与“礼教治政”相关，“务为有补于世”。即为文应为政治服务，对社会有益。虽然“以适用为本”，但形式也是要的，所谓“容亦未可已也”，只是“勿先之”，即与内容的主次关系不能颠倒。这个观点大体是正确的，在宋代古文运动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它是起积极作用的，但也有缺陷：第一，以器物为喻，对形式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因为就器物而言，关键是要“适用”，“刻镂绘画”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所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对内容的理解未免偏狭。理论指导创作，故而大体而论，安石的文章，政治思想性和学术性较强，而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较弱。
综上所述，曾、王论文既有相同，又多相异。相同的是，他们都崇经重道，在坚持文道结合的前提下，都置理道于文辞之先，多论道而少言文，都重视文章的内容及其教育作用，而对文学的独立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与欧、苏相比，艺术情趣都显得不足。相异的是，王安石厉行变法，以治教政令为文章，曾巩亦有“悯时病俗之心”，亦以“国家天下”为念，但更留意于学术、史传之文；安石注重发挥文章的现实效应和社会功能，强调直接的“适用”，曾巩偏重以传统道德熏陶世人，致力于潜移默化而无急切的功利性；王文借古言今，充满革新精神，而曾文颂扬六经，注重道统学统，以“折衷于圣人”为旨归。
文势：敛蓄渐进与凌厉急迫
曾巩深于儒学，醇厚平和，行文呈现出敛蓄渐进的态势。刘熙载云：“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艺概•文概》）藏锋不露，敛气蓄势，平平说去，层层推进，是曾文独具的特点。
名篇《墨池记》从传说的王羲之墨池说起，赞叹羲之的书法，谓“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由钻研书法，“学固岂可以少哉”，文章生发出“欲深造道德”亦须刻苦磨砺的道理；又由“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引申出“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的感叹，并以此教诲州学诸生。沈德潜评此文：“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显然，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而且，小中见大，言近旨远，不见毕露的锋芒，却很发人深思。
《寄欧阳舍人书》也是一篇善于敛气蓄势的佳作。篇首言得欧公为祖父所作墓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按理，此下即可入题，赞欧公“畜道德而能文章”。可是，作者却把笔墨宕开，说墓铭之作当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又指出“世之衰”，“铭始不实”，主要是因为“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这样就逼出了“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为文难以“公与是”的观点，并从道德文章两方面详加阐述。然而，要做到“畜道德而能文章”谈何容易，其人“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于是，归结到欧公身上：“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自然，由欧公为“言行卓卓”的“先祖”铭墓，“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文章虽层层拈着欧公，却不予点破，而是蓄足气势，直至后幅方请出欧公，颂欧公亦赞先祖也，论说极为得体。浦起龙称此篇为“南丰第一得意书”（《古文眉诠》卷七十一）。
《鹅湖院佛殿记》是曾巩所作的辟佛的短文。作者远远地从“西方用兵”落笔，似与题意毫不相干。在陈述君、臣、士、民各有所“劳”之后，又铺叙他们为了国家都作出了各自的牺牲。经过这一番蓄势，笔端才转向“学佛之人”，指斥他们不忧国事，寝食自如；又谴责他们侵蚀国财，耗竭民力。此后，方言及鹅湖院，用层递的句式，感叹修建佛殿费用之巨大。此记早年所作，依稀可见作者当时恣肆的文风，但通篇仍以曲作势，逐层推进，自远而近，由彼及此，侃侃而说，宣泄对大修佛寺劳民伤财行径的强烈不满。
与曾文的敛气蓄势不同，王文气吞万里，凌厉雄迈，一往无前，笔势如悬崖断壁。《读孟尝君传》是杰出的代表作：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呜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呜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孟尝君养士，多为其个人谋利，而于国于民无补。在王安石的眼中，真正的士应有经邦济世的才能；而“能得士”者，自有造福国家百姓的胸襟。此文用“世皆称”引出“孟尝君能得士”云云，
接着用三句话对这一反面观点中的三层意思作斩钉截铁的驳斥，见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犀利眼力。这是一篇逐层转折、步步紧逼、文笔凌厉、气势磅礴的短文，无怪乎沈德潜誉之曰：“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三十）
《答司马谏议书》严厉驳斥司马光对新法的责难，批判士大夫不恤国事、因循守旧的行径，表达要把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堪称理足气盛的佳作。开头，安石即坦言双方“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已见倔强之态。中幅先说须辨明“名实”，旋以四句排比推翻视变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指控。末云：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傲岸之气，至此喷涌而出。话谈得婉转，语气却是十分强硬。王安石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那股凌厉逼人、所向披靡的气势，贯穿通篇，不能不使读者感受到卓越的政治家的自信和无坚不摧的力量。
属于政论的书信如此，而以抒情为主的祭文亦然。《祭欧阳文忠公文》先说天道难知而自失自悲，旋以欧公不朽而自宽自慰，叙过欧公之“器质”、“智识”和“学术”，文势更如开闸的急流：
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作者以生动的比喻和有力的排比，深情赞美为自己所钦敬不已的一代宗师。下文，又称颂欧公的气节和功业，倾诉自己无限的仰慕和思念。通篇一气奔驰，笔力非凡。为欧公作祭文者，不乏曾巩、苏轼、苏辙等大家，而评价最为全面深刻、文势最为雄健有力者，则非王文莫属。储欣评论王安石的这篇佳作说：“一气浑脱，短长高下皆宜。祭文入圣之笔。”（《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四）
文辞：雅洁方正与简劲拗折
曾巩服膺欧阳修的道德文章，欧阳修“简而有法”的理论也指导着这位门生的创作。从文辞看，典雅洁净是曾文的一大特色，明清古文家对此颇为推崇。桐城派把是否雅洁作为衡量文章的重要标准，因此，曾文成为他们心追手摹的榜样。
《秃秃记》是曾巩揭露封建官吏凶残狡诈的面目的一篇佳作。此文记叙倚仗官势、停妻骗娶的孙齐，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竟残忍地杀死仅五岁的儿子秃秃。文章开头写道：
秃秃，高密孙齐儿也。齐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绐娶周氏，与抵蜀。罢归，周氏恚齐绐，告县。齐赀谢得释。授歙州休宁县尉，与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归。周氏复恚，求绝，齐急曰：“为若出杜氏。”祝发以誓，周氏可之。齐独之休宁，得娼陈氏，又纳之。代受抚州司法，归间周氏，不复见，使人窃取其所产子，合杜氏、陈氏，载之抚州。
孙齐因“明法”而“得嘉州司法”，却干了目无法纪的勾当。曾巩仅用一百多字就把他先后娶杜、周、陈氏以及抛弃周氏、“窃取”其子的经过，交待得清清楚楚。孙齐“绐娶”周氏，一个“绐”字无情地揭穿了不法之徒的嘴脸。在被控告的情况下，“齐赀谢得释”，靠行贿以逃脱罪责。当周氏忍无可忍“求绝”之时，孙齐表示要“为若出杜氏”，并“祝发以誓”。作者勾勒数笔，即将衣冠禽兽的丑恶虚伪暴露无遗。作为对立面的周氏，起初“恚齐绐，告县”，继而“复恚，求绝”，后为孙齐的“祝发以誓”所蒙骗而“可之”。虽仅有三言两语的叙述，但周氏敢于反抗的精神和一再受骗的可悲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曾文不仅简明洁净，而且古雅方正。《列女传目录序》赞同刘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的观点，文中说：
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 未尝不以身化也。
作者强调“以身化”是搞好“王政”的关键，如仅依靠外在的人“助”、 书“戒”等等，是远远不够的。“珩璜琚瑀”是四种佩戴的玉器，“威仪动作”说举止的雍容尊贵，都是修养的外现，更衬托出“身化”的重要。曾巩用语明洁而古雅，行文谨重而方正。何焯评此篇曰：“词醇气洁，无一冗长之字，此宋文之不愧匡、刘者。”（《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一）
欧阳修谓曾文“引经据古，明白详尽”（《欧阳文忠公集•书简》卷七《答曾舍人》）。沈德潜说曾巩“原本经术，气质醇厚”（《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七《移沧州过阙上殿疏》评语）。确实，曾文的古雅平实，方正醇洁，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巩自幼苦读经书，一生恪守儒学。《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称：“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逮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谢章学士书》亦自谓，躬耕之余，“考先王之遗文，窃六艺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对经史典籍的刻苦钻研，对“圣人之道”的不懈追求，造就了雅洁方正、古色古香的曾巩文。正如方苞评《战国策目录序》所说的：“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九）
王安石行文简洁，与曾巩有相通之处，但笔力劲健，“瘦硬通神”（《艺概•文概》），却是王文独具的特点。《鄞女墓志》仅六十个字：
鄞女者，知鄞县事临川王安石之女子也。庆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后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异甚，吾固疑其成之难也，噫！
首句点明“鄞女”是自己的女儿，而后各以一句写其生、死、葬，末了叹其惠而夭，简劲至极，真是篇无余语，语无余字。
王文要言不烦，能抓住关键。《答司马谏议书》从明“名实”入手，驳回政敌的指责，已见前述。王文又善于剪裁，突出重点。《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以颂扬赵师旦为国捐躯的大节为中心，故叙康州保卫战详而记主人公历官政绩略，笔墨亦极省俭。
刘熙载云：“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艺概•文概》）同是记丁宝臣失守端州，欧阳修的《集贤校理丁君墓表》从“国家自削除僭伪，东南遂无事，偃兵弛备者六十年”写起；接着，说“岭外尤甚”，“其守无城，其戍无兵”；背景介绍之后，写侬智高起兵，横扫数州，势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最终说到丁宝臣“犹率赢卒百余拒战，杀六七人，既败，亦走”。洋洋洒洒，写了一百多字。王安石在《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中，仅用“侬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战，能有所捕斩，然卒不胜，乃与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寥寥数句，把同样的史实作了清楚的交待。显然，欧文注重气氛的渲染和情节的刻划，王文则着意于叙述的劲健和用语的凝炼。
安石的文辞虽然“瘦硬”，却能质朴而传神地展现人物的风貌。《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中康州保卫战一节，先写初战告捷，赞英雄蔑视强敌的气概；次写夫妻诀别，见英雄以身殉国的决心；再写“抗贼以死”，颂英雄宁死不屈的精神。虽着墨无多，却突出了主人公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而以兵马监押马贵为陪衬的一段描写更凸现出英雄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
初，君战时，马贵惶扰，至不能食饮，君独饱如平时，至夜，贵卧不能著寝，君即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处之如此。
仅数十字的对比刻划就给人留下了极难忘的印象。《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写马遵治开封县，“客至有所请，君则善遇之，无所拒。客退，视其事，一断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属也，县遂无事”。通过“客至”与“客退”时马遵行为的对比，作者简炼生动地勾勒出一个待人有礼，又讲原则，聪明机智，“能时其柔刚以有为”的官吏形象。
王安石是一位矫世变俗、行卓志坚的政治家，文如其人，他喜用拗折不平的句式叙事说理。《尚书度支郎中葛公墓志铭》中，“公之为县于雍丘”，“为州于南剑”，“为银铜坑冶铸钱”三句，按一般写法，都放在叙事的开头，作者特意把它们置于末尾，倒装加以排比，有力地强调了葛源身历三职时不寻常的政绩，显示出行文的拗折不平。王安石为由隐居而出支持新法的常秩所作的《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云：“所不取也，可使贪者矜焉，而非雕斫以为廉；所不为已，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矫抗以为勇。”除了以“贪者”、“弱者”反衬常秩的廉与勇外，又通过“而非雕斫”、“而非矫抗”的转折，“拗”劲十足地为常秩辩护，回击了时人对常秩的非议。
文风：柔徐谨重与刚健峭拔
姚鼐云：“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复鲁絜非书》）刘熙载亦云：“欧、曾来得柔婉。”（《艺概•文概》）的确，就散文的柔婉、纡徐而言，欧、曾颇为相近。曾巩《寄欧阳舍人书》有云：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肃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 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此篇行文柔徐，摇曳生姿，一唱三叹，情韵意态与欧文极为相似。当然，相同的是纡徐婉转，而不同的是欧文流宕逸丽，而曾文平正谨重。虽同以阴柔之美著称，仍各具面目。
曾巩文风之柔婉纡徐、谨严庄重，表现于各体散文的创作中。《越州赵公救灾记》先记赵捲谠智八?鞯淖急福� 次叙其救灾的具体措施，再写其事必躬亲的作风和救灾的明显成效，末言其救灾经验宜加推广。作者条分缕析，行文纡徐委备，于谨严的结构中，见庄重的气象。《战国策目录序》摘出刘向关于“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的观点，批评其“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接着，举孔、孟与战国游士为例，从正反两面展开论述，说明必须守先王之道，因时适变，而不能违背儒道，行诈伪之术。然后指出，校定《战国策》，“明其说于天下”，正是为了“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故不能简单地“放而绝之”。从容不迫的行文，心平气和的说理，体现出儒者循循善诱的气度，故吕祖谦谓此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见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二），王慎中则赞曰：“何等谨严而雍容敦博之气宛然！”（同上）
《赠黎安二生序》鼓励黎、安二生坚守儒道，持之以恒地从事古文的写作：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如同《寄欧阳舍人书》以“畜道德而能文章”为文眼一样，此篇以“迂阔”为文眼，委曲婉转地说理抒怀。由二生之“迂阔”，谈到自己“迂阔”最甚；由二生“文不近俗”，为“迂”之小者，谈到自己“不知合乎世”，“不知同乎俗”，“‘迂’大矣”；由二生为里人所笑，谈到自己“困于今”；最后，请二生在以“迂”为善而信古志道与以“迂”为不善而违古离道之间作出决择。无疑，这是一篇构思精巧而文风谨严，语辞亲切而笔调纡徐，情旨含蓄而意味深长的佳作。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给予好评曰：“合看此文，
无法不备，无处不切。虽逊韩、苏之奇变恣肆，却自醇稳质实。”
与曾文的柔徐谨重迥异，安石以刚健峭拔的文风独树一帜。这一文风的形成自然跟他果于任事，勇于决断，坚毅倔强的个性有关。作风雷厉风行的王安石，行文简劲无匹，异常峭厉，不用缓笔，更不拖沓。
王文的刚健峭拔甚得力于对议论的擅长。安石常以议论行叙事，故语省字简，而文风峭拔；文中多议论，自然劲健而不柔弱。《游褒禅山记》在叙过探洞的经历后写道：“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段笔墨简洁而深寓哲理的议论，使文章顿然生色，颇见峭厉之态。《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历述马遵的政绩与才能，叹息其早故，“不得尽用”，“不终于富贵”。此似属碑志文议论之俗套，但作者以“然”字一转，深一层地议论道：“世方惩尚贤、任智之弊，而采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则君虽寿考，且终于富贵，其所畜亦岂能尽用哉？”安石对“采成法”、“守前所为”的因循行径深恶痛绝，对保守势力的压抑人才极为反感，正好借为马遵铭墓的机会，一抒心中的愤懑。这更深一层的议论，针砭时弊，发人深省，使文章分外夭矫有力。
王文极有个性，往往是起处腾空而来，段与段之间不用过渡，直转直接，急转急接，给人以峻峭非凡的感觉。《读孟尝君传》就是这样的杰作，楼昉评曰：“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 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崇古文诀》）李刚已也赞叹道：“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古文辞约编》）。《度支副使厅壁记》在段落、层次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接，语势紧凑，语意斩截，一气论说，异常峭健：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
顶真手法的运用，加上长短句的交错，使论说充满无可辩驳的威力和所向披靡的气势。《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开头写道：
侬智高反广南，攻破诸州，州将之以义死者二人，而康州赵君，余尝知其为贤者也。
殉难为赵师旦大节所在，故开门见山地提及侬智高起兵，表彰师旦“以义死”。点出“二人”，见望风溃逃者众，抗敌捐躯者寡。紧接用“而”字一转，撇开另一殉国者曹觐，省却许多话语，文笔直入“赵君”身上，可谓简明至极，峭健至极！诚如《艺概•文概》所云：“介甫之文长于扫”，“扫故高”。《张常胜墓志铭》云：“才足以贵，而莫之知；善足以寿，而止于斯。”《王平甫墓志》云：“士皆以谓君且显矣，然卒不偶，官止于大理寺丞，年止于四十七。”通过“而”与“然”的急速的转折，作者感情的波澜顿现于前后文意的反差之中。如此行文，着实简劲峭拔，而难与匹敌。
王文结构严谨，没有枝蔓，这也造成其文风的峭健，《答司马谏议书》就是典型的例子，吴汝纶给以“劲悍廉厉无枝叶”（见《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的评价。《石门亭记》阐发作者关于为官应施行仁政的观点，中心突出，构思精巧。文章从探究青田县令朱君建亭之意入手，“好山乎”，“好观游眺望乎”，“于此问民之疾忧乎”，“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怜夫人之刻暴剥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这一气而下的五个问句从五个角度对朱君的心理作了揣摩，而后一一归结到“仁”字上。末云：“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戛然而止。全篇放得开，又收得拢，结构极其谨严，下笔干净利落，毫无旁枝冗辞，尤见刚健峭拔的文风。王安石的碑志文颇得后世的好评，此类作品有关历官、事迹、先世、子女等要写的材料很多，容易流于芜杂，但作者立意明确，行文谨严，故不论长篇短制，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显现出劲峭不凡的独特风格。
曾、王为文的相异之处如上所述，他们以各具特色的精品为繁荣宋代散文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