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几年陆续发现九条有关《西游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既不见于有关资料汇编，亦不见于诸家论文与著作，对研究《西游记》的思想内涵、版本、故事演变乃至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几年，笔者陆续发现一些有关《西游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既不见于朱一玄的《〈西游记〉资料汇编》、刘荫柏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亦不见于诸家论文与著作。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西游记》的思想内涵、版本、故事演变乃至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兹披露于下，以飨学界同仁。
一、新发现的《西游记》绘画资料
新发现的有关取经故事的绘画资料主要有三条。第一条见于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卷四，原题为《书玄奘取经图》。全文如下：
佛以常乐清浄为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如明，自绝义路。若由初地摄心，过差别见，则为世法王，发大音声，作大因缘，开众生一切疑误，立言垂教，为标月指，使人得津梁，岂废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见，便以言句求者，终不得本来性法，是执指而不释者也。故诸圣扫灭由踪，惟恐留辙迹于世，不得解者。故曰：圣人无迹，故无敝，则求性空者，虽无佛可也。众生根地不同，故立经法之教。自梵经入中国，五百年而教始备。然译释或失法意，夷夏异音不得正处。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经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玄奘，陈氏，偃师人。尝至灵岩方，取经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复东指，其徒知师归。当时谓：负经东来，常有云若华盖状，所至四人废业。此书(画)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昔神瑞中，僧法显尝至天竺，其后惠僧继之，得经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阗得《般若》九十章经，既备矣。然今《般若经》分八会，其四则奘所译也，岂前世所得而遂不传于唐，奘等别得旨意而传之邪[1]475-476？
董逌，字彦远，东平(今属山东)人，北宋末南宋初藏书家、鉴赏家。徽宗朝为校书郎，靖康朝为国子监祭酒。撰有《广川藏书志》、《广川书跋》等。其《广川画跋》六卷，据《四库全书总目》称：“引据皆极精核。”[2]959
过去，人们论及宋前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变，多喜取欧阳修《于役志》所记载：“景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3]34董逌所见的《玄奘取经图》，从西游故事演化史的角度看，其价值当远胜于寿宁寺壁画。
自玄奘西域取经东回，取经故事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通过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表现取经故事，为流传的一大途径。《于役志》所记载的只是其中之一。此外，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六幅西夏时期的唐僧取经壁画；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有据称成于元代的两组唐僧取经浮雕；广东省博物馆馆藏元代磁枕上，亦绘有唐僧取经图；山西稷山青龙寺据说亦发现了唐僧取经壁画。当然，上述有关取经故事的绘画和造像，仅仅只是众多同类型作品的劫后残余。盖自两晋之后，正是信士凿窖、建寺、造像、绘画大盛时期，表现取经故事的绘画作品当不在少数。
董逌所记《玄奘取经图》，无疑是同类作品中较有价值者。这是因为：其一，虽然董逌是南北宋之交人，但《玄奘取经图》绘成的时代却应该相当久远。就董文所透露的图画内容来看，是按照“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绘制的，不仅没有猴行者的故事，连广为传说的“摩顶松”(文中为“柏”)的故事此图也“皆不及之”。因此，此图似乎应该绘成于敦煌壁画及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其时代似不应晚于晚唐五代。其二，现存有关取经的绘画与雕塑，多是单幅图画，还不足以表达更为广泛的取经内容。而从董逌文中“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此书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等语来看，《玄奘取经图》却并非单幅图画，而是一套图册。否则，以单幅图画，很难完全表现“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唐代寺院僧讲兴盛，僧人常以变相描绘佛教故事，以变文配合讲解。《玄奘取经图》大概就是由变相而来的绘画作品。
无独有偶，到了元代，又有一套《唐僧取经图册》(下简称《图册》)问世。这套《图册》现存于日本。2001年，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借助摄影手段，出版了这套《图册》。《图册》分上下两册，每册有图16幅，共32幅，并有清代梁章钜所写六篇跋语。据跋语可知，这套《图册》是元代著名界画画家王振鹏所绘。每一位初次打开《图册》的人，无不为《图册》的神秘色彩所震惊。这不仅因为《图册》画面之古朴典雅，透出厚重的历史感，更在于画面充满了浓郁的佛教尤其是密宗色彩。特别是《图册》所描绘的唐僧取经故事，竟然连专门研究《西游记》的专家学者也闻所未闻。如“张守信谋唐僧财”、“飞虎国降大、小班”、“五方伞盖经度白蛇”、“玉玑夫人”、“释迦林龟子夫人”、“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哑女镇逢哑女大仙”、“明显国降大罗真人”、“悬空寺过阿罗律师”、“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毘篮园见摩耶夫人”、“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等，都是我们初次得知的取经故事。这套《图册》的蓝本，很可能便是董逌所记载的《玄奘取经图》。从《玄奘取经图》到《唐僧取经图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渡。
第二条有关材料见于《苏辙集•栾城后集》。其中有诗，题曰《题郾城彼岸寺二首•武宗元比部画文殊玄奘》。诗曰：“遗墨消靡顾陆余，开元一一数吴卢。本朝唯有宗元近，国本长留后世模。出世真人气雍穆，入蕃老僧面清癯。居人不惜游人爱，风雨侵陵色欲无。”[4]902武宗元(？-1050)，初名宗道，字总之，河南白波人，善画释道人物像。从诗中“居人不惜游人爱，风雨侵陵色欲无”的诗句来看，此画和《于役志》所记相同，亦为壁画。可见当时此类壁画之多。
第三条有关材料见于元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六。其中有诗，题为《题唐人〈按乐图〉》。诗曰：“鼓笛笙箫?{舞茵，伶官和尚杂宫人。黄番绰共唐三藏，髣髴相传未必真。”[5]24-25按，古代绘《按乐图》者并非一家。据《新唐书》卷二百二“王维本传”，王维时即有《按乐图》，王维认其为“《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一?，有“唐周昉按乐图”一条。《益州名画录》卷中，记载五代时阮惟德绘有《宫中按乐图》。《宣和画谱》卷三，五代人陆晃名下又有《按乐图》。《绘事备考》卷四，记五代人张玫亦有《按乐图》。《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又记录两幅《明皇按乐图》。但这些图画，似乎又均非方回所见《按乐图》。
从方回诗的诗题来看，此图当绘于唐代，其中“黄番绰”为唐代著名伶人。从诗中“黄番绰共唐三藏，髣髴相传未必真”的诗句看，这幅《按乐图》所绘正是表演玄奘取经故事的内容，只不过具体内容已不可窥知。因此，方回所见这幅《按乐图》，当是现知较早的有关玄奘取经的图画；而图画所绘的表演唐三藏取经的故事，亦是取经故事进入歌舞表演领域的最早的记载。因此，此诗虽作于元代，但其史料价值却是弥足珍贵的。
二、新发现的《西游记》版本和评论资料
新发现的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的有关版本和评论资料有两条。第一条见于明代文人孙绪《无用闲谈》卷五。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谬悠之说，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归于正，亦吾儒辟异端之所当留心者也。如佛殿中所塑诸像及佛经中诸说，亦皆有意存焉，人自未之讲耳。佛以男质面南坐火焰中，离卦也；观音以女质面北坐海水中，坎卦也——坎离交姤，水火既济之象也。文殊坐青狮子居东，青龙也，震木也；普贤坐白象居西，白虎也，兑金也——金木间隔之象也。罗汉之数十八，一降龙，一伏虎，四老者，四少者，四番人，四汉人，以见凡欲作佛不问老少华夷，但能降龙神，伏虎气，和合四象，攒簇五行，无不可者。藏经至于五千四十八卷，喻五千四十八日，金经发见之时也。《度人经》注度人须用真经度，若问真经，癸是、铅是也。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兑地，金经所自出也。经来白马寺，意马也。其曰孙行者，心猿也。这回打个翻筋斗者，邪心外驰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剑止之，所谓万里之妖一电光也。诸魔女障碍阻敌临期取经采药，魔情纷起也。皆凭行者驱敌，悉由心所制也。白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药全由心意也。追荐死者，必曰往西天。人既来亡，四大分散，何得更有所往？言往西天者，西乃兑地，为少女身中复生为人，不堕鬼道也。异端谬悠，本不足究，因与方外友谈之，漫识于此，不识明哲以为何如[6]4-5！
孙绪(1474-1547)，河间府故城人，字诚甫，号沙溪。弘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因被中伤而革职，嘉靖初起太仆卿。著有《沙溪集》二十三卷，包括文八卷，赋一卷，杂著一卷，《无用闲谈》六卷，诗七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无用闲谈》“多深切著明之语，论文论诗，亦各有确见”[2]1498。然从上文所论佛教有关内容来看，虽说作者盖“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归于正”，却不免牵强附会，表明作者对佛教实为有意曲解。不过，纵有此等缺陷，此篇文字却有着很大的价值。概括说来，其价值有三：
首先，这篇文字是现存关于《西游记》的第一篇评论文字，且为《西游记》评论中“讲道说”的最早源头。过去，人们一般把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的世德堂本所载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作为小说《西游记》的第一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是不准确的。孙氏这篇评论文字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绝不会晚于作者去世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这比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要早45年。
虽然作者在文中自称站在儒家的立场解释佛教有关内容，“使归于正”，实际上却在用道教理论来解读佛教并解读《西游记》。当然，道教理论和儒家理论同源于中国早期文化。特别是《易经》这部著作，不仅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道教思想的哲学基础。但孙绪文中所谓“坎离交姤，水火既济”、“和合四象，攒簇五行”、“若问真经，癸是、铅是也”、“白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药全由心意也”等语，无疑都是道教的常用语，并不为儒家所用。
在《西游记》研究史上，“讲道说”是一个声势浩大的重要派别。这种学说确立于清代初年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发展于陈士斌的《西游真诠》，至著名道士刘一明《西游原旨》出而达到高峰。1920年代，“讲道说”虽然受到鲁迅和胡适的批判，但直至今日却仍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清人的“讲道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在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中，就提到《西游记》“旧有叙”，并录“旧叙”原文说：“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7]显然，这篇残存的“旧叙”，便是以道教内丹派理论来囊括《西游记》的主旨。而“旧叙”又明显地和孙绪所论有一定关系。特别是文中“因与方外友谈之，漫识于此”等语，似乎应当视为当时道教徒直接参与《西游记》评论的重要证据。
其二，这条材料对我们研究《西游记》的版本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早在元末明初，即有平话本《西游记》问世。明代初年，又出现了杨景贤所著杂剧本《西游记》。从孙绪文中所披露的材料看，既不像是平话本《西游记》，也不像是杂剧本《西游记》。至于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又非卒于1547年的孙绪所能见到。因此，孙绪所据以评论的这部《西游记》，
当是过去我们所未知的一种新《西游记》版本。张锦池[8]331、程毅中[9]74-81、吴圣昔[10]等先生都认为，在平话本《西游记》和世德堂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或几种《西游记》版本，包括词话本《西游记》等。这则材料的发现，证实了这些推论。因此，对于孙绪所据以评论的这部《西游记》版本，我们不妨称之为“孙绪所据本”。
当然，有一个问题也不能不提一笔。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中，有“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7]一语。一般人认为，这里的“唐光禄”就是金陵世德堂的主人。但是，黄永年先生却认为：“‘唐光禄’的光禄不像是人的字号，而是对光禄寺职官的通称”；“这‘唐光禄’的唐和世德堂书商之姓唐只是偶然巧合”。因此，他认为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并非是为世德堂本撰写的，而是为早于世德堂本的另一种《西游记》的版本撰写的，序末的“壬辰”，“应该是明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万历二十年”[11]23-24。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嘉靖十一年(1532)年刊刻的这本《西游记》，孙绪就有可能看到。但是，由于黄先生的话多为揣测之词，并没有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因此所谓的嘉靖十一年刊本是否存在，似值得怀疑，故而此说并未为学界所认同。
孙文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一句话。似乎孙氏所据本并非如一般版本，是写唐僧玄奘西天取经，而是写唐僧不空西天取经。据有关史料记载，唐代玄宗、肃宗、代宗时期，的确有一位名不空的西域僧人，曾通过水路到西天取经。但是，现存所有西游故事演化史上的资料，都没有谈到过不空取经。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明确说明取经的是“玄奘僧行七人”、“下界法师玄奘”。元末明初的平话《西游记》虽已佚，但在保存有平话《西游记》残文的《朴通事谚解》的注文中，也明确注明：“三藏，俗姓陈，名伟(当为“祎”——引者)，洛州缑氏县人也，号玄奘法师。”[12]109杂剧《西游记》中的三藏法师，亦指的是“陈玄奘”。惟今人张乘健先生在《〈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史实考原》中认为：“西游故事的真正始因是‘唐僧’不空的取经故事，后人将不空易名为玄奘，将玄奘的一些轶事附加在不空取经故事的主干上。”[13]133但由于所论似略显牵强，故亦不为学界所接受。倒是孙绪所论，明确说明“唐僧不空西天取经”，并和“孙行者”联系到一起，对张乘健先生所论略有助益。但由于孤证难立，没有证据表明所谓的“唐僧不空取经西天”是不是孙绪的误记，故亦只能存疑而已。
其三，由于版本的问题，同时引出了《西游记》作者这个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如果孙绪所见本真的是百回本《西游记》，那么，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就很可能不是吴承恩，或者说至多吴承恩仅仅对百回本进行过一些删改。因为吴承恩大约生于1500至1510年之间，到1547年孙绪去世的时候，吴承恩不过四十余岁，纵然取吴承恩中年写作《西游记》的说法，这时吴著《西游记》还未脱稿或刚刚脱稿，还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入孙绪手中，更何况当今学者更倾向于《西游记》写于吴承恩的晚年。但可惜的是，由于孙绪的记载过于简单，所以其所记是不是百回本《西游记》便难以断定。但纵然如此，由于孙氏这篇文字的发现，也为我们探讨《西游记》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和思路。
与孙绪有关文字相类似的一条新资料，见于《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纪怪”条下，并注明为“耿定向”所作。文中曰：
儿时予闻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经时，其辅僧行者，猿精也，一翻身便越八千里，至西方，如来令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来见心无外矣[14]3520。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天台先生等，湖广黄安人。耿氏年龄虽略晚于吴承恩，但其“儿时”所听到的“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经”的故事，亦不可能出于吴本《西游记》。以其中“一翻身便八千里，至西方，如来令登渠掌上”等语看，亦不似平话《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这也同时证明，在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之前，的确有一种以上的《西游记》版本存在，只不过耿氏所论不知是否即孙绪所据本。因此，此本我们姑且称之为“耿氏所闻本”。
三、新发现的《西游记》传播资料
上述数条资料，均成于世德堂本《西游记》刊刻之前。以下资料，则成于世德堂本之后，对研究《西游记》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意义。
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有“鄂蕲学道”一则。其文曰：
尉迟鄂公、韩蕲王，不但忠勇，兼有谋略，晚年俱谢客学道，保其身名。韩复能作小词，自号清凉居士。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游记》所谓“战斗佛”也[15]195。
朱国祯(？-1632)，一作国桢，字文宁，浙江乌程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曾为首辅，为阉党所劾而辞归。著有《大政记》、《涌幢小品》等。文中所谓“战斗佛”，似应为“斗战胜佛”之误记。以朱氏曾任首辅的身份，亦征引孙悟空的佛号以比喻国人，可见《西游记》影响之大。
清人捧花生《画舫馀谭》记载曰：
无业游民，略熟《西游记》，即挟渔鼓诣诸姬家，探其睡罢浴余，演说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给不过杖头，已足为伊糊口。擅此艺者，旧推周某，群呼为周猴。自入京为某公所赏，名遂益著。某公败，猴乃丧气而归，今且不知所往。孙供奉一寒至此，真为树倒猢狲散耳[16]22。
据作者所撰《画舫馀谭序》，末署“嘉庆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志”，知《画舫馀谭》成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由此条文字可知，当时以专门演说《西游记》故事而闻名的民间艺人“周猴”，不仅为青楼妓女所喜爱，亦为京城贵族所赏识。《西游记》成就了“周猴”，“周猴”也传播了《西游记》。惜“周猴”将自己的命运和贵族完全联系到了一起，而脱离了《西游记》的民间土壤，最后落了个失败的结局。
《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本是文学作品所虚构的人物，并无实际籍贯。但长期以来，关于孙悟空的老家究竟在何处，却议论纷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就有江苏连云港、山西娄烦、福建顺昌、甘肃敦煌、河南桐柏山、山东泰山等多种说法。更有学者认为，最早为孙悟空找老家的人是董作宾[17]。笔者查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二，有“羑里城”条，文曰：
羑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后，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后，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邠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18]39！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人。嘉庆间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等县知县。著有《唐虞考信录》、《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等。清孙星衍《直隶邠州志》“山属卷三•明岨山”条下曰：“《州志》云：‘在州西十里。水帘洞在明岨之麓，洞中有水流出，深不可测。’”又说：“《通志》云：‘唐贞观中凿山为连珠小窍，形有飞阁。每岁元宵，民率张灯于此以祈年。’”《邠州志》“古迹第十一•水帘石堡”条曰：“旧《志》云：南北朝时，土人凿以避兵，依山直上数丈，入石洞中少许，上出石井丈余，南行石窟数十。”并引明张金度《水帘洞》诗一首，诗前有序曰：“庐山有洞，能使其山作鼓角笙笳声，王禹称为天下第一。水帘洞而邠固有之，则时时一派庐山在余胸臆也。戊戌春乃有是游。从明岨山口入，渡一水，觅陂路，行才数百步，遘一山洞在焉。而山无名，其势与明岨奇偶立，若相顾欲语者。中一水间之，即志所云水帘河也。”“邠州”即今彬县。据“彬县公众信息网”“花果山”条下记载：“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彬县县城西五公里的水帘村。南北朝时期，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这里留下佛像石窟群，号称‘九曲十八洞’。唐玄奘西天取经时曾途经这里，后人依附“西游”故事，称此地为孙悟空故乡。并在此塑西游人物，传西游故事。为庆祝太平，以祈有年，明隆庆元年花果山上又凿就了灯山石窟；每年元宵节，当地群众都要点燃露天石窟的上千盏清油灯，连明三天，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19]由此可见崔述所言不诬。因此，崔氏文中“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等文字，可看作现存最早附会孙悟空老家的文字记载。这就证明，最早为孙猴子找老家的人并非董作宾，而是彬县的百姓。
与附会孙悟空籍贯相类似，亦有附会其它有关取经故事者。明谢肇淛《滇略》卷二即曰：
青华山在云南县南八里，其下有洞。山仅培塿，而洞深邃不可穷，悬崖滴乳，愈深愈奇。上有石窍漏光，若天窗然；岐径支分。人入必糜糠以志其返。每岁季夏二十四日，土人士女还至，以炬火爇之，云：“不尔，必有蜘蛛之啮。”或云：“此即唐三藏取经遇蜘蛛怪处也。”[20]13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为云南参政，官至广西右布政史。谢氏是明代著名《西游记》评论家，其《五杂俎》与《文海披沙》中有关《西游记》的评论文字，向为人们所重视。从此条文字记载来看，所谓清华山洞，当是谢氏在云南参政任上所闻见。由此可知，至少在明朝末年，《西游记》已经传至云南，其故事已为当地人所熟知，故而才有所谓“蜘蛛精”之附会。
除上述资料外，明清戏曲、小说中，还有大量的涉及《西游记》的文字，因数量较多，且记述详略不一，故留待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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