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藁城董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在元初保护并征辟了大量金源文士，并与这些文士进行诗歌赠答活动，他们自身也创作有诗词与元曲。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河北汉人世侯延续了金元文学的传承发展，为元初文学作出重要贡献。不同于以往的文人集团，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作为反映了金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的内心世界。
【关 键 词】汉人世侯/元代文学/河北地域文化
河北地处平原，极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自古为北方各民族冲突与融合之地。长期的战争考验使得该地居民好勇尚斗，悲歌慷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说冀州“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1](P859)。《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也认为河北路“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2](P2130)。在蒙古灭金过程中，涌现出大小众多汉人世侯，无论从战功、仕宦品级，还是与元代政权关系的密切程度，河北地区的藁城董氏、真定史氏和顺天张氏都名列前茅。
目前关于河北三大汉人世侯的研究集中于碑石考证、政治、婚姻、代表人物，以及真定的元杂剧等方面。碑石考证主要有张洪印《河北易县发现元代张弘范墓志》(《文物》1986年第2期)，孟繁峰、孙待林《张柔墓调查记》(《文物春秋》1996年第3期)等。政治与婚姻方面有萧启庆《元代的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河北世侯与士人——兼论这一时期汉文化的遭际》(《元史论丛》第九辑)，赵文坦《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元史论丛》第十辑)，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关于真定杂剧有门岿《真定元曲十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黄宗健《元杂剧在真定的崛起与史天泽》(《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等。对汉人世侯代表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天泽、张弘范等人①。田同旭先生《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时代汉人世侯之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探讨了汉人世侯对元杂剧兴盛发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晏选军《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对顺天张氏、真定史氏、东平严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的历史作用作了探讨。上述文章未涉及汉人世侯家族自身的创作，以及文士与世侯之间的文学活动。实际上，汉人世侯与文士的诗歌赠答为元初重要的文学活动，三大世侯家族中有不少人创作诗歌与元曲，史氏与张氏还是元初极具特点的文学家族。那么，这三大汉人世侯家族有何特点?他们对元代文学有哪些贡献?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价值何在呢?
汉人世侯対元初文学的贡献可以从保护文士、与文士诗歌赠答和文学家族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征辟文士，保护文化
首先，汉人世侯在自己治理区域内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并复兴文教事业。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史氏对真定的治理。
蒙古灭金时，汴京、郑州之人多迁到真定，为真定的繁荣打下基础②，加上史氏家族的治理，尤其是史天泽任用王昌龄、王守道等人，使得“真定治效高视他郡，四方为之训”[3](P504)，真定成为北方避难的乐土。许多文士都投奔史氏，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颙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3](P504)据符海朝先生统计，真定史氏可考的幕府人物有十八人，包括王昌龄、杨果、王恽、张德辉、李治、王若虚、元好问等知名人士③。这些人士除了协助史氏的政事外，还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史天泽“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3](P504)。
史氏对真定积极有效的保护和治理，极大地保护了中原文化。杨果、王恽、张德辉等人仕元后，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大量聚集在真定并投入文学创作，在真定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史天泽本人就是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他的次子史樟，撰有杂剧《庄周梦》。真定成为元初杂剧的重镇，《录鬼簿》著录真定杂剧作家七人：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史樟、江泽民④。这种良好的氛围对杂剧的创作极有裨益，白朴就得益于此⑤。金亡后，白朴随父白华寓居真定，和这些杂剧作家有很好的交往，比如他的《夺锦标》词，就是得到友人王思廉、李文蔚书信后所作，词中写道“梦里封龙旧隐，经卷琴囊，酒尊诗笔”[4](P100)。封龙，指真定境内的封龙山。词作反映出白朴年轻时与李文蔚诗酒交游的生活。再如侯克中，长于《易》学、诗歌、杂剧，名列《录鬼簿》，作有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其《艮斋诗集》有《答白仁甫》诗，可知他和白朴交情深厚。
张氏在顺天修筑城郭，重修庙学⑥。他们同样拯救、收留、推荐了很多金源文士。太宗五年(1233年)，张柔随蒙军攻下汴京，访求德高望重的金朝遗老和燕赵故族十余家，将他们护送北归。其中包括户部尚书高夔，南京部转运使李特立，礼部尚书赵思文的三个儿子赵贽、赵克刚和赵克基，翰林学士杨云翼之子杨恕及婿贾庭扬等人⑦。汝南城破，蒙军下令屠城之际，张柔救下了金代状元王鹗。后来这些人大多托庇于张柔门下，成为他的门下客。张柔的幕僚宾客还有元好问、郝经、乐虁、敬铉、王汝明等⑧。张柔“性喜宾客，闲暇辄延引士大夫与之言笑谈论，终日不倦。岁时赡给，或随其器能任使之。”[5](P599)他乐于和文士谈论，还根据才能安排相应的职位。汴京降蒙时，张柔不取金帛，唯独收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为日后修史保存了材料⑨。张弘范也尊重贤德之士，他钦佩文天祥的忠贞，俘虏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后，请他到家塾做儿子的老师⑩。
藁城董氏也礼敬贤士，乐于推荐人才。如董文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拜御史中丞，举荐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以为极选(11)。再如，董文炳次子董士选，积极为国家选取贤才。他在江西为官时，聘请南宋诸老儒及西蜀遗士出来教授。“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6](P3678)当元明善与虞集在京师互不相让之时，董士选谕导元明善，努力弥合南北文士之间的鸿沟(12)。他迁南行台，曾招虞集、范梈等文学之士。史称“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6](P3678)。
二、汉人世侯与文士的诗歌赠答
汉人世侯尊贤敬士，很多文士常与他们举行诗歌赠答，这些都成为元初重要的文学活动。
藁城董氏以亲近儒士出名，因此儒士多喜与之结交。王恽曾得到董文用推荐，他对藁城董氏家族成员多有赠诗。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人(13)。王恽曾作《金马门行》(《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该诗的副标题为“赠董参谋彦才之元帅府”，彦才为董文用之字，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董文用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14)。王恽将其比作西晋龙骧将军王濬，“功名年少贵力取，行与诸兄垂竹帛”[3](P92)，认为董氏此行定会建立功勋，垂名史册。董文用过生日时，王恽还作诗庆贺(15)。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陈孚和董文用多有诗文交往，他曾和董文用论汉唐以来宰相有王佐气象者，得四人，即诸葛亮、谢安、裴度和司马光，董文用命他作诗，并呈商挺等人(16)。
董文用(1223-1297)，号野庄，曾绘野庄图，求诸贤题咏。中斋草序，晦叔撰铭，王恽题诗，其序说董氏：“当得行道际，静退之心何尝食顷而不在怀也。以艰于自云，必托物以表其志。”[3](P340)说明董文用是在官高之时，作《野庄图》以表其退隐之志。王恽作七绝三首，其二将此事比之王维辋川图，颂扬董氏“静退为心是本初”[3](P340)。嘉兴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张伯淳也有《题董承旨野庄图》，称赞董文用轻利禄，重道义(17)。
王恽诗序中提到的中斋当为留梦炎，字汉辅，号中斋，衢州(今属浙江)人。晦叔为赵与，字晦叔，宋宗室子，二人都是南宋旧臣，入元任职朝廷。董文用的野庄图汇集了留梦炎的序、赵与的铭与王恽的诗，包括了南北文士，可谓一时之盛事。
王恽与董文忠也有交游。董文忠(1231-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曾任符宝郎、典瑞卿等职(18)。王恽《入侍行赠董符宝》将董氏比作西汉世代簪缨的张氏、金氏与万石石氏，诗中说董文忠“夙夕忠谨余丹心”、“两袖中有苍生霖”、“采听民瘼怀恻怛”(19)，颂扬他在官心系天下，关心百姓。
史天泽与幕府文士也有很多文化活动。史天泽与其幕僚之间除了谈论经史与治国之道，也有一些文学创作活动。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未能存留下来，今存的主要是文士与史氏的诗词赠答。王恽曾作《寿史开府》(《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二)、《奉送大丞相史公行台河南时用兵襄阳(封卫国公)以平章政事副忽剌出驸马督视诸军时至元六年八月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赞颂史天泽的威望德行。白朴虽然未作史天泽幕僚，但他和父亲白华曾居真定，依附于史天泽，因此与史氏多有文字交往。据白朴《水调歌头》(三元秘秋水)词序，他与史天泽探讨文艺。
王恽与白朴不仅写诗词赠史天泽，王恽与天泽诸子也有很多诗词交往。比如史天泽次子史樟，字敬先，号史九散仙，承袭为真定顺天两路新军万户(20)。以将门之子而喜好文艺，喜庄列之学，继承了史天泽的元曲才能。王恽《赠九万户》曰：“昂藏野鹤谁能驯，泽雉虽美终无神。一篇秋水江海阔，两袖醉墨云烟春。猿翁学剑事迹秘，兰舌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旌烛影见来频。”[3](P122)由于史樟不喜弄兵而爱好庄子之学，王恽先以《庄子》语词来写史樟的追求自由的精神，最后用唐代淮西将刘沔事，扣到他的武将身份。除了此篇，王恽还作有《挽史九万户》《九公子画像赞》(《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九、卷六十六)。
史天泽第三子史棣，字子华，号潜斋，曾任中山知府、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2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听讲吕刑诸篇》记载：“至元十六年己卯岁冬十二月十七日，中山府明新堂雪夜会，府尹史子华、贰政朱信卿洎诸吏属听教官滕仲礼讲《周书•吕刑》《论》《孟》诸篇。”[3](P65～66)滕仲礼，即滕安上(1242-1295)，字仲礼，著有《东庵集》十六卷。王恽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任职中山知府的史棣率领属僚听府学教授滕安上讲解《尚书》《论语》《孟子》等篇。王恽曾作多篇诗歌赠史棣，比如《潜斋歌赠中山知府史子华》《偶得二绝寄府尹史子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卷二十八)，前者曰：“潜斋有志操，不为浮荣污。彝衷铲豪习，概之诗与书。”“与语觉道胜，行身老诸儒。”[3](P109，110)说明史棣虽然出身高门，但是因学习诗书，去除了浮华之气，以儒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天泽第四子史杠为真定敬斋李治的门人(22)，“读书余暇，弄笔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咸精到。”[7](P617)元人张鸣善《题史橘斋山水手卷》曰：“神仙中人丞相子，五色玉立瑶池芝。谢傅风流歌舞处，羊公慷慨登临时。兴来醉洒云烟绕，身后名随日月迟。安得飙车从上下，蓬莱指点青参差。”[8](P87)对史杠以高官而爱好绘画加以赞美，以谢安、羊祜相比。王恽作有《感皇恩》词，序曰：“史公总帅子明命题其弟柔明所写《平江捕鱼图》，乃以乐府《感皇恩》歌之。”[3](P731)史公总帅子明即史枢，为史天泽兄天安子(23)，柔明即史杠，作《平江捕鱼图》，王恽题了这首词，描绘了《平江捕鱼图》的场景，
称史杠为“风流公子”，这种绘画与题诗的结合真正称得上文人雅士之活动。尤其是在北方刚刚安定之时，更为难得。
史枢同样与文士交往，并得到他们的诗词馈赠。至元四年(1267年)，白朴作《水龙吟•送史总帅镇西川时混一》，称颂史枢的军功声威，预测他一定会在灭宋中再立新功，成为麒麟阁上画像的开国功臣(24)。王恽曾作《十一月十三日宿濉宁梦总帅史子明见教》(《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三)，史枢时为济南宣慰使，王恽作《代书奉寄子明宣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九)。
史枢曾作友松亭，诸文士题诗作文者甚伙，史枢曾命滕安上为其友松轩作记(25)。王恽作《史宣尉子明友松亭诗》(《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二)，比之为东汉大树将军冯异。刘因作《友松轩铭》，其序曰：“总帅史侯子明种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轩，友人涿郡卢处道为请铭。”[9](P98)卢处道即卢挚，字处道，号疏斋。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26)。《友松轩铭》曰：“凛乎风霜，巍乎明堂”[9](P98)，刘因以此激励史枢。
顺天张氏周围也有不少文人，他们对张氏同样充满崇敬与感激之心，撰写诗文歌颂张氏安定百姓、保护文人之功绩。
郝经曾在张柔府第教授其诸子，他曾为张柔作《大宛二马(原注：天厩所育，诏锡张蔡公)》(《陵川集》卷十三)。张蔡公即张柔，至元三年(1266年)，张柔进封蔡国公，诗作于该年之后，元世祖赏赐张柔大宛马两匹，郝经歌咏之，在描绘了马的神采之后，歌颂了张柔的功业。
白朴不属张氏幕僚，蒙哥汗二年(壬子，1252年)他游览顺天，曾为张柔妻毛氏作词(27)。此外，白朴《秋色横空》(摇落初冬)，题作“咏梅，顺天张侯毛氏，以太母命题索赋，时壬子冬”[4](P3)，亦为同时之作。因毛氏之兄正卿的邀请，白朴拜见了毛氏，为其写了词作，白朴了解到毛氏幼时就学过《垂杨》曲，具有一定文艺修养。
郭昂不属于属文之士，他与顺天张氏也有诗词赠答。郭昂作有《寄张九万户》(《元诗选》二集)。张九万户，为张柔第九子张弘范，至元六年(1269年)任益都行军万户。郭昂，字彦高，彰德林州(今属河南)人。与张氏类似，投身蒙古，屡立战功，又稍通经史，尤其工于诗歌(28)。郭昂与张弘范都属蒙元时期的汉族将领，又一同参与灭南宋的战争，诗中提到的淮楚，正是当时战争的前线，郭昂勉励张弘范和自己并力作战，早日平定天下。
诚如魏初《青崖集》卷五《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云：“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竞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10](P768)魏初讲的三个最能纳贤养士的汉人世侯有两个都在河北，他未提到的藁城董氏，虽然没有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一样雄踞一方，但董氏几代人为政同样乐于推荐贤士。这些世侯凭借其卓著的功勋和雄厚的实力跻身蒙元的“上层统治精英”(29)，他们保护了大批金源文士，这些文士为元初的政治与文化建设作出杰出贡献，也是元初文学的主力军。
三、汉人世侯的文学创作
河北汉人世侯很多成员都有诗歌与元曲创作，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两个家族有诗词曲存世的不只一人，称得上是文学家族。
藁城董氏较为突出的是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才，号野庄，董俊第三子。他在兄长文炳的教育下，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仕至御史中丞、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曾与修世祖实录(30)。董文用今存诗三首，即《送李两山奉使安南二首》、《送萧郎中方厓奉使安南》(《安南志略》卷十七)。
李两山，即李思衍，字昌翁，号两山，余干(今属江西)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与万奴同使安南，奉世祖诏，谕陈日烜亲身入朝，否则必再加兵(31)。董文用赠别诗其一颂扬李思衍“老臣一语百蛮通”，其二曰：“好持一卷《交州稿》”[11](P404)，是勉励李思衍出使途中别忘记作诗纪行，这也是当时之风潮。萧郎中方厓，为萧泰登(1266-1303)，字则平，号方厓，太和(今属安徽)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遣礼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萧泰登出使安南(32)。董文用作诗送别，称赞萧泰登礼貌雍容，“文学语言当此举，宰相见之皆悦从”[11](P407)，预测他此行一定会马到成功，使得安南朝拜元朝。
整个元代，安南与元朝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使安南成为当时政坛的大事，不但使者撰写了大量安南纪行诗，送行的文士也有很多诗作(33)。董文用仅存的诗作全和此有关，体现出元诗的特色。
真定史氏史天泽能诗，今仅存一首，即《元诗选》癸集乙收录的《巡历太康》，太康，今属河南省周口市，金代为开封府属县，元代属汴梁路。“巡历”太康很可能发生在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期间，即蒙哥汗二年至八年期间(1252-1258年)。史天泽治理河南取得很大成功，不仅恢复了秩序和繁荣，而且为蒙古进攻襄樊提供了保障(34)。《巡历太康》曰：“奉使孤城驻马蹄，霜风冽冽战旌旗。一钩薄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12](P148)诗描绘了史天泽风尘仆仆巡视河南，经过太康时看到的景象。孤城、霜风、旌旗、一钩明月、薄暮，这一系列意象勾勒出经历战争之后的荒凉破败之景，禽荒，指迷于畋猎将导致亡国。语本《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13](P157)面对此景，诗人不由得联想到金代亡国的教训。
史天泽还擅长新兴的散曲，他名列《录鬼簿》卷上，还与杂剧演员天然秀之母刘氏有交往(35)。早期的散曲作家基本上都是由金入元的文人，史天泽家族治理下的真定成为金末元初的文化中心之一，汇聚的文人包括元好问、杨果等人都属早期散曲作家，受这些文人影响，史天泽家族也从事散曲写作。
天泽次子史樟，出身勋贵之家，而作《庄周梦》，看破荣华富贵，宣扬人生如梦，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笔者以为，《庄周梦》是元初残酷政治斗争的产物，反映了蒙哥汗蒙古惯例与忽必烈汉法治国之间的矛盾，以及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治理汉人世侯的举措对真定史氏的影响。杂剧以隐微的方式，透露出元初汉人世侯家族表面的显赫之下所蕴藏的危机，以及他们为保全自身而谨慎小心的处世心态(36)。
顺天张氏的文学创作集中于张弘范与其子张珪。张弘范“幼尝学于郝公伯常，而友邓公光荐，恒与钜儒、学士、大夫交，故属意文字为甚。”(许从宣《淮阳集》序)[14](P704)他在戎马倥偬之余，不忘作诗填词，今存《淮阳集》一卷，附录诗余一卷，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弘范诗词内容主要包括咏史、述怀、战争、闲适等(37)。关于张弘范诗歌的风格，元人邓光荐《淮阳集》序认为，张弘范作诗词为“率意吐辞”、“豪快天纵”[14](P705)，绝非一般文人吟诗填词者可比。许从宣序补充说，张弘范既能超越带兵打仗之将领，又不同于拘于诗词格律的普通文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张弘范诗词的特色。四库馆臣认为，张弘范诗歌有南宋江湖诗派的意味，杨镰先生指出，张弘范诗歌有着不同风格，除了江湖派，还有北方豪士的特色。《淮阳集》诗歌的江湖派色彩，与邓光荐的指点，甚至润色有关(38)。
弘范子张珪“读书不尚章句，务求内圣外王之道。”[15](P169)和父亲张弘范类似，他也视诗为为政之余事。《元诗选》二集录其诗七首，《全元诗》又辑得二首。张珪的诗歌多抒情言志，蕴含较深。
顺天张氏不仅男性成员能作诗词，还涌现出了女性诗人。张柔第八女很小就诵读经史诗文，学习作诗，据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张女夙慧”记载，她七岁诵读《孝经》《论语》《孟子》、班氏《女诫》、郝氏《内则》《内训》等古代儒家经典，尤其是教育女子的著作班昭《女诫》等。张女成为恪守礼仪的典范，每日还学习作诗和书法。她作诗属对才思敏捷，其诗句不类儿童所为。
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以英勇善战和长于治政著名于世，他们于戎马倥偬之际，吟诗作曲，成为元代北方文学家族中的极具特色的一类。
四、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价值
蒙古灭金历经二十多年，长期的战乱对北方破坏极大，文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或者被杀，或者沦落为奴，或者流离失所(39)。河北三大世侯积极恢复政治与经济秩序，保护了大量文士，使得文学的发展不至于因易代而断裂。他们不但自身参与文学创作，而且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为元初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创作既有传统的诗词，又包括新兴的散曲杂剧，掀开了元代文学的新篇章。
作为文人群体，汉人世侯及其附属文人有何特点与价值呢?
文人群体兴起于西汉，是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既编撰了《淮南子》，同时也创作了辞赋，梁园文人群体以赋作、散文显名于世。东汉时期，朝廷设立的东观和鸿都门学成为文人荟萃之所。汉末建安时期，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群体蔚为繁盛。东晋时期，文学活动集中于门阀士族王导、谢安等家族。南朝齐梁之世，形成了竟陵王萧子良，萧衍、萧统父子，萧纲三大文学集团(40)。
如果从保身并寻求仕途发展的角度看，汉人世侯文人群体接近于邺下文人群体。然而，与以往的文人集团不同的是，这一文人群体的作为反映了金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
经历金元易代，汉族文人对蒙古政权寄予一定的期望，希望能成就一番功业。比如王恽在赠诗中称许董文用建功立业，郭昂赠张弘范诗勉励对方为国立功，董文用送萧泰登出使安南预祝他弘扬元朝声威。同时，汉人世侯文人群体对蒙古政权也有忐忑与焦虑的内心感受。真定史樟之《庄周梦》反映了元初残酷的政治斗争，体现了元初汉人世侯家族在这些斗争中如履薄冰的处境与谨小慎微的心态。实际上，顺天张氏多次遭到皇帝的猜忌与打击就是汉人世侯与蒙古朝廷微妙关系的例证(41)。从这一点上说，元初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创作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不容忽视和不可取代的。
注释：
①比如探讨张弘范诗歌的有李剑亮《出处辞受之间的沉吟——张弘范诗词的文化解读》(《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刘万川《元代诗人张弘范的诗风与创作心态》(《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
②元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上：“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北。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
③参见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第5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关于真定元曲家的成就，参见门岿《真定元曲十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田同旭《元杂剧通论》(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此不赘述。
⑤[法]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傅雷译本，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⑥参见王磐《蔡国公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零七。
⑦参见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
⑧参见魏初《青崖集》卷五《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等。
⑨参见宋濂《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等。
⑩参见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
(11)参见《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传》。
(12)参见《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及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第22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3)王恽生平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所附王公孺撰神道碑，及《元史》卷一八七本传。
(14)参见《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传》，第3495页。
(15)《寿董承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二。
(16)参见陈孚《野庄董公与孚论汉唐以来宰相有王佐气象得四人焉命孚为诗并呈商左山谢敬斋尚书》，《陈刚中诗集》卷三《玉堂稿》。该卷与董文用有关的诗篇还有《承旨野庄董公殊勋清节孚闻之缙绅纪以八诗》、《野庄公年过七十以诗为寿》。
(17)参见张伯淳《子入京》，《养蒙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还作有《寿董承旨》。
(18)董文忠生平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文集》卷十五)、《元史》卷一四八等。
(19)《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第107页，“丹”误作“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秋涧集》改。
(20)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八。
(21)参见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十八)、《宋元学案补遗》卷八(第231页)等。
(22)参见《宋元学案补遗》卷二，第248册，第123页。
(23)史枢生平见《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附史枢传》。
(24)参见幺书仪《白朴年谱补正》(《文史》第17辑)、徐凌云《天籁集编年校注》第17页。
(25)史枢死后，滕安上作《挽史宣尉章》(《东庵集》卷四)称赞他的“风流蕴藉”，比之为西汉名臣廉范和唐代名将李晟。
(26)卢挚生平见《元诗选》三集小传，及李修生《卢挚年谱》。
(27)参见牛师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第79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郭昂生平参见《元史》卷一百六十五本传。
(29)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30)董文用生平见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十)、《赵国忠穆董公神道碑》(《静轩集》卷五)、《元史》卷一四八等。
(31)参见《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32)参见《元史》卷十八《成宗纪》。
(33)参见汤开建《元代安南诗辑校》，《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拙作《论元代安南纪行诗》，未刊稿。
(34)参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元夏庭之《青楼集》天然秀小传曰：“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刘，尝侍史开府。”
(36)参见拙作《史樟〈庄周梦〉与元初政治》，未刊稿。
(37)参见李剑亮《张弘范其人其诗》，《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
(38)参见杨镰《元诗史》第三章《纵横天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9)参见《金史》卷一二一《高守约传》、卷一零八《侯挚传》、卷一二六《文艺传》、卷一二四《杨达夫传》、《元史》卷一五八《窦默传》等，及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第二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0)参见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1)参见拙著《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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