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过秦论》为个案，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自汉代以来，《过秦论》一直是历代公认的文章经典。其文本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而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因素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从文学经典形成过程入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中一个新的领域即社会公众心理与审美需求。
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们现有的批评史主要是对于批评家独创性与理论个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个体批评家及其著作的研究集成。这些固然有意义，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个人的文学理念，代表集体性的审美理想。经典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集体审美趣味的合成，是理论家与一般读者所共同创造的，反映出社会公众心理与需求的共性方面。
“经典”的概念最早是在尊经重儒的汉代产生的（注：“经典”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经”在汉代主要指地位最高的儒家著作；“典”就是典籍。“经”“典”二字合而言之，指地位至高，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经典是对文本的价值评价，其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且经典的地位也是动态的。有些作品曾被认为是经典，后来又被推翻；有些不为当时所重的作品，却被后代“追认”为经典；还有些经典却能自始至终都保持其崇高地位，成为历代读者所公认的经典之作。本文所研究的经典个案——贾谊的《过秦论》（注：《过秦论》的篇名与分篇历来众说纷纭，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原注：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引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所以当时的篇名也未必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过秦论”，班固在《典引》中就称为《过秦篇》。现传贾谊《新书》各版本亦有两篇与三篇之别，分三篇者，各篇的先后次序也有所不同。《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中，割裂其原文用做赞语。而《汉书•陈胜项籍传》也引用了《过秦论》的部分文字，后来《文选》所收录的也并非其全文，这就更使得这个古文经典的原来面貌显得扑朔迷离了。宋代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将其分为三篇，次序就与我们现在所常见的不同。《古文辞类纂》根据《史记》，重行编次定为上中下三篇。高步瀛《两汉文举要》按语说：“《过秦》当依小司马《索隐》及贾谊《新书》潭州本作三篇是。上篇过始皇，中篇过二世，下篇过子婴，界画甚明”。参看孙钦善：《贾谊〈过秦论〉分篇考》，中华书局出版《文史》第3辑。）——就是历代公认的经典。《过秦论》的经典形成过程非常典型，它从产生之时起，二千多年以来差不多是毫无疑义的经典。从其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审美取向及其共通之处，也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经典之作需要具备何种要素。
贾谊《过秦论》产生于汉初天下方定，百废待兴之时。文小讨论秦代的政治得失，为汉代提供政治借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过秦论》产生于汉初总结秦朝政治悲剧的思潮中，“过秦”是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钱钟书说：“《史记•陆贾列传》汉高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过秦’‘剧秦’遂为西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氏（指严可均）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晁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贾生《过秦》三论外，尚复《上疏陈政事》，戒秦之失。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 ”（注：《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一六”《过秦论》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1页。）钱先生所举的贾山《至言》和刘向《谏营昌陵疏》等文也都是西汉的古文名篇，但以秦为鉴的文章，就其影响而言，仍要以《过秦论》为首选。
贾谊此文受到后世的如此青睐，不仅因其文章本身价值，也与它被推为经典史论有关。《过秦论》的经典之旅始于汉代的史学界，最早受到汉代史学家的重视。《史记》一般以“太史公曰”为表达自己历史观的史论模式，但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两篇却取贾谊《过秦论》为“赞”文，以《过秦论》为论秦朝正宗的经典评价。班固不仅在《汉书》中引用了《过秦论》为史论，更对贾谊“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的言论大加称述。可见在有汉一代，贾谊《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这原因是因为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在历史的分析与判断方面，具有重要的史论价值。如刘向所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这也是符合贾谊创作《过秦论》的本意。它本是政论性、实用性很强的文章，文学性并不是它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到了三国时代，曹丕仍说：“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注：《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文部十一“论”条引《典论》。）可见贾谊之被称为“作者”仍然是因为他在《过秦论》中史学观点和政治见解受到重视之故。
中国最早的经典是汉代经学思潮中推尊的先秦儒家原典。儒家六经中尽管也有文学性著作，如《诗经》，但并不是从文学角度去认识的。在汉代，人们所认可的文学经典主要是诗赋，如刘向、刘歆的《七略》中的“诗赋略”。文章则含在“诸子”之中，所以后来目录学家说，当时的子书就是后来的集部。汉代的“尊经重儒”不仅是在思想上确立了一种权威的统治，实际上也给人们树立了一种尊崇权威的观念。因而在汉代也树立了尊崇经典的意识。贾谊的《过秦论》无疑是这种意识的最早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经典只是对权威的尊崇，仍停留在初步的接受层面的话，那么典范的确立则是以经典作为范式，进一步指导创作实践。这常常表现在后世对经典作品的模仿和拟作上。经典往往是文学创作摹拟的选择对象。大概自晋代开始，摹拟前人经典的创作风气已经很盛行了。《过秦论》也成了被摹拟的对象之一。宋人陈师道说：“贾谊之《过秦》，以谕汉也；陆机之《辨亡》以警晋也，有经世之心焉。”（《后山集》卷二十二）陆机《辨亡论》在篇章结构与思路上摹拟《过秦论》，论述吴国之所以兴亡，先极写魏国的声势，然后写吴国轻易地战胜魏国，又写孙权时代之盛况，转写孙皓时代之衰亡，文章写出吴国从弱胜强，到由强趋衰的历史，指出兴国之道在于任用贤才，而亡国之源在于所用非人。所谓“有经世之心”，就是说陆机对《过秦论》的摹拟并不单单是文学层面上的简单效法而已，其实也是包含了对其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方面的学习在内的（注：后代也有摹拟《过秦论》之作，如北宋王令著有《过唐论》（《广陵先生集》卷十五），即套用贾谊之题。）。不过历来批评大致认为陆作不如贾作。《文心雕龙•论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美矣。”虽然肯定陆机的《辨亡论》的文学成就，但认为不及《过秦论》。除陆机的《辨亡论》之外，当时的其它作品也可能受到《过秦论》的影响。明代方岳贡曾评《过秦论》：“此文迂回层折，以盛衰之势相形，干宝《晋论》大概规仿此。”（《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国玮集》卷之三）认为干宝的《晋论》摹拟《过秦论》。
从时代风气来看，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以审美的视角来看待前代的作品，包括对《过秦论》这样的史论政论经典，都开始从其文采、形式等方面重新认识。吴国大臣阚泽甚至还利用《过秦论》的文学价值来带动对其政论价值的关注：“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谕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极美。权览读焉。”（《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四引《吴志》）我们注意到阚泽的推荐《过秦论》为“最美”（文采与词藻）之文章，是为了“欲讽谕以明治乱”。这是将其内容的深刻性与文学性相联系，可以说是利用文学来为政教服务。
把《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经典，这种观念在晋代已经开始了。左思《咏史诗》：“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就是以《过秦论》为著论的极则，正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在赋中的地位。此处是把《过秦》与《子虚赋》作为文人文学才华的代表。所以到了晋代，《过秦》已逐渐走向文学经典的宝座。
南朝宋范晔作为一个史学家却用文学眼光来看待《过秦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狱中与诸甥侄书》）他虽然仍是谈史学的作品，但却是从文学的角度，以《过秦论》作为比较对象，赞美自己的文章。“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正是自己作品和《过秦论》共有的特色，这也是比较早对于《过秦论》艺术特色的总结。
与《过秦论》的文学地位提高相应，贾谊文学才华也备受六朝的文人看重，比如在《文心雕龙》中就几次提到了他的才情：“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体性》）“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才略》）可以说六朝时候对《过秦论》的艺术特色和作者贾谊文学才华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无论是由于史论价值还是由于其文学价值，《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在六朝时已经非常稳固地确立下来了，甚至成为了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之一。南朝的刘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之。号曰‘神童’”（注：《南史》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刘瓛传》附族子显传。）。六岁的小孩就已经能诵读《过秦论》这样的文章，看来还是父辈的有意教导吧。这也可以看出《过秦论》已经成为了当时文人倡导的基本读物。
真正确定《过秦论》文学经典地位的首要功绩当推梁代萧统《文选》。《文选》首次在集部中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这是使其从史学经典之后又成为文章经典的关键与标志。《文选》选文是依照很严格的文章标准：“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尽管“事美一时，语流千载”，但是却“旁出子史”所以“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昭明文选序》）就《过秦论》本身的内容而论，正是“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而其流传也确实是“旁出子史”。萧统之所以仍然把它收入《文选》，正是符合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进入了《文选》这样一部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总集，更意味着《过秦论》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由于《文选》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所以《过秦论》必然对唐代的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就不止一次地在《史通》中提到《过秦论》：“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载言第三”）这是从史书著录的角度来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过秦论》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家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载文第十六”）所谓“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正是对其经典地位的表述。
从魏晋时代开始，就出现了专供文人写作检索资料用的工具书——类书。现在所能见到的唐代类书已经收录了《过秦论》。如《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一”“总载帝王”引《过秦论》至“攻守之势异也”。类书作为文人创作常用的工具书，收录的词条基本都应该是当时文章写作所必备的词章典故。在类书中收入了《过秦论》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文人写作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了。所以在唐代文人的创作中，大量出现以《过秦论》为象征的意象。徐彦伯的《登长城赋》中写道：“徐乐则燕北书生，开伟词而喻汉。贾谊则洛阳才子，飞雄论以过秦。”（《文苑英华》卷四十五）还有文人的自谦之辞也说：“某年将逾谊，才不及宏。论乏《过秦》，诗殊《咏史》。”（《文苑英华》卷六百六十四顾云《投陆侍御启》）在这里，《过秦论》代表了一种文人追求的文章理想和创作的价值标准。
宋代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也收入了很多《过秦论》的文字，如卷三百二十兵部五十一“拒守”条就有：“贾谊《过秦论》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又曰：‘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把这段文字作为拒守的经典描述，可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二 古文经典与文人怀抱
从唐初开始，倡导复古的理论家和文学家就已经看到了思想内容深刻而又文采斐然的贾谊文章的重要性。初唐的卢藏用曾评述历代文学：“孔子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人之风。”（《陈氏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以贾谊和司马迁为汉代文章的杰出代表。唐代中期的萧颖士在评论历代文学时，也“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见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一）他更是把贾谊誉为上接《六经》的文章代表。独孤及也积极推崇贾谊的文章。据说他“每申之以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吾子可与共学庶乎成名”’（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既然是“先道德而后文学”，那么独孤及所“取正”的贾谊之文必然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了。在他看来，贾谊文章甚至有超越儒家圣贤荀子、孟子和诗赋之祖屈原、宋玉之处，正在于其文章朴而有文、华而有根，也就是说其思想性和文学性和谐统一，所以得到古文作家的大力推崇。这样，贾谊就以其在古文谱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成为西汉文章的代表，而贾谊代表作《过秦论》在唐代以后也自然成为了古文的经典。
唐代的古文学家之所以推崇贾谊，是认为他代表了古文与古道的完美结合，这也正是他们的理想。柳冕说：“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唐文粹》卷七十九）他还说：“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唐文粹》卷八十四）另外一方面，出于对六朝浮靡文风的反拨，唐代的文人对文章的经世致用价值更为重视了，贾谊文章自然也在此范围中。如著名政论家陆贽“尝读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权德舆《翰苑集原序》）对贾谊文章的风格也取其所长：“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东坡全集》卷六十四《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可以说贾谊文章内容的政论价值再次巩固了其经典地位，也正是由此而能在古文运动中砥柱中流。
宋人继承唐人的看法，把《过秦论》纳入其新建构的古文谱系中。苏辙在谈到汉初散文的时候说：“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栾城后集》卷二十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他是将欧阳修这样的宋代古文家与两汉散文的传统联系起来，把贾谊等人的文章作为古文的巅峰之作。王十朋也将贾谊的《过秦论》与班固、韩愈的文章相媲美，认为“真文中之杰”（《梅溪前集》卷十九）。这些评论不仅仅是对贾谊文章的推崇，而且把它放到一脉相承的古文传统中，确立了其经典古文的地位。
宋代把贾谊的文章作为古文传统中的经典传承之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到唐代韩愈提倡古文与古道之后，人们才重视古文与骈文的区别。宋代以后，古文地位取代了骈文的地位，古文文体占主流地位。另一方面还有比较实际的社会原因。宋代科举考试中“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论学绳尺》提要）“论”体对于那些希望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士子来说十分重要。而宋人又认为《过秦论》是论体文中代表之作：“《过秦》一论，议者以为书传之最善者。”（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三“策问”条）所以《过秦论》几乎是宋代文人的必读书了。
欧阳修曾说：“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文章系乎治乱之说未易谈，况乎愚昧恶能当此。”（《文忠集》卷六十七《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是从策论文体的角度来看待《过秦论》，并以此来评论今人的创作的。他点出了策论需要“救弊”、“革弊”，更要“见其所以弊之因”，也就是作者需要有洞察力。从这一点上来说，贾谊的《过秦论》正是以策问为试的宋代士子所要学习的典范。
金代著名文学家赵秉文也是从古文谱系的角度把贾谊奉为文章宗师的。他说“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滏水集》卷十九《答李天英书》）。这很明显是把贾谊的文章抬到了与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以之为从儒家的经学到唐代的韩愈古文经典传统当中的重要一环。赵秉文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有一些摹拟《过秦论》文章立意与风格的作品。如《滏水集》卷十四《西汉论》开篇“汉高帝起布衣，取天下，当时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等语就和《过秦论》开篇“秦孝公据崤函之固”一段文字十分相似。随着《过秦论》在古文谱系地位中的不断巩固，这种以之为古文典范来指导创作的倾向也一直在古文发展的潮流中得到不断延续。
到了明代，《过秦论》也对科举考试的文章有很大的帮助。明代杨慎说自己弱冠时“岁末习举子业，而好古文，每妄拟名贤之作。曾拟《吊古战场文》，叔父龙崖先生见而心异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谓曰：吾孙信敏，然场屋何用此也？尔既好古文，何不拟贾谊《过秦论》乎？”（《升庵集》卷七十《拟过秦》）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赋，于明代考试无益。而《过秦论》既是古文，却又对于科举考试有所帮助，学习《过秦论》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所以宋代以后，《过秦论》差不多成为众多古文选本的必选篇目。
《过秦论》既被后世文人奉为圭臬，其作者贾谊无疑也备受推崇。在《过秦论》的经典之旅中，文章与作者的命运几乎是息息相关的。贾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最初的形象是和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合为一传，相提并论，不仅是因为两人都有非凡的文学才华，在辞赋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可能也因为两个人怀才不遇的命运有相似之处。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评论当时的文人：“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也以屈原和贾谊并列为辞赋的代表。这也是后来文学史上“屈贾”并称的出处。贾谊沦落不被重用的命运，也逐渐成为文人感慨的对象，不过这一类的感慨也是和他的辞赋作品相联系的。如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屈贾》：“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鵩献辞。”秉承这种传统，唐代出现了将贾谊个人命运与《过秦论》结合起来的新现象。于是，《过秦论》更成为一种文人议政忧时的意象。贾谊才华过人，有志于治国大业，最终却怀才不遇，郁郁而终，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使《过秦论》多了一层悲壮的色彩，让历代文人产生一种深切的共鸣。王勃《滕王阁序》：“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张九龄诗有“一闻《过秦论》，载怀空杼轴”（《曲江集》卷二《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杜甫《久客》：“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孟郊《寄崔纯亮》诗云：“唯余洛阳子，郁郁恨常多。时读《过秦篇》，为君涕滂沱。”（《孟东野诗集》卷七）
宋人也把《过秦论》作为创作的典范和评论的标准：“少年豪纵志凌云，著论将期拟《过秦》”（注：张嵲《紫微集》卷七《遣兴》。）、“诗妙终联鼎，文高类《过秦》”（注：僧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九《阎资钦提举生辰》。）、“客来谈笑无非楚，纸上文章近《过秦》”（注：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六《寄题子椿野轩》。）、“灵文陋《诅楚》，高论追《过秦》”（注：饶节《倚松诗集》卷一《蓘室诗王立之为宗子求》。）。尽管以上有些诗句是以《过秦》来称许他人的，但也说明《过秦论》在当时仍保持着崇高的经典地位，才会被宋人作为称许之辞来用。宋代的文人也同样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命运表示同情。著名的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撰专文《贾谊不至公卿论》来“痛贾生之不用”，主要在为贾谊发感慨不平（注：当然也有人对贾谊不表同情。苏轼的《贾谊论》说贾谊不能被汉文帝重用，“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都是因为“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而苏辙则认为人不能求全，贾谊既然被老天赋予了非凡的才华，命运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了（《栾城集》卷五十《贺欧阳副枢启》）。）。此后的文人大致如此。元代周霆震也同样对贾谊的遭遇表达了这种“文章憎命达”的意思：“投笔当年论《过秦》，贾生岂料谪居贫？非关绛灌轻相弃，自是才高反累人。”（《石初集》卷五《前诗子勤连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难押援笔泛及故事不觉其言之长》）其实这些也不过是文人感慨自身的命运，借贾谊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罢了。宋人不但延续唐人以《过秦论》为代表文人才华与抱负的传统，而且更把它看成是抒发文人幽愤与不平胸怀，比如：“浇君胸中《过秦论》，斟酌古今来活国”（注：黄庭坚《山谷集》卷三《以圃茶洮州绿石研赠无咎文潜》。）、“山河若欲摅幽愤，盥手焚香读《过秦》”（注：潘良贵《默成文集》卷四《和沈秀才》。）。于是《过秦论》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寄托着文人的理想与怀抱的符号与象征了。不管历代的文人如何评论贾谊的命运，同情也好，惋惜也罢，或是因人而论文，或是由文而知人，都是把贾谊作为文人的一种典型，把他和他的文章与自己的命运遭际联系到一起。这种共鸣无疑在《过秦论》经典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受到质疑的史学经典
《过秦论》在宋代仍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如朱熹认为，在史书中《过秦论》这样的“节目处”是文人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须要背得始得”（注：《朱子语类》卷十一：“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
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皆用背得方是。”）。朱熹仍然尊重和推崇其经典地位。尽管如此，作为史学经典的《过秦论》从宋代开始也受到质疑和重新解读。宋代批评家开始表现出对于《过秦论》某些不满，包括对其史识和史实等方面的批评和质疑，表现出宋人对于经典那种独立的见解和批评精神。如吴枋《宜斋野乘》有“过秦论误”一条：“贾谊《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四年庄襄卒，始皇方即位。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说郛》卷十一下）这是指出其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贾生《过秦》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春秋时殽桃林，晋地，非秦有也。”这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过秦论》的批评。
宋人对于《过秦论》的批评比较集中在它对于秦代失败原因的总结。《过秦论》上篇结语：“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北宋就有人批评贾谊所谓“攻守异势”看法了。苏轼曾在《儒者可与守成论》中为贾谊辩解说：“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使知文、武、禹、汤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东坡全集》卷四十）苏轼之意赞成贾谊之论，认为是因为人们误解了贾谊此话，所以才以“攻守为二道”。不过，苏轼为贾谊辩解仅说“圣人取守一道”，根本没有就贾谊之语展开论证，所以这种辩解没有多少说服力。“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就针对《过秦论》专门写了《秦论》：
贾生论秦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世以为确论，予独谓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关，异施设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观其攻之善恶，其报应如表影声响之不差也。……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盗贼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欤？秦王始灭韩齐，大率十年间耳。皆灭人之国，虏人之君，其毒至惨也。夫此六国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于民，又皆据国数百年，其本根深结于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荡覆之，其势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渐渍之末流，播散之余种，将且复涨而暴兴，不得其寂寥，气尽则不止。秦虽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机必成，其势必复矣。故秦之事不可为也。呜呼，秦灭六国不十余年，而六国并立，秦以不祀，其效岂不然欤？故贾生之论，戏论也。（《柯山集》卷三十五）
张耒引据大量史实来抨击贾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夫攻守殊而事相关，异施设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观其攻之善恶，其报应如表影声响之不差也。”甚至认为“贾生之论，戏论也”，这些都是对《过秦论》的史识和结论进行的批评，其实也就否定了它为前人所肯定的主要的史论价值。这样，它所具有的史学经典地位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这当然不是张耒的个人看法，而差不多是宋代儒者的共识。如胡宏“贾生谓攻守之势异，非欤？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汤武由仁义以攻，由仁义以守。汉唐以仁义而攻，以仁义而守。子孙享之各数百年，盖得其道也。”（《知言》卷三）宋儒的普遍看法是攻守一道，仁义而已。
有些学者则进一步从汉初思想界背景考察贾谊《过秦论》思想杂驳的根源：“谊之论秦备述本末，而断以两言。可谓至矣。然谊之意，以攻守为二涂，用权谋以攻，而用仁义以守，然后为得。汉初豪杰所见大抵如此，故陆贾有逆取顺守之言，而谊亦为攻守异势之说，岂知三代之得天下与守天下，初无二道乎？此谊之学所以为杂于申韩也。”（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二选《过秦论》评语）这是说贾谊的思想受到汉初思想界的影响，“杂于申韩”，所以《过秦论》才会有“攻守异势”之论（注：谓贾谊之论杂于申韩，实本自司马迁之说。西山以《过秦》证此说。）。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也说：“贾生论秦，专指险塞攻守，殊不然。周在岐、邠，何尝用险？……贾生本用纵横之学，而并缘以仁义，固未能得其统也。”其意谓贾谊《过秦论》的史学见解并非纯儒学思想。明王世贞撰《弁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贾长沙《过秦论》末所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于丹书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世贞虽然为贾谊辩解，认为其说法是渊源有自的，但恰好说明贾谊的说法是出于儒家之外的学说。
有人认为，《过秦论》的一些观点不但错误，而且十分幼稚。《过秦论》提到秦始皇之后，“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又提出，如果二世能够任忠贤，免刑戮，轻赋少事，以威德与天下，就算他是一个庸主，天下仍可以太平。真德秀在《文章正宗》卷十二按语中批评贾谊这种说法道：
谊所谓“天下嗸嗸，新主之资。此正孟子饥渴易饮食之说也。”然桀纣之虐，必有如汤武者代之，然后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为之父，赵高为之师，所习见者，非斩刈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谊乃以任忠贤、忧海内望之，何异责盗跖以伯夷之行乎？且国于天地，必有以为之根本者。根本不摇，然后扶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有凭借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区区小善，挽而回之，是犹以杯水救舆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有谓太甲苟不能改过，则商必亡，秦能立扶苏，则秦必祀。先贤非之曰：以成汤之圣德，天必不使太甲终于桐宫，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苏得嗣守其业。斯言当矣。如谊所云，真书生之论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
真德秀认为贾谊立论的基础不存在，指出“如谊所云，真书生之论”。认为贾谊《过秦论》闻名天下，对秦二世的期待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幼稚的书生之见，但因为文章写得好——“姑以其文而取之”。于是，《过秦论》的史论经典地位因受到质疑而动摇了，但是其文章经典的地位仍自岿然不动。
四 文本细读与文体分析
从宋代开始，与儒学的高度发展同步，经典的重新解释成一代新风。在文学批评领域里，这种风气则促进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尤其是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宋人对《过秦论》的史识与史实提出质疑，从另外的角度看，这正说明《过秦论》是经过了宋人的字斟句酌的。从文章学研究来看，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宋人开始重视对《过秦论》技法章法的研究，从写作与应试的实用角度去细读和评点，所以真正把《过秦论》作为古文经典加以阐述是从宋代开始的，此之前《过秦论》虽然被认可为经典，但只是比较笼统的评价，既未从文章学的角度分析过，也未有过明确的文体研究。
对于《过秦论》有些批评家是从文章总体结构写作方法来分析的。如李塗的《文章精义》：“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这种批评成为定论。《过秦论》开始极写六国之强，而却为弱秦所灭，秦有天下，却为远不及六国兵力与智能的陈胜、吴广所推翻，在叙述过程中，作者仅陈事实而不表述自己的观点，到了篇终才点出秦亡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原因，文章也嘎然而止。这就是所谓的“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这种批评比较偏重于对文章形式的分析。
宋人甚至对《过秦论》的用典出处也都做了细致的考察。如俞琰《书斋夜话》卷一：“文子云：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未尝非欲也。贾谊《过秦论》末句盖用《文子》语。”刘克庄更指出《过秦论》“陈涉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的句子语本《吕氏春秋》“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阵整齐；鉏耰匂挺，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并且称贾谊是“善融化者”（《后村诗话》卷六）。我们注意到刘克庄的这番分析是出现在诗话中，而不是文论中的。可见评论者是要以贾谊“善融化”的写作技巧用来指导诗歌创作。这说明宋人已经把《过秦论》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去看待了。
将《过秦论》的古文风格与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则更能看出宋人对其审美价值的认识。许顗的《许彦周诗话》就是以《过秦论》来批评诗歌的：“鲍明远《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释，仆窃恨之。明远《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认为鲍照的诗歌《行路难》文采与气势在诗歌中无可比拟，只能比为文中的《过秦论》，这种批评也与宋人打通文体“以文为诗”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人开始从文体角度审视《过秦论》的特色与地位。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追溯各种事物的起源，其卷四“论”条如下：“《文心雕龙》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目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庄周之书，有尝试论之。荀卿有《正论》，贾谊有《过秦论》，论以荀、贾为始。”这是把贾谊的《过秦论》作为“论”体文章之始。而吴子良在提到“论”体文的先导时也举《过秦论》为例（注：《荆溪林下偶谈》卷二“《文章缘起》”条按语。）：“论之名起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是也。至汉则有贾谊《过秦论》，昉乃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始，误矣。”至元代郝经更对“论”体文的发展详加分析：“六经无论，至庄、荀骋其雄辩，始著论，如《礼、乐正论》，《齐物论》等皆篇第之名，未特以为文也。汉兴，贾谊初为《过秦》一篇，始以为题而立论。于是二京、三国诸文士，往往著论，大抵反复明理而已，辞达义畅，不以文为胜也。”（《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注）在这里，他指出《过秦论》是最早依题立论的论说文。从文体的角度看，《荀子》的文章已不再是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这在先秦诸子之文中，是颇为出色的，在文体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不过《荀子》之文多系专题式学术论文，而《过秦论》却是最早成熟的独立论说文，也是史论文成熟的标志。
宋人既看到《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文体特点，同时也指出其具有文体变异的因素。宋代项安世指出《过秦论》是以赋体为古文：“予尝谓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辨亡》皆赋体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赋为文。”（《项氏家说》卷八“说事篇”一“诗赋”条）所谓“以赋为文”就是古文写作中借用赋体铺陈夸张的写法。《过秦论》中不少铺陈、对偶、排比的句子，也确实近乎赋体，读起来气势雄健，文笔恣肆酣畅，既增加了语势也适应了铺陈史实的需要。由此可见《过秦论》文体特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以钱钟书以之为文章“破体”的例子：“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此而恢弘焉。……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刘勰所谓‘参体’，唐人所谓‘破体’也。”（注：《管锥编》全汉文卷一六“贾谊《过秦论》”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8页。）
在宋代这个敢于挑战经典和权威的时代，作为古文经典的《过秦论》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同时又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有人提出“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贾生《过秦论》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孙奕《示儿编》二十三卷“文重复”条）。林希逸对此加以辩护：“论古文者，以省字省句为高，若《过秦论》所谓‘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间十六字，只是一意。盖不如此，不足以甚孝公之用意也。若以并吞为心，是有甚其用心，犹在四海之表也。今观始皇既并六国，有天下，遂筑长城，限匈奴，南取百粤，非并吞八荒之心乎？”（《竹溪虞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八）（注：钱钟书对此有不同评价。他认为“今乃读之祇觉横梗板障，拆散语言眷属，对偶偏枯杌陧”。“堆迭成句，词肥义瘠。”“此论自是佳文，小眚不掩大好，谈者固毋庸代为饰非文过也。
”（见《管锥编》“全汉文卷一六”））其实秦汉文章，本受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影响，喜欢夸张与铺陈，《过秦论》正是为了强调而采用重复与夸张的写法，至于这种写法是否产生了好的效果，倒是可以见仁见智。
自宋代以后，《过秦论》进入了众多的古文选本，比如：宋代楼昉《崇古文诀》选上篇、真德秀《文章正宗》全选三篇、元陈仁子辑《文选补遗》收《文选》所未收的后二篇、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选全三篇。明梅鼎祚《西汉文纪》选全三篇、《文章正论》选上篇、《文章指南》选全三篇。《秦汉鸿文•两汉鸿文》选全三篇、《秦汉文脍•先秦两汉文脍》选上篇、《秦汉文钞》选全三篇、明倪元璐编《秦汉文尤》选全三篇。《文翰类选大成》选上篇、明方岳贡评选《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国玮集》选全三篇、清代蔡世远编《古文雅正》选上篇、康熙《御选古文渊鉴》选全三篇、《古文辞类纂》选全三篇、《古文观止》选上篇、高步瀛《两汉文举要》选全三篇。《过秦论》被大量的选本收入，其经典地位也就更为巩固。历代许多文章选本对《过秦论》还有评点细读的文字，影响也很大，至于历代笔记对于《过秦论》的评论就更是不可胜数了。
五 结语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一方面王朝政权更迭频繁，另一方面封建社会总体又处于超稳定的结构。前者使关于政权盛衰的经验教训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政治家以及文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后者则使许多事物的评价标准乃至某些文学经典评判标准也同样具有超稳定性。而这两者相辅相承构成推动《过秦论》经典化的合力，《过秦论》之所以历久不衰，就是它直接触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敏感又生命力最强的神经。经典的形成是历代人们审美价值观选择的结果。《过秦论》文本所具有的丰富价值内涵差不多可以满足古代文人各种心理需求与期待。《过秦论》在汉代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它有强烈的时代性，符合当时人们的政治需要。《过秦论》谈论的是秦代，但也是对当代政治建设的参与。《过秦论》的经典化，反映了历代文人对于政治的关心与强烈的参与意识。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古代文章之中，政论与史论又是与“经国之大业”关系最为密切的重要文体类别之一，可以成为立功立言之作。唐代刘禹锡说：“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刘宾客文集》卷十九《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就是把《过秦论》作为文人“立言”的典范。许多古人把《过秦论》作为文人之抱负与不平的经典符号，《过秦论》的经典化，也是因为他们在《过秦论》和贾谊身世上，投射了自我的用世怀抱与块垒。
经典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以《过秦论》而言，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本身确是杰作，另外也有读者与批评家参与创造之功。从传播角度来看，它先被《史记》后被《文选》录入，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这两部史学与文学巨著差不多就奠定了它的经典地位，使之成为史学与文学的双料经典。
《过秦论》兼有文学性和实用性。在唐代载有《过秦论》的《文选》是文人的必读书；到了宋代，考试重试论，论是必考科目的文体，所以《过秦论》作为“论”的典范，也是文人的必读书。明代以后讲究“文必秦汉”，《过秦论》更是不可移易的古文经典。到了现代，《过秦论》仍是高中语文课本的入选书目，所以从《史记》、《文选》到历代文集，《过秦论》差不多都是文人的必读书。可见后代考试制度和社会风气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巩固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许多文学经典由于各时代文学风尚的嬗变而地位升沉不定，但是《过秦论》却是屹然不动的，各种文学风尚似乎都可容纳它。比如它同时得到古文家与骈文家的青睐，它既符合“文必秦汉”的美学倾向，又符合骈文讲求文采与铺陈手法。从文体来看，它受到两大流派的肯定，这在文章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过秦论》为《文选》所录，后又为《骈体文钞》等所录（注：这引起了后人的争议，如谭献评《骈体文钞》：“以骈体为名，不当入此文。”但是《文选》既可收入，《骈体文钞》把它收入就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它更多地为各种古文选本所选入，如代表桐城派古文主张的《古文辞类纂》、高步瀛《两汉文举要》就都把《过秦论》作为首篇，这恰好说明《过秦论》在文体方面的特殊性和丰富性。
总的来说，《过秦论》的经典之旅就是它的史论、政论价值与文学价值被不断阐释的过程：从最初由史论、政论价值而迈入经典殿堂，到集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于一身的辉煌。宋人虽然质疑其史学价值，它的文学经典地位仍固若金汤。后代众多的选本更是不断强化其经典地位，时至今日，《过秦论》不仅是通常中国文学史所必涉及的篇章，而且还作为古文经典收入中学的课本。看来《过秦论》还将在它经典的旅程上继续前行。
一篇作品写得好不好，取决于作者个人的才能；但它能否成为经典，却不仅仅是作家本人所能决定的。《过秦论》这一文学经典是贾谊与历代读者所共同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