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很遥远的事，突然想起来，却恍如昨日。35年前，我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大学的学生，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也很兴奋。开学后所有新生被编进不同的连队进行军训，单调与艰苦的军训生活，也有比较轻松的时刻。在各个连队集中开会之际，都有个飙歌的程序。飙歌有如喝酒，是需要“劝”的。各个连队都有人负责“拉歌”，在他的指挥下，全连队扯大嗓门，齐声向对手发出友好的挑战和热情的邀请：
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很辛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
一二三，快快快！不要像个老太太！
大家拼命喊着诙谐口号，同时还配合着有节奏的掌声。一时间，会场气氛热烈到极点，大家笑成一片。在那个年代，这些拉歌口号，就是最有趣最轻松的形式。当然，当时所唱的都是“红歌”了。
我们童年逢上革命岁月，没有唱过什么童谣。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陪着孩子，才注意到童谣。有些童谣也是与数字相关的，近乎拉歌口号。比如：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没打着，打着小松鼠。
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这里，在这里，我的朋友在这里。
啦啦啦啦真欢喜，同唱歌来同游戏，
笑嘻嘻，多甜蜜，我的朋友就是你。
这些童谣朗朗上口，既是数目字启蒙，也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当然还有寓教于乐的目的。
后来，读了一些古书，才知道不要小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以它们入诗，可是古已有之的。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看似通俗，也可以很高雅。
从现有文献看，最早以从一至七的数目字入诗的是唐代的罗隐。《甲乙集》卷九诗《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涯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
罗隐所描写的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立春意味着春天的开始，“生涯”即生机，诗中描写的万木、归雁和游鱼，带来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消息。这一天刚好是正月七日，所以诗人第一句写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具有真实的数字意义。
罗隐这首诗，因为造语独特而受到褒扬。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列举历代排比修辞的杰句：
“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贤人日之著题，“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汉代大官之本色。古乐府之《鱼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浣花集》之《杜鹃》：“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元刘仁本之《蕨萁》：“东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西山有蕨萁，北山有蕨萁。”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同一排比也。
其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贤人日之著题”，就是指罗隐的《京中正月七日立春》。它的特点就是“排比”，也就是将数目字从一排列到七。梁章钜认为诗歌中这种排比事物的修辞方式，始于汉代七言《柏梁诗》中大官令“枇杷橘栗桃李梅”句，它排列了各种果实的名字。当然，排比的方式古已有之，但是同一排比方式，表现起来千差万别。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直接入诗，和以果实名字入诗，确实有不同，果实本身是没有顺序的，而数目字是有顺序的，只能按既有的顺序排列。所以，以口语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直接入诗，确是胆子比较大，因为处理不好就显得笨拙，或者别扭。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举了古人大胆创辞的例子：
古人才深似海，胆大于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然亦有平中见奇，为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如李德新之“东西南北人”，用夫子成语犹可也，若古诗“鱼游荷叶东，鱼游荷叶西，鱼游荷叶南，鱼游荷叶北”四句，止更四方，并不叶韵。杜少陵“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四句一韵。韩昌黎“鸦鸱雕鹰雉鹄鹍”连用七鸟名，罗昭谏“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用七数目，更有连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极鄙极俗之语，化为出风入雅之句，为可怪也。然惟古人为之，今人则不可耳
这里提到：罗昭谏(罗隐)“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用七数目，即是《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一诗。他从诗歌创作造语出新的角度来肯定罗隐诗，认为这是“古人才深似海，胆大于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的例子。以数目字入诗，古已有之，但罗隐此诗，以“一二三四五六七”铺陈开篇，敢于一口气连用七个数目字，从文体学角度看，可谓自创一格，确有其特色，这是其出名的原因。
罗隐排列“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是实在的数目，到了宋代，禅僧偈颂里大量采用“一二三四五”或“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句子，由于与禅悟结合起来，数目字有虚用，有实用，有实指，有象征，况味明显变得复杂。
在此前的佛教典籍中，也出现不少排列数目字的文献，但到了宋代才大量出现以数目字排列的偈颂(为了方便阅读和节省篇幅，以下所引偈颂除了特别标明之外，皆引自《全宋诗》，只注明作者、卷数)。偈颂中的“一二三四五”或“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什么意义？数目字与其他词语相比，本身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
数目既是构成理性思维的最基本、最初始的元素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最早接触的内容，所以数目字的罗列可以表示极为简单、清晰、浅显、人人都懂的不容置疑之义。如：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返覆数千回，总不出今日。霜风刮地来，法身赤骨。(释宗杲，第一七二○卷)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从头点检来，笑杀维摩诘。带累李胡子，喷水髭须湿。洒浄已周圆，次念波罗蜜。蒋山恁么道，千古谁人识。识不识，何处觅，堪与丛林为轨则。(释昙华，第1940卷)
这些禅偈中“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具有一般数目意义。又如曹勋《新岁七十以人生七十古来稀为韵寄钱大参七首》之三：“一二三四五六七，行年临之如电疾。只将香火对清闲，古井无波应委悉。”(第一八八三卷)从字面上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和七十岁是有关系，不过，它还含有时间流逝如数数之快的意义，故有“行年临之如电疾”之叹。
数目字可以表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之义。由于它们是由小至大渐进的，因此也可以表示事物渐进，或者事物之间的逻辑顺序。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目字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又是一切的开始，所以“道”这样复杂的问题也可以用数目来表达。
一二三四五六七，数目分明谁委悉。李淳风与袁天纲，推尽先天算不出。算得出，昨日五月尽，今朝六月一。(释绍昙，第三四二八卷)
一二三四五六七，讽诵受持皆秘密。如人亲入宝山中，一切珍奇从此出。(释清远，第一二九七卷)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环逆顺数将来，数到未来无尽日。因七见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虚空，铁牛也汗出。绝气息，无踪迹。(释子涓，第二○六三卷)
以上偈颂中的数目字与后面内容，尚可以看出前后意义上的逻辑关联。不过，在许多偈颂中，数目罗列与其他诗句之间，往往没有语言与逻辑的关联，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意义。先以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所载义怀禅师与子涓禅师为例：
越州天衣义怀禅师，永嘉乐清陈氏子也。……长游京师，依景德寺为童行。天圣中，试经得度。谒金銮善叶县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龙门，复至都下，欲继宗风。意有未决，忽遇言《法华》，拊师背曰：“云门临济去！”及至姑苏，礼明觉于翠峰。觉问：“汝名甚么？”曰：“义怀。”觉曰：“何不名怀义？”曰：“当时致得。”觉曰：“谁为汝立名？”曰：“受戒来十年矣。”觉曰：“汝行脚费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瞒人好！”觉曰：“我也没量罪过，汝也没量罪过。你作么生？”师无语。觉打曰：“脱空谩语汉，出去！”入室次，觉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师拟议，觉又打出。如是者数四。寻为水头，因汲水折担，忽悟，作投机偈曰：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仞峰头独足立。
骊龙颔下夺明珠，一言勘破维摩诘。觉闻拊几称善。(《五灯会元》卷一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究竟什么意思？它与“万仞峰头独足立”之间，究竟构成什么逻辑关系？究竟能不能、要不要寻找其确实的意义，恐怕很难讲清楚。此类的偈颂甚多，再举数例：
一二三四五，升堂击法鼓。蔟蔟齐上来，一一面相睹。秋色满虚庭，秋风动寰宇。更问祖师禅，雪峰到投子。(释仲易，第七八○卷)
一二三四五，梅雨炎蒸暑。碓觜也生花，道芽知几许。古佛与露柱交参，猫儿咬杀猛虎。(释绍隆，第一四○五卷)
一二三四五，虚空阙处补。五四三二一，当门书大吉。好手挥斤去鼻泥，衲僧机妙安能识。蓦然识，百草头边露消息。(释宗杲，第一七二○卷)
一二三四五，禾山打鼓金牛舞。劈面来时着眼看，全身放下休回互。(释正觉，第一七七八卷)
庭前柏树子，一二三四五。窦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释玿，第二○四九卷)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拾得语寒山，丰干骑老虎。报君知，莫莽卤。从来保福四谩人，不似禾山解打鼓。(释昙密，第二一○一卷)
从外行人的角度理解，这些数目字罗列可能显示禅宗语言的某些特点。禅宗语言形态往往口语化，质朴甚至鄙野，但语带机锋，看似通俗，实则高妙，与悟道方式、思辨方式之间关系密切。有时似乎答非所问，或者是跳跃性的，不着边际，让人无法猜透其内在的含义，以此来打破一切逻辑思维的关系，引发妙悟。偈颂中的数目字罗列是实指还是象征、隐喻，不好判断，它们在语言意义指向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因为这些话很难去逻辑推理，只有靠自己修证妙悟才能明白它的底蕴。
以上偈颂不少有“禾山打鼓”之语，如“禾山打鼓金牛舞”，“禾山解打鼓”，“不似禾山解打鼓”。“禾山打鼓”是著名的禅宗公案，又作禾山四打鼓、解打鼓、禾山打鼓等，即唐末五代禾山无殷禅师的故事：
问：“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如何是真过？”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谛？”师曰：“禾山解打鼓。”问：“即心即佛则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禾山解打鼓。”问：“万法齐兴时如何？”师曰：“禾山解打鼓。”(《五灯会元》卷六)
无殷禅师对于学人数次完全不同的参问，均答以“禾山解打鼓”(懂得打鼓)。“解打鼓”究竟有什么深意？恐怕很难有标准答案。也许正是禾山故意以这种莫名其妙、答非所问的回答来截断一般人的思维和逻辑惯性，让人摆脱语言的桎梏，从而有所领悟。有些偈颂罗列数目，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意义。
以上拉杂而谈，不着边际，现在到了“卒章显志”的时候：本文的主旨是提出古今文体之关联性问题。
古往今来，有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体之间，却可能有某种关联性。古今文体关联性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满足博学和考据的兴趣，其理论指向是古今文学的演化及其基因。我曾经说过，有些看起来完全是新创的当代文体，却可能与古代文体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文革”时期，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有文体。“致敬电”无所不用其极的赞扬谀美之辞，那种夸张、排比、铺张的修辞，就含有中国古代文体的某些文化基因。那些“致敬电”的写作者未必接触过古代的章奏、贺表、捷报等文体，但这些文体所具有的封建精神的文化基因却在标榜“革命”的“致敬电”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参见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部分)。古今文体关联性的表现是多样化的，可能在功能上、思想观念上，也可能是在语言形式上。
古代佛偈与当代童谣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和传承关系。但是，它们在文体形态上无疑有其相似性：这些迥然相异的文体不约而同地运用“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这种数目字的排列。它们在文体形态上的关联性，正是由汉语数目字的特性而产生的。
“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本身都带有某种顺口、通俗、老少皆晓的特性。佛偈、童谣与拉歌口号这些文体都是基于汉语的语音与节奏的特点，利用“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熟悉与顺口的特点作为起兴，借势起韵；而且把数目字和根本无关系的事物牵扯到一起，又能产生某种出人意表的、陌生化的喜剧效果，而在偈颂中，则可能成为高深莫测的话头。
顺便说，在古代诗歌中，以“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入诗的，在诗歌形态上，基本是古诗。这种文体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在“一二三四五”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之中，只有“三”字是平声，其余都是仄声。以古诗来处理这种声韵条件是比较方便的。
古今文体之关联性是中国文体学研究的一个新题目。本文只是以一个很细微、边缘的例子对此略作探讨，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注意和兴趣，并且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