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世的名人日记中，《翁同龢日记》无疑是部重要作品。从前我在复旦上学，曾借阅过涵芬楼影印的手稿。后来中华书局出版了陈义杰点校的排印本，对于阅读方便良多。翁同龢笔下十九世纪的风雨岁月，生动有趣，既有细腻的时代场景，也包含着作者思想演变嬗递的点点痕迹，以及宫廷秘辛、朋僚交往，是研究晚清历史的宝贵财富。
翁同龢记载的沙尘暴
许多人的日记都记录气象，但大略只写“晴”、“雨”，而翁同龢则记得甚为详细。从连绵半个世纪的日记中，我发现时下饱得恶名的沙尘暴，其实早已有之。比如同治九年和光绪四年，翁氏就分别记录了八次；光绪十年，翁氏记录了十一次。试以光绪十四年（1888年）为例，翁同龢描述说：
二月十八日大风，黄沙涨天，入春第一风天也。二月二十六日晨晴，午黄气涨天，落沙，薄暮大风始至，势极猛也。二月二十七日午后风又起，扬尘。四月初六日午后大风狂吼，飞尘蔽天，自清明至今盖无日不如是。五月二十五日薄暮大风从东来，黄埃蔽天……
翁氏的记载用农历，换算成阳历，为3月30日至7月4日，沙尘暴的袭击包含了春季和初夏，比我们今天的感受，似乎更为厉害。
光绪十年（1884年）春天，慈禧太后发动著名的“甲申易枢”，宫廷内外许多政治运作，在“黄沙漠漠”中悄然进行。翁同龢一面记录他每天与谁会面，朝廷有何人事调动，一面也记录着“大风起，沙翳天暗”。例如三月十一日，“午后风又作，俗谚应矣。发两封奏，而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十二日，“辰初大风起霾，入夜未止……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配合着漫天翻滚的沙尘暴，光绪朝政坛也掀起了罢黜恭亲王的惊涛骇浪。假如今天的影视编导，能够运用气候景观，其再现的历史场景，在细节上岂不更真实也更震撼吗？
然而记叙老北京生活的作家们，常常却把沙尘暴省略了。郁达夫说：“统观北平的四季，每节每季，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北平的四季》）给后人的印象，沙尘暴似乎只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破坏的产物，来源于放养山羊啃啮了草根。坦率说来，多年来关于古城生活的文字作品，大都带有因溺爱所产生的夸张，一如时下某些文化人怀念旧上海灯红酒绿时，毫无节制地虚假矫情。幸好，翁同龢留下了他的记录，告诉我们百年之前，北京人所面临的恶劣环境。
翁同龢笔下的洋人外交官
翁同龢喜欢记录他对北京外交界的观察，今天读来，也很迷人。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总理衙门举行新年宴会，各国公使前来拜年：
邸及诸公先在，堂中设果席二,左右设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制者陆续至，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始终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
日记中还有光绪六年十二月十日的另一场宴会：
到总署饭……共十人。先日国（西班牙），两人，平平。次美国，两人，颇读书，一云经史外兼看《红楼梦》，余斥其不当看。次英国，威妥玛，老矣，非复从前桀骜。又数人，分两桌，肴极新鲜，次日本国，宍户玑，其使臣也，长髯，拱手谓余曰久闻大名；一仲田者美少年也，亦甚钦余。
从翁氏笔下，我们读到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英国公使巴夏里“嗫嚅浮伪，最可恶”，日本公使盐田三郎“陋而狡”，曾纪泽与外宾周旋“作夷语，啁啾不已”，翁同龢还把某次外交活动写成“午正各国公使来拜。一群鹅鸭杂遝而已”。把聚会的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这样的语气，前后贯穿十几年，不外是排斥、憎恶、不以为然。每每读到这些内容，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位身穿官服正襟危坐的中年男子，面无表情，乜视着高鼻子黄头发们晃动进出，心中却用刻薄的词汇默默造句，令人忍俊不禁。
翁同龢被开缺的细节
翁同龢一生在北京做官，中过状元，当过帝师，在光绪朝中后期，一度权倾朝野。他的思想，从保守逐渐走向变革，成为戊戌维新的重要推动人物。汪辟疆在《光绪诗坛点将录》中，将其封作“地数星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可谓大噱（汪氏评点王闿运为晁盖，陈三立为宋江），对翁的诗人才华似乎不太认可。但翁氏日记，文笔清晰精准，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栩栩如生，对历史学家来说弥足珍贵。
比如，他详细记录了他在戊戌变法发起前夕（四月廿七日），被光绪帝开缺的场景：
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起向空叩头。入看摺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检点官事五匣，交苏拉英海。一时许同人退，恭读殊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状如此，而圣恩矜全，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随即趋出，至公所小憩。同人退甚迟，除授亦甚夥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来，玉坡代撰谢摺，余改数语，交南屋苏拉递。刚、钱、廖三公皆来，余衣冠诣三处辞行。张樵野（荫桓）来。晚与三公痛谈，明日须磕头，姑留一宿。
次日又记：晴，日出始起。李相国来，三公退直亦来谈……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雨后禾有生机，惟未种者不少。未正三抵家，敬告先祠。
面对重大的突发变故，翁同龢的叙事从容不迫，甚至还关注了天气和庄稼生长，恐怕这就是从前文人所说的“有古大臣之风”。几年前，任青、马忠文先生整理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日记也对本日政情有详细记录，与翁氏日记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
张荫桓是廿六日从城里到颐和园的，他和李鸿章住在户部公所西院。廿七日：
寅正起，卯初膳牌下矣。傅相冒雨进城，匆匆数语即去。余补睡至辰正。得常熟书，言昨示翁墨山册或系族祖手笔，拟以他物互换。函末言归期甚近，容再趋辞，殊不解也，阅竟仍睡。午初起，饭罢，润台、仲山先后来，乃知常熟有开缺回籍之谕，骇甚。
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短信原件，如今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其全文为：
承示画册，此系龢族祖之笔，家牒中未载，疑更名也。拟即留箧，当以他件奉易，何如？快雨佇望霑足，归期甚迩，容再趋辞。芋盦先生弟龢顿首廿七日显然，通过两者相比较，证明张荫桓日记所记，是真实可靠的。
张荫桓还记录，当他听到翁同龢落难的消息后，随即前去看望（这点翁也在日记中提到了）。由于光绪帝廿八日要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所以二人早一天赶到颐和园，张荫桓安排他们与下午返园的李鸿章共进晚餐（这个细节为张氏日记独家披露）。遥想翁师傅六十九岁生日，未得祝福，却被罢黜。消息传出，朝野有几多议论，他自己内心有几多挣扎？喧嚣的白天过去，幽幽烛光之下，李、康、二张在一处小饮，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在另一个庭院“痛谈”。此时，戊戌变法的大戏正缓缓拉开序幕，代表变法与保守阵营的领军人物，居然却在颐和园外相聚。真实场景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戏剧冲突张力，恐怕任何作家也无法料及。
孔祥吉用稿本考订翁同龢日记
日记也不可尽信。
和运用一切史料一样，使用日记，同样需要进行审慎的考证。这方面，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对于翁同龢日记稿本和刊本所作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精彩案例。
翁同龢日记原稿一直由其家族珍藏，l925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行世。其后，有人发现翁氏在戊戌政变之后，曾对日记进行了改删，甚至称日记有“讳饰与捏造”之嫌。影印日记也能作假吗？这使历史学家忐忑不安起来，需要寻找原稿本来作考证。翁氏日记原稿，1948年由其五世孙翁万戈携至美国，前些年，孔祥吉在美国见到了原稿，终于解开历史谜团。
孔祥吉发现，翁同龢日记确有少量改删，而改删的情形大体有两种：
一是翁同龢生前对日记的改删。鉴于戊戌政变后，局势恐怖，翁氏惧怕被牵连，故对日记中与康有为交往的记载，做了改动，比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记：
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
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金梁指出，李慈铭卒于甲午十一月，翁次年记其来访，显然是个破绽。孔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发现“李莼客”三字系挖补粘贴，做工十分精细，几乎看不出明显痕迹，需以强光透视，才可看出修改轮廓。从原文的上下文意上推断，他认为应为“康有为”。嘉庆以后，清朝不再作兴“文字狱”，然而戊戌政变，六君子弃市，使得退隐江湖的翁同龢，依然担心因日记获罪，只能在家中做些手脚，当时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翁万戈之父翁克斋委托张元济进行影印时，出于种种原因遮掩部分原文。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有一段天津教案之记叙，其文曰：
天津义民杀法国领事，焚其教堂两处，并杀其从人数名。先是迷失幼孩者多，有篷匠乘高见二小儿尾一人，纵迹得之，鸣于官。
影印者在“迷失幼孩者多”与“有篷匠”之间，遮掩去“或言外国剜眼珠及心配照相药”。显然，二十世纪的刊行者认为，这些荒唐愚昧的语言，实在有损翁同龢的形象。
孔祥吉将他的发现收录在《清人日记研究》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孔祥吉指出，这样的研究好处有三，一是更准确地了解翁同龢其人。翁同龢早年并不是站在变法立场上的，他甚至属于典型的守旧派官僚。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翁氏思想产生巨大转变。二是戊戌政变之后，翁同龢害怕被牵连，故对与康有为有关的日记做了极少改动，日记其他部分仍可放心大胆地征引。三是当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翁氏日记，虽有为尊者讳的考虑，亦是人之常情，无足深责。
历史学家犹如猎人，总在岁月的森林中逡巡。孔祥吉的研究成果，宛如绕过密密匝匝的大树，探视到树荫背后躲藏着的长耳兔子，翁家和学术界，都得以心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