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写的序中，对我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对它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联系和区别，作了简要的说明。那个说明是我对于文学思想史学科的一些主要问题的界定，是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那些认识，至今尚未改变。我自己所进行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明代文学思想史》，就都是以那些认识为基础展开的。但是，在那些论述里，我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文学？文学思想的产生，显然是在有了文学创作之后，是文学创作的经验的总结。或者说，是文学创作之后的一种感悟，一种理性的思索。但是，文学思想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一些重要的文学思想观念，常常推动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影响文学创作的走向。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就好象鸡和蛋的关系一样，虽纠结不清，但也就难分难解。
因此，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是文学思想的问题也就无法圆满的解决。那么什么是文学呢？这实在是一个看似容易而解决起来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有过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学的定义，那些定义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大多可以说周全而且严密。但是用在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史撰写的实践上，却就常常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至今为止，要找出一个适应一切时期、适应一切地域的文学创作实际的关于文学的定义，实在十分的困难。这些问题，最终恐怕只能留给文学理论家去解决。我有时浮想联翩，是不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文学”看作一个弹性的概念，它没有严格的义界。它可能有一个狭义的界定，也可能有一个广义的界定。狭义的文学定义，对于文学的特征、对于它与非文学的区别，可能规定得严格一些。使用狭义的文学定义，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撰写中，就可能把以往我们列入文学的不少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而广义的文学定义，对于文学的特性、对于它与非文学的区别，可能规定得模糊一些，就是说，它在有的地方，可能与非文学界线不清。使用广义的文学定义，我们就可能把一些虽不具文学的全部特征、但却具有文学的某些方面特征的作品，归入文学的范围。例如一篇有文采的文告，一篇有故事性的新闻，甚至一篇有文采的理论文章（如我们的文学史中通常叙述的先秦诸子的作品）归入文学之内。对文学采取广狭二义的这种界定，在以后文学的发展中可能更具意义。例如，现在在网上出现的一些作品，如果用以往的文学定义去规范，可能就解释不了。它们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干脆就称自己的作品为“非小说”。那么，“非小说”是什么呢？它不是新闻，不是公文，不是学术论文，也没有说是其它的什么文体。这“非小说”是不是文学？其实，已经出现的大量实录性质的传记、报告，如果用狭义的文学定义去衡量，实际很难处理。说它是文学吧，它有时几乎完全没有审美的价值；说它不是文学吧，它又有一点文学的因素。如果文学有了广狭二义，愿意采用广义文学定义的研究者，可以把这类作品收入文学之内；愿意采用狭义定义的研究者，可以把这类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见仁见智，各从所好。这样用于批评，用于文学史研究，就可以各得其所。
文学的定义，有时候恐怕还要涉及它的社会角色、它的功用问题。虽然从理论的层面上说，文学这一概念的义界，与它的社会角色、它的社会功用的界定，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角色、社会功用考察它，我们就会发现，关于文学这一概念的含义的界定，事实上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无论我们采取的是广义的文学概念，还是采取的狭义的文学概念，都如此。而对于文学的社会角色、它的功用的认识，不同的社会群落的视角事实上存在差别。文学是什么？政治家看到它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就必然要为它加上目的性的成分，比如说，对它提出某种理性的甚或是先验的要求。如果我们说文学是一种虚构的、有形象、有审美价值的、不求实用的作品，那么从政治工具的角度看，就不够全面。但是，如果从创作者的角度看，那么他有可能认为文学只是用来抒发一己情怀，用来娱乐，或者用来对社会现象表示某种评价，纯粹是个人的事，并无政治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创作者从政治家的视角去看待文学。）从这一角度出发，要给文学下一个定义，那么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如果我们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呢？接受者如果把自己当作受教育的对象，他有可能要求文学具有政治目的性；如果接受者的阅读只是为了感情上的需要，如娱乐、消闲、或者审美，那么他就会从娱乐、消闲或者审美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含义。这就是说，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对于文学的特性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影响到文学定义的界定。
影响文学定义界定的，还有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问题。我们要找到一个适用于一切文体的文学的概念，事实上是很难的。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诗、散文、小说、戏剧和电影、电视的文学脚本的特点就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关于虚构性的问题。抒情诗和纪实性的散文，表现的主要是真实的感情和事实，虚构性可能表现并不充分。但虚构性的不充分却不排除它们有着强烈的审美魅力。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文学脚本，叙事特点有重要的地位，而以此要求抒情诗就不合适。那么在广义和狭义的文学概念中，是不是还要考虑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而加以有区别的界定。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既然存在着诸如采取广义和狭义的可能，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不同视角和不同文体的不同特征的问题，也就存在着研究者选择不同标准的可能。就我们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而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是采用广义的文学定义，还是采用狭义的文学定义。我在撰写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时，考虑到我国文学发展后期在文学与非文学间的界线已经比较清晰，如果采用广义的文学界定，可能无法处理大量的非文学作品，同时也就必定把文学作品淡化。因此我倾向采取狭义的文学界定。在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时，我特别重视虚构和独创性，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形象和辞采的美，重视抒情的深度。用这些标准来考察文学思想的发展趋向和衡量它们的价值；用这些标准来追索文学思想、文学思潮之间的联系。在实际操作中，我已经把我认为的非文学排除在外。由于我国文学发展的后期，成熟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数量已极大，把非文学作品排除出去，丝毫也不影响文学思想的史的描述。因此，这种排除可以说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也因此，在已完成的文学思想史中，自然而然的也就把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回避了。
但是，到了写汉以前的文学思想史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文学史都没有严格的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一切的有文字的东西，都被列入文学的范围。这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甚为困难。如果采用狭义的文学界定，那么除了诗、赋之外，剩下的就不多了。即使诗、赋，也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正因为这些原因，差不多所有的文学史事实上都采用了广义的文学界定。这种广义的文学界定，当然不可能用于以后的文学史编写。道理很简单，因为用于以后的文学史编写，就可能把数量极大的非文学作品包括进去，文学史也就没法写下去。这其中一个虽存在而并未明言的理由，就是汉以前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汉以后文学从总体上说，才逐步走向成熟。因之选取的标准，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同。这一点，反映在文学批评、文学思想上特别的明显。
那么，这种不同的选取标准，如何来统一呢？我想，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说明汉以前处于初期状态的文学批评、文学思想与汉以后处于成熟期状态的文学批评、文学思想的差别。
这就涉及到文学独立成科的问题了。1924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 ）的一派。”后来我国的文学史家就都说：鲁迅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直到近来，也还有人在这样说。其实，鲁迅只不过是引用了铃木虎雄的说法，并且把它解释成“为艺术而艺术”而已。当然，近年也有学者对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汉代已经追求文采的华美，已经有意识的追求文学技巧表现的艺术性，已经注意文学的形式美。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实在是一个撰写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无法回避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文学的自觉”？鲁迅说是“为艺术而艺术”；有的学者理解为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特色。我的理解是文学独立成科。它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从政治的工具走向抒一己情怀。作这样的理解，是从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来考量的。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索，但因为我们的文学思想史，是从后往前写，把周秦两汉的文学思想史放到最后，打算在写周秦两汉文学思想史时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也就至今未能实行。
门人张峰屹把西汉的文学思想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他也就自然而然的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通过对西汉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作了细致的全面的考察，他提出了西汉文学观念的存在形态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混融态、萌发态、过渡态。他认为西汉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毛诗大序》与《礼记﹒乐记》向被许多学者视为文艺理论著作，而其实是儒家的经典。子书、经解中涉及文艺问题的论述，以往也被学者们当作文学理论看待，如《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太玄》和四家《诗》解等，而其实，它们是政论、哲学或经学著作。汉人对屈原的评论，主要是依经立论，并非从文学的角度。峰屹从各个层面分析了西汉时期文学思想依附于经学观念的实际情况，从而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他的这一研究结论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在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未加证实。现在峰屹研究了，而且证实了。我觉得这是峰屹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可喜成绩。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完全改变了以往学术界的看法，不一定能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魏晋以前和魏晋以后，文学思想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这差别的根本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文学从附庸走向独立。鲁迅说的为艺术而艺术，其实也是指文学摆脱附庸地位，回归自我。
除了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提出一个全新的见解之外，峰屹的论文在西汉文论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不少的新的解释，如指出“发愤著书”说除了以往所说的遭际不平的“发愤”之外，还有有所作为的发愤。对于“诗无达诂”，认为严格说不是文学理论，而是解经的方法。它对于文学思想的价值，只在于对阅读的启发作用。对于以往把《诗大序》和《乐记》中的诗乐发生论看作“物感说”，他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其理论重点是“以心感物”，更重视心的作用。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峰屹对于材料清理和分析的细致，看出他从事研究的严肃态度。
峰屹治学勤谨，而为人朴厚真诚，重情谊。1997年冬和1998年上半年，我大病一场，给家人带来许多的麻烦。老妻与从外地赶回来的女儿，为我求医问药，四处奔走。后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学术界的朋友们和南开中文系的同事们给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峰屹和他的师兄弟们为了照顾我，更是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东岭在京工作，每周几次，骑车从西城大汗淋漓的跑到东城看我；其圣工作离不开，一有空就从天津往北京跑。峰屹和他的师弟孙学堂，和我的妻子，在北京轮流护理我。他们住在医院附近条件极差的小旅店里，不辞苦辛，细心照料。有一次，夜里十时左右，我出现了呼吸困难。峰屹跑去打电话告诉东岭，那一份至诚，让我感动得老泪盈眶。师弟子之间，情同亲人。我能够康复到目前这种状态，有他们的一份辛劳。现在每当我坐在灯下工作的时候，想起当时情景，仍然感念不已。人间至可贵者，也就是这一份关爱的真情吧！现在峰屹的博士论文要出版，要我写一篇序，我觉得，除了学术之外，也应该记下这一份珍贵的感情经历，以为永久的纪念。
2000年3月5日于南开大学之北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