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丸山升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20多年来，虽然有不少向他请教的机会，但事实上见面只有两次，每次的时间都很短暂。1991年10月我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当教师，学部在目黑区驹场。大概是年底，东大在学校的山上会馆，举行外国人教师的招待宴会。教养学部村田教授陪我乘车来到本乡的东大，并介绍我与当时任中国语言文学科主任的丸山升教授见面。知道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寒暄之后他便问我，洪先生喜欢当代的哪些作家。虽然我以“当代文学”作为职业已经十余年，却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一时愣住了。一连串的“当代作家”的名字，便走马灯般地在脑子里打转，最终还是拿不定主意该“喜欢”谁，只好嗫嚅地说，“没有最喜欢的”。在当时，即便是“新时期文学”也有点让我失望，加上对自己判断力缺乏信心，所以，下意识地将丸山先生的“喜欢”，偷换成“最喜欢”，当作这个推诿的回答的理由。但是谈话似乎就很难继续下去，离招待会开始又还有一段时间，村田教授便说，我带你去看看资料室的藏书吧，我便松了一口气地逃离现场。第二年，按照规定，丸山先生年满60从东大退休，到了私立的樱美林大学任职，不过还是在东京。而我在1993年秋天离开日本之前，却没有再去拜访他。待到又一次见面，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05年初的冬日，我和谢冕、孙玉石、臧棣、姜涛他们到日本旅行，从大雪后初晴的箱根、伊豆到了东京。那一天去了浅草寺，乘船游了隅田川，回到新宿的王子饭店，已经晚上八、九点。丸山先生和夫人从傍晚就一直在饭店等我们回来。握着他的手，见到温和、真诚的眼光笑容依旧，但比起十多年前来，毕竟是有些苍老，且消瘦了，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就在这一年秋天，北大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左翼文学世界”的研讨会。丸山升，尾崎文昭等多位日本学者都来出席。会议主题是检讨“中国1930年代文学”，探索左翼文学遗产的现实意义，也庆祝丸山先生论著中文译本（《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我也是这个“文化研究中心”名义上的成员，研讨会主持者便要我去参加。因为那一段身体不大好，也因为丸山先生的书刚拿到手，还来不及读，便没有去。后来听说不少发言和论文质量很高，特别是丸山先生论著座谈会，气氛的热烈为近年学术会议所难见，便不免有些后悔。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这让我能够静下心来，阅读他的这本著作，从中收获没能当面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特别是有关文学批评、研究的精神态度、视点、方法的方面。
二
丸山的学术风格，应该说具有日本学术的那种重视材料梳理、论述细密的特征。不过，我与这本书的译者一样，能够真切感到“那似乎琐细的材料考证背后的热诚”（《鲁迅·革命·历史》译后记）。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学术不是那种“职业性”、“生命萎缩”的，在严谨论证中可以把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这样说，不仅仅是指文字之中透露的执着、诚恳，更是表现在研究方法、视角的选取和运用上。
丸山在书的《后记》里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1956年患上急性肾炎，未能治愈；到了1976年，医生宣告进入肾功能不全阶段，需要人工透析。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普遍认为即使透析，也只能维持四、五年的生命。得知这一情况，他写道，“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有去过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国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那一天之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死”。这些话让我震动，以至一时没能继续读下去。我想，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经历“文革”的中国“当事人”，似乎也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和情感吧。他和他的“学术”与异国的历史，与隔海发生的事变之间，究竟是如何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这是我常想的问题。
当然，就一般的情形说，这种联系能够得到理解。90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时候，东京大学专治现代汉语的传田章教授跟我说过，近半个世纪，日本学者走上中国问题研究道路比较集中的时间，一个是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另外是“文革”初年。丸山升50年代初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并最终选择它为自己的专业，是基于当时“现实中中国革命的进展”。就像他在《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中说的，回顾日本近代史的过程，将它同中国的现代史进行对比，从中寻求日本批判的立足点，“可以说这既鲜明地体现了战后一段时期的思想、精神特色，也代表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初衷’”。丸山在当年的学生时代，参加过日本的左翼民主运动。1951和1952年，因为示威发表演讲，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两次入狱。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来反思日本在近代的失败，寻找未来的道路，是他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也构成他的源自深切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作为“将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无数人中之一”，由此产生了对“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等历史问题的“深切同感”。中国研究所形成的“中国像”，与日本现状的抗争，在他的“学术”中构成“共振”的关系。
这虽然在一代学者那里带有某种普遍性，但是我相信丸山有他自身的缘由，只是没有更多的材料能够支持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从视角和方法上也能够看到这种独特的方面。他在分析竹内好将中国论作为有意识的“方法”所选取的视角时，说竹内“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丸山的视角与竹内显然有所不同。丸山的倾向，显然更重视他所描述的状况与中国现实的切合程度，中国文学“历史真相”，以及它的现实展开的复杂性，始终是他考察、追踪的目标，并转化为几乎是“自身”的问题。从5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反右”运动开始，丸山看到现实的情况已经“大幅度”地超出当初中国研究的“初衷”。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没有放弃这种“初衷”仍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即便在发生了“文革”的激烈事变之后，也没有打算做断裂性的“转向”。另一方面，又以严肃的，追索事实的态度面对超出预想的复杂性，不回避给原先的“尊敬与憧憬”蒙上阴影、甚至产生震撼性打击的事实。相对于一些历史“终结论”的学者（他们已经把研究转向某些过去忽略的“细部”）的认识，丸山认为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问题”的了解、把握仍有待继续。他说，“在迄今为止形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中，而且还是远远贫瘠、窄小的框架中，仅仅去挖掘以前未被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太寂淡冷清了吗？”他的这个评述，可能得不到许多人的赞同，他自己也说“也许还是精神遗老的一种杞忧”，但是却值得认真思考。意识到他那一代人试图解决，但并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有可能被丢弃，他殷切地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希望大家替我们将以我这一辈人的感觉无法感知的问题一个个弄清楚”（《战后五十年》）。
90年代后期，丸山自觉体力、精神的逐渐衰弱，为没有更多力气跟踪、把握中国文学现状而感到“没有多大长进”的沮丧，也为重读自己过去的文章发现没有新的话可谈而“真的十分厌烦”。从这里能够看到那些“问题”在心中的纠结程度，看到那种逼迫的力量是怎样的难以解脱。不过，这种沮丧，这种自我的“厌烦”，不也体现了对学术有所“承担”的学者尊严的人格吗？
三
在丸山对中国3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占有中心的位置。“中心”不只是从花费精力与所占篇幅，而且是从研究的“本源性”意义（研究论题的生发，和历史评价标准的确立）的角度上说的。谈到历史研究的时候，丸山说，“很多情况下，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并不自觉的行为中往往蕴含着重要的意义”，“研究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挖掘出那些未被意识到的意义并让它作用于今天”。接下去他又说，“只是，不能忘记，这有时候最终只不过成为自己的影子在研究对象上的投影”（《“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这些话，一方面是在说明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现实价值，另一方面也提示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可能的关系。我想，说丸山所描画的“鲁迅像”上面有着他的投影，恐怕不是一种妄测。换一个说法，丸山对鲁迅的“形塑”，包含有他对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人物的期望，寄托着他有关知识者精神处境、精神道路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他的研究中，也是“作为方法”存在的。
在丸山对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和“左联”时期的“思维构造”的讨论中，鲁迅那种通过“抵抗”，通过转化引起他共鸣的思想资源，以建构个体与时代“洪流”的“最具主体性的结合的方式”（《鲁迅和﹤宣言一篇﹥》）这一点，有深入阐释与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个人对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洪流”的投入，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丸山的研究视角。在这一前提之下，他对个体的自主性给予高度重视；这让丸山具有“个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味。能够获得他所称的“最具主体性”的方式，就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鲁迅和﹤宣言一篇﹥》）。这种“最具主体性方式”的建立看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通过“抵抗”（或竹内好所说的“格斗”）来产生独特的“思维构造”和行为方式。丸山使用“抵抗”是个富于紧张感的词，它所包含的具体情状，却并没有特别予以解释。但是，从他对鲁迅的论述中，也间接从我们的现实经验中，“抵抗”所面对的，大概可以归纳、想象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虚妄判断，等等。这个理解如果不是那么离谱的话，那么，使用“抵抗”这个词也不是浪漫的夸饰，从心理的层面说更是如此。
这方面涉及到“思维构造”的“能源”的重要问题。丸山指出，鲁迅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论，以及中国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的重要区别，表现在后两者均以“观念性”、“阶级性”设限，将非革命，非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及其思想成果“全部排除后再出发”（这也是中国当代政治和文学激进派别的纲领）。鲁迅却不是这样；他忠实于引起个人共鸣的思想，从里面吸取到能够转化为自己思想能源的东西。这在鲁迅和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武者小路、有岛武郎的关系上，可以看到这一点。武者小路等文学家自然不属于“第四阶级”，有的且是左翼文学家所反对的自然主义、“纯文学”的提倡者、守护者。但是，鲁迅却在有关文学要发自“本心”，要有作家人格的充实，要有内在生命等方面与他们产生共鸣，形成“决定文学作为文学是否有意义的只能是作家主体的存在状态，决不放过将文学的存在根据委托给‘政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文学家在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上，在把握世界、把握文学的方式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丸山认为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他认为，鲁迅对他所反感的文学是“革命的武器”的理论的“抵抗”，一方面是以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是通过更新武者小路强调作家“忠实于自己”的“自己”这一词语的内涵来实现（《鲁迅和﹤宣言一篇﹥》）。鲁迅不是那种将要“超越”的对象当作毫无用处的旧时代“遗留物”抛弃，不管三七二十一急驰入麾下，投入大潮的文学家。
投身于具有正当性的思想、文学潮流之中，但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拥有处理、解释问题的独特的思想框架和方法，这是是丸山对鲁迅的“发现”。这种鲁迅阐释，其实也是丸山性格的一个投影。丸山经历了“尊敬与憧憬”的对象蒙上阴影，“大幅度”改写的情形，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和个人性格上的特点，使他逐渐确立了一种以执着探求“事实真相”为目标，在“潮流”中充当质询、纠正的力量的思维结构。丸山在鲁迅那里，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也是这一点吧。我想，在他看来，阐释思潮的性质，推动思潮的发展的思想方式固然重要，但是，质询、纠正的思想方式也不能或缺。有的时候甚且更值得重视；当随声附和之声在空中到处飞舞，
模糊并掩盖存在的裂缝、偏差、扭曲的时候。此时，揭发偏差、扭曲，就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清醒者所应承担的工作。丸山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只要仔细阅读他在“文革”初期写作的系列文章，对中国官方进行的鲁迅，对周扬，对30年代文学等的阐释的质疑、拒绝，就能清楚看到这一点。举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当时展开的对周扬等的“右翼投降主义”的批判中，鲁迅被构造为“正确路线”代表，而周扬、李初梨、成仿吾、钱杏邨等被作为对立面受到无情打击。这个时候，丸山倒是表现了对李初梨等当年处境的谅解和同情。他说，“如同一开始碰到怎样的大课题时闪溅的火花：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鲁迅，或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足够的框架和宏大来容纳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的问题？不论是成仿吾、李初梨，还是钱杏邨，今天想起来，他们都碰到这个棘手的难题，所以我现在不如说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和同情”（《“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这种不抛弃“时间”维度的，设身处地的中肯、平实之论，和厌弃、激烈的流行论调形成对照。支持这个论述的还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今天重新将1930年代作为问题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尽管它有那么多弱点和缺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的认识到现在依然不变）还是被这场运动所吸引，他们真的甘愿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从内心驱动他们？果真不过是幻想吗？如果说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活跃的局面，这种活跃建立在对过去的历史叙述反省的基础上。丸山看到这个活跃展开的趋向是，从过去过分倾向以左翼文学为中心，忽视左翼文学以外的作家，转移到对各种“流派”的研究和对“主流”以外的“边缘”的研究的兴起；过去在当代中国被轻视的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沈从文、钱钟书、萧乾等成为研究者集中的兴趣。对于这个转移，他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说现代文学的众多侧面被阐明，内部所包含的丰富的发展可能性被揭示。但是对这种趋势也有所警觉。他认为，人们对过去被忽略的事物表现兴趣，“恐怕根源于人类自然的本性”，“但最终又往往仅是将历史颠倒过来，未改变其本质，这种例子我们早已屡见不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这个后来被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意识到的问题，丸山提早就向我们指出了。80年代，在一种“回归文学本身”的潮流下，对现代文学中强烈现实性做出过多否定的思潮，他也表示了异议。他引述日本三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感受之后写道：
谷崎润一郎、金子光晴、宫本百合子这三位思想与文学大相径庭，但各自却都具有超人的知性的文学者，虽然表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却把与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处的现实“苦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来认识，并且与之发生共鸣。而且金子光晴还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特色中蕴含着纠正日本文学弱点的力量。关于这些，我很想让中国的同行们知道。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
在讨论萧乾的文章（《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中，他通过个案，深入阐明他在有关“主流”、“支流”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如果抱有成见，将萧乾的作品看成“非左翼”或“反左翼”的，忽略从本质上来追寻他的精神轨迹，那么，“最终只能把他作为右派予以否定这一过去中国看法的颠倒”。对于“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和在中国文学中寻找与外国文学的流派相当的部分（如“现代派”等）的热衷，丸山当时也表示了疑惑。说这种研究只不过是与外国之说相契合，“去套用实际上并非各国通用的架空的‘世界文学规律’”，“这样观察中国文学实在是一种皮相的做法”。上面的这些或温和、或尖锐的意见讲在1988年，自此以后，研究状况当然有很大改变。但是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特别就其中隐含的视角、方法，也并非已经失效。
四
在历史研究上，丸山认为具有“敏锐的时间感”，是研究者需要具备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他自己一贯秉持，并且保持警醒态度的原则。“时间感”，既指研究者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认识，问题提出的时间意识，也指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境，以及两种不同“时间”所构成的关系。对“时间感”的强调，是强调一种回到事实，将问题放回“历史”去考察的态度，是重视问题、概念、思想发生和变迁的条件的态度。如果扩大的理解这个问题，则还包含着对“历史”的某种同情、尊重，和重视研究者、研究对象个体的各自不同的感受性等等。思想、观念总是由各自不同的条件所支撑的。离开了这些，也就失去了说明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当代批评界广泛流行的种种概念、命题（现实关怀、宏大叙事、日常生活、纯文学……）也无不如此。“某一命题所具有的历史社会意义，甚至于构成这一命题的各个单词，都由于命题所处的历史社会状况不同而相异，不同的个体对命题的态度也应该随之相异。因而，这一命题的反命题，以及从这一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新命题的意思也自然各不相同”（《“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
在批评、研究中，概念、范畴的“固化”，和它们的作用被无限放大，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丸山称为“理论的自我运动”，即“当一个命题被定为权威，其运用范围便会超过其当初确定时的范围、条件，有不断扩大的倾向”。于是，概念、被“固化”的思想，便脱离具体语境加以繁衍，成为抽象操持的对象。这种情况的普遍发生，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社会传统”。长期存在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与“党派性”特征，将立场、阵线、意识形态派别的区分置于首要地位。在这样的情境中，上述的观念、知识的运作方式的流行，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过，丸山还指出了另一种情况。他在叙述鲁迅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所“留给我们的遗产”之后说，“真正要把这个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的难处在于，当我们用这样的话语来叙述它的瞬间，它就固化了”（《“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我们在叙述“历史”的这个“瞬间”，由于叙述作为一种话语活动的性质，由于已逝情境无法复现，也由于个体感受性的不同，环绕、融解在思想、概念中的诸多要素、条件也会减损，漏出，扭曲。因此，“抵抗”这种“固化”，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丸山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提出了“中间项”的概念。“中间项”在他那里是讨论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命题：思想为了推动现实，转化为现实，不仅需要终极目标，而且应当具备联结终极目标与现实间的无数中间项。思想、观念如果不是“固化”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化的，那么，它的具体形态，围绕它产生的特定条件，它与现实的关系，它在不同个体那里的有差异的表现方式等等，就不能轻忽和剥离。
但事实恰如丸山所说，“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比起将思想当成包含从其终极目标到其与现实的接点的多重中间项的整体，人们只重视终极目标的层次”。这就是在他的研究中，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篇幅来讨论“方法”问题的原因。在有的时候，丸山的对某些作家、文学问题的研究，主要不是指向作家、问题本身，而是指向方法论的层面；《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的角度谈起》便是讨论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篇。在中国和日本，有关30年代文学的研究、论争，一直被有关政治“路线”的议题所笼罩。丸山当然也不轻视“路线”的意义；作为体系确立的路线，也的确给予个人强烈影响。但是，他指出，即使承认“路线”的存在，它也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承担，而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则“无法全部还原为路线”。也就是说，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不是性急地确定什么是“正统”，然后展开对“异端”的批判，也不是相反进行“异端”的再评价，将它翻转过来，而是“再次调查、重新构成当时的问题状况本身”，着重探明在当时状况下，文学家以什么为目标，如何行动，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在激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他的这些话，实在是切中肯綮之论。丸山说，轻易地依赖宏观的“历史本质论”，与面对现象的复杂呈现而感到无法分辨的困惑，这两种表现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过，以我的理解，如果要在这两者间进行挑选的话，与其挥舞大而无当的“历史本质论”，不如在复杂事物面前保持手足无措的虔敬态度。
由于丸山在方法论上的这种自觉，他的研究一般说来不会先设定某种思想、原则作为坐标，先设定理论的“正统性”，然后把讨论对象加以比照，而是将某种见解，与见解所处状况、条件的关系纳入思考。这样的结果，倒是有可能将对事情“真相”的揭发、讨论，引向深处。举例来说，“文革”期间对何其芳、周扬等作为反动的“黑线”人物展开严厉批判，日本学者也辩论他们的“路线”归属，是否真的反对毛泽东等等。丸山写于1972年的文章（《中国的文学评论和文艺政策》）抛开这些“前提”，不以张贴道德标签，指认路线归属作为目的。在对他们的言论、言论表达方式，以及与言论相关的条件的耐心分析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双重性、不均等性的问题。丸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厚重，知识分子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大量存在的文盲，进行义务教育任务的艰巨这样的反差，构成在其他国家少有的文化的双重性、不均等性。所谓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等命题，正根源于此。“文革”中批判何其芳、周扬等在60年代初的见解是“两面派”现象，说他们在调整时期复活“资本主义逆流”，在丸山看来这是“过于远离了他们所担负的艰巨课题”。其实这是由于他们面对这种“不均等性”，在道路选择、摸索时，在与这种“不均等性”恶战苦斗时出现的“步履蹒跚”。这个分析即使需要再加以思考，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
丸山的这些论述，表现了他的视野，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于历史对象，对前人的那种同情和尊重。“同情”也好，“尊重”也好，主要不是一种表面上的避免轻慢的态度，而是对他们的探索，提出的理论，是否有诚意去辨别其中的缺陷和可以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所以，丸山这样说：
所谓超越过去的时代，一方面是指达到该时代所达到的最先进的部分，而同时，也要致力于批判时代所造成的局限。仅仅嘲笑和嫌恶过去时代所造成的可笑而使人羞愧的错误，并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如同翻一座山一样，只能越过最低的地方，而不能够攀上高峰。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
五
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我用了“尊严”这个词，来概括读丸山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
（附记：2007年1月3日改毕。发给《文艺争鸣》之后，1月7日接东大尾崎文昭教授来信，称丸山升先生已于近日去世。心中黯然。这些敬意竟不再可能对他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