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我们喜欢小说，而且会继续喜欢下去。但是30多年来，文学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新霸权”（呼应托尼•亥里夫（Tony Hilfer）令人信服的批评的标题）。英语国家的大学文学系常常竭尽全力要彻底窒息人们对文学的感情。
每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年会上大学文学界的抨击者都要总结该学科的状况。在2005年年会上，哈佛大学英语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客》专栏作家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说大学文学系“能够使用那些认为成年人都出毛病了的年轻人。”他没有凭直觉预感到学生觉得他这一代人在哪些地方出了毛病，只是哀叹人们缺乏挑战本学科占统治地位观点的勇气。他为存在于教授和研究生中间的“认同文化”（culture of conformity）感到悲哀，不无遗憾地说学术界“简直就像克隆自己一样重复以前的内容。”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他坚持人文学科决不能“与魔鬼妥协、融通（consilience）”。“融通”在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同名的著作中是指科学、人文和艺术应该结合，以便科学（最先进的生命科学）能够给人文、艺术提供营养，反过来也如此。梅南声称他想有人会说“你错了”，但是他排除了任何挑战他和他同代人牢牢抓住的立场的人。因为他们肯定至少有一点是绝对不会错的。那就是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在人类研究领域是没有地位的。哎，梅南教授，你和你代表的那些人都错了。
你代表的立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没有自诩的那种优越感。除非文学系考虑人类不仅是文化或者文本现象，而是更加复杂的东西，英语系及其他相关专业将因为多年来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娇生惯养、得意扬扬的伪激进主义（pseudo-radicalism）而继续成为学术界的笑柄。除非他们倾听别人的严厉批评，而不是当作魔鬼的语言不屑一顾，文学在学术界将继续遭到背叛，大学里的文学系将继续失去学生，与当今时代的思想进步相脱离。
人类生活的所有内容并不都是文化，还有生物学。人类感觉、感情、和思想都存在于语言之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们虽然受到语言的深刻影响，但不是语言的产物，相反，语言是它们的产物。如果人不是经过演化具有了感觉、感情和思维，就不可能具有说话能力。在2004年现代语言学会年会的主席发言中，杰出的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对文学研究的问题和前景作了概述。当另外一个批评家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上发表的信中挑战他忽略了生物学内容时，斯科尔斯回答说“是的，异性装扮癖先是自然的，后来才是文化的，那又如何呢？我们是文化的，文化是人性的领域。”我们是天性的？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斯科尔斯,梅南,现代语言学会把文化不是看作丰富天性而是损害天性的东西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物学已经发现在鸟、鲸鱼、海豚和人类之外的灵长目动物至少在大猩猩，黑猩猩身上都存在非基因传播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是有可能革新和流行的吗？难道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人类自身的生物学认识，文化根本就不能像现在一样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吗？
梅南非常有力地表达了文学理论研究从1966年开始的巨大变革的意识。这个“最伟大一代”反对偶像崇拜者建立了两个根本原则：第一是认为信仰不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的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第二，差异，既认为任何普遍性的诉求或讨论人类本性普遍性的尝试都不过是地方标准的产物，常常是服务于现状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因此是应该受到批评，拆除和推翻的。
梅南以及他所代表的人相信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开始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对思想史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这个挑战后来被总结为理论挑战。尽管承认人文科学现在存在种种问题，梅南从来没有告诫它们不要削减而是要“殖民化”。正如批评家克里斯托夫•瑞克斯（Christopher Ricks）指出的，“理论帝国是这样一个帝国，积极地审判任何形式的帝国，除了自己之外。”
像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梅南有下面的坚定信念：1）“最伟大一代”从其‘信徒’（这是他自己的术语）那里获得了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性。2）所有别的专业只要听一下，就会接受反基础主义的观点。3）对“差异”的理解形成了圣战运动，这样的运动必须持续下去。
他结束的时候说当这些立场遇到挑战，学术界人士收到“帮助建设现状的智慧盔甲的邀请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和其他认为除了从文化和文本角度外，还需要从其他方面了解人类的人一样不愿意承认现状的完美。但是在梅南的“最伟大一代”过后40年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现状，这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从来没有能够充分理解的巨大变化。科学家通过极大地增加世界粮食产量，挽救了千百万人死于饥饿；通过开发研制节省劳动力的设备让更多人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让数不清的妇女走出家门在外工作；科学家们还大大延长了人类寿命。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如果知识确实是力量，那么科学家通过因特网已经实现了权力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文学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充斥必胜信念的失败主义（triumphalist defeatism）不大可能有任何帮助。
梅南所说的“我们”想象着因为理论的基石---反基础主义而占据智慧高地。反基础主义是与常识不协调的观点，即人们没有知识的牢固基础。但是不协调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常识就是错的。其实，有很好的理由来证明常识是对的，不管这些理由多么让人讨厌。
德里达1960年代末期提出的反基础主义的一个分支不是要挑战西方思想的整个历史，这和他自己或者文学研究者的想法是不同的。德里达坚持西方思想中广泛流传着难以防守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用不那么华丽或者浮夸的用语来说就是对确定性的着迷。除非意义或者知识能够建立在说话者的意图或者所指对象基础上或者用其他难以动摇的方式比如最终在上帝或者神的权威上，意义和知识不得不无休止地用别的术语或者经验来引证或者推迟，这些术语或者经验自身也成为没有尽头的引证或者推迟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目光不是那么偏狭，对德里达攻击西方思想整个大厦感到敬畏的文学研究者本来能够看到这个说法偏颇的地方观念的。他们本来应该知道人类知识最成功的部分，科学在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 1934）之后，尤其是在他1945年移居英国成为影响最大的杰科学家后已经接受反基础主义几十年了。他们应该知道德里达之前一个世纪，西方思想基石的达尔文著名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已经让反基础主义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结果。我说“偏狭”是因为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只是用人类、语言、或者法国哲学家及其他们赞同的前辈尤其是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术语讨论问题。1966年德里达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但是2006年的门徒们还这样做就没有借口了，因为科学家几十年里对儿童和动物的认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那么，认为意义和知识不得不用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引证和推迟一部分的别的术语或者经验来引证和推迟的破坏性观点存在的问题在是什么呢？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状况不仅是可以预料到的，而且还能够不用启示录式的大发作就解释清楚的。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总是依赖于从前不那么发达的理解形式，依赖于简单的知识模式。知识确定了环境质量（形状，根源，光线，颜色等）的特殊性，因此，不是包含在感知的时刻内，而是不断重复的类似从前的环境产生了类似的影响。知识也是被在意识和头脑中出现的特殊性确定了的，因此，头脑通过思维能力产生的结果是经过千百代人一点一点不断进化而成的。
重复不仅适用于知识的对象和获得知识的器官，而且适用于通过生物学家称为“模式化”（ritualization）的交流过程。当一个物种的成员认识到在求偶或者面临威胁时的行为明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这些行为的主要特征就可能模式化、强化、夸大、与别的行为形成明显对比，以便把差异最大化，把混乱最小化。对于索绪尔的法国门徒们来说，语言中的音位对立原则（如英文例子bat和pat中的/ b /和/ p /，在另外的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就不是必然的）被认为是所有思想的任意性基础。但是这个原则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不过是帮助某个社区的人保持某个信号清晰的模式化行为的一个例子而已。
如果我们接受了进化的事实，超越语言来考虑人类理解力缓慢进步的过程、概念和交流，怎么能够不是无限期推迟和再引证呢？如果我们是进化的物种，我们的大脑就不是真理的保证人、理性的堡垒、上帝意志的阴影，而是用来与周围环境配合的，其能力需要不断进化以便能够回顾过去或者预测未来的，保证自身生存的简单器官。进化没有前景或者目标，更不像真理的目标，不过是确定必须的东西，保证器官的长期运行或者改善。
因为精确的信息是代价高昂的，进化就必须节约，充分利用。一个细菌不需要知道其环境的详细内容，而是最近处存在机会和危险的物质。人类同样如此。我们不需要具备像老鹰那样长远的视力，或者蝙蝠和大象那样对气味和高低声波的敏锐感觉。这些额外的能力或许是灵巧的，便利的，但是不能以损害让我们更好面对世界的最常用感觉来达到。
进化给予我们足以了解生活方式的粗略、迅速和节约的探索法。如果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生存，我们能够期待知识中的不准确甚至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我们拥有系统性的偏见，比如把物体过分解释为生物，比如把地上移动的东西看作蛇，而不是树枝的影子；我们的记忆对近期的事情印象深刻。所以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昨天的遭遇，而不是20年前的一些事情。
人类思维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它们是从早期的形式进化来的，从根本上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善的，无法提供确切的基础，没有德里达所谓的“起源时刻”（originary moment）。现实是异常复杂和庞大的。如果我们想超越熟悉的内容，超越我们的感官所限定的中等规模的物体的世界，超越思维天性能够推断的界限，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猜测、摸索、或者从任何一个碰巧达到的起点起跳。从更深的解释来看，我们几乎所有的尝试都是有可能错误的，扭曲的，正如数不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所证明的那样。
我们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开发新的预感直觉，检验它们，抛弃那些我们可以编造的最清晰和最具有决定性的测试中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当然，我们可能无法预先设置严厉的测验对待长期进化过程中积累的观点，文化的或者个人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判断什么是可以测试的很不容易，更不要说如何测试了，尤其是在我们长久以来拥有的“真理”方面。但是在鼓励人们对已经接受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大背景下，即使自己不检验，别人也会检验我们的结论的。如果严格的测验和预言发生冲突，我们就有动机寻求新的解释或者发现批评家检验中的瑕疵。发现可能的错误会促使我们寻求比较充分的答案，虽然不能保证下一个假设就一定比现在这个更好。而且，很多情况下下一个假设也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假设往往是重大发现新途径的开端。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科学观点等同于极端的怀疑主义，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中的许多东西是确定无疑的、经过证实了的。牛顿的定律好像被无数次的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爱因斯坦显示它们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牛顿的观点只是更大、更深刻的真理中一个具体方面而已。或者再看一个更简单的例子：物种的稳定性好像是对的，因为每次我们看另一个麻雀，天鹅，或者鸭子都没有变化。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不断被证明正确的东西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或许某个地方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每天都好像证明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绕着地球转的“事实”。第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地球围绕着太阳按自己的轴心自转的想法难以置信，有悖常理。我们应该感到运动才行，因为没有感受到，
经验证明了每个时刻地球都是不动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当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发现被广泛传播后，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宇宙不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那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后来又发现不对，太阳只是银河系的一个恒星而已。后来又发现银河系不过是几百个，不，百万个，不，十亿个像银河系一样的庞大空间的一个。现在我们纳闷为什么认为90%以上的东西在宇宙（在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中就显得微不足道。谁能告诉我们对黑暗物质的探索结果是什么，我们对行星，太阳系，银河系和整个宇宙的新的认识到底是什么呢？
知识的生物学观点显示了人类知识的不安全性和对从前不好的智慧形式的依赖性，同时也解释了知识增加的可能性。德里达对知识基础的挑战好像是大胆的，但是它不能解释理解上的进步，这个进步体现在从单一细胞到社会，从狼烟到手机的缓慢上升过程。进化生物学提供了对知识起源和发展的更加深刻的批评和解释，正如用德里达的术语“无限期推迟”，正如生物学和历史所显示的，反复被扩大。
认识到我们的不确定性帮助我们探索更多的东西。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那些成为“最伟大一代”信徒的人却反对知识或者真理的可能性，因为意义是永远需要引证和推迟的。但是，正是知识或者真理不管多么自我矛盾或者自我拆台都是坚持要传播给后人的。它们对破坏知识，即便是让人振奋的新知识可能性的承诺，解释了梅南所哀叹的理论化人文科学的停滞困境。
相反，生命科学的视角能够解释进化是如何让人们获得知识，虽然不完美，以及知识如何让人们有可能追求更多的知识。这个过程虽然不能保证得到真理，但是能够保证我们通过合作（分享各自观点）和竞争（挑战对方观点）共同探索知识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化论认识论已经出现，但这远非天真的乐观主义，因为知识上的每一个明显进步都可能是错误的，虽然发现我们觉得知识在进步。德里达用进化论的自我祝贺的精神宣称了反基础主义认识论。但是像他的信徒一样，他不知道科学早就接受错误更少的反基础主义了，不是建立在目光短浅、傲慢、矛盾或者绝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性和希望的基础上。
正如梅南认为“最伟大的一代”通过建立反基础主义为其门徒们获得了智慧上的高地一样，他同样认为它也通过建立所谓的差异性或者偶尔的地位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的批评而获得了道德上的高地。这个观点看来，“最伟大一代”介绍了谦虚地承认任何普遍真理的主张或者普遍性人性的观点都是区域性的想法，常常是为了当权者利益的，即使在它们试图表现出普遍性和显而易见特性的地方。它指出，所有自称客观真理的主张都是来源于特定社会背景的。
在这点上，理论的反基础主义延续进入文化批评。正如梅南所说，规模庞大的《诺顿文学理论和批评大全》（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文学研究项目的“指导之旅”。最近的文学理论上存在地方主义特点和狂妄自大，它声称“理论”帝国好像所有的理论都是文学理论，好像万有引力理论，进化论，相对论和“最伟大一代”关于反基础主义的真理相比都是没有价值、不值一提的。正如《诺顿文学理论和批评大全》本身显示的，把所有理论归纳在一起的应该被称为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是罗兰•巴特（Barthes），德里达，福柯等建立起来的对差异性的强调的后果。
梅南说，“人文科学院系已经变成了吆喝‘差异性’的小孩，人文科学教授是对的，差异是存在的，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建立起来了。”虽然他抱怨说他们到此为止不再往前走了，梅南从来没有反省对差异性的坚持，因为他接着又说“人文科学院系不需要削弱，相反需要殖民化。”他声称“最伟大一代”看透差异的眼光已经遭到抵制，因为它挑战了种族中心主义。
在这个方面有很多问题。首先，简单的逻辑问题。没有普遍真理的观点马上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因为它宣称这是个普遍性真理。一切东西都是差异性，是地方性的，或者情景性的观点本身也必须应用这个逻辑。如果用在自身是对的，就是真理，如果证明真理说法的虚妄，正如很可能显示的那样，它就是自相矛盾的。唯一摆脱这个矛盾困境的方法就是假设这个主张是虚假的，就没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企图把差异性作为人类独特的本质。梅南写到“文化是物种身份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类物种的身份认同。隐含的必然结果是文化总是地方性的，总是表现出差异性的。实际上，文化本身不是人类身份的本质特征，因为许多其他物种同样有文化。我们知道的每种野生大猩猩都有自己独特的复杂文化传统，如果没有这些它们就无法生存下来。但是除了无法把人类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外，梅南的宣言还与差异性的说法自相矛盾，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一个独特的典型的物种特征，所有人类而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共性。但这正是该差异派主张竭力要否认的内容---人类没有共同特征。
实际上，人类生活不是所有内容都有差异。共同性同样存在，如果没有了人们间的共同性，文化就不能存在，因为它不能从一个人传播给另外一个人，从一个传统传播到另一个传统。文化批评想强调所有人性的“情景性”，既然想用特定文化的术语来认定情景，为什么不用让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进化的特殊力量来认定人类的独特情景呢？
所有的主张都是情景性的，即认为它们都有独特的起源当然不是许多人会反对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主张是有特别的起源的，就证明了该观点是错误的，或者不完整的，或者没有客观性的。如果一个克里特人，或者明希豪森男爵（Baron von Münchhausen）或者《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曹（Pinocchio）说“这是头奶牛”，它确实是，那这个说法和乔治•华盛顿说它是奶牛一样是真实的。一个观点可能来自观察，或者传统，或者梦想，或者猜测，或者中毒，或者幻觉，或者是这些内容的组合。没有一个来源可以保证观点的有效性或者无效性。
当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某些思想在某个地方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些。但是相当的新真理仍然很难从起点就得到。这并不意味着真理不能从任何一个开始的地方得到或者去探索比如进化论。进化的观点早在达尔文之前几个世纪就有了。系统的分类学建立，世界各地的新物种的研究，马尔萨斯（Malthus）人口论，莱伊尔（Lyell）制订现代地质学原则，显示难以察觉的微小变化如何积累产生巨大改变的理论，以及对化石系统性收集的解释使得这个观点越来越清晰了。进化本来可能更加明显和清晰的，如果达尔文和华莱士（Wallace）早点知道孟德尔（Mendel）关于颗粒遗传（particulate inheritance）的假设，但是因为不知道这些，他们都做出了对进化的强有力解释，看起来好像和物种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稳定性相矛盾。
梅南认为别人抵抗差异性观点是因为他们抗拒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挑战。实际上，对于种族中心主义的挑战早在德里达1966年的著名文章发表以前就非常流行了，从纳粹种族主义的恐怖行为的反弹，到导致创立联合国的对美好世界的渴望，到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到美国人承认美国黑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民权运动，到1950年代1960年代越来越多的对美国黑人音乐文化的承认和兴趣，到从20世纪初开始的人类学研究等。所以认为“最伟大一代”激发了人文科学发动对已经在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牢牢建立起来的种族中心主义攻击的说法是让人奇怪的幻觉。
别人抵制文化批评的原因不是要批评种族中心主义，而是因为其自相矛盾，失败主义的主张：除了对所有知识的情景性的知识外，所有的知识都是情景性的，因而是错误的。让这个观点更加让人讨厌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如果所有的知识普遍性和透明性主张是错误的，那么适当的反应就是模糊地挑战主张。晦涩文笔的流行，自我表白式的排斥性的模糊难解的理论文章盛行的原因就部分在此。
当然，确实有很多普遍真理或者普遍人性的主张反映的是特定文化或者特定利益团体的片面观点。但是，拒绝某些特定观点的普遍性错误主张并不意味着需要拒绝普遍性本身。正如加纳裔美国哲学家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说的，在这些情况下后殖民主义者实际上反对普遍性的地方在于“掩盖某个国家（种族）传统的特权采用虚假的人类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说法的姿态。”“那些摆出反普遍性姿态的人使用‘普遍性’（universalism）就好像实际上它意味着‘伪普遍性’（pseudouniversalism）一样。事实上，他们抱怨繁荣根本不是普遍性。他们真正反对的，谁不愿意反对呢？是披着普遍性外衣的欧洲中心霸权（Eurocentric hegemony）。”
反对人性共同特征的主张确实不仅无法获得道德高地，而且破坏了把其他人当作平等对象的基础。最极端的差异鼓动者就是希特勒，他认为雅利安人和德国民族有独特的使命，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有根本区别。当然，这里不是把文化批评和纳粹主义混为一谈，虽然那些试图批评文化批评考虑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时往往被指控为拥有纳粹思想，但是简单地强调人性差异本身不能说明民族上的区别。我们需要接受个人和民族间的人类本质的共性和差异。如果我们完全拒绝所有的共性主张，我们可能面临否认存在关心他人的充分基础的危险。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学一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为人类学家通过报道其他生活方式的异域风情而赢得大名。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类普遍性不存在，正如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E. Brown）等用大量事实证明的。实际上，在强调差异的时候，人类本性的普遍性，和让人们相互理解对方成为可能的因素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被忽略的。
在从细菌往上的所有物种内，物种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共同的感觉和利益。对于人类来说，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甚至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相互理解，也是因为人类物种内部的相似性的大量存在。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对方因为人们能够从共同的关注中相互学习，人类面部表情的丰富性，人类指向性的准确，（所有这些都先于语言出现，使得语言出现成为可能）以及语言。我们从社会中学习的能力，获得我们自身文化的能力，也让我们欣赏和了解别人的文化成为可能。
人类间只有文化差异的观点打击人们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积极性，而这些对所有人都是有益处的。多年来从石器时代到因特网时代，强调差异、拒绝看到共性都限制对话，剥夺相互理解、学习、欣赏对方的机会。这个状况尤其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让人感到担心。梅南写到“19世纪小说是对19世纪生活的报道，不是对21世纪的大街上的生活指南手册。”所以，所有在20世纪及以后读了《傲慢与偏见》的人感觉到它显示了第一印象的危险，以及把社会地位高等同于美德，社会地位低等同于冷酷或者蔑视的揭露就都是错误的了吗？
阿皮亚提供了针对其他时代和地方的艺术更加吸引人的，积极的态度。因为他看我们所有人都是人类，而不是一群群差异性构成的团体，他认为文化遗产应该被看作整个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个地方或者某个民族的人的专有财产。在他最近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2005)）中，他提到公元前B.C.E 6世纪现在尼日利亚地区的诺克雕塑（Nok sculptures）：
如果它们具有文化价值，诺克雕塑毫无疑问是有的，我就突然想到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最好这样想：他们是受整个人类委托来保管这些遗产的人。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当然履行受托人的职责，诺克雕塑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是属于全人类的。“属于”当然是比喻性的含义。我只是想说该雕塑对整个人类有潜在价值的。最重要的是文化遗产对人类的价值而不是对某些人的价值。不是经历和尊重艺术的人，而是男人和女人。
而且，阿皮亚提出了“不是通过认同而是超越差异”的艺术联系的主张。我们可以对别人的艺术做出反应，而且实际上只有在我们超越了认为那些是我们的艺术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看待，做出充分的反应。我的人民---人类----创造了中国的长城，意大利西斯廷教堂（the Sistine Chapel）, 纽约克莱斯勒大厦（the Chrysler Building），这些人类奇迹是我们人类创造的，通过发挥技术和想象力。
但是在当今的学术界，常常看到的是，其他时代和地方的文学只是作为体现差异来讲授的，体现当时当地概念的地方色彩，虚假，构造，压迫性的或者竞争性的本质来讲授的。但是作为具有社会学习，相互学习的独特能力的物种，不要忘了，这正是让我们深入了解文化成为可能的东西，我们能够学习、回应、感受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地方、种族不同的人的文化成为可能。
研究人类的生物文化视角提供了最可能强大的理由，要考虑所有地区和文化的艺术成就，最强大的理由用真正广泛的理解人类物种的共性和差异性看待地方差别。最不大可能的就是集中考虑在某个特定的语言或者地区内的艺术标准规则，某个特定的文化水平（比如高雅艺术或者低俗艺术），某个特定的文明。从生物文化的角度，从古西伯利亚人到当今人类，从狩猎者到世界主义者，从古代口头文学到现代歌剧都是人类文化的变体。
强调差异不仅打击对现在以外的艺术品的研究，除了作为表现理论真理性以外，它还打击人们对纯粹艺术品的关注。梅南用不无失望的口气说“有一种回归文学的说法，回归比如美之类枯燥贫瘠的话题，这正是最伟大一代把我们从中挽救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文学研究认为他们从文学中摆脱是让人庆幸的事情呢？读者记得这位鼓吹人文科学应该殖民化其他领域的梅南吗？他是否认为医生从药品中摆脱是成功呢？通过理论激发的对知识可能性的否认（想象一下光癌症研究上就可以节省多少钱呢？）以及文化批评坚持差别（生殖器切除，上帝诊断，或者咒语治疗手段？）
让人深感不安的是，那些在艺术领域任教的人竟然会发现美是枯燥贫瘠的，而不是让人欣赏、赞美、企图解释的东西。难道梅南对妻子的容貌无动于衷吗？他讲话前言不答后语，文章胡乱涂写拼凑吗？他拒绝装饰自己的家吗？他蔑视如西非沃达比（Wodaabe）族男性或者北非鲁巴（Nuba）音乐或者肯尼亚装饰奇特的马赛人（Maasai）那样充满生命活力、美貌的人吗？他是否嘲弄世界各地大多数人对个人，风景，艺术的美感兴趣的人，试图装饰自己的家或者生活的人呢？我最近看到一个刚刚吃了泥巴饼的海地女人的照片，是的，就是泥巴，因为她没有钱买吃的。但是她仍然对着晶体管收音机的音乐在跳舞。至少，她能够分享对声音的美。难道梅南没有看到对美的热爱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于其他物种或许也如此）也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是需要解释的而不是要抛弃的？难道他没有认识到他理论上抛弃枯燥性的美，在个人行为上表现出对美的热爱，不是典型的理论上的法利赛人的（形式上）的虚伪吗？
我们对美的共同追求恰恰是获得跨文化理解和相互进步的最安全的场所。阿皮亚讨论和表现出来诺克花瓶的美的热爱不是更好、更快捷的认识我们所不了解的民族的文化创造性，理所当然的对自己成就感到自豪吗？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Dürer）在1520年代遭遇一个墨西哥高超的手工艺，评论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让我感动的东西。”歌德在读了中国小说后说“这些人和我们的思想、感情都差不多。”日本观众对莎士比亚或者贝多芬表现出同样的狂喜和痴迷。如果观众欣赏，艺术家就据为己有。千年前，全世界最古老的圣经《凯尔经》（Book of Kells）的制作者从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书写和图画传统高度结合起来创立的。19世纪和20世纪毛利人和新几内亚雕刻家使用西方工具和技术的娴熟程度和法国画家高更（Gauguin）或者西班牙画家毕加索（Picasso）或者从非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一样。
梅南错误地认为大学文学系最近对文化差异的坚持造成了破坏现状中最值得哀叹的后果。我怀疑后果没有任何破坏性，除了败坏大学文学研究的学生的兴趣之外。当然同时支撑了那些把“最伟大一代”的门徒笼络进来的坚信他们处于思想和道德高地的英语教授的地位。
进化让知识变成可能，不仅仅是可靠的知识，而且是能够带来利益的知识。进化已经让社会性达到许多物种的成员能够从时间上传播知识的程度，换句话说是文化。正如比较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显示的，进化开发了人类大脑理解虚假信仰的能力，理解别人或者我们自己可能对某个情景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促使我们探索更好的知识。不仅人类文化而且人类对错误可能性的认识都最终促成了科学，促成了系统性地对自己观点的挑战。科学方法产生了相对迅速的变化和可能的改进，当然也产生了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它们没有能够保证我们提出的个别观点的可靠性，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我们相互集体学习的前景。
从进化的长远观点来看，系统性地检验建议，正如科学所做的那样，是全人类要做的事。任何人，不管其出身如何，都可以参加在收获我们竞争和合作的双重倾向的天然优势的过程中。但是为了能够起作用，科学需要人们对我们可以改善我们思维可能性的承诺。坚持认为除了所有观点都不可靠的观点外，所有观点都是不可靠的，所有观点都是地方性的，是不可能产生真正进步的路线。
译自：“Getting It All Wrong Bioculture critiques Cultural Critique” By Brian Boyd
作者简介：布莱恩•伯伊德 （Brian Boyd）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教授。著作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罗斯岁月》（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Years）以及最新出版的著作《纳博科夫的微弱火光：艺术发现的魔力》（Nabokov’s Pale Fire: The Magic of Artistic Discovery）
http://www.theamericanscholar.org/au06/gettingitallwrong-boy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