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8日公布的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了美国科学家小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 Jr.）和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在“探测宇宙中微子”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与“发现宇宙X射线源”的美国科学家里卡尔多·贾科尼分享一半奖金）。
在恭喜从事中微子研究的科学家再次获此殊荣的同时，笔者想起了有“中国原子弹之父”之称的中国物理学家王淦昌（1907-1998）在这方面的贡献。
二十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困惑不解。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
1941年，王淦昌设想用轻原子K俘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但是，由于当时浙江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内迁贵州湄潭，条件拮据，王淦昌无法进行自己所设想的实验。
中国科学家失之交臂
不得已，他只好把写成论文，先是投到《中国物理学报》，但因为学报没有足够的经费印刷那复杂的科学公式，他又不得不把论文转投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该刊于1942年1月发表了王的论文。半年后，美国科学家阿伦（J. S. Allen）根据王淦昌的方案，用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
1956年，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Frederick Reines）和科万（Clyde Lorrain Cowan Jr.）用强大的核反应堆作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确凿证据。当这一研究在差不多40年后于1995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科万已经去世。对“中微子的存在为什么不能首先在中国得到验证”，王淦昌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甚至酸辛。
的确，这是中国科学家比较接近诺贝尔奖的一项重要工作。
大学以获得诺奖为标榜
关于诺贝尔奖，有一种不成文的传统，大学或研究机构都热衷于统计曾在那里学习工作过的名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比如，笔者曾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校发布新闻时特别指出，他是哥大历史上的第63个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的多寡，似乎成了考核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重要标准。
不可否认，诺贝尔奖得主多为科学共同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因得奖而受到关注、带来权威和享有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科学史教授弗里得曼（Robert Marc Friedman）在其新书《选择卓越的“政治”：在诺贝尔科学奖背后》提醒我们，把获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其所在的研究机构甚至国家在科学上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不恰当的。
首先，诺贝尔科学奖涉及到的学科领域有限，仅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和化学。当今科学之突飞猛进，学科之不断分化，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分枝。
其次，即使在诺贝尔所定义的狭窄的“科学”范畴之内，也有许多杰出成就由于僧多粥少（诺贝尔科学奖规定每个奖项每年最多奖励两项成就三人）而难免挂一漏万，或种种非科学的原因（包括下文将写到的评选过程中的因素）造成该得奖的没有得，而不该得奖的却得了。
也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获奖并不是相对论，而是光电效应的理论，后者尽管也是重大成就，但就科学意义而言远不如前者。
第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在个别领域获得诺奖并不代表该国家科学水平的全面提升。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印度。
1930年，印度物理学家拉曼（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因分子使光线散射的过程的发现而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声称，授奖给他将对一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带来重要影响。结果如何？世人有目共睹。
而另一个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1959年黑洛夫斯基（Jaroslav Heyrovsk）的诺贝尔化学奖，也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该国的科学研究的整个面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