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经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热潮，有关历史文献与雅俗共赏的著述就在去年出版数百种，国际研讨会也开了不少，无论是专业历史学家，还是网络作者或公共历史作者，人们对这场革命的成败得失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却未见有人参考过民国时期出色的宪法学家兼政治学家鲍明钤早在1922年就名震异邦的英文著作《中国民治论》（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也很少有人关注由作者后裔呕心沥血迻译的《鲍明钤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6），未免愧对前贤，妨碍历史研究与宪政探求之精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当代法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著述都远不及民国学人的水准，这就完全印证了歌德的一个断定：“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即便是浙江大学创刊于抗战时期的非专业性刊物《思想与时代》，其中的分量与学术品位也不是如今多数学术论文所能望其项背的。个中差异，值得深思。学术职业不比经商，无法一夜成富，与时俱进还得循序渐进，否则就免谈了。
鲍明钤，1894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基督教牧师之家，12岁时父亲病故，全赖母亲缝纫维生。贫寒的家境从来都是有志者自强不息的助跑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则驱使他立志向学，报效家国。1914年，他在清华学堂考取公费留美生，放洋8年，相继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与宗教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霍大的校长F.J.古德诺与W.F. 威洛比教授、W.W. 威洛比教授既是中华民国的宪法顾问，也是他的师长。《中国民治论》在美出版之年，也是作者受召回国之年。他相继任教南开、北师大、北大、朝阳、辅仁等校，担任政治学教授或英语系主任，1946年6月到过延安，考察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及至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政治学被取消，遑论宪法课程，英语被俄语取代，他无书可教，近乎闲置，1956年突然被捕，1961年瘐死狱中。
鲍明钤的命运浓缩着那一代留美学人的苦难，成名过早的学术声誉与淡视党派的旨趣辄使他雪上加霜。他的第一本著作还不是《中国民治论》，而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与概述》（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A histiory and a Survey），该书的扉页就毫不掩饰地写着：“献给我的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期待祖国以务实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正当权益。为此，他还在某些国际研讨会与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见解。他说：“中国自我图存政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中国应建设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及一个坚强而且统一的政府。”惟其如此，《中国民治论》一书就接踵而来。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个民族正面临着，或即将面临在本国历史上，或者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一场危机。……眼看着理应有一个良好、稳定和有效的政府，勤俭、耐劳、善于容忍和热爱和平、无助和无辜的中国人们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说不尽的种种苦难，良心的呼唤要求有识之士承担起研究这个问题，并指出出路何在。”
以汉译文本编入《鲍明钤文集》的，除了上述二书，还有《门户开放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和平》，再加原有的汉文篇章《中国现代政治》、《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问题》、《在华外侨之地位》，凡90万言，实乃鲍家历经浩劫之后所能找到的作者生前著述之精华，编译者乃年逾八旬的鲍氏之女丽玲女士与女婿毛树章先生，一对耄耋夫妇是师出协和与同济的医科专家，丰富的英译资历与坎坷的社会阅历，加上虚心求教的译述态度与老朝阳毕业生的倾力支持，在在都是译准原作的坚强后盾。法学名师熊先觉先生与东欧问题大家许葵先生都是老朝阳的弟子，他俩为乃师文集合撰的序言虽然篇幅不长，却不仅是一篇高质量的导读美文，也是梳理先师学术理路之佳作。二公自有理由坚信：“肉身会消失，名声可以湮没，但思想的光辉却无法永远遮蔽。”
粗阅文集，最让我难以搁置的还是针对民初政治危机的《中国民治主义》（即《中国民治论》）。鲍明钤在原序中就如实地表明：“作者没有参加中国的任何党派，仅仅是为了追求真理，不站在任何集体或派别一边”，“恳请善良的读者们原谅作者提出的主张和建议中所表现的坦诚、直率和无所畏惧”。为了使本书切实可靠和具有实用价值，鲍氏不仅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欧美宪政资料，还走访不少研究中国问题与宪政问题的权威人士，“努力把本书的立论不是建立在很多的政治理论上，或是宪政政府新的经验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牢固基石上，特别是领先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显示的政治和立宪经验上，以及在中国近年的历史中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上。”
至今为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彰显辛亥革命开启民国新纪元之首功时，无一不是以《临时约法》的文本为标准，臧否人事。鲍明钤则从近代欧美宪政理论与中外宪政实践两个维度，厘清制度设计与民国政局动荡之间的因果关联，发他人所未发。虽然孙中山也注意到，理当“先县自治之成立，而后国家机关之成立，《临时约法》，适得其反，其谬已不可救矣”，但在鲍明钤看来，《临时约法》的缺陷还远非如此。首先，总统与总理的责权没有明确的划分，只能造成二者之间的不断摩擦与互斗；其次，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人数过多，两院议员的出席经常很不规则，不仅效率低，而且麻烦不断；第三，两院的权力相等，而且权力过大，使立法机构不能有效地协助政府，反而成为政府的障碍；第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分属不同的政党控制，相互冲突与对抗就会跟随而来，阻碍国事；第五，没有规范中央政府与各省关系的条文，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作者不仅批评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与地方势力的好战，也批评掌控议会的国民党人的党同伐异。作者确信国家的民主宪政定将成功，但也强调： “人民要有关心公共事务的气质或精神”，并且积累相应的政治经验；需要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良好的政党，而国民党与进步党都有缺陷；“应由一些不成文的宪法道德规范主宰那些从事政治博弈人士的意识”，尤其是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意识；期待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永久宪法。为此，鲍氏还认真设计出一部超出党派色彩的永久性宪法草案。他的直言不讳却触怒了当权者，不仅禁销他的著作，还派人追捕，逼他逃亡菲律宾。他虽然也盼到了1949年国家建设时代的来临，但对他来说，后来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无需等候大革文化之命的灾难降临，此公就在狱中怀着满腹学识撒手尘寰。
有位西哲曾经不无挑战性地发问：“在历史中，你是否曾获得任何我们现代情形的启示，或我们判断及政策的指引，或任何能防止变迁与兴起的护卫的力量？你又是否曾从过去事件的连续中，发现出一种律则，使你能预测出人类的前途，或国家的命运？”当你读过已被尘封数十年的鲍氏著作之后，或许就不难回答这样的诘问。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2年4月20日“读与思”周刊
（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