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北京香山论坛是我在中国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从中我不仅认识了其他非中国籍的与会者，而且结交了很多中国军方官员、友好的东道主以及其他到会同行。
本次论坛包含三个主题不同的分组讨论，我被分到了第三组。该组的讨论主题是亚太互信，讨论本身也的确为研究该主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讨论——尤其是第一天的讨论——则更多地体现或者塑造了不信任，而不是如何缓和或是克服它们。
总的来说，第三组讨论的参与者分成了两个阵营。第一阵营将着重点放在了亚太各方如何了解和信任对方的战略意图、直觉感受在得出结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沟通调整未来的行动来增进这种互信等问题上。与之相反，另一个阵营关注的是如何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达成观点上的一致，而不管这些和现在（或者将来）相联系的问题如何能够得到解决。换句话说，第一阵营强调向前看，后一阵营强调往后看，弄清楚到底是谁的过错。持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是中国军方的与会者。
于是，我们的讨论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偏离了主题，从“信任”这一主题转移到长时间的对比历史以及事实的“评论+回应”的怪圈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和非中方的与会者对基本事实的认识似乎迥然不同。（例如：2012年中国南海上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是谁发动了朝鲜战争；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是否承认该国在20世纪30年代入侵了中国。）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客观上“可知的”，但是东道主们却对实证判断毫无兴趣。我们的圆桌讨论于是陷入僵局，因为大多数中国军方与会者显然认为，让所有其他人接受他们对事实的判断——以及他们对于错误和罪责的相应描述——才是面向未来、讨论“互信”的根本出发点。
在中方与会者面前，所有非中方与会者都没有贸然断言中国的战略意图。但是我们却明确提到外国人因对中国的意图有所感受而产生的担忧，并且询问，如果中国真的会像其领导人所宣称的那样走和平崛起的道路，那么如何才能够避免外国人的误判。然而，中国军方的与会者，却乐于告知非中国人其政府的种种意图。例如，他们告诉我们，日本的意图是重拾二战时期的帝国主义旧梦，而美国的意图是“遏制”中国并且阻挠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所做的这些推测并不仅仅是所谓的直观感受那么简单，而是要求我们这些非中国人把它们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来接受——因此必须设法弥补——只有这样，未来才有可能建立信任。
对于中国军方的与会者来说，如果想要取得战略信任，那么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必须经历一个类似于毛泽东式“自我批评”的过程：这些被宣布为妄图伤害中国、被认定身负罪孽的国家们必须切切实实对它们的罪恶表示忏悔——程度要足够强烈，过程要足够持久，态度要足够真诚，直到中国认为这些国家能够最终抛弃成见，行为适当得体为止。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要追求互信，一方就得诱使另一方接受自己对历史的描述，并赞同自身世界观的核心要素。
这样的分歧是令人震惊的。在中国军方与会者看来，相对于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处理不同呼声或进行评判，预防国际冲突和确保未来“信任”的目的主要是恰恰是为了防止多样观点的出现。为此，特别需要获取别国在世界上对中国诉求的确认和赞同以及对其自我叙事的认可。在这种本质上的一元论秩序观的指引下，在一个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框架中界定和处理分歧的努力让位于在各色战略竞争者中进行道德等级的划分，于是这些利益主体最终也就完全不需要博弈了。（参与者不必完全同质，但是他们必须被置入一个单一的道德秩序等级体系，予以“和谐”。这是讨论“信任”的先决条件，并将产生和平及秩序。）
在会议将行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在先前讨论中困扰我许久的问题，以期能够就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讨论。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一个常见的论调是：美国费尽心力向别国输出价值观，并且教导他们如何管理国内事务，中国则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然而有趣的是，在我们的圆桌讨论中，所有非中国的与会者都未涉及价值判断和他国“国内”事务。与之相反的是，许多中国军方的与会者的口中却总是出现此番论断。在消除影响地区不信任因素的问题上，中方要求日本必须修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增加其在过去对中国犯下罪行的内容、必须制定法律禁止供奉战犯、必须在国家政治中清除右翼政党等等。他们坚持认为，日本做出这些改变是进行未来战略互信讨论的前提。
我在全体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并且询问为何中国的东道主们不认为这些主张是“干涉”日本的“国内”事务。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将领解释说，中国就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有关中国及其自身历史的描绘所提的要求并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原因是这些事务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例如，他告诉我日本政坛的“右翼偏向”应当被压制，而中国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右翼势力伤害中日关系。）这些事情具有外部影响，所以并不是“内政”，中国可以对“影响中国”的事务提出要求。
如果当今中国大部分人都持这种观点——我完全相信这些资深的、身着制服的中国军方官员，在出席一个他们自己赞助并且总结发言的大会上，在受邀中国媒体代表的摄像机前，所说的话是不会越过官方划定的那条线的——那么这一现象将为理解中国所设想中的“和谐世界”如何运作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该现象表明，中国近些年来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完全不值得惊讶——这些行为包括要求西方政府禁止媒体进行关于中国的“有偏见”的报道，要求俄勒冈的一个小城摧毁一个同情西藏事件和台湾独立的私人壁画，抗议会见达赖喇嘛和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颁奖，愤怒回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近的一份“缺乏平衡”的出版物，骚扰那些报道中国精英腐败的西方媒体，以及上述有关日本国内政治和行政事务的诉求等等。
我曾经认为这些事情大都是些不成体系的，前后不一致的无理取闹而已，仅仅是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不安全感，以及粗陋的党国宣传的折射。我还以为，中国在外交上的“不干涉”仅仅是一套宣传辞令，有时援引为据，有时撇在一边，具体怎么做取决于中国人投机的、而且常常是虚伪的犬儒主义。
然而，我和中国军方官员在香山论坛上的接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也更加有趣的）解释。中国在上述问题中特立独行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自身的概念框架相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古老的以中国为中心的道德主义在信息时代发生纠结的产物：中国，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渴望控制他人对自己的书写和叙述。因此，哪怕是远隔千里之外的海外媒体，大学出版物，甚至是小城镇的壁画都成为中国诉求的对象，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和中国相关。因此中国认为它们所表现的不仅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国，也反映出它们如何描绘和理解中国。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对香山论坛有关“信任”的圆桌讨论中两组人观点的观察上来。具体而论，当坚持以我们接受中国自身的历史和道德观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建立未来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前提时，中方与会者似乎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中国观是特定利益所在，并以之为出发点。在此管窥某种至少初露雄心的观念帝国主义，约略可见中国控制世界上有关中国之话语的战略意图。
中国当代的统治精英似乎把政治道德话语控制看成了“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但这并不是某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进衍生物。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此看到古老的儒家学说中“正名”理念的现代版：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对关键角色的恰当描述将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由这个理念出发，控制“名”在本质上和控制秩序体系的本身是一样的。就这类描述而论，不可能有纯粹的“内部”事务，因为所有国家都是构筑秩序体系的一部分，这些事务因而关系到每一个国家。
因此，可以说，中国热衷于“修订”别国对中国的观念，不一定“仅仅”是不安或者自恋的产物。它事实上植根于中国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对话语的控制是一个固有的战略目标，因为对地位和角色的描绘被认为在塑造他们所描述的世界时发挥着关键作用。（似乎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世界“恰当地”了解中国，那么各国的行为就会朝着中国执政者所希望的方式发展；控制他国的观念体系跟传统上切实可感的世界霸权同样重要。此外，他国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看法会对执政当局在国内的合法性产生影响，也关系到一党专政能否继续下去。）由此可见，我的中国军方同行强烈要求在区域政治道德背景陈述上与北京一致，并不是对手头任务麻痹大意、任性而为，实际上正是在进行博弈。
一方面，我在几天的讨论中可能解读出了过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第四届香山论坛上的邂逅或许真的凸显了历史上在中华天下体系之外罕有先例的政治—道德帝国主义，从而为解读中国构建全球秩序的独特方式提供了一个深入的视角。中国的领导人似乎为他国有关中国的叙述而付出了大笔投入——并将其视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地带（即优势或劣势）——他们似乎声称有权控制他人的解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将对美国以及中国愈发紧张的邻国们在两个方面产生重要的政策暗示：一是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二是针对中国构建切实有效的竞争战略的其他方法。
无论如何，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