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搞不下去，因为特权者会死守旧体制。这话看来不对，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许多案例都表明，在某种情况下不改政治不仅可以改经济，而且经济体制可以改得极“彻底”，改得决无半点“社会主义”的残留。祇是
这种改革将毫无公正可言，它将变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一场超级原始积累过程。道理很简单，特权者也许不愿意放弃权力垄断，但他决不反对，也许还比任何民主主义者更乐於当老闆！
过去说不问姓资姓社，现在又说不问姓公姓私。其实“姓公姓私”早就是个伪问题：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若干公民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幷、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的权利。因此世界上祇有命令经济国家立法禁止私有制，从无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如美国，从当年欧文的新协和村、民粹派的 “联盟公社”到如今的摩门教公社，祇要它不搞强制，国家就不会阻挠它。倒是在我们这里，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规定“今后禁止新建产权不明晰的国营
企业”，规定一年内乃至几个月内完成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制，甚至合同未到期的承包、租赁企业也要提前终止合同以便拍卖.一些地方在有油水时强调领导层持大股；而在那些“烂摊子”中又反过来强制职工出钱补窟扈，不出钱就解雇。这些做法真是“激进”得可以。
中国如今不少地方雇主可以自由地组织商会，工人却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我们过去启发劳动看觉悟时常讲“谁养活谁”：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倒从来没有“养活工人”之说，主张劳动价值论的斯密等不用说，即如弗里
德曼这样号称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也不过说“劳务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要，两者间是互利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示惠。然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却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往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养活”的，如今不“养”了……
的确，我们如今不应纠缠於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这类伪问题了，但我们却不能回避一个真问题：公正还是不公正？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也许很理想，但象红色高棉那样搞“公有制”，马克思在世也会给气死；私有制也许很有效，但无论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都不会赞成贪官污吏的化公为私。象“休克疗法”倡导者萨克斯那样的人尚且大骂“权贵私有化”，我们这里却有人撰文宣称祇要不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其余怎么弄都行，真让人叹为观止！
无论姓公还是姓私的不公正，都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即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权力捉弄财产”之弊。而这祇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才可能解决。在今日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能进行，甚至还可能进行得又快又“彻底”，但绝不可能缓解不公正，使改
革沿着人类文明与正义的方向前进，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新左派”大谈“经济民主”，但他们讲的“经济民主”内容是文革式的“工人治厂”与文革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而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败的。企业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幷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
众参与”祇能限於建议性质.换言之，无论姓公姓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较成功的企业家在管理上一般都是“一长制”。然而，由此决不能导出所有者的产生过程也是“一长制”、也要排斥民主。在发达市场经济下，企业主可以对他的企业发号施令，但他之成为企业主决不是发号施令得来的：他决不能下令把“非他的”企业变成“他的企业”或他所看中者的企业.换言之，管理改革可以讲集中，但产权改革必须讲民主，而不能搞“一长制”。遗憾的是我们的情况往往相反：一些人热衷於鼓吹“鞍钢宪法式的民主管理”，另一些人则
主张搞一长制的产权改革，这是很可虑的。由於“管理改革要集中”，过去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消极影响还不明显，现在随着“产权改革要民主”日益成为时代的要求，这种滞后的消极性会大大突出。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由商品时代向信息时代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愈发突出。近来一个以关注政治着称的“首富”就信息价值问题频发惊人之论，认为信息时代已使平均利润率概念失效，无本万利、“四两博千斤”已不足怪。此论值得注意。的确，在一个机会
均等的规范市场中信息价值的创造是人类劳动质量的一次飞跃，创造者得到超常回报也是经济进步的表现.但在一个机会垄断的不规范市场中，“权力信息化”比“权力商品化”更可怕，“信息官倒”的危害将百倍於“商品官倒”，它的“四两博千斤”将是腐败的一次飞跃.
就此而论，我国某些信息价值论者对权力的兴趣远在比尔？盖茨之类洋人之上，是耐人寻味的。而众所周知，消除机会垄断与权力信息化也有赖於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