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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专业精神就是信仰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你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如何从富强向文明的转变。今天的企业家阶层掌握着大量的物质资源,许多人却并不具有过去贵族阶层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怎样看待国人富裕之后的精神状况?

  许纪霖:从欧洲历史和中国近代的历史看,资产阶级最初都不是贵族而是暴发户。尽管有一部分人是从贵族阶层里分离出来的,但更多人完全是贫民出身。在欧洲历史中,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还在贵族手里。有一种看法认为,在1960年代之前,资产阶级文化一直是臣服于贵族文化的,因为他们以贵族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虽然加以世俗化了。

  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通常会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代人是入世禁欲,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他们开始追求利润,追求世俗的生活,但个人还是有信仰的,对钱本身没有太多的兴趣,是要通过钱证明自己是有成就的人。欧洲第一代资产阶级是希望能够进天堂的,所以是入世禁欲的清教徒。这都是受到过去贵族的影响。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以后越来越入世,禁欲这个词却没有了,开始追求奢华。

  当代中国也面临着这个情况,第一代资本家有一部分是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他们有大志向,大事业,这批人通常是从贵族转化而来的,这个贵族包括传统的贵族,也包括红色贵族。中国人因为经过毛泽东时代,穷怕了。80年代经济起飞以后,信仰崩溃,进入一个物欲泛滥的时代。在很多人看来,幸福就是物欲的占有和享受。这使得中国第一代暴发户没有像欧洲那样入世禁欲的过程,而是入世纵欲的精神状态,以物质的占有和消费来作为幸福的自我评价。但他们最终会发现,财产占有与幸福完全是两码事,那种幸福只是短暂的,虚幻的,而不是终极的。

  CBR:没有信仰之后,面临着财富的不断增长,无法处理自身的定位。怎样才能化解这种精神上的危机?

  许纪霖:精神危机当然需要文化修养来改变,但我认为这不是知识性的,而是信仰性的。在制度不公正的前提下,资本家大部分都是有原罪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自我救赎。英国历史也有羊吃人的时代,工业革命时代也很不公正,公正只是20世纪的事情。但他们知道自己有原罪,一是通过入世禁欲,在道德上像贵族那样去追求;二是他们有责任心,懂得回报社会。欧洲第一代资产阶级是通过慈善公益的事业来救赎自己的。中国富裕阶层的问题不在于原罪,而在于有了原罪以后如何救赎。读一读托克威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法国为什么出现大革命?因为贵族太腐败了,不再对社会有担当,最后就垮掉了。

  

  专业追求就是信仰

  

  我并不认为企业家阶层的信仰一定是什么宏大的家国天下,你首先要对自己的专业有信仰。

  CBR:谈到社会担当,在制度和信仰双重缺失的情形下,企业家群体要创造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价值,需要怎样的精神修养?

  许纪霖: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写过《追寻美德》一书。他说,人的追求有两种不同的利益,大部分人只追求外在的利益,如权力、财富、知识,这些都是外在的。当以外在利益为动力的时候,你很容易改行。今天做这个行当赚钱不多,明天改成另一个赚钱多的行业。而人的美德是内在利益,意味着我非做不可,不做这个就满足不了自己内心的渴望,那是金不换的。

  经济发展是靠欲望来推动的,但并没有解决自我承认和自我肯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被承认和被肯定是建立在什么意义上的?如果仅仅建立在欲望的满足和对稀缺资本的占有上,你永远也无法自我肯定。就如同奢侈的消费无法赋予你贵族精神一样,因为你永远觉得有不满足感,即使受到他人的肯定也是有限的,你永远觉得自己是卑微的,内心永远存在一种紧张。

  自我肯定,需要靠宗教和道德来提供另一种标准,这是一种内在的标准。它和各种各样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没有关系。不管你能力有多大,拥有的东西有多少,关键在于你是否做到了最好的自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衡量自我。专业主义精神何尝不是一种内在利益呢?乔布斯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他追求一种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完美,和财富几乎没有关系。

  宗教、道德的标准不一定局限于行善,更在于你怎么肯定自己。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普遍缺少对所从事专业的宗教感,像乔布斯那种对内在利益的追求。对自己的领域、对工艺的敬畏感,既要靠外部的竞争,也要靠内在的信仰。所以我并不认为企业家阶层的信仰一定是什么宏大的家国天下,你首先要对自己的专业有信仰。中国今天是世界工厂,却没有高端领先的技术工艺,因为企业家缺少这样一种精神。专业精神一旦出现,人才会变得比较自律,会觉得生活的意义不再是花天酒地,天上人间。不是以财富来炫耀自己,而是以一种创造力和工艺的完美来得到别人的尊敬。

  追求卓越是一种贵族的品质。能够得到承认和尊敬的行为不一定是行善,哪怕你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凭借专业追求也能在行当中得到承认。中国企业家目前缺的就是专业精神。中国需要的是专业技术排行榜、行业声望排行榜,而不是胡润财富排行榜。世界各国的竞争最后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那些不把财富作为终极理想的人。

  

  自为阶层正悄然形成

  

  自发秩序需要社会组织,特别需要企业家阶层有自己的组织,今天我们离这步还很遥远。

  CBR:你强调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不能分离。能否着重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谈一谈企业家阶层正在发挥的作用?

  许纪霖:差不多从8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就开始期待着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寄托所谓现代化的一些最基本的理想。因为那时候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是要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30年之后,在我看来,这个阶层已经基本形成了。有几个标志:

  一是这个阶层已经开始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主要是由一些私人企业家和高管组成。但这还不重要,用马克思的话说,这还是一个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阶层。但我发现最近这两三年,这个阶层正在转变成一个自为阶层。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可以看到他们有所行动了。这种行动可以称之为一个阶层的行动,并不是个人行动。特别是沿海一带企业家群体,活动非常频繁。通过各种行业、地域的企业家组织、俱乐部、协会,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组织。这些组织不是附属于政府机构的。比如说阿拉善生态协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开始走向初步的联合。

  他们不仅有了一些形式的组织,也开始明确地以公开身份的方式发言。在博客和微博出现之前,你很难在公众媒体上发现这些企业家,他们并不是公众人物,如果是的话,也只是因为他们有钱。而如今,在微博出现以后,一批企业家成为了粉丝从几百万到上千万的意见领袖。过去他们对公共问题是沉默的,闷声大发财。现在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阶层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第二个标志。

  第三是他们开始有了行动,比如慈善。刚刚开始成为"暴发户"的时候,他们还是以奢侈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特权。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注意到,真正有身份的人不是玩什么顶尖奢侈品的,而是看你对社会是否有所担当。所以以慈善、公益为中心,企业家阶层已经做了很多事。在社会、生活上已经不错的情况下,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道德上的自我肯定。

  第四个趋势也发生在近两年,就是企业家越来越关心政治。以前企业家很少谈政治,就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是沉默的,总是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聚在一起的时候,多是谈论怎么赚钱。而这两年,这个阶层越来越关心政治问题,关心中国会向哪个方面发展。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上层,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对自身企业的发展。因为他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分不开。有一位著名房地产商如此说:"企业家不关心政治,说明你的生意还不够大!"

  因为关心,他们开始越来越注重知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注重学习,成立了各种自发的读书会、研究会和书院。一个商学院毕业的高管对我说:"关于管理的知识,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如果要往更高的层次提升,我发现最缺的还是历史、哲学、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这背后的原因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未来完全分不开。

  从上述几个描述来判断,我认为到了2010年以后,这个阶层已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为。

  CBR:在企业家阶层走向自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背景下,他们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哪些独特优势?

  许纪霖:中国社会潜在的最大危机是秩序失控。近代中国几次大的市民运动都是由大的商会、教育会领导的,没有暴力,非常有秩序。因为社会自身有组织,哪怕政府暂时的失控,行政失灵,社会照样有秩序。就秩序而言,企业家阶层和政府永远是一条心的,不希望乱。但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建立秩序?最好的秩序是柔性的,是社会自身产生而不是行政强加的秩序,这才是哈耶克说的自发秩序,而不是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式的秩序。自发秩序需要社会组织,特别需要企业家阶层有自己的组织,今天我们离这步还很遥远。虽然有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但首先缺乏自主性,缺乏法律和制度的合法保障;其次,组织之间的联系很微弱,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市民社会,这个环境和民国相比都很遥远。因此,企业家阶层与其寻租,不如更多地发展自己,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

  企业家阶层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今天已经有了财富,但很多人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事实上,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大家守住自己的领域,相互有所制衡。政治、经济、文化都不能一权独大。守住自己,再制衡别人,这才是最合理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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