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写了五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贯穿其中的重要思想，是为19世纪以降的中国新文化辩护。我说的新文化指的是现代文化。不能说它没有本土资源。从明末至鸦片战争，在思想家的著作和市井文化中，都可以发现有关因素和思想闪光。我就曾以魏源前期思想为例，论证过这个问题。1 但是，由于传统过于强大，它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于是，新文化主要来自海外，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思想一脉相承；而自家传统则扮演了十分奇特的脚色。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我走上这条路，也与我的个性息息相关。不过，就我自己而言，个性主要来自后天的熏陶。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已摆脱厄运，不愁衣食。父亲外出经商，越走越远，一年难得有几天在家；母亲虽出身于当地的名门大族，但不识字，只要我捧着书，她就高兴。加上15岁起远离家乡独自在广州念书；于是，谁也不管或管不着，自己在书堆中悄悄成长；内心世界远比腼腆的外表丰富。侠义情怀来自白话古典小说（《红楼梦》除外，少年时代无法看完，挺腻烦）和武侠小说。巴金、冰心给了我一颗爱心。人有权杀大公鸡吗？这个巴金问题曾长期困扰着我的心灵。老舍的《月牙儿》等名篇，把我的目光引向被欺凌的小人物。在拜伦的《哀希腊》和艾青的《吹号者》等悲壮的号角声中，追着读《观察》、《世界知识》，读遍了鲁迅、茅盾，加上范文澜、胡绳、宋云彬等人编写的史书，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等等，推动我度过了从少年到成年的高中生涯。迎来1949年10月，我深信共产党带给中国的必然是自由、民主、公平和富强。"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我和朋友们是唱着这支歌迎接解放的。按我的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当然可以有话直说。倔强、直率、同情弱者、关心国家命运，慢慢成了习惯。
50年代，带着对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下吓人的通货膨胀、贪污腐化、特务横行、以言治罪、饿殍遍地等悲惨景象的深深记忆，怀着参加经济建设的美好愿望，我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暑假，念完研究生班，告别复旦大学回中大任教。踏上列车，旅客闲聊的第一件事，是广州每人每天只能买两毛钱肉！接下来是反右过后的疯狂大跃进；接踵而至的是自己、家人、亲友、同事、同学的饥饿、肝炎、水肿……乞丐重现街头，饿死人的消息传至耳边。那两毛钱肉早已降至每月半斤至一斤（5毛至1元），还要早早去排队。那时还不知道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只为避免只能按《红旗》的口径讲"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尴尬，我转去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思想史教学与研究。
在这一领域耕耘，无可争辩的主题，不能不是新旧文化及其纠葛。这一选择，把我推向为新文化辩护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艰难首先来自无所不在的封闭。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图书馆物质设备落后，真有点惨不忍睹。更触目惊心的是思想的封闭。说两个小故事：一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拿着中山大学的介绍信，再加上找熟人打招呼，到馆里看20世纪初的刊物。看完第五种，管旧刊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无论怎么说都不肯再借。她说："您看得太多了！"另一次是1984年在云南大学图书馆。我想看看抗战时期的刊物。管理员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说要请示。问过领导后，她拿出目录给我翻。当我提出看某种刊物时，她坚决拒绝说："我们人手不够！"而当时大大的一间平房，只有一个想当读者而不得的我。要是有人怀疑这是袁某非常特殊的经验，不妨看看《严复集》的《编后记》。王拭教授竭尽全力想编一套比较完整的集子，却无可奈何地写道："有的已有线索，但未能得到，如辽宁省博物馆现存严复致熊元锷书三十余封，因他们计划自己整理，所以没有提供出来，本书暂阙。"2 别以为这些都是80年代的陈芝麻、烂谷子。1992年3月，我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便，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看资料。办完一切手续后，工作人员问：要看什么？我说明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想看的刊名；看完后，发现了新的线索，提出要看其他资料，便遭到婉拒。拿出代表证也不行。好在偶然碰到有关负责人是敝校的校友，才化险为夷。
各图书馆都不乏热情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出任何论著。但为什么从北京到边疆，上至国家图书馆，下到大学，一再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回答以前，不妨先说说1993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图书馆的见闻。众所周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是任人阅览的，该校也不例外。出于好奇，我问该校东亚研究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吗？"电脑一查，有。她立即带我到书架中找出，是苏北解放区的油印本！这本书是《论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部分，提倡绝对服从，是驯服工具论的最完整的论述，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忽视的文献，1949年以后，没有公开出版；市面流通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仅是思想修养部分。如在国内，恐怕也是善本了。到大学图书馆办借书证，只与东亚研究院核对一下，几分钟就办妥了。工作人员介绍说：除该校师生和访问学者外，凡在加州纳税的（凭16岁以上几乎人人皆有的驾驶证或其他资料），都可随时办证借书；其他州的则要交点钱。他们为公众和纳税人服务的观念非常明确。对比之下，上述国内图书馆的怪现象，决不是几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偶尔失误；说到底，这是特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在法治、民主还是奋斗目标的国家里，所谓国有或全民所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往往层层分割，程度不同地沦为部门或首长所有。他们头脑中没有纳税人的观念，"为人民服务"云云，履行与否，全看有关人员的兴致；法治尚未摆上日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化身；加上阶级斗争为纲的余威；于是，手中特有的书刊，便成了可以随意封闭的宝物。无权无勇的学人，碰点软钉子或累遭白眼，学术工作受阻，可说是在劫难逃。
更大的艰辛来自学术自由累遭践踏。有过反右的经历，不会天真地梦想有世外桃源，但总以为历史与现实有距离，这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让我自由思考和说话稍微痛快一点。不过，接踵而至的是幻灭。太沉重的目前不想说，说说比较轻松的四写胡适的小故事吧。
1980年，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耒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此文三年后才在《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一辑上登出；一字不改。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他们是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过后，石峻教授告诉我，他是审查人之一。他表态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应该发表。从这一小事上，也显示了这位学识宏富的前辈学者敦厚、宽容、奖掖后进、支持学术自由的风采；不愧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石先生几年前已作古，记此小事，顺表敬意。）可是，"全面专政"已百孔千疮；虽然历史还不能自由探讨，但用充分的史料说话，仍有机会说服理性的编者和读者，从而得见天日。这是第一次写胡适留给我迄今未能改变的深刻记忆。
第二次写胡适是在1988年。那时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而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3 寄给该院。翌年五月，要开会了，我正滥竽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卖给我飞北京的机票。随后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风波。稍后重读此文，觉得说得很不充分，便放在一边；直至山东《哲学杂志》创刊索稿，才在该刊登出。也是历时三年。
第三次写胡适，在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很快，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文化与传播》，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那么凑巧，又是整整三年。
以上两次是大环境非常寒冷，为民主、自由、法治、个性解放、"全盘西化"等等辩护，颇不合时宜；不想给朋友们添麻烦，自己没有主动寻找发表机会。与之不同，第四次则有点怪味。
1999，五四80周年，要稿的电话应接不暇；其中之一是《南方日报》的友人。他命题作文：以爱国为主题。遵命草就《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该报于5月31日刊出；《同舟共进》月刊也于5月号刊登。这篇不到五千字的短文，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是现代爱国主义的新高峰"。"对外软弱、对内凶狠是近代中国不少政客、武夫的本性。这不是几声呼喊所能改变的。徐世昌改弦易辙另有因由。主要是当时已形成了多元社会的雏形，他不能不正视各种力量的合力。"在评述了上述无可辩驳的史实后，我介绍和分析了当时一场著名的争论：火烧赵家楼和痛打"卖国贼"对不对？坚持法治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梁漱溟、胡适认为错了。用梁漱溟的话来说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而陈独秀和多数人则认为合乎"正义"、"国民公意"的群众运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拙作以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思想家们面临要不要维护新文化运动基本宗旨的严重抉择。"后一思想继续发展，加上其他条件，终于导致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建立。学术是在争论中前进的，见仁见智乃常态。但有些官员的读后感却令我哭笑不得！其中一点是："胡适、梁漱溟还没有正式平反！"在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两人的文集、全集，经中共各级党委宣传部批准举行的胡适、梁漱溟学术研讨会接踵举行，研究他们的论著车载斗量之际，为什么还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宗旨是不是争取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法治、科学理性等等，学者追求的是历史实际，力求不贻笑大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这些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体现着这些先驱们为之献身的现代爱国主义真谛。你不同意吗？"拿证据来！"真正的学者没有唯权势是从的习惯。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可自成一说，让读者和时间去审判。"官大学问大"的中世纪陋习，早就应该扔进垃圾堆了。无独有偶，远方传来儒林内史新一章，权势审读某书后批示："胡适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稍有20世纪中国思想史常识的人，只能瞪目结舌。1999中国，"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 4
路难行；怎么走？注经解经，且有"创新"，一帆风顺。只认事实，拒绝亵渎良知，理性地解读历史，艰难，艰险。在我的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不愿再作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敢于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哲学是智慧之光；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这段话写于1985年2月，是小结，又是铭刻在心的信誓。
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同行大约不少人会同意：中国人受尽内外敌人欺凌，看够了官场腐败，历经极端可怕的穷困，哪一个不企盼民富国强、吏治清明？问题是路在何方。一部19、20世纪中国史，其实是寻路史。
19世纪前60年，多数人沉溺于古方正药，从陶澍、包世臣、龚自珍……到嘉庆、道光、咸丰皇帝等朝野人士，莫不冀图依据祖宗家法"励精图治"、"整顿"或"自改革"；留下的仅是颇堪同情的几声历史回响。余下的40年，统治者接受的方案是祖传体制不变，学点西方伎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更令中国人无地自容的是，19世纪中国，竟以义和团事件为休止符。历史写下12个大字：死的拖住活的；传统吞噬现代。
20世纪写的是什么？70年战争和动乱，30年改革。世纪初的改革，揭开了制度转型的第一页。三次打击扭曲和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一次是清帝国拒绝加快民主进程，
百姓被迫诉诸武力。第二次是统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于披上龙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开启了军人干政，拥兵自重，扭曲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过程。第三次更惨，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5 的恶果；确立了独裁、专制体制；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1949，人们满怀希望进入20世纪下半叶。可是，随着取缔私有制，全面公有化，为各级官员随意干涉经济建立了牢固的制度基础。中国的经济生活除出现各国官办企业的共同现象如效率奇低，浪费惊人；化公为私；冗员甚多；发展迟滞等等外，还出现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观：一是以大跃进为颠峰的千奇百怪的瞎指挥。另一是形形色色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巨大代价后面，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命令经济体系。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兴无灭资到全面专政，自由消失，积极性、创造性也随之消亡。问题依然是传统的专制吞噬了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财产所有权。
把中国从经济崩溃边缘和民怨沸腾中解救出来的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奥秘无非是两条：一是政治家恢复了常识理性，不再把玄妙莫测的东西作为施政的指导方针。理论让理论家去论证，说两件听来的小事。70年代末，邓小平在广东说了一句话：为什么那么多人逃港？那边的工资高嘛！（大意）谢天谢地，他认可了老百姓早已知道的常识！这也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依据之一吧？90年代初，又是在广东，他肯定了市场经济。除了喋喋不休的理论家们外，这是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早已知道的常识。二是逐步认同现代主流文化。改革开放20年的收获之一，是把法治、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权写进了宪法。
铁的历史事实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化；而灾难则由于传统的中世纪孽根未净，是未经净化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对中国人说来，正视这个事实很不容易。障碍在于古老民族不应有的自负。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人力图构筑自我封闭的思想堡垒。
最初是妄图坚守全封闭的堡垒。直至19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不准"以夷变华"。即使是修铁路、办电报、建学外国语的同文馆以及其他新式学堂等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也要费尽唇舌。他们振振有词："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6 出路是"非圣之书，屏而弗读"！7 别以为这仅是几个腐儒的胡言乱语，它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天朝心态。
继之出现的是力求保住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框架。它突出表现在19世纪的中体西用和20世纪30年代见诸文字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这是被迫退却后的半封闭文化策略。伴之而生的是以攻为守，给现代文化进入中国制造了种种罪名。
"全盘西化"！这是贯串20世纪的骂声。他们忘了，西化不但不是错误，对不少国家和地区，还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而所谓全盘不过是吓唬人的假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大学的青年教师陈序经确实有过这样的主张，基本意思是扫除中世纪遗毒,促进中国现代化。现在看来，确实有些偏激言辞，但只要不以偏概全，再看看20世纪中国如何被过时的传统压得透不过气来，就不会苛责前人了；而他40来岁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作为一个优秀教育家对中国文化作出的贡献，有多少当今的校长能望其项背？冷静地想一想，审视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哪里有过"全盘西化"？它们振兴的速度，不是与学习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吗？
中国文化当然有极为优秀的一面。且不说唐诗、宋词、中医药等等至今仍光芒四射的瑰宝，就以思想传统来说，在近代中国其积极作用也历历在目：一是吸纳异文化的兼容精神。"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以外皆六经！" 睿智如魏源，鸦片战争后立即察觉文化是多元的。其他胸怀较宽的儒者，也以"礼失求诸野"、"一物不识，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为依据，赞成吸收外来文化。
二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方法，成了突破僵化体制的内在动力。
三是"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成为变革的理论依据。
四是自强不息和坚持正义的民族正气，是反抗强权和内外交困中百折不挠的重要精神支柱。 不过，主导一面是消极的。传统僵化为坚硬的体制、道统、学统。天不变，道亦不变；严华夷之辨，不准以夷变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这些奇特观念，牢牢笼罩着腐朽的中世纪体制，阻挡着内外力量的冲击，一再贻误变革的时机。中国的新文化不得不主要以舶来品的的面目出现。
"西方中心"！古往今来，中心及其多寡都是自然形成的。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但无论中国人高兴不高兴，17世纪以降，跑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是西方。企求民富国强、社会生活现代化，非学习西方不可。19世纪的先进中国人为此大声疾呼，时至今日这个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此时此境，高呼反对"西方中心"，这是一种新的语言霸权，它将带来什么后果？文化没有国界；学习西方不等于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拜倒在西方脚下。而以此为借口拒绝学习现代西方主流文化，必然贻误社会的发展进步。
"文化多元，没有高低之分。"这大约是最能满足中国人民族自尊情绪的口号了。但历史拒绝情绪。奴役和残杀弱小民族的悲剧不允许重演。不过，文化有自身的生死规律。任何文化体系，如果不在现代主流文化的普世价值（自由、法治、民主、平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只能导致民族衰亡，而自身则或迟或早沦为博物馆的收藏品。要是说在以自由、法治、民主为基本运行框架的发达国家讲多元文化，足以进一步保障弱势族群的权利，更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未完成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自矜固有文化体系如何高明，除自我陶醉的误导性外，似乎好处不多。当然，这里说的不牵涉私人生活领域，关注的焦点是决定社会运行方向的文化体系。
中国人也许将来会对未来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19、20世纪乃至未来至少30年的中国，却是现代文明的学生。许多糊涂观念和荒唐行为，都与没有接受这个严峻的定位有关。当前流行的"与国际接轨"这句话，倒一针见血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为了正视这个现实，应该澄清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认识问题；而其核心正是应该实事求是肯定新文化和输入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
一进入19、20世纪中国史，迎面而来的是随处可见的狭隘民族主义煽情。多少年来，盲目歌颂反对外国和外国人成了主旋律。鸦片战争后，不让外国人进入通商口岸城市那么愚昧、狭隘的举动，居然直至20世纪末仍被一些人说成是爱国主义典范！义和团那样盲目排外的暴行，更是救国、反帝的近代三大革命高潮之一！与此同时，敢于批评本国落后愚昧，如实介绍西方先进事物的先驱，则视之为买办乃至卖国分子。至于外国人，几乎都是如假包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一个政治家特别是弱国的政治家，处理国际关系时会否定妥协和遵守条约的必要。时至20世纪90年代，竟被自封的思想法官审定为必须批判的错误观点！不胜枚举的此类咄咄怪事后面，是极其可怕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千人千面，认识多元。奇谈怪论并不可怕，要是它与权力结合，强迫人们接受，那就极为危险了。而我们面对的恰恰是如此可怕的局面。
这些粗俗、低劣货色远未充分揭穿之际，又来了一些新理论。据说中国的事坏在漠视传统；而唯一的根据是西方某些大师的言论。如果话语可以作为是非标准，世界按照大师的意愿剪裁，那可太美妙了！可惜，这与19、20世纪中国的实际相距太远了。从清末皇帝倒民国总统，他们学西方，办新政，无一不同时从传统寻找资源。那些民间思想家们--康、梁、章太炎等人，也无不力图从祖传武库中找寻合手的刀枪。于是，以古代的乡校比附议会，用民本混同民主……为俗人说法，用心良苦。而在实际运作中，与其说彻底废弃传统造成混乱，毋宁说传统太盛法治不彰带来恶劣后果。
最新版本则是反对"后殖民"或"新殖民"。有位文人说："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接受了殖民话语"。9 在他看来，只有反对启蒙运动以来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西方主流话语，以及中国当前流行的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口号，才能摈弃西方霸权，抵制后殖民，建立中国本位文化。单从字面上看，这个主张，可说是颇为雄辩。但放到历史大框架中去考察，实质是19世纪中国的回音。
从一定意义上说，16~21世纪的世界史是从中世纪的多元走向一体化的历史。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迈过现代化、全球化这个门槛。其基本内容是：市场经济、自由、法治、民主、人权保障、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独立、各国的逐步联合。这个历史进程有非常丑恶的一面，但任何道德义愤在它面前都无济于事。一个民族或地区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会不会经过殖民化阶段，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内在状况。19、20世纪中国的苦难，就是这个过程的代价。道光皇帝、义和团、张宽说的其实是同一句话："不准以夷变华"，尽管他们用字不同，程度也有差别（道光皇帝和张宽都有意学点西方）。社会转型指南只有一句话：接受现代普世价值！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是讲多元文化吗？那是以建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为基础的多元；否则你那一元只能放在博物馆中供人们欣赏。蛮横至极，可这就是历史。
"这是蔑视社会正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永远需要批判；作为张扬正义的一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人类积累的宝贵经验。但人们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因素；时至20世纪末，由于各种力量交锋和互相渗透，两种体系的界线更是日益模糊。理论家的探索是勇敢伟大的；而闭目塞聪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后人，却十分卑微。谁想真正关怀弱势群体，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者追求的诸如此类理想，就不能不研究苏联崩溃、福利国家的困境及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进展等等经验。而其前提则是不要再用姓资还是姓社作打人的大棒。
思想无罪。在这一领域的任何钳制和镇压，都与约许提供比资本主义更大和有真实保证的自由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它不过是中世纪的余威。专制主义思想统治吞噬了黄宗羲、龚自珍、魏源等先驱的自由、民主思想萌芽，让西方传教士扮演了启蒙者的脚色；使中国传统思想黯然失色。中国人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但第一份中文报刊是外国人办的。如果简单地视之为"文化侵略"，那就太可悲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工商，未知尽力竭力矣。"10 "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设使国主任情偏执，借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11 这里说的自主就是现在说的自由。这是1835和1838年洋人在广州传播的观念。言简意赅，说透了国家兴旺的基础是自由；自由离不开法治；法治主要是约束统治者，保护公民权利使之不受侵犯的工具；自由与肆意放纵不是一回事。如果历代统治者能领会这些现代文明常识，一部19、20世纪中国史就要改写。令人脸红的是，160多年过去了，不少中国官员至今仍不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社会转型所以如此艰辛，付出惊人代价，很大程度上是思想钳制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颠峰，根本原因是当时有比较自由的环境，有了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雏形；至今超越无期，根源在制度缺陷。我为新文化辩护，就是为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辩护，为中国社会转型辩护，为那些在社会转型中前赴后继的先驱们辩护。归根到底，是为完成社会转型的伟大历史任务略尽绵力。
1999年12月。
注释：
1.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第56~65页。
2.王拭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第1587页。
3.见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广州）第300~312页。 4.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
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北京版）第三卷第918页。
6.《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第30页。
7.倭仁：《应诏陈言疏》，〈倭文端公遗书〉卷二。
8.魏源：《观物吟》，《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北京）第65页。
9.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第17、22页。
10.《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乙未年六月），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第186页。
11.《自主之理》，同上（道光戊戌年三月）第3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