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口述历史资源反映的是大众文化和大众记忆内容，收集整理这方面资源，有助于增强 公民道德意识及其自觉的社会主人翁态度。为了准确深入地再现口述历史，发挥口述资 源的作用，历史学者应在尊重史实并不断提高史料分析技能的前提下，善于去捕捉有用 信息，把握好与被采访者在思想情感上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契机。口述历史应被积极运用 到体察民意和改善社会环境的工作当中去。
口述历史的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不见经传、甚或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 生活与思考。口述历史的采撰写访者可以是社区工作者，也可以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可 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自由职业者。口述历史内容可以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交汇、 交叉，也可以没有直接关系。口述历史可以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传统历 史研究顾及不到的方面，启发人们的思考。
一、作为人文群体的口述者
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显人文个性或地方色彩、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人 文社会群体。与传统历史调研方法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并非出 自上层社会或是名人要人，而主要来自社会各不同阶层。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 击者或参与者，但更多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当代普及教育与调 研方法，已经在美国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在美国中学给学生制定的口述历史作业中， 学生们被要求采访搜集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爷爷奶奶的故事，“彼时与此时”的 短文、亲友小传、家史记念集或展览，移民史、社区故事等。[1]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劳 动，包括采访、整理、汇报和展示自己的收获，将学习与自己的思考和兴趣点有机地结 合起来，培养了个人关心和爱护家庭、社区和地方发展的习惯，以及自己作为一名国家 公民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美国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视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体特征上。多元人文群体包 括移民、妇女、同性恋、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等 等。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人民经历的是一个多元的美国历史。例如，《阿帕契史诗 ：殁》以最后一个阿帕契部落酋长的回忆为主线，以阿帕契部落近代变化历程为核心， 展示了这一印第安部落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这一部落人民特有的思想情 感和价值观念。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作者伊夫·波尔(Eve Ball)采访了三百多位阿 帕契人以及与这个部落有过各种重要联系的其他美国人。这部写于1980年的印第安人史 诗已经成为口述历史的一部经典作。[2]在另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 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作者保罗·布尔(Paul Buhle)在前言这样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 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 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保罗·布尔的采访历时二十 多年。作为一名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教授，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 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3](P3—4)
口述历史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回忆在西 方史学界被称之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3](P2)，也叫“大众记忆”(Pop ular Memory)[4](P205—52)。对此，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有关讨 论对美国学术同行有重要影响。(注：有关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论述，参见 拙著《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134页；张隆栋主编： 《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 “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也可以产生有关过去和现时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指有历史意义 的知识，是因为蕴含着这些知识的“大众记忆”包含着值得珍视的历史良知：
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有关过去的常识。虽然这种常识也许缺乏一贯性和说服力，但它包 含着良好直觉的成分。这类知识通常在没有任何加工的情况下，在日常谈话和个人的比 较及陈述中不径而走。这类知识也许会在一些带着亲情的文化形式中被记录下来，如信 件、日记、照相册和与过去相连的收藏品等。[4](P210)
大众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表达出来，以录音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借助多种流散于民间 的文化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往往会拿出自己保存的文字物 品等，帮助自己在脑海中唤起回忆的某些内容。
对于口述材料蕴含的基于实际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的历史知识，史学者的一 个重要工作是对之加以发掘和客观再现。在这方面，科技的发展，录音机的普及及其性 能的不断提高，被看作是口述历史产生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录音机的存在与应用较以 往手段更为真实、准确地记录下采访的全部内容，使之成为采访者本人和其他研究人员 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此外，作为普及于20世纪的新的传播媒介，录音机与摄影照片、摄 像机等都是不同于传统文字传媒的、作用于人的视听觉与思维的历史记录新手段。这些 产生于20世纪的新媒体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从而使历史调研的方式更为丰富充实，并且 能够为后人提供更为真切、具体的历史调查素材。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传统治学，也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和文献考证，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通过特定理论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用来鉴别真伪 或者事物客观与否的尺度，已经使历史学家带有自身的主观色彩。进一步而言，当史学 界自身的文化氛围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或冲击时，历史撰写便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层变化无疑源于史学家自身的变化。与此同时，决定纪录历史“事实”的尺度又何 尝不被文化氛围所包围着呢?不过对这些“事实”的不同阐释反映了不同理论的争鸣。 再者，传统治学注重通过实际考察来证实和辨明历史事实的真伪。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 究中心的学者不满足于以考察和收集“事实”为特征的传统史学态度，认为这种史学态 度虽然注重实际，但他们的方法受局限于档案调研的特定模式，受局限于对作证据用的 文字资料的过分依赖。
相比而言，口述历史改变传统治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口述历史使历史学家的角色发 生了变化。历史学者成了采访者，“在重要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又发现自己 已然离开了办公桌，分享着在人际交往上的经历”[4](P222)。从主观上讲，史学者要 积极发挥自己能动的思考作用，不断改进调研水平和采访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讲，史学 者要尽力减少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偏见，并充分调动口述者展开回忆的积极性。具体 而言，史学者在每一个具体口述历史项目上都要有周密的设计、规划，如可以运用量化 社会学方法等；同时又要留有余地，避免先入为主地用一种理论来直接概括一个社会群 体的思想。要首先关心这个人文群体如何表述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以及这个群体的价值 观和行为方式如何。与此同时，史学者要不断提高采访技巧，从而减少偏见，包括利用 一定时间去研究了解人的记忆特征问题，认真对待口述材料和提高口述历史分析技巧， 与历史见证人进行良好沟通，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如不用其实际名字等等。
在上述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历史教授简·雪伦·德哈特(Jane Sher ron De Hart)对自己采访工作所作的总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为了就美国当代历史 上的男女平权修改条例问题写一本书，德哈特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对北卡罗来纳州赞 同与反对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一百多人进行了采访，并于1993年将自己采访 后对历史治学进行的思考发表在《美国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上。德哈特记得，采访开始她很自然地采用了传统治学态度，也即首先找出能够代表 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的最准确最客观的内容。其次，对有关信息的价值和可信度进行严 格审查。第三，将有事实可信度的信息加入历史叙述中，摈弃验证不合格的部分。[5]( P585)最后，将人的记忆看作是一种可以完全客观处之的检索系统。
德哈特一开始便出师不利：支持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人不愿因走露自己活 动的风声而影响事态发展进程，不愿与她交谈。反对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人 则因为德哈特的女权主义身份而不愿接受她的采访。为此，德哈特改进了采访策略。这 些策略包括与自己的男性采访同事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一起，约见州议会发言人了解情况 ，仔细分析自己采访对象的背景，作尽可能充分的采访准备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并没 有太大帮助。不久，德哈特认识到与被采访者保持客观距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对于本 来就已经在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与采访者有距离的反对派来说，如果采访者能够表现 出同情心、并且努力感受被采访者的思想情感，这被证明对工作是十分有利的。而对于 采访者本人早已尊敬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以及那些给予采访者本人各种帮助、包括安 排吃住的人，再保持距离就显得做作、甚至虚伪了。德哈特认识到：“不论保持距离与 深感同情的各自比例有多少，不论采访者意识到与否，采访者都必然置身于采访中。” 为了合情合理地与口述者进行交流，而不是刻意呆板地与口述者保持距离，德哈特这样 总结说，采访者要有“富于同情心的耳朵，再配上仔细审查笔记和纪录时有鉴别力的眼 睛”[5](P588)。
德哈特的第二点收获关系到采访中的对话与记忆问题。在详细分析了采访男女平权问 题必然遇到的一系列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以及美国政治圈子的操作特点后，德哈特总结 说，问题的关键是，每一个参与对话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自己在社会、心理、以 及文化方面的偏见、观点、和特有表达方式。德哈特指出，“不论自己意识到与否，这 些因素不仅影响到应答的信息，也影响到所提出的问题”。采访内容是由口述者与采访 者双方的对话构成的，而且对话“绝不仅仅是检索记忆”[5](P590)。德哈特采访的是 一个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口述者与采访者常常会一起对各种不同历史陈述加 以比较。不同历史陈述又会因历史事件的新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德哈特指出，记忆本身 是一种“想象行为”，记忆行为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过程”。德哈特及其同 事从有关对记忆的研究中认识到：“真理不仅存在于可以被现实证实的陈述中，也存在 于任何传播意念的载体上。修饰语和事实本身一样重要。”(注：针对人的记忆特征以 及有关“事实”与“修饰语”的争论，德哈特建议参看Edmund Blair Belles,Remember ing and Forgetting: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Memory(New York:1988),xi,Jo hn Murphy,“The Voice of Memory:History,Autobiography,and Oral Memory,”Hist orical Studies,22(Oct.1986),pp.157-75.)[5](P592—93)
对话和记忆问题使德哈特自然联系到采访者与口述者双方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史 学者自身受制约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而被采访者群体也有一种人文背景。对口述历 史的历史阐释包括对形成文本的文化的文化阐释。德哈特将这一阐释过程解释为历史建 设过程。为了做好历史建设工作，采访者要善于克服自身文化的局限，将采访中出现的 文化问题与其他已经成文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何处理那些在采访中常常 出现的、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信息呢?
德哈特认为，采访者不能以先入为主的看法来轻 易否定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口述内容。有时一方认为是无知、非理性的陈述，并且也得到 社会舆论或其他文献证据的支持，经过采访后就不尽如此了。当采访者听到当事另一方 的私下陈述和看到当事人写给立法官员的信件后，就会在比较中获得一种新的逻辑和理 性。重要的是，口述证据与文献证据同样重要，而口述证据的获得会使人更加意识到所 有证据都有局限性。
出现于采访中的记忆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说话人的特别用意等因素，都影响到口 述历史的最后形式。德哈特在总结自己的采访工作时说，采访牵涉到如下几项因素：进 行建设性采访来获得口述史构架，仔细分析关键内容，然后再将那些关键内容与文献资 料的关键部分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史学者再重新撰写一部历史论述，解释关于男女 平权修正案的分歧、女权主义，以及争议双方各自的文化世界的含义等。德哈特的实践 总结表明，采访者一方面要关注采访中出现的种种人文特性，同时不应在种种不确定因 素面前退却，而要尽力接受采访内容的丰富信息，并对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加以科学分析 。德哈特总结道：“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要搜集到尽可能多的证据，同等对待文献和口 述材料，对其加以比较验证。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 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的意义 。”[5](P595)
从当前治史看，美国历史学者运用口述资源为素材撰写历史的情况已不鲜见，但各自 对处理口述资源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要对口述史调研情况加以说明之外，如何运用口 述资源取决于史学者的历史阐述角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调研手段，虽然口述历史有不 少传统治学不能替代的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史学者要对其有选择地加以运用是一个 常识。为此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审查口述资料时，要思考口述 陈述本身没有反映出的历史决定因素问题。这些因素也许存在于其他不同形式的相关历 史资料之中，所以要将口述者的个人陈述与同期其它历史素材进行比较分析。[4](P227 )
正是因为口述历史伴随有种种个人或地方色彩，以及采访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口述史学者应在前言或者口述历史之中进行解释，这已经成为撰写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 步骤。让我们再来看看《阿帕契史诗：殁》这部口述历史的例子。作者伊夫·波尔首先 在前言中介绍了自己如何在经过四年不懈努力后终于得到第一次采访阿帕契酋长的机会 。然后波尔这样介绍了自己对口述材料的态度：“无论证据是否与我的观点一致，我都 按照我发现它的样子将它呈现出来。”[2](PXXI)她还在前言结尾处专门写给读者的注 解中表明，《阿帕契史诗：殁》运用了四种不同表达方式：
作者的几个出自口述来源的叙述在很少或没有经过任何编辑的情况下被再现出来。由 于要将两种或更多资料结合起来，作者对其它的口述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因为有 些地方既不适合于将作者与她的口述史提供者的简短对话合并到讲述内容中，也不宜将 其缩减到注脚中，所以这些对话穿插在整部书中。最后是作者的历史叙述。[2](PXXIII )
保罗·布尔撰写《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角度是写思想史的角度，此书是对美国20世 纪左翼历史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析。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抽象严肃的问题：“马克思主 义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3](P9)他的历史阐述运用了报纸杂志等历史文 献、档案馆资料、口述历史、和一些重要的历史理论著述。布尔在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很 多口述历史个例，他显然已经将对口述历史的大部分分析融合在自己的历史陈述和理论 分析之中。但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自己参与了“美国左翼口述历史”调研项目、口述历 史在此著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口述者与他本人的亲密关系。最后，布尔将自己的著作奉 献给“美国左翼口述历史”调研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后期被采访者。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作 者对口述者的高度重视，以及口述历史对作者进行历史阐述的重要作用。
口述历史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观点的史学家们有一个虽然不很稳定的共识，也即具有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思想 前提的历史观要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政治。他们最关心的是揭示阶层、性别和种族矛盾 上的深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更为理想的社会体系。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口述历史 的人文性同时反映在作为人文群体的口述者和史学者双方的文化背景上。如前所述，口 述历史学者十分关心教育者或知识分子在知识创新与积累中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关心社 会问题，要发掘和利用大众或多元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明确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游离于 社会关系之外，这一认识对有效进行采访尤其重要。他们对自身社会存在有明确的认识 ：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是社会中坚力量，同时又有自身在历史调研中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多有工人文化背景，往往与采访对象有 强烈认同感。他们无疑有马克思主义注重工人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同时又要将这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其他西方人文传统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关心工人生活，关心大众 文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实西方民主政治斗争体系来为自身利益服务。这也就构成 了他们围绕权力问题展开文化讨论的重要理论特点。[4](P227)从教育机构本身来讲，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仅关心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改良作用，也很关心如何使口述 历史的知识能够反馈到为普通人或工人利益的服务之中。他们强烈希望促成工人文化及 其社会存在对教育和知识的创新和积累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特别关注教育机构与地方社 区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社会上扩大工人阶层影响的问题。
与此相比，美国学术界不仅将口述历史运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更主要是把口 述历史理论与美国多元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美国当前所面对的多元文化被看作是美 国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威胁所在。多元文化的内容既可以在西方人文传统之内，也 可以在其外。美国史学家们没有英国左翼史学家那种要使口述历史近乎纯粹地完全服务 于工人阶层的焦虑。对于被采访者，有一些人认同，有一些人则不认同，或者持保留态 度。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层面上，有关学者毫不犹豫地运用口述历史为理解和认识现 实社会的变化、促进社会自身的交流与认识服务。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争鸣的角度出发，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对美国口述历 史的工作也存在非议。大家知道，有关社会分工问题，或者说，社会分工是否就是不合 理地扩大了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问题，是西方历史及社会学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 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中被看作是现当代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它限 制了人的自由发展，从人的经济和社会存在上肯定和促成了人的不平等以及不和谐关系 。当然，也有肯定社会分工的理论，其最著名学者是西方社会学奠基者、法国人奥古斯 特·孔德(Auguste Comte，1789-1857)。(注：奥古斯特·孔德有关社会分工、尤其是 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社会分工理论在妇女研究领域受到批判。有关孔德对我国的影响， 参见郑杭生、李迎生著：《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与这一 理论探讨相对应，经济高度发展的美国正是精密复杂社会分工的典型代表。对多元文化 的研究是进行合理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与此相关，美国出现了不少由政府赞助、耗资 巨额的口述历史项目。对此，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学者有如下评论：
这类项目的关键特征是它们倾向于强化社会分工、更确切说是使社会分工更加多样化 。这里的社会分工不仅指研究主体和对象的区分，而且在研究人员中也存在着那些撰写 、思考和从理论上构架项目的人与主要管理项目者的区别。在美国这类分工的程度已经 到了如此地步，人们可以一方面设计出一个研究项目，然后再雇用一个商业公司去从事 实际操作。[4](P249—250)
当然，美国也有缩小不平等差别的做法。当代美国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明确提出，“ 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用美国著名社会主 义历史学者艾丽丝·凯斯乐-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的话来说，“对于我们中 的许多人来说，历史就是探索社会变革的本质”[6](PXV)。应该看到，这里谈到的变革 思想并非指要开展突发性激烈社会运动，而是指不断就具体情况展开理论探讨和社会改 良工作。妇女史学者的工作包括紧密围绕妇女问题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和探讨，而探讨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认识、和寻求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方法。
如果就此来小结一下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有关口述历史理论的话，其重要科学论 点有两点。
第一，口述历史研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特别强调， “一定要同时成为关注现时的历史学者”[4](P205)。他们认为传统历史研究过程被看 作是史学家与“他的证据”之间的对话过程。这种史学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事件看成是 已经消亡并且与调研无关的存在。[4](P221)时至今日，再现过去的渠道不断增加：各 级国家机构发布的文件、教育学术界出版的专著、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馆等的陈列内容， 影视传媒、由出版商掌握的各种历史性书刊和出版物、地方志以及各种协会和组织的出 版物和口述历史等。[4](P242)在英美，所有这些机构组织的历史态度并非和谐一致。 它们共同反映出的是一幅复杂和充满矛盾喧嚣的画面。左翼史学家有一个明确的历史态 度，那就是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现实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发展。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口述历史研究具有变革现实的意义。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在 于它饱含“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众记忆”[4](P242)。对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来说 ，大众记忆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成为政治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大众 记忆引起人们对过去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关注，而不仅是对过去的关注。正是由于过去活 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人们的记忆中，它必然能够发挥影响现实的重要作用。口述历史的这 一性质可以帮助人们去质疑现存体制中的问题，努力消除社会上阶层、性别和种族矛盾 上出现的严重问题。不仅如此，发现新的历史素材或者说历史证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历史变化本身：“由当代社会事件引发的政治或理论兴趣所产生的变化，比新历史 材料的发现更能导致产生历史阐释的重大变化或历史撰写的新路子。”[4](P225)英美 的口述历史构成了关注现时和探索社会变革本质的有利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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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03期第69～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