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前不久，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文学院唯一懂得中文的马悦然先生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为什么马先生要我向莫言道歉呢？原来在2011年11月8日，莫言在腾讯微博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
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
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
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我以这首诗为例子，批评莫言没有守住底线，参与了歌颂唱红打黑。马先生说，只要具备基本汉语常识和平常智力的中国人，都清楚这首诗是讽刺，说我对莫言这首诗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许纪霖以及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
“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究竟是歌颂、还是讽刺，抑或不褒不贬的客观叙述？关键要看后面两句。一个星期之后，莫言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坚持这首诗是讽刺，但他承认诗中所谓的“黑马”，是指那些“假愤青”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们知道，当时在网络上顶着风险公开批评的，正是莫言嘲笑为“窜稀”(拉屎、拉肚子的意思，北方的骂人方言)的“公知”。退一万步来说，我们相信莫言说的是实话，“为文蔑视左右党”，相信他不仅讨厌自由派公知之“右党”，也反感“左党”，内心暗藏嘲讽的小小冲动，那么，比较起对“公知”的公然蔑视，嘲讽未免显得过于隐晦，十分的小心翼翼、左顾右盼，给自己留足了可以全身而退、比正常要多一百倍的安全空间。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旦嘲讽隐晦到了连“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都无法窥见个中的微言大义，反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要想不被误读，也难。
莫言的作品的确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流作品，虽然他的文学风格见仁见智。在莫言的作品里，他写自己的家乡高密，以农村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深层欲望来挑战人间的既成秩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之中有一些颠覆性，比如说《蛙》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明显的控诉，他是具有一定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家。问题是，他的作品与他的某些政治表现为何如此判若两人？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莫言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莫言，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莫言自己坦承：“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这样一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也是当下中国普遍的精神症状。每个人都不能幸免。李安在谈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头老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莫言”，代表着怯弱、恐惧和双重人格。我承认，我的内心也有一个“莫言”，虽然我经常与“他”悄悄地搏斗。
当然有错的首先不是莫言，而是造成他人格分裂的环境本身。但“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状态。与其说是讨伐“莫言”，不如说是讨伐我们内心的黑暗，拯救自己的灵魂。
两种丧失底线的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最令人担忧的是，是各种底线不断被突破。从精神现象来说，丧失底线的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另一种是犬儒主义者。
如今在作家、文人和知识圈里面，价值虚无主义已经相当泛滥。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可以不问是非善恶，只要好玩、有利益可图就可以了，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当下。谁一本正经，太认真，谁就为世人不容。这股价值虚无主义之风在文学界尤甚。回想上世纪80年代，站在思想解放最前沿的，代表着国家和民族良心的，不是别人，正是作家群体。巴金在《随想录》中对“文革”的深切反思、对自我的真诚忏悔，曾经震撼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曾几何时，良知的重负被不少知识分子轻轻地放下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思潮是从王朔开始的，他的“躲避崇高”式的讽刺挖苦，将传统意识形态的荒谬解构了，同时也将启蒙所代表的正面价值也一并给灭了，因为在他看来通通都是虚妄的宏大叙事。谁都不要谈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流氓是不问价值，不讲底线的，在乎的只是利益，以及小圈子的义。
2005年，我所在的研究所作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实证抽样调查，有一个问题是问受访对象，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居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意味着价值虚无主义危机之严重，许多涉及到基本的道德伦理，包括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过去属于“天地良心”的常识，到了今天反而说不清楚了，什么做不得的那条底线不见了，于是各种毒馒头、毒牛奶，毒胶囊都出来了，政治伦理之是非也变得模糊，底线被一破再破。
第二种是犬儒主义。知识的犬儒通常都是很智慧的，有自己的价值观，是一个明白人，只是外面的世界太黑暗，自我的挣扎也很无奈，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随波逐流，顺应世俗。他们在私下聊天时比谁都明白，但一旦坐在某个位置上，就非常清楚屁股决定脑袋、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曾经发表文章，尖锐批评中国顶尖高校的年轻精英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智商极高，比任何人都愤世嫉俗，但在现实生活中，比谁都能积极主动适应体制，而且懂得在这个体制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
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价值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还真的不算少数，甚至已经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之下，“文革”再来一次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我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在知识分子内部，积极表现的是少数人，而勇敢抗拒的也不多，大概各占10%，而其余80%的人，都是随大流。不少人内心很明白，但是太软弱，该守的没有守住。也有些知识分子，连底线的意识都没有。中国历次运动的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
坚守底线，抵制平庸的恶
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集权主义的社会根源之一是平庸的恶。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虽然不是坏人，却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底线原则，绝对地服从上司的命令跟着作恶，这就是平庸的恶。我上面谈到的那些丧失了底线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犬儒，公正地说，都算不上什么“平庸的恶”，只是“平庸的乡愿”。所谓“平庸的乡愿”，就是不主动作恶，但恶来了也不拒绝，他们对待恶的态度，乃是所谓的“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一切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平庸的乡愿”没有直接的危害，不该受到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制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道德上和舆论上也拥有不受批评的豁免权呢？这就要看是否涉及到底线。如果没有涉及到底线，我们都应该有足够的宽容，但一旦触及到底线，没有谁可以用“宽容”来作自我辩护。特别是公众人物，需要担当更多的道德责任，因为权利和责任是相等的，既然拥有常人不具备的优势地位，那么就应该比一般人承担更高的道德要求，承受更多的舆论批评，哪怕属于合理范围内的失真，也是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
儒家讲“知行合一”，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而是你的行。儒家也特别强调身教，要通过你的人格、行动、道德实践来感召周围的人。今天这个时代似乎知与行分离了，虽然我们不以言废人、也不以人废言，但作为公众人物，不仅要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也要以自己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来证明自己，经得起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批评。
孔子认为有两种人：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是勇士，是能够放下身家性命与黑暗势力斗争的人；狷者没有这么大的勇气，他只守住了底线，有所不为。要做一个狂者很难，道德要求太高了，但狷者的有所不为，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做到的。这就是正派人。
在有些情况下，你要有所不为也很难，上面的压力很大，非做不可，这可以理解，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主动猜测上面的意图，层层加码，上面的保险系数是1，到了下面便是10。在不用付代价、或者只要付很小代价的情况下，都守不住底线。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然而，社会毕竟在进步，体制也比过去松动许多。虽然我们无法在许多公共正义的问题上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但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护一己之价值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今天许多人都在抱怨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们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因为不管你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体制已经内化为我们不自觉的灵魂，所以它才能大行其道。一个人究竟是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并不重要。不能以为在体制外就天生光荣、一尘不染，而体制内必定是黑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有，在体制外用体制的方式思维、行事的，也有得是。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底线意识。重要的不是你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能不能在一些事情上做到有所不为。
村上春树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发表过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我们需要一场像上世纪80年代巴金老人所发起的灵魂拷问，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不是GDP，而是每一个国民有人格的尊严。
我很欣赏崔卫平教授说的这段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要力所能及地坚守底线，学会对邪恶和无聊说NO。“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这个蜡烛就是内心的蜡烛，对内心信仰和底线的坚守，以及力所能及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