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变，苏联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选择了放弃北朝鲜政权的下策；而中国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在远东扩大其势力范围，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又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战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朝鲜领导人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挡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而一旦敌人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政治局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立即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求救信。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朝鲜领导人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的援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同时，信中还要求斯大林在苏联无法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
斯大林在接到此信的当天给平壤回信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地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与中国同志商量”。 同一天，斯大林也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十分客气但又非常坚决地直接要求中国派军队到朝鲜作战。电报说：“如果您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派部队支援朝鲜人，那么您应该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我们的朝鲜同志有机会在你们的部队的掩护下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中国军队可以考虑作为志愿军，当然是由中国人指挥。” 同一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也直接请求毛泽东、周恩来派中国军队赴朝参战。朝鲜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中国当局为了表现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历史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 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则确有电报原件为证，虽然发表时略有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作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将这两封公开发表的电报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下比较：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俄国公布的电报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达了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说：
“……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表示，“毛泽东的答复表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与以前毛泽东同尤金、克多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会谈中表示的态度是矛盾的。”罗申还向斯大林报告说，实际上“中国政府无疑可以向朝鲜派出不只五六个，而是更多的做好准备的战斗师”。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从电报原件的形式看，此电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而是罗申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那么可以断定这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作出的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发出的。所以中国档案中就没有保存这个文件。那么，俄国档案中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查，中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10月2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当然这还不能作为主要根据，因为据说那时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经常是没有签发记录的。这封电报没有发出去还另有原因。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正式讨论。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据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上没有就是否出兵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也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 根据这种情况分析，10月2日中国领导人仍未对出兵朝鲜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不必再召开更大范围的会议继续讨论。况且，虽然会上决定由彭德怀挂帅，但毛泽东当时尚不知彭德怀的态度， 做出最后的决定自然要征求主帅的意见。反过来说，如果还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说明10月2日的会议还未作出一致的决定，至少是不会在4日会议之前就把这一决定通知苏联方面。 关于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估计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便下定决心要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于是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在中央领导人一起讨论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此事只得暂缓， 因此毛泽东便向罗申作出了暂不出兵的答复。当然，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
那么，中国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毛泽东当时决心出兵朝鲜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
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会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隐约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估计到初战方略的安排，都反映出毛泽东的担忧。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没有改变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封电报中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其次，毛泽东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而当时这个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 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北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与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第三，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 他很难向苏联方面作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直到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才统一了意见。一旦作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5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10月15日进入朝鲜。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
即使到了这时，毛泽东还是没有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斯大林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10月2日的答复后很快就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理由更加充分。斯大林首先表明他“完全知道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他们愿意派几支部队援助朝鲜同志”，并以间接的方式指出，中国“派军队到朝鲜”可以“避免出现使朝鲜成为美国的跳板和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反对中国的桥头堡这样的危险”。接着，斯大林提出了他认为有利于中国出兵的国际局势：“美国目前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恢复起来”；苏联作为同盟国支持中国将迫使美国作出让步；美国将被迫放弃台湾，并无法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跳板。斯大林还明确告诉毛泽东，如果中国“采取消极的等着看的政策”，那么“中国不仅不能得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都无法收回台湾”。针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中美之间发生公开的战争会把苏联也拖进来，并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的看法，斯大林激动地说：“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然而，斯大林的慷慨陈词并没有打动毛泽东，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决心出兵朝鲜，但毛泽东在10月7日的复电中仍然表示“现在不能派出部队，而要过一些时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毛泽东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
发表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英文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学术杂志《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年第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