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遇到的许多法国学者，都对法国150多年前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当代中国如此“走红”疑惑不解，大叹不可思议。他们都说，这本书在法国早就被社会“冷却”，现在只摆放在专家学者的案头。对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中国受到如此热捧甚至推崇，他们的惊讶、错愕远胜于骄傲。
其实这并不奇怪。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不能不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傅勒认为，至少直到20世纪40年代，即法国大革命160余年后，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二战之后，法国大革命史才逐渐从法国政治中消失，因为“今天，无论右翼还是左派，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而围绕17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
有趣且有意义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中国却未成为“历史”，还是现实中国的一部分，甚至是现实中的一个热点。各种派别、各种思想、各种观点都急切地对这本书、对法国革命大发议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赞同这一部分反对那一部分，有的赞同那一部分反对这一部分。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是轻率的改革引发了革命，还是改革的不彻底引发了革命？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是名副其实的新制度还是名新实旧的制度？……种种观点，激烈交锋。
若再细究，“托克维尔热”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大革命及托克维尔就引起了中国理论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从反思法国大革命，到将它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详作比较；从反思法国式启蒙，到将它与苏格兰启蒙详作比较。从那时起，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一直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背后的深层、真正的原因，并非中国人突然对法国史有深厚的学术兴趣，大发“思法”之幽思，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自己转型道路选择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场性”。法国革命成为中国转型路径最重要的参照系，人们研究的是法国革命，而真正的目的、旨意其实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成为理解、反思中国百年历史的一种“方法”。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名作《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将中国作为日本人更好观照、研究、理解日本的一种“方法”。循此思路，近30年中国的“托克维尔热”或“法国大革命热”，或可称之为“作为方法的法国”，即将法国作为中国人更好观照、研究、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这样，“他者”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历史，甚至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法国革命在法国已失去了“心理投资”的意义，在中国反而成为各方各派进行强大的“心理投资”的重头戏，只因法国的转型已经完成，而中国的转型正在进行中。
200多年前使“旧制度”覆灭的法国革命之所以与当下中国形成强烈的“对话关系”，只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在这种语境下，关于历史上革命、改革的争论成为关于社会转型的方法和路径的争论，其实质是一场关切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争论。
恕我套用傅勒的一句话：它的公民仍然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回到旧制度、继续改革或大革命。这种争论，必然会从学者讨论领域而转移到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热切关注的公共话题。围绕法国革命史展开的辩论不能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在历史的“强大心理投资”背后，其实是“社会现实心理”的真实反映，值得重视。
